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法能在中华流传，全赖法护了。两晋译经之最，首看法护。
晋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四月八日，竺法护到洛阳白马寺译出了《宝结经》二卷。
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四月九日，竺法护在白马寺译出了《勇伏定经》二卷，聂承远笔录。
四月十三日，竺法护在白马寺译出《度世品经》六卷。
七月七日至八月十三日，竺法护又译出了《大哀经》七卷，聂承远、聂道真笔录，后法护亲自覆校。
十二月二十五日，竺法护又译出了《如来兴显经》四卷。
短短的三年时间，竺法护在洛阳白马寺译经之多，速度之快，效率之高，都十分惊人的，这些经典的译出与传播，扩大了佛教经典的内容，纠正了过去翻译的不足，成为可读的佛教范本，影响巨大。
竺法护于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八月十日在长安主译出《正法华经》十卷。立刻传到全国。永熙元年（公元290年）八月，沙门康那律于洛阳写此经完毕，与居士张季博，董景玄、刘长武、长文等，手执经本到白马寺当面与竺法护“口校古训，讲出深义”九月十四日，于洛阳东牛寺中召开施主大会，讲诵此经，整整一天一夜，兴高采烈，无不感到欢欣。
洛阳僧众和居士，之所以对竺法护译讲的《正法华经》感到这么大的兴趣，是因为他有三个特点：首先，把大乘佛教的理论形象化，其次是人人可以成佛，第三，塑造出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正因为竺法护译经最多，拓展了佛教向社会底层的普及，所以，被当时的信徒誉为“敦煌菩萨”。中国佛教徒能称得上菩萨的就只有竺法护一人。
二译大乘五部选助手高足
竺法护，所译的佛教经典，以种类齐全，影响广泛、深远而著称于世。大乘佛典有般若，宝积、大积、华严和涅盘五大部，竺法护对这五大部都有翻译，般若部有《光赞般若经》，宝积部有《善门经》、《密迹经》、《离垢施女经》，大集部有《宝女经》，《宝结经》《大哀经》，华严部有《渐备一切经》、《度世品经》、《如来兴显经》，涅盘部有《方等泥洹经》等。这些经典的译出，对两晋佛教的推动和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著名佛学家慧观、僧睿、支愍度、支道林、道安等，都曾化费毕生精力来注疏、讲论。道安得到法护译的《光赞般若经》后，如获至宝，极力钻研，著有《光赞析中解》、《光赞妙解》和《合放光光赞略解》等，并大力宣讲阐发。十六国时的昙影，也以善讲《光赞般若经》和《正法华经》闻名当世。史载他“每法轮一转，辄道俗千数”。
竺法护的译文风格，前后不一，有的文字流畅，含义名晰，有的古拙含混，晦涩难解，有的“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有的则刚繁去重，“比辞雅便”。这可能与他的译地不定，笔录者的水平不同有直接关系。
竺法护尽管在译文的风格上有所不同，但他在长安、洛阳、敦煌等地组成的译经班子，都是比较精干的，参与译经的助手们都有一定的文字水平，长安的译经助手有居士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等人。聂承远是最得力的助手，“明练有才理，笃志法务”，他帮助法护担任笔受，参政辞义，整理成文，促成译经进程，既迅速又有效率。
在洛阳的译经班子，是以聂承远的儿子聂道真为主，聂承远为协助，多数情况下，是聂道真独自笔受。聂道真同他的父亲一样既懂梵语又善文辞，有时父子同时担任笔受。法护死后，聂道真曾独自译经，还把法护所译经典编成目录传世。
法护的敦煌译经助手以竺法乘为首，在酒泉的译经助手以竺法首为首笔录。法承与法首都是法护的弟子，而法承最有名，他少年时拜法护为师，当时以机智颖悟著称，据说，法护在长安时，有一富家族长想皈依佛门，但不知法护的佛法情况，想予以试探。一天，这家族长来找法护，说是家有急事急需二十万钱，请法护老师转借一下，日后定还，当时十三岁的法乘随法护在身边，听那人讲话后，未等老师开口，便对那人说：“尊师愿借钱给你，”那人高兴的走了。法乘对老师说：“我察言观色，那人并非缺钱，主要是以此来考验老师罢了。”法护说：“你说的很对。”次日一早，那人便带领他的同宗百十余人来拜师受戒，特提出昨天的事表示歉意。此事很快传到长安，都知道法护跟前有一个机灵的小沙弥。后法乘在敦煌立寺收徒传教，影响极大。
竺法护是著名的佛学翻译家，他有很多僧俗弟子，其中之一叫竺法行的，在洛阳名声很高，当时人把他比作乐令（尚书令乐广，玄学家）。天竺沙门耆域从海路到洛阳传教，后因洛阳兵乱，决定辞别洛阳返回天竺，临行之际，竺法行想从受教诲，求师留言以作纪念。耆域说：“守口摄身意，慎莫犯众恶。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说罢，便打坐参禅静守，法行又恳求说：“愿师傅传授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你刚才诵的这首偈诗，就连八岁孩童也能背诵，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得道高人呵！”耆域笑着说：“八岁孩童能够背诵，但百岁之人不能施行，背诵的东西有什么用？人们都知道尊敬得道的高人，却不知道只有施行了才能得道的，真让人感叹呵！我的话虽很少，但对施行者来说，却是多多益善呐！”法行深悟老师的教诲，在以后的岁月里，不但重“诵”，更要重“行”，他可算得到了佛教嫡传的真谛了。
三受后学高评阐新译观点
竺法护为求得性情纯一，不食人间烟火味儿，曾于西晋武帝年间隐居深山，大约从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到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前后十年光景。
法护在深山隐居期间，常取山间清泉水来沐浴，后来有一个打柴人，在他常取水的埠口，弄得污秽不堪，不久，水泉干涸了。法护在埠口处徘徊不定，十分感叹的说：“人不讲道德到这种程度，清泉也停流了，如果清泉永远枯竭，那么我就不能在这里生活了，那只有离开这里，另选取他处了。”他边想边说边打扫整理那些秽物，等到法护话音一落，清泉又汩汩地流出来了，满满的溪水，清澈见底，法护高兴极了，望着那青山丛林兴奋地频频点头。
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竺法护在深山修炼圆满，了结一段缘份后，去到了闹市长安，在长安青门外亲自立寺传教，勤奋精进。又跋涉西域，亲搜梵经。回国之后，往返于敦煌，酒泉，长安和洛阳，译经讲经，日夜匪懈，于是，法护的美德善行，遍布天下，译经布经的声望，传及僧俗间。每天在法护所居之处，听经问法的僧俗语人员，川流不息，都以崇拜法护大德为终生快乐之事。
法护以弘教为己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的译经传教活动，几乎和西晋王朝相始终。最后于西晋末年，在从长安赴洛阳的途中，染疾于渑池而终，享年七十八岁。
东晋著名玄学家孙绰著《道贤论》，以天竺七僧，仿比晋朝的“竹林本贤”，以法护比山巨源（涛），其论说：
“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住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
东晋十六国时的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道安，对法护的译经有很高的评价，他说：
“护公所出，若审得此公手目，纲领必正，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
“护公，菩萨人也。寻其余音遗迹，使人仰之弥远。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所出，真众生之冥梯。”
南北朝时南朝梁佛学史家释慧皎对法护的评价很高，他说：“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生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上述评论，后人都认为比较公允，恰当。
竺法护往来洛阳、长安、酒泉、敦煌之间，不辞辛劳的译经，前后经历四十七年，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富有成果的佛教学者，成为大乘佛教全方位的宣传家。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大乘佛学伟大的开拓者。
6、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sevensfthebboogrove）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讲述刘伶经常随身带着一个酒壶，乘着鹿车，一边走，一边饮酒，一人带着掘挖工具紧随车后，什么时候死了，就地埋之。阮咸饮酒更是不顾廉耻，他每次与宗人共饮，总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围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猪群来饮酒，不但不赶，阮咸还凑上去猪一齐饮酒。刘伶曾写下一首，大意是:自己行无踪，居无室，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不管是停下来还是行走，随时都提着酒杯饮酒，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其它人怎么说，自己一点都不在意。别人越要评说，自己反而更加要饮酒，喝醇了就睡，酲过来也是恍恍惚惚的，于无声处，就是一个惊雷打下来，也听不见，面对泰山视而不见，不知天气冷热，也不知世间利欲感情。刘伶的这首诗，充分反映了晋代时期文人的心态，即由于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对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以酒后狂言发泄对时政的不满。另据史料记载，魏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7、葛洪
葛洪（283～363）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乃“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尠能读也。……”1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
《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2西晋太安元年（302），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为将兵都尉，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了不论战功。”但因“正遇上国大乱（指“八王之乱”——引者注），北道不通，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3在此去留两难之际，恰逢其故友稀含为广州刺史，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4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建兴四年（316），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6～334）初，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及闻交趾产丹砂，求为句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享年81岁。或云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享年61岁。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5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6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他在《抱朴子外篇》中，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
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在其炼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映。他在《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成为炼丹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在其所撰《肘后备急方》中，保存了不少我国早期医学典籍，记载了许多民间治病的常用方剂，系古代随身常备急救之手册，并在东南亚各地广为流传，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医学的重要史料。该书关于天花病的记载，是医学史上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对结核性传染病的认识，也比国外早一千多年。据载，葛洪还撰有《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救卒》三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7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葛洪一生著作宏富，自谓有《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惟多亡佚，《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其著作十三种，以后人误题或伪托者居多。
注：
1234567《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第370～371页，333页，375页，376页，53页，126页，272页，中华书局，1985年
8、杜预
杜预(公元222—284年)，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学者。咸宁四年(278年)至太康五年(284年)闰十二月卒于邓县，镇守襄阳7年有余。这7年中，前3年围绕平吴战争，主要精力是在军事上建功立业，后4年施展政治经济才能，尤其是着力著述，以成“一家之学”，主要精力于“立言”。他是一位“振长策而攻取，兼儒风而转战”的军事战略家、儒将。
杜预在军事上成就卓著。他率军奇袭西陵，离间东吴君臣，使东吴在大军压境之际撤换名将张政而代之于平庸将领，削弱了东吴在西陵这一重要军镇的防守力量。他支持王浚东下，乘胜夺取建业，灭东吴，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在经济上，杜预也有突出的建树。对召信臣遗迹(“六门陂”)的修复，使民获利，民感其德，号曰：“杜父”；开杨口(在今潜江县治北、汉水南岸)，使沔、杨、夏三水连接，改变了从江陵至襄阳“此无通路”，绕道数百里的问题。既“内泻长江之险”，又“外通零、桂之漕”。南人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
在学术方面，他自称有“左传癖”。著有《春秋经传集解》和《释例》。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中的《春秋左转注疏》即是杜预著，唐孔颖达疏。杜预好身后名，刻二石碑，记其勋绩，一沉万山下，一沉岘山下。并对属下说：“何知后代不在山上乎!”但此两碑至今尚未发现，成了千古之谜。
9、裴秀
裴秀：字秀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出生于公元223年，死于公元271年，终年48岁。自幼好学，才华显著。年轻时在魏、晋朝做官，职至“司空”（相当于宰相），专门负责管理国家地图、户籍等。34岁便开始创立我国最早的地图编制理论“制图六体”，即绘制地图有六条法则：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斜、迂直。
这六条法则运用时互为参考，综合运用，把地图的比例尺、方位和距离三个基本要素与自然界表象，通过法则得以在地图上体现。
裴秀依据“制图六体”理论绘制了著名的“禹贡地域图”共十八幅，图上不仅绘出各诸侯、府县的政区，居民地的位置，而且把古代的九州、历史上各王朝曾经举行会议的会址，签订条约的地点、古地名皆表示出来；另一项重要作品就是将旧《天下大图》缩编为《方丈图》。这两项地图作品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可惜这两种图都没能留存下来。
10、羊祜
羊祜(221～278)字叔子，晋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泰山郡南城(今魏庄乡南武城)人。羊祜出身名门世家，其祖父羊续为汉南阳太守，父羊道曾任上党太守，前母是孔融之女，生母是蔡邕(伯喈)之女。姐姐羊徽瑜是司马师(司马懿的长子)之妻，后追尊为景献皇后，其堂弟羊、羊瑾，堂侄羊玄之，堂孙女羊献容(晋惠帝之皇后)、堂孙羊曼等人，《晋书》皆有传。魏末，羊祜历任中书侍郎、秘书监、相国从事中郎等职。269年(泰始五年)，司马炎(晋武帝)称帝后，羊祜升任尚书左仆射、卫将军。出任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荆襄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战乱连年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羊祜到襄阳后首先安定民心，减轻赋税，用计使东吴边戍罢守。边境稍有平息，进而督军垦田800余顷，大获其利。初到时，军无百日之粮，不几年，存粮足够10年之用。羊祜对东吴军民的怀柔政策相当成功，一次部下从边境抓回两个小孩，一问是东吴边将之子，羊祜立即派人送回，其父十分感激，第二天就率部来降。吴将邓香侵犯夏口，被活捉，羊祜开导后将其放回，邓香感其恩，也率部归降。羊祜的军队行经吴国境内，收割谷子作为军粮，按收谷子多少送给绢匹作为抵偿。被吴国将士射伤的野兽逃入晋地，为士兵所获，羊祜命士兵封好送回。因此，羊祜德声大振，连当时与羊祜边境对峙的吴国主帅陆抗也为之悦服，称‘祜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陆抗害病，羊祜派人去送良药，陆抗服之不疑，部下怕中毒，劝不要吃，他说：‘羊祜岂人者。‘又说：‘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边界而已，无求细利。‘于是边境得到安宁。羊祜利用边境的暂时安定，抓紧时机，整顿军旅，积极备战，同时继续对东吴军民广布仁德，使之归附，当一切灭吴准备工作就绪后，羊祜上《请伐吴疏》，建议灭吴统一全国。晋武帝同意羊祜的意见，准备出兵，不巧晋北方边境突起事端，平吴之事被迫推迟。不久羊祜病倒，回到洛阳，他推荐很有军事才干的杜预接替自己，次日便与世长辞。两年后吴平，群臣上寿祝酒，武帝举起酒杯，流着泪说：‘此羊太傅之功也。‘魏晋时代讲究门第，培植私党之风盛行，而羊祜为人不植私门，不求私利。他经常向晋武帝推荐贤才担任要职，但都将推荐文稿烧掉，不让别人知道。他立身清俭，生活朴素，所得奉禄都周济了族人，赐赏给士兵，因而家无余财。他坚辞固谢晋武帝封给的车骑将军、开府如三司之仪、南城侯等功爵勋位。临终嘱家人二事：一不得将他的官印入柩；二不得修造陵墓，只求和他父母葬在一起。羊祜生前经常到岘山游览，死后百姓在岘山为他建‘堕泪碑‘。羊祜在政治上以清德令誉闻名于世。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时人称他‘文为辞宗，行为世表‘。羊祜有《老子传》二卷、文集二卷传世，今已散佚。他的《让开府表》与诸葛亮的《出师表》同为不朽之作，后被梁朝文学家萧统编入《文选》。
11、笮融
笮融一开始在徐州牧陶谦手下任职，陶谦任命笮融为下邳郡【现江苏省睢宁县一带】宰相，并负责运输广陵郡【现江苏省江都县一带】、下邳郡和彭城郡【现江苏省铜山县一带】这三郡的粮食到郯县【徐州州政府所在地】去，笮融得到此三郡粮食和封国进贡物品後，并没有送到郯县去，反而中饱私囊占为己用。
笮融拥有这些後，便在下邳郡广兴佛寺庙宇，要下邳郡人民日夜颂读佛经，这使得附近各郡的和尚、尼姑和佛教徒迁入下邳郡，前後高达五千多户之多。每到佛祖诞辰【农四月八日】，举办《浴佛会》，光是在路旁设酒宴的费用要用亿为单位来算。
公元193年、东汉初平四年，曹操进攻徐州，徐州全境如惊弓之鸟般，笮融带领手下士兵和部属男女共一万多人南下广陵郡，广陵郡长赵昱，将笮融奉为贵宾，并摆下盛大的酒席招待笮融和其士兵和部属，笮融看到广陵郡物丰民富，不禁心动，於是，在一次酒宴里，藉以敬酒的时候，斩杀赵昱，并命其士兵杀烧掳掠广陵郡，带着其手下士兵和部属及掠夺广陵郡的财物南下秣陵【现江苏省江宁县】，投靠薛礼。
薛礼原是陶谦手下的彭城国宰相，但受到陶谦的迫害，薛礼只好带着其部属逃到秣陵去；薛礼也跟赵昱一样，设宴款待笮融，但是笮融也杀害薛礼，吞薛礼的部属，又投靠扬州刺史刘繇。
公元195年、东汉兴平二年，扬州刺史刘繇命笮融协助刘繇任命豫章郡长朱皓【豫章郡现为江西省南昌县一带】，进攻右将军袁术所任命的豫章郡长诸葛玄；许邵对刘繇说：『笮融这个人，从来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评论；朱皓个性忠厚老实，容易推心置腹、轻信他人，要指示朱皓严防笮融！』，刘繇不信许邵之言。
笮融到达豫章郡後，又用杀赵昱、薛礼的方式，杀死朱皓，并自己当上豫章郡长。刘繇得知後大为震怒，带兵攻势笮融，笮融部属溃散，笮融逃亡到深山去，被山中百姓和山越联手杀死，将笮融首级献给刘繇。
从品德上看，笮融是个恶人。从能力上看，笮融用兵颇有一套，孙策二度围攻笮融，二次受挫而未拔。孙策与周瑜久攻不下，这与笮融的品格无关，而在于笮融的用兵能力胜过孙策与周瑜。将领品格卑鄙无情是一回事，用兵胜败又是一回事。有道德不一定有能力，但是缺德之人却不乏能力强盛。
12、“天魔”舞的传播及渊源
有元一代著名的舞蹈“十六天魔”，长期以来，缘“失国”之君顺帝的喜好而受到谴责。本文通过相关资料的展示，指出：这一出由孛儿只吉氏皇帝编排的舞蹈，其表演并不限于宫廷，而广泛流播于浙东、浙西甚至西北边陲。入明以后，它仍然活跃于宴聚、庙会等各种场合。就是到清承统以后，也依旧保留在信奉喇嘛教的蒙古部落内。舞蹈的起源，则来自于“菩萨”拒绝“天魔”以色相引诱的传说，而其所体现，应当同时具有两个方面：抗拒诱惑的“道法”和产生诱惑的“香艳”。究其文化渊源，既有远古南亚文明，也有近期乌思藏教派的内容。至于贵州、台湾等少数民族在风俗文化上的相似，则是一种隔绝地域的“异途同归”罢了。
一
有元一代的舞蹈，尤以“十六天魔”为最闻名。缘其乃“失国”皇帝妥欢帖木儿所喜好，从而被归入“荒政”一类。《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卷二○五《哈麻传》：“至正十四年，时帝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以宫女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为十六天魔，首垂髪数辫，戴象牙佛冠，身被缨络、大红绡金长短裙、金杂袄、云肩、合袖天衣、绶带鞋韈，各执加巴剌般之器，内一人执铃杵奏乐。又宫女一十一人，练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乐用龙笛、头管、小鼓、筝、蓁、琵琶、笙、胡琴、响板、拍板。以宦者长安迭不花管领，遇宫中赞佛，则按舞奏乐，宫官受秘密戒者得入，余不得预”。“帝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西番僧为大元国师。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飬。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滛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祼处，号所处室曰皆既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滛，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着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1]。权衡《庚申外史》卷下：“奇后尝挽上衣谏曰：无惑于天魔舞女辈，自爱惜圣躬也。帝艴然怒曰：古今只我一人耶？由此两月不到后宫”[2]。
到过大都的不少士人，曾将“十六天魔”的舞蹈写入诗歌唱词。萨都剌《雁门集》卷六《上京杂咏》：“凉殿参差翡翠光，朱衣华帽宴亲王。红帘高巻香风起，十六天魔舞袖长”。“中官作队道宫车，小样红靴踏软沙。昨日内家清暑宴，御罗凉帽插珠花”[3]。张翥《蜕庵集》卷二《宫中舞队歌词》：“十六天魔女，分行锦绣围。千花织步幛，百宝贴仙衣。回雪纷难定，行云不肯归。舞心挑转急，一一欲空飞”。“凿海行龙舸，冯山起鹄台。天池神马出，月殿舞鸾来。六合妖氛静，群生寿域开。吾皇乐民乐，愿上万年杯”。“白玉琱钗燕，黄金凿步莲。箫吹鳯台女，花献蕊宫仙。香雾团银烛，歌云扑锦筵。请将供奉曲，同贺太平年”[4]。张昱《可闲集》卷二《辇下曲》：“西天法曲曼声长，璎珞垂衣称艳妆。大宴殿中歌舞上，华严海会庆君王”。“西方舞女即天人，玉手昙花满把青。舞唱天魔供奉曲，君王常在月宫听”[5]。朱橚《元宫词》：“十六天魔按舞时，宝妆璎珞斗腰肢。就中新有承恩者，不敢分明问是谁”。“队里惟夸三圣奴，清歌妙舞世间无。御前供奉蒙深宠，赐得西洋塔纳珠”。“按舞婵娟十六人，内园乐部每承恩。纒头例是宫中赏，妙乐文殊锦最新”[6]。
在明初士人的凭吊诗歌中，“十六天魔”的舞蹈，几乎就是旧朝消亡的根源。宋讷《西隐集》卷三《壬子秋，过故宫》、《客北平，闻行人之语，感而成诗》：“禁路随人不忍行，临风立马倍伤情。千年王室山河壮，万里宫车社稷轻。金鼎夔龙兴圣殿，紫驼部落受降城。凭谁为问天魔女：唱得陈宫玉树声”？“扶运匡时计已差，青山重迭故京遮。九华宫殿燕王府，百辟门庭戍卒家。文武衣冠更制度，绮罗巷陌失繁华。毡车尽载天魔去，惟有莺衔御苑花”。“黄叶西风海子桥，桥头行客吊前朝。凤凰城改佳游歇，龙虎台荒王气消。十六天魔金屋贮，八千霜塞玉鞭揺。不知亡国卢沟水，依旧东风接海潮”。“几回人起乱中华，僭赏轻颁将相麻。示俭岩宸空植草，助娇上苑浪移花。当年翠辇三山路，此日毡车万里沙。自古国亡縁女祸，天魔直舞到天涯”[7]。《鄱阳五家集》卷九叶兰《寓庵集》《答苏仕常金台懐古》：“汉骑南来拥铁戈，凤城空遶旧山河。堪怜玉殿闲青锁，无复金舆控紫驼。一代衣冠成土壤，九重歌舞罢天魔。祖龙王气百年尽，游客悲来感慨多”[8]。刘炳《刘彦昺集》卷六《燕城怀古》：“广寒宫殿玉为楼，万岁鳌峰压九州。番国边僧青鼠帽，天魔宫女彩龙舟。钩陈苍阙山南拱，太液红桥海北流。唯有泸沟沟上月，年年鸿雁不胜秋”[9]。
就是到明代中叶以后，仍有人重复以上的主题。《明诗综》卷二二瞿佑《天魔舞》：“承平日久寰宇泰，选伎征歌皆絶代。教坊不进胡旋女，内廷自试天魔队。天魔队子呈新番，似佛非佛蛮非蛮。司徒初传秘密法，世外有乐超人间。真珠璎珞黄金缕，十六妖娥出禁籞。满围香玉逞腰肢，一派歌云随掌股。飘飖初似雪回风，宛转还同雁遵渚。桂香满殿步月妃，花雨飞空降天女。瑶池日出会蟠桃，普陀烟消现鹦鹉。新声不与尘俗同，絶技颇动君王睹。重瞳一笑天回春，赐锦捐金倾内府。中书右相内台丞，袖无谏章有曲谱。天魔舞，筵宴开，驼峰马||乳|黄羊胎。水晶之盘素鳞出，玳瑁之席天鹅抬。弹胡琴，哈哈回，吹胡笳，阿牢来。群臣竞献葡萄杯，山呼万岁声如雷。天魔舞，不知危，高丽女，六宫妃，西番僧，万乘师。回纥种类皆台司，汉儿回避南人疑。天魔舞，乐极悲。察罕死，孛罗归，铁骑骤，金刀挥。九重城阙烟尘飞，一榻之外无可依。天魔舞，将奈何”[10]！《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五五录金德瑛《九江使院西有八角石，为元总管李忠文公黼墓，余入必式焉，赋长句吊之》：“红巾东下已临江，壮气登陴控此邦。市里今存八角石，波心旧列七星桩。天魔秘密犹酣舞，首鼠纷披各窜降。未废科名收国士，李齐余阙总无双”[11]。
二
实际上，“十六天魔”舞蹈不仅在合罕居住的宫殿里频繁开场，就是在地方割据者的宅邸里，也能得到类似的观赏。谢应芳《龟巢稿》卷四《淮夷篇》：“大邦淛河西，湖郡称第一。淮夷豺柘黄，来作豺虎窟。交邻无善道，四顾距劲敌。一鹗婴网罗，同气顿萧瑟。正朔仍奉汉，天恩满床笏。赋粟岁倍蓰，郿坞金日积。非无舶棹风，海运不挂席。包藏狼子心，反复莫可测。台阁两重臣，忍为枭獍食？井蛙自尊大，出入复警跸。爱弟宠且骄，开府门列戟。提兵几百万，势热手可炙。甲第连青云，圊溷亦丹碧。瑶池长夜饮，天魔舞倾国。帷幄皆面谀，忠鲠即挥斥。权门竞豪奢，婪婪务还璧。淮南旧巢|岤，坐视城弃掷。出师理侵疆，所向皆败绩。邻兵贾余勇，一举数州得。群凶纳降去，孤城独坚壁。奈何围数重？楼橹比如栉。礟车拂云汉，昼夜飞霹雳。宠弟既虀粉，左右皆股栗。短兵屡相接，苖獠与戮力。南濠百花洲，流血水尽赤。闭关甫期月，人面多菜色”[12]。长谷川信《农田余话》：“张氏割据时，诸公经园为务，自谓化家为国，以底小康。天起第宅，饰园池、畜声伎，购图画，惟酒色耽乐是从。民间奇石名木，必见豪夺。如国弟张士信，后房百余人，习天魔舞队，珠玉金翠，极其丽饰。园中采莲舟楫，以沈檀为之。诸臣宴集，辄费米千石”[13]。
上行下效，“十六天魔”舞蹈在以平江（今江苏苏州市）、杭州（今浙江杭州市）、绍兴（今浙江绍兴市）等路为中心的“浙西”、“浙东”地区颇为“普及”，成为并非“稀罕”的艺术表演。在宴席间，杨维桢《草玄阁集》《王左辖席上夜宴》：“银烛光残午夜过，凤笙龙管杂鸣鼍。佩符新赐连珠虎，觞令严行巻白波。南国遗音夸壮士，西蛮小队舞天魔。醉归不怕金吾禁，门外一声吹簸罗”[14]。《元艺圃集》卷三黄真仲《草堂张灯宴集，分题赋清夜逰曲》：“鳌山宴罢红尘隔，璧月犹贪醉春色。笙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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