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亚洲女性酷刑史
作者：杨驿行
2012/05/30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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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走向的歌公岭山脉在三国交界的地方急剧地转往南方。它和另外的三道
山脉，还有两条大江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近９０度的折角。我们在１９５５
年９月的时候到达了歌公山脉的主峰，黑熊山的山腰。那里既没有路也没有人。
气温很低，应该已经是在零度以下了。
我紧紧搂抱住那个外国女人的身体，把她赤裸的背脊压在我的胸脯上。我的
手环绕着她的肚子，她的肚子也同样是赤裸的。我摸索着她肚腹的皮肤表面上，
凹凸不平，翻卷扭曲的疤痕，而她皮肤以下包裹着的腹部肌肉，轮廓分明，结实
坚韧。
我们侧躺在地下，篝火在我们前边燃烧得通红透亮。在寒冷的天气中露营是
一种让人分裂的奇怪体验。我们朝向火堆的那一面身体很快就变得燥热难忍，可
是另外的半边却仍然冷若冰霜。我穿着军用棉袄和棉裤，寒气还是像水一样从后
背渗透进来，慢慢地淹没掉人的整个身体。在那时我也已经叫她虹姐了，我抱紧
虹姐是为了遮掩住她赤裸的背脊，也是为了让我们两个人都能更暖和一些。
两国间的国境协定签署以后，我们开始和对方联合勘定边界。中方勘界工作
队北方组的指挥部设在獐子镇。但是我们需要到达的最北点是在距离獐子几百公
里外的山脉最高处。为了赶在当年完成勘界，我们整个秋季都在野外工作。那时
的歌公岭山顶已经开始断续地飘落雪花了。
最后这一次我们要确定的界标是两国边境的终点，再往西北方向就是印度。
我们北方组上来了六个人，军区派了一个班全副武装的战士负责保卫。我们带了
帐篷，可是有一顶帐篷被风刮跑了。我自己抢着要睡露天，男人们拿我没办法。
从内地大学报名参加边疆工作以后，我被分配到云南民族工委，那一年国务
院安排了确定少数民族划分的工作，开始的几个月中我一直在民调队里做边境地
区的民族调查。勘界行动开始以后，我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借调到勘界指挥部。
这里随队上山的女性很少，我却是其中之一。到那时我在云南边境只待了半年时
间，不过因为跟边民吃住都在一起，我能跟他们说些简单的对话。五十年代是个
年轻的时代，而且到处都缺人，虽然我还是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已经被当成处理
民族事务的专家了。
我第一次见到虹是在两个月前。他们村的马帮在獐子等货。夏天天气干燥炎
热，他们人和马都露宿在镇子外边。５０年代云南的边境地区还没有开始社会主
义改造，边境两边的经济关系仍然保持着解放前的样子，彼此常有马帮来往。境
外的楠族和我们这边的边民原来同属一个民族，只是被国界分到了两边。他们语
言相通，互相结亲的情况也很普遍。
那天我去找獐子的傈僳头人，正好就是要请他帮助解决勘界队物资运输的事。
太阳很大，我一直低着头，突然抬脸就看到虹已经站在我的对面。
当地不少民族的妇女并不穿上衣，所以那倒不是很大问题，问题是她身上的
伤痕和她的铁链。我再注意打量她的时候才知道她也没穿下衣，除了不到十一二
岁的小女孩，这在当地就很少见到了。
以后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给我强烈刺激的，也许还是我见到她
脖子上挂着的铜铃铛。在边疆的大半年中我见到了许多贫穷，苦难，愚昧的生活
境遇，我见到实实在在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我们相信那正是需要以我们的热情工
作去改变的。我们信仰的理想最终将实现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偏远的角落。而工
作队的女同志们首先不能忍受的，却是当地严重的重男轻女风俗。所有的农活和(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