家务都是由妇女承担，男人们整天无所事事的闲逛，抽鸦片，喝酒，在喝醉了以
后痛打妻子。在一开始，我想到的可能只是男人跟女人之间的问题。哪有这么侮
辱女人的，我想。血涌在脸上，我的脸肯定涨得通红。
我说：”你……哪个寨的？”
她背着很大的一筐马草，看上去很重，所以也应该是路被人挡住才挺起腰来。
她只是冲我笑了笑，没有吭声。她后边一直跟着个男人，被她的大草筐子挡在后
边。那人从她后边转出来说：”女大军同志……”
当地人都这样称呼解放军官兵，以后也同样用来称呼他们所说的”公家的人
”，境外来的人也跟着那么叫。他告诉我他们是境外过来的马帮，到镇里边收点
喂马的草料，而这个女人……是头人家的奴隶。
我憋了一口气没喘出来，可能还张开了嘴。我不知道我要说点什么。毕竟我
前二十二年生活的地方是福建的厦门。在国内，川贵的彝族在５０年代还保留着
奴隶制度，有传说那里发生过劫掠汉人到凉山地区当奴隶的事件，不过云南西部
的彝族已经是相当汉化的农民了。云南边境民族当时也的确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使用那么严酷的方式。按照纪律，我们不干预民族地
区的风俗习惯，也承认山官和头人的政治经济权利。但是要有问题我们会去找他
们谈，他们对于大军还是很敬重的。可对于国外的事我们就完全管不了了。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第三次。以后我常在镇里遇到虹。每次都是，她背着
整筐的马草，弯腰低头，拖着手脚上的铁链蹒跚地走在土路的一边。当然，也一
直光着身子。她的马帮请镇里的头人帮着收马草，然后他们进来背出去。我后来
想到他们为什么总是带着虹，而不是牵一匹马来干这事。因为他们只要喊她一声
背草去就可以了。马要卸货，她不用，她自己能背上肩，到了地方能放下地。跟
着可以把马也给喂好。她除了能跟马一样背草，还能听得懂人话，还能用手干活，
赶马人们就省掉了自己动手的麻烦。
我有几次在傈僳头人家里谈事，听到底下铁链响动就知道是他们来了。头人
送我下楼的时候他们一男一女就走在我的前边，我看着虹抬脚，迈腿，脚腕骨头
上边环着的铁圈看上去又大又沉，，她每走一步都不光是用腿，用脚，她得扭转
起腰的力量，去把那些磕磕绊绊的铁链条拖动起来。
我承认，我是看到她赤裸的大腿，和……屁股，那么黑，那么瘦的样子，艰
难的扭来扭去的样子特别的受不了。我不想赶过她，又没法看得下去。突然觉得
心里特别的难过，我在路边站下等他们走远，只想大哭一场。
那天我已经知道，獐子镇的马帮去大理运货还没有回来，而因为山里气候的
关系，我们不能再等下去。头人找了虹的主人尼拉，我们这一次进山就是由虹他
们跟随勘界队运送物资了。
要不是这样，我以后肯定不会知道虹在一座跟厦门差不多大的城市里上过学，
不会知道她在像我那么大的时候也在革命，而且……她做过的事比我要多上很多
很多。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外国女人虹成了一直压在我心底的一个记忆。我试着
想像过，从她站在我对面的那一天开始，到以后跟我相处的那些时间，她心里的
想法，我试着想过一个女人，是怎样地度过在那之前，和那之后的，很多年中的
每一天的。我会觉得自己全身发冷。恶心，反胃那样的冷。
我问过虹，在她的家乡里奴隶用多少钱能买到？她告诉了我一个不大的数字，
我们还换算了一阵那该值多少人民币。我问那是不是说会有人把她买下，会把她
赎出来？我希望她总有机会能够从这种处境里解放出去。可是她告诉我，其实在
她的家乡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奴隶，她是说像她这样的奴隶。其实，那边的大多数
土司和头人跟中国这边的情况差不多，他们家里的仆人并不就是像她现在这个样
子。她说她自己是个犯人，一直被铁链锁着只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再问她要做过什么才会遭到那么严重的惩罚？她就不肯再说下去了。
沿着盘山小路，呼吸沉重，步履蹒跚地攀登着哥公山脉的每一个勘界点，我
们在路上有很多说话的时间。我们的队里有测绘专家，他们要在那上面确定界标
的经纬度和高程。有那一个班的警卫战士，还有尼拉和虹的马帮。他们的马驮着
我们的给养，衣物和帐篷，还有测量器具。因为登上山顶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往往
是骡马都没有办法行走的，除了马匹我们还雇请了背工。山民们可以背负起一百
几十斤的重量跟着我们走上一天，虹也和他们一样。
在那之前我已经随队工作了一段时间，不算是新手了。我能自己走完山路—
—当然是空着手的。我有意落到队伍后边，跟虹姐走在一起。因为那时候队里只
剩下了我们两个女人。
北部勘界活动开始的时候是由内地来的何静雅教授主持，她是建国后从欧洲(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