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延平附近。
（2 ）张治中所率第四路军，辖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由
浙江窜入闽境，经仙霞岭、浦城、建瓯，前锋已追近古田附近。
（3 ）卫立煌所率第五路军，辖宋希濂第三十六师、李默庵第十师、刘勘第
八十三师，由赣东窜入闽境后，经邵武、顺昌等地，先头宋希濂部抵延平附近。
（4 ）被蒋介石计为三十九军军长的刘和鼎，率第五十六师已由建瓯南进到
达延平北部地区，有进攻延平模样。
（5 ）后续部队汤恩伯纵队，所辖冷欣第四师、王仲廉第八十九师，由赣东
窜入闽境后，已在由邵武向顺昌前进中。
说来也有意思，这些“中央军”曾与蔡廷锴是并肩作战打日本和打红军的盟
友，如今剑拔弩张，你死我活。
与此同时，日、英、美军也对福建政府炫耀武力，予以威胁。福建沿海日本
第三舰队球磨、时风、安云诸舰，英国兵舰白宫号，美国兵舰杜沙尔号，以护侨
为名，在闽江口及厦门等地进行威胁。
蒋介石如此大兵压境，为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所不曾料及。十九路军虽
说有七万之众，但步调不一致，有的不听指挥。部队散落四方，处处设防，没有
机动性，十分被动。
福建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主要讨论作战方针问题。李济深、陈铭
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均出席。面对不利的军事形势，会议意见分歧很
大。
蔡廷锴提议：集中主力在闽北采取主动，先行消灭狡猾多端的危害十九路军
最大的刘和鼎杂牌部队，继而南下，与东进之敌在建瓯以南、顺昌以东地区作战，将敌第一批先头部队击败，争取有利的战略形势。
蒋光鼐则提出：敌既决心用军事来进犯，迎头痛击即便胜利了也还不能解决
战场问题，因敌军后续部队力量强大，如过早使我军主力激战，损失我有生力量
后，等于不攻自破，全局失败。因而，宜将主力撤闽西南，背靠红军持久抵抗，
或将主力往闽东方向，突入浙东，打乱敌之进攻计划。
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等人则认为，福州乃人民政府首都，非万不得已，
决不放弃。我主力有限，不宜分散，应集中确保福州，扩大政治影响。
他们认为蔡、蒋的计划过于冒险，撤闽西，又过于消极，影响革命士气。
围绕上述三案，展开了激烈辩论。军委会及参谋团大多数人主张守福州，于
是便正式通过了放弃闽北守福州的方案。蔡廷锴、蒋光鼐见大家如此，亦不再力
争。
这次会议所决定的军事方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不到一个月，十九路军在
福州外围战中，遭受蒋军的沉重打击，福州危在旦夕。
1934年1 月10日，李济深、陈铭枢等匆匆布置疏散政府人员，决定放弃福州
择地再战，重要人员先回香港，等局势稳定下来再计。于是，人民政府便开始解
体。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乘飞机，陈友仁、徐谦、
章伯钧等乘海轮，何公敢则乘车，于1 月13日先后离开福州。
未足两月的人民政府，就是这样的结局。
福建政府的委员都走了，蔡廷锴不忍心抛下数万十九路军将士。在“讨伐军”
的强大攻势下，蔡率部向南撤退。在泉州涂岭，蔡廷锴的警卫队遭受卫立煌部李
默庵第十师袭击，他的坐车中弹数处，夺路而逃。
蒋介石采取速战速决策略。“讨伐军”尚未到达时，便派大批飞机对福州、
厦门进行轮番轰炸，这样，原归顺蔡廷锴的福建地方杂牌军，便诚惶诚恐，军心
动摇。事变后第三天，杂牌军除卢兴邦、卢兴荣等尚能与福州维持电话联络，其
余都呼叫不通。有的撤出防区，有的则干脆受蒋介石收买而掉转枪口。
福建马尾、厦门两个军事海港的海军部队，也被南京海军部长陈绍宽争取，
叛变蔡廷锴，率舰队脱离闽境。
蒋介石“讨代”大军尚未与十九路军接火，十九路军内部却先乱了阵脚……
福州一失陷，广州西南执行部胡汉民提出，只要十九路军恢复同国民党的关
系，陈铭枢、李济深离境，其余可以免究，停战，并保持十九路军抗日光荣番号。
广东陈济棠请蒋介石保留十九路军名义，划闽西南为该军防地，由戴戟、陈
维远收编。
此时，蒋鼎文部由厦门登陆，汤恩伯部先头挺进安溪、同安，包围十九路军，
蔡廷锴部下漳厦警备司令黄强投降，沿海有蒋军舰艇游弋。
鉴于这种情况，蔡廷锴在泉州毛维寿第三军军部召开紧急会议。
此时，毛维寿已打着自己的算盘。他不愿为蔡廷锴而与蒋军嫡系硬碰；况且，委员长已对他有加官晋爵许诺。当蔡令其火速派兵驻洛阳桥布防时，他态度暧昧，说：“现在身陷重围，打没办法打，退没办法退。”如今，毛维寿拥兵自重，蔡廷锴光杆司令，明知他有通敌之嫌，也奈何不得。
言谈中，蔡已察觉对方迫使自己出走。为顾全大局，避免内乱，蔡廷锴表示
：“我们做事为团体为革命，虽败无憾，请你放心。十九路军除谭启秀第五军被
击败不能存在外，其余四个军损失不大，我全交你带领。在敌未合围前，应冒险
向西急进，徐图再举，否则就干脆投降，受敌人宰割。我今晚飞漳州，退龙岩，
作最后反对独裁的措施。”
毛维寿见蔡在他压迫下有离军决心，当即眉飞色舞，洋洋得意。兴泉警备司
令翁照垣、毛的参谋长赵锦雯等也在旁毫无表示。
蔡廷锴出走前，派副参谋长范汉杰赴厦门找蒋鼎文商洽，说明自己已离军，
要求保留十九路军番号，进行和平改编，保存抗日力量。
范是黄埔一期生，是蒋介石最赏识的门生之一，为黄埔生中最早任师长的人。
范汉杰到厦门后，并未见到蒋鼎文。
事情果然不出蔡廷锴所料。他到龙岩的第三天，南京就传来消息：毛维寿率
十九路军归顺中央，脱离福建政府，促李、陈、蒋、蔡先行离开，推戴戟出来维
持，除停止军事活动外，静候和平处理。
毛维寿投降后，廖启荣、石抱奇等团长，抗命率部西逃找蔡廷锴，不幸在途
中被蒋军截击消灭。
最后，堂堂的十九路军仅剩四千余人。
十九路军败得这么快，出乎博古、李德的意料，博古顿有“唇亡齿寒”
之感。他对李德说：“蒋介石这么快就打垮了蔡廷锴，这对我们太不利了。
十九路军放弃福州西撤到了龙岩，这可是苏区边缘“福建政府垮台，蒋介石
定会加紧围剿红军。”李德也有同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周恩来在此之前，多次建议博、李不能再拖，应立即派彭德怀东方军入闽作
战，支援蔡廷锴。
1934年元旦过后，博古、李德终于同意周恩来的建议，让东方军第二次入闽
作战。
彭德怀入闽第二天，即给福建政府秘书处打电报，说红军已出动，向光泽、
邵武方面蒋军两个师尾追打击，预计一两天即可追上，要求十九路军派飞机配合
作战。
蔡廷锴接到电报很高兴，当即指令空军出动。可新购置的六架飞机还未起飞，
就出了故障被送进修理厂。蔡廷锴顿足捶胸，气不打一处来：“这是什么飞机，
简直是一堆破铜烂铁。”一气之下，竟将负责购置飞机的军需处长撤职查办。
十九路军早已方寸大乱，蔡廷锴竟连一个完整的团也抽不出来，再次失去与
彭德怀配合作战的机会。
蔡廷锴在大他，手下仅四千兵马，感到大势已去。他同幕僚商议今后的出路，
分析有三：1进入苏区参加红军行列；2留在闽西打游击；3回广东再积蓄力量，卷土重来。
蔡廷锴退居大池，闽西党和红军负责人张鼎丞即派代表与其接洽，表示欢迎
他进入苏区，与红军一道联合反蒋。此时，蔡很矛盾，认为“闽变”时红军未能
全力支持他，十九路军败得这么快，这么惨，他对红军迟迟不发兵增援是有怨气
的。今残部无多，进入苏区更无份量，怕难以立足。蔡廷锴的参谋长邓世增从广
东赶到大池，危言相劝，竭力反对入苏区与红军合作。所以，这个计划被否定。
关于在闽西打游击一事，蔡廷锴曾专程到蛟洋，在傅伯翠处小住几天，试图
与他联合，傅表示同意。
傅伯翠，福建上杭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1927年9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8年6 月参与领导上杭、蛟洋暴动。后任闽西暴动副总指挥、闽西红
军五十九团团长、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前委委员及闽西苏维埃政府执委、财
政部长等职。1930年12月因拒绝工作被开除党籍。1931年3 月脱离革命，后任国
民党永定县县长、宁化县县长及保安团团长等职。1949年5 月参与发动闽西起义，后任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司令部高级参谋、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政府委员、文史馆馆长、省人大副主任等职。1986年重新入党。1993年1 月30日在福州逝世。
傅伯翠当时手中有千余人马，也控制着闽西一些地盘。他偏重中间势力、与
红军和平相处，互不侵犯，与蔡廷锴关系也较融洽。
蔡对博说：“蒋介石知道我在闽西，必然全力来犯，我们队伍太少，很难抗
衡。我又没有红军打游击战的本领，在粮弹补给困难条件下很难生存。”
蔡廷锴其实在为傅伯翠考虑，他留在闽西，傅的地盘必遭蒋军清洗。
商议再三，蔡廷锴决定回广东。
关于回广东这一企图，在蔡廷锴初退闽西时，陈济棠曾来电想收编蔡的残部，
蔡廷锴致电参谋长邓世增和他接洽。2 月初，邓世增和军需处长黄和春回到闽西
大池并带来二十万元经费。
邓世增告诉蔡廷锴，陈济棠拟将十九路军残部编为广东第一集团军独立第三
旅，归驻闽粤边独立第一师黄任寰指挥。蔡廷锴几经考虑，为保存十九路军最后
一点种子，带回广东去徐图再举反蒋大旗，便同意此案，并派黄和春为旅长。这
个旅编成后即移永定。蔡廷锴去香港。
还在十九路军撤出福州时，中共代表潘汉年、张云逸、黄火青、罗明等，奉
命分别各自取道，返回苏区。张云逸随十九路军云应霖师西撤，并由其派员护送
回苏区。潘汉年、罗明取道香港再转入苏区。
轰轰烈烈，震撼朝野的福建事变，竟以这般悲怆凄楚而告终，一改写历史的
契机，竟如此失之交臂。
第四章广昌血战——“胜利或者死亡”
陈诚闯三军关隘，兵临苏区北大门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解决福建事变竟
会如此迅捷，如此轻松。两个月前，他还坐立不安，诚惶诚恐，现在却洋洋得意，神气起来。
福建战场还在硝烟弥漫的时候，蒋介石就在盘算着把进攻重点转向中央苏区。
他断定，蔡廷锴败局已定。
1934年1 月底，蒋介石召集蒋鼎文、顾祝同、陈诚、何键、陈济棠在福建建
瓯部署新的战略计划。蒋介石说：“闽变业已平定，我军应照既定计划继续围剿
苏区红军。”
根据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其嫡系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副总指挥罗卓英率十
一个师又一个旅十万余众，首先从福建战场杀回马枪进攻中央苏区。
战局急转直下，为博古、李德所未曾料及，更没想到会变得这么快，这么猝
不及防。于是，中革军委十万火急，命令彭德怀东方军回援泰宁，配合第一、九
军团阻击陈诚部南进。
陈诚可谓是红军的老对手了，虽说是蒋军的精锐嫡系，在北伐战争、中原大
战、蒋桂战争中所向披靡，有常胜将军之称，但在中央苏区却连连败北，威风扫
地。
1931年6 月，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担任“剿总”，发动第三次“围剿”。
陈诚第十八军也从湖北开到江西南部，其气焰甚嚣尘上，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红军实行“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原则，与陈诚玩了一场“捉迷藏”的游戏。
7 月初，红一方面军主力集结于宁都，陈诚率部急速奔袭。抵宁都不见红军，
却闻红军在古龙岗；进古龙岗，又闻红军在富田；到富田，又说红军返回古龙岗
；折回古龙岗，旋接电知上官云相和毛炳文师在莲塘、良村遭红军攻击；陈诚兵
分两路奔抵莲塘、良村，红军又去向不明。
两个月下来，陈诚第十八军在赣南疲于奔命两千里，转了一个圈，一个红军
未见着，一场仗未打上。他沮丧万分地退回南昌，叹息：“胖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
初来乍到，陈诚的锐气叫红军的“见面礼”挫去一半。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红军不再“礼让”，连斩陈诚三个“手指头”，
令他痛心疾首。
当时，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辖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李延年四个快速
纵队共十个师十万余众。
红军主力首先在皎湖伏击其第一纵队第五十二师，击毙师长李明，击伤、俘
获该师参谋长、旅长、团长、营长数人。次日，红军又在霍源再打第一纵队第五
十九师，俘其师长陈时骥，击毙击伤旅长、团长、营长数人。3 月下旬，红军主
力五万余人，抓住陈诚王牌军罗卓英第十一师孤军深入之机，全力发起围攻，击
伤其师长肖乾，旅长黄维、莫与硕，歼其赖以起家的第十一师大部。
蒋介石大为震惊。陈诚十分狼狈。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上写道：“此次挫
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将馁兵弱，危急存亡……思之
心痛，不寒而栗……“
第四次“围剿”惨败，陈诚丢掉了三个师数万精锐，蒋军内部有人对陈诚大
肆攻讦，特别是何应钦、熊式辉等，要求裁掉第十八军两个师。
陈诚一气之下，打电报给蒋介石，辞去职务，请求撤消中路军总部，并不待
蒋复电，即返回南昌寓所，闭门谢客。
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见蒋介石颇为心焦，揣摸蒋意，对蒋说：“前方指
挥非陈莫属。”
贺国光登门找陈诚夫人谭祥，请她邀陈出外散步。三人来到宋美龄住处，蒋
介石出见，与陈诚面谈，要他不要计较得失，速回前方主持。
1933年秋，陈诚随蒋介石上庐山，等划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在谈到战略战术问题时，他说：“一，正规军与红军打游击战是打不过的。
因为红军地形熟，爬山越岭，一夜可走百里，这是我军所办不到的。二，惟有采
取碉堡政策，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现在这个办法已行之有效，所以前线较少战
事。三，现在我军实力，约为红军的四倍（估计红军约二十余万，国军近八十万）。用碉堡封锁政策，来压迫红军，并增加红军补给上的困难，限制红军的游击活动。这样，旷日持久，红军一定被困死而无法作怪了。”
“长驱直入”的战术，让陈诚吃尽了苦头。所以，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
伊始，陈诚一再告诫部下，切勿冒进，需稳扎稳打，三里一推，五里一进，与红
军打阵地战、正规战，拼火力，拼消耗。正因为此，陈诚在第五次“围剿”之初
的硝石、资溪桥、浒湾及云盖山、大雄关等战役中，与彭德怀、林彪交手，频频
得赢，一扫过去红军手下败将的名声，而成为蒋军中“打不动的堡垒”。
陈诚所部作为“进剿”中央苏区的先锋，在第二阶段作战中，再度在蒋军中
“独领风马蚤”，一个月来，连破红军第一、五、九军团关隘，把堡垒推到了中央
苏区的北大门。
1934年元月底，陈诚第五纵队四个师突然袭击苏区建宁之樟村、邱家隘、将
军殿防线。突破这道防线，中央苏区之东方门户建宁便洞开了。
在这里驻守的红军是董振堂、朱瑞的第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政委
赖传珠。
陈伯钧是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后历任红军连长、团参谋长、师长、
红六军参谋长、红五军团参谋长等职。建国后，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被授予上
将军衔。
赖传珠，井冈山时期任红军连党代表，后历任红军团长兼政委、师参谋长、
红五军团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政委。建国后，历任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委，被
授予上将军衔。
根据李德“堡垒对堡垒”的要求，这道“国门”防线，也修筑了一些土木结
构的“堡垒”。中革军委原来的设想是要十三师担当守备樟村到邱家隘一线的任
务，准备利用邱家隘附近山地和堡垒工事，迟滞敌人，争取时间以便集中优势兵
力迎击并歼灭该前进之敌。
事与愿违，这一线堡垒如此不经打，仅仅五天时间，阵地便土崩瓦解，红军
被迫从樟村、上湾、邱家隘一直退到建宁大道附近的将军殿。将军殿之
所以得以暂时守住，也是因为陈诚、罗卓英认为推进太迅速，不想冒进而停
止了进攻。
仗打得太“熊”，陈伯钧、赖传珠憋了一肚子的火：一个师蹲守在土木结构
的堡垒阵地，在四个师优势敌军和重炮、飞机的进攻下，被动挨打，连连失利，
节节溃败。
苦战下来，陈伯钧大发牢马蚤，说：“这样的阵地战怎么打？我的战士每个人
只有十排子弹，敌是飞机加大炮，土木堡垒谁能守得住？”
陈诚接着攻占了将军殿。他更加趾高气扬。将军殿硝烟未散，便挥戈再犯鸡
公山——罗炳辉、蔡树藩红九军团防地。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可谓是“老国军”了。他是云南彝良人，1913年加
入滇军，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
师第五团第二营营长。1927年7 月，任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同年11月5 日率部
近二百人起义参加红军。曾任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团长，红六军第三纵队司令，
红十二军军长，红二十二军军长。1944年6 月病逝于华东前线，时任新四军第二
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陈毅曾吟诗赞曰：“戎马三十载，将军滇之雄。”
红九军团政委蔡树藩，湖北汉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学
习。参加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出席过党的“六大”和赤色职工国际“五大”。1931年入中央苏区后，历任红二十二军政委、红一军团第一师政委、红九军团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建国后，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共“八大”候补中央委员。1958年10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富汗时因空难殉职。
红九军团是个新编成的部队，武器装备较差，虽说有两个师，但还不足一万
人。陈诚部第十四、第九十四师又一个旅以近三万人的优势兵力向鸡公山发起了
猛攻。
没有多大的工夫，红九军团的阵地，就被陈诚的新式火炮炸翻了。鸡公山守
卫战，从2 月9 日上午10点到下午5 点，仅仅打了七个小时，红九军团的阵地就
插上了青天白日旗。
红九军团丢失鸡公山，继而退守东华山鹅公寨。陈诚第十四师、七十九师乘
胜穷追猛打，使红九军团再度蒙受重创。
罗炳辉、蔡树藩的第九军团生不逢时，一组建就碰上第五次反“围剿”
战争，在李德的瞎指挥下，被动挨打，几乎没有打过什么胜仗，直至长征途
中断后，奉命殊死抵挡，把整个军团都差不多给葬送了。
陈诚连破红五军团、红九军团防线后，愈发不可一世，纠集其第十八军十一、
十四、九十四、七十九、六十七共五个师，于2 月下旬，向红军主力林彪、聂荣
臻第一军团防线三甲嶂、凤翔峰阵地扑将过来。
红一军团这道防线约二十华里，均为高山大岭。林彪在向军委主席朱德的报
告中称：“三甲嶂、芦坑凹、曾坊、前坊、撑坊、石古坑、凤翔峰一带均有我相
当坚固之工事。除鸡公山外，其余至高点主要之山地均在我手，且隐蔽道路网颇
为稠密。”
在林彪看来，固守凤翔峰是有些把握的。为了守住这道防线，中革军委命令
红五、九军团协同一军团作战并统归一军团指挥。与凤翔峰对峙的，便是落入陈
诚之手的鸡公山堡垒阵地。陈诚依托鸡公山堡垒群向红军凤翔峰阵地进攻；红军
则依托凤翔峰堡垒向敌实施反突击，红军的这种战术，就是李德发明的“堡垒对堡垒”或曰：“短促突击”。
中革军委和李德十分看重这道防线，在为期一个星期的战斗中，有时一天两
三个电令从瑞金发到林彪的指挥部。然而，林彪、聂荣臻无法抵御陈诚飞机大炮
的疯狂进攻；前沿堡垒阵地也不断传来失利的电话。
红一军团司令部作了这样的战况记录：时已十六时，敌人在其飞机猛烈的轰
炸掩护之下，已接近我第二、六团阵地的前沿，向该阵地猛烈进攻，我守备队因
遭敌人飞机的轰炸损伤甚大而部队以致混乱。当时第一师即令第三团派两个营先
后增加协同第二、六团固守该阵地，第一、四、五团此时即准备由两侧翼进行反
突击。
十七时半接第六团团长电话报告：敌约六团之众由宜古坳分三路经含福向我
右侧移动有抄袭我归路模样。
接第一师师长电话报告：凤翔峰左翼阵地在三团增援营进入战斗约半小时，
因未能顽强抵抗而受敌机猛烈轰炸及步兵猛烈进攻之下失守，但第六团尚在凤翔
峰右翼庙子抵抗。
第一师接今后即以第一团占领凤翔峰右翼阵地，以第三团在现阵地担任掩护
第二团及受伤人员先撤退，并派师参谋长通知一团与六团取得联系，并以适当兵
力掩护其后撤，于二十时全部撤出战斗。
第二师之第四团及第五团应立即停止突击而撤至杨家排附近集结待命。
第六团所固守之阵地因受敌左右侧火力射击和威胁及敌在夜间组织数个梯队
向该阵地攻击，遂在第二团掩护之下于二十时许放弃。
红军退出战斗后，敌人占领凤翔峰全部阵地，于十六日继续攻占司令岩阵地。
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代政委谭政率部防守三甲嶂。五十年后，李聚
奎回忆这场恶仗时写道：敌人有三个师的兵力向三甲嶂攻击。敌人一旦占领了三
甲嶂，对建宁方向我军的作战威胁很大，因此一军团首长命令我师必须迅速占领
而且坚决守住。我接受任务后即命令杨得志同志率领的红一团迅速占领三甲嶂从
正面顶住敌人，坚守阵地；命三团从侧后佯攻，二团从右翼打击敌人。杨得志接
受任务后，马上率红一团先敌占领了三甲嶂。敌人看到三甲嶂被占领，就拼命攻
击企图夺回来。红一团的同志作战非常勇敢，敌人的屡次冲锋都被他们打下去，
阵地前尸横遍地。但敌人并没有死心，更加疯狂地向三甲嶂进攻，敌的飞机成群
地在三甲嶂这个千米不足的小山上空盘旋轰炸。由于二团从敌侧翼攻击力量不足，所以使敌人一下子冲到我阵地前沿。正在这时，杨得志同志给我来电话，说子弹打完了，正用石头打击敌人。我对杨得志同志讲：“你们一团一定要顶住，军团首长答应派四团来支援，你们再坚持一下。”杨得志同志坚定地回答说：“请你放心吧！”随后我又马上询问四团的情况。由于四团距三甲嶂的距离较远，待赶到时己是两个小时以后了，这段时间里，红一团的战士用石头打退了敌人无数次冲击，阵地始终没有丢。待四团赶到后，我命令三、四两团从侧翼向敌人狠狠打过去。红一团从正面压下来，三、四团从侧后攻击敌人，一下子把敌人打退了，追击了几里地。由于敌人龟缩到碉堡里，我们按上级命令撤回了。第五次反“围剿”中，像这样所谓短促突击的仗打了不少，每次都没痛快地歼灭敌人，红军广大指战员都很恼火。像这次三甲嶂算是打得比较好的了。尤其是红一团在杨得志同志指挥下，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坚决完成了任务，战后总政的报纸上还表彰了红一团的战绩。当然，不只是一团，二、三团也打了许多漂亮仗。这两个团中也有不少同志后来担任了我军的高级指挥员，有的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三团团长黄永胜也曾立过战功。
在三甲嶂战斗中，奉命增援杨得志红一团的是耿飚任团长、杨成武任政委的
红四团。耿飚这样回忆当时的紧急情形：接到命令后，我们从自己固守的那些堡
垒里撤出来，边跑步边整队。因为我知道：红一团历来是能攻善守的部队，不到
万不得已，不会临阵告急。
当时，我们距他们只隔两三座山头，敌机俯冲后正好从我们头上拉开。我令
部队扔掉一切负重物资，分三路朝烟火弥漫的三甲嶂猛进。当时正值大雨过后，
遍地泥水，马都设法骑，赶到三甲嶂右翼一师指挥所时，李聚奎师长已经等在那
里了。他顾不得打招呼，用手一指：“耿团长，你们顺山瘠上！”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命令，因为一团已经坚持了两个小时了，每一秒钟都是宝
贵的。我们以一营为突击队，一下子冲进敌侧翼，一师二团也从另一侧突上去了，三团作包抄，立刻形成一个包围圈。当时战场不大，互相之间可以目视。掌旗兵前导，十几个司号员吹起冲锋号，阵势形成。一团见援兵到，士气大增。战士们跃出战壕，从正面压过来，只有这种集中优势兵力，与敌人近战、肉搏战的战法，才能发扬我们的长处。敌三个师的兵力，刚才还气焰嚣张，这下即将成为瓮中之鳖，他们眼看形势不好，仓促撤退，溃不成军。
然而，个别战斗的胜利，挽救不了第五次反“围剿”整个战局的被动局面。
三甲嶂战斗，虽打击了陈诚的气焰，但并不能有效地遏制其推进。凤翔峰防线失
守后，不但苏区东北门户建宁洞开，就是北大门广昌也危在旦夕。
血的教训，促使林彪、聂荣臻进行了深刻反思，并电告中革军委，提出了
“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
军委很快回电了。对林聂这种有局限性的建议，军委也未能接受。军委复电，
只承认林聂在原则上是对的，同时告诫他们要坚决服从军委命令，并以种种理由，否认军委在战术指导上有错误，更不会承认是战略方针错误。
红军仍然进行着耗大于补的被动的堡垒战，陈诚大喜过望，将北路军推进至
黎川南部康都一线，直逼苏区北大门——广昌。
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李德、博古亲赴前线，“御敌于国门之外”
前线一天天吃紧，瑞金沙洲坝那栋“独立房子”变得异常繁忙。“独立房子”
的主人、洋顾问李德也愈发坐不住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李德才是奥匈帝国的一名小兵。两年后，
李德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德加入红军，
开始了革命生涯。在鏖战中，李德作战勇敢，晋升为骑兵团参谋长。
1919年，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在慕尼黑参加过街垒战。他曾两度被捕。
1924年，他在德共中央从事情报工作。1929年春，李德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
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他毕业时接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命令：到中国去，担
任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手下的一名顾问。于是，李德怀揣着奥地利护照，登上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经东北来到上海。
李德之所以被选中派往中国，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有过街垒战经验，
而当时统治中共全党的王明路线正在搞“城市中心论”、“夺取城市”，很
需要“街垒战专家”的指导；二是他会俄语、英语。便于在中国工作；三是他有
过地下工作的经验。
其实，李德从上海派来江西时的使命只是一个没有什么权利的顾问。但一至
瑞金，博古因不懂军事，将军权拱手让出，才使之成为凌驾于中革军委和红军总
部之上的“太上皇”。
李德后来返回德国。1973年，他写成《中国纪事》一书，全面回顾了他在中
国的经历。李德在《中国纪事》上说：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
封电报。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
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由于技
术上的原因，我的行期推迟到秋天……
这就是说，李德是一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而且还要接受中共临时中
央的领导。但是，李德刚到瑞金，博古、洛甫（张闻天）跟他长谈，便把共产国
际的指示撂在一边了。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这样回忆：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
了一下我们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
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问题。
博古把李德奉若神明，而李德根本不懂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他只有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回忆，李德身边人员的工作程序是：不论白天黑夜，只
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由工作人员译成俄文，并根
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
后，再由工作人员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由他在军委或政治局会议上
将李德的建议提出讨论并付诸实施。
博古当时是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
德。李德有了作为中央总书记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作军事
顾问，两人相互支持。
李德来到“独立房子”不久，便博得一个“雅号”，曰“图上指挥家”。
他成天围着客堂间里的大地图转来转去，一边抽着烟，一边用红蓝铅笔勾勾
画画，然后用尺子量着距离，规定着部队行军的进度。他甚至连一挺机关枪该放
在哪里，一门迫击炮放在何处，都按地图作了规定。
殊不知，他用的那些地图，全是国民党部队“供应”的，好多地图都不准确！
李德是一位“街垒战专家”。他曾到过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校、第二步校、
特科学校等军校讲课。讲课内容都是正规军打阵地战的战术。这是他的拿手好戏，又有街垒战的实战经验，又有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条例条令。斯诺见过李德后在《西行漫记》中，写下这样的感受：“李德无疑是个有个人才能的军事家和战术家南京的国民党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
李德的悲剧在于他在伏龙芝军院没有学过游击战、运动战的课程，而他到中
国后又对中国的国情、民情、军情知之甚微。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地图上的指挥家”并没有给自己和博古带来
听希冀的那种胜利局面。相反，硝石、资溪桥、浒湾、大雄关、邱家隘、
鸡公山、凤翔峰等战斗，红军使用的“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的战术，
在蒋军的堡垒面前，显得软弱无力，那么经不起对抗。几个月下来，红军在“新
战术原则”的指导下，没有一次战役能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那样，痛快淋漓，动辄就吃掉敌人一个师、两个师，而且还尽是嫡系、精锐。洵口大捷，虽让人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但也不过吃掉一个旅，而且好梦不再来。
李德、博古所推行的新战术原则，在你死我活、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经受了实
践的检验，让红军得到了以生命为代价的血的教训。人们逐渐对“两个拳头打人”、“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等洋战术发生了不满和怀疑。
1933年12月，在黎川城东的团村战斗中，由于没有集中红一、三军团主力，
而且分兵作战，致使彭德怀红三军团孤军奋战，结果只打了个击溃战，丧失了围
歼敌两个师的良好战机。为此，周?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