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进行活动，而且还邀请其负责人到他们的中国青年反
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去做报告，并参加他们外围组织的核心成员会议。
由于中共地下组织充分利用“闽变”的有利时机来宣传抗日救国，使福州群
众性的反日运动得以迅速发展，先后建立了公共汽车抗日反帝同盟会，凤岗农民
抗日会，甘蔗农民反日会，福建学院检查日货会等组织，并都展开了公开的活动。
福建政府独树一帜，更改民国年号鼓山会议，“闽变”的头一天，决策层还
在进行要不要“举事”的争论，而且十分激烈尖锐。
李济深、陈铭枢等十九路军的老前辈，与蒋介石积怨甚深，迫不及待地要尽
快举起反蒋的旗帜；十九路军实权在握的蔡廷锴，则以为时机尚不成熟，草草行
事，恐难成功，主张推迟举事。
蔡廷锴的意图，被李、陈误解，以为他想打退堂鼓。因为蔡从上海调福建，
委员长“十分器重”他。
造成十九路军内部矛盾与隔阂，当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蒋介石
“抬举”蔡廷锴，排挤打击陈铭枢、蒋光鼐。
十九路军的旗号，是在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树起的。它的根底是广东国
民政府时期的粤军第一师。后来，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
下辖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光鼐，第二十八团团长蔡廷锴，第二十
九团团长范汉杰，第三十团团长戴戟）和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
北伐战争中，第四军战功卓著，把吴佩孚打得连连败退，受到北伐军总司令
蒋介石的多次嘉奖。
1930年中原大战，蒋光鼐，蔡廷锴第一次打出十九路军旗号，为蒋介石
力挫阎、冯于山东、天津战场，立下汗马功劳。
在十九路军，若论资排辈，当依次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1920年陈铭
枢在粤军当营长时，蔡是其部下一个排长。十多年的战争风云，其三人在十九路
军中形成一种格局：陈铭枢主政治，蒋光鼐主运筹，蔡廷锴主督战。
陈铭枢倚老卖老，与蔡廷锴产生了矛盾。
蔡廷锴在回忆他与陈铭枢的关系时说：陈长期以家长自居，把军队看做私人
资本，领袖欲强，野心勃勃，不体念官兵牺牲奋斗的艰难，多疑善变，遇事投机，总想侥幸地孤注一掷。这些是非、成败、利害上我和他有重重矛盾，在私情上也彼此有隔阂，不如我和蒋光鼐做到鱼水相依，同甘共苦。在闽变过程中，如不是蒋光鼐从中调解就搞不起来。
福建事变，陈铭枢是首领。他之所以急于举事，是因为陈蒋矛盾太深。
陈铭枢开始是拥蒋的，并积极参与替蒋介石打内战，树立与巩固蒋介石的统
治地位，但后来却成了反蒋的急先锋。
从1927年宁汉分裂，到1932年宁汉由分裂到合作，陈铭枢是拥护蒋介石的。
如果说，一二八抗日是十九路军队拥蒋到反蒋的分水岭的话，那么陈铭枢的分水
岭也如此。
一二八抗战前后，陈铭枢曾一度代理行政院长，孙科组阁时，又任副院长兼
交通部长。他利用十九路军及结交一些进步文人为政治资本，提出停止剿共，一
致抗日的意见，多少有和蒋介石、汪精卫等争夺权力的野心。因此，不容于蒋、
汪政权，被迫愤而出走。
出国后，陈受到苏联政府礼待，研究了苏联政治制度，懂得了一些劳动人民
当家做主的道理，同时受欧洲当时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运动启发，1933年6 、7 月
间回到香港，就想联合第三党、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民主人士和神州国光社一批
知识分子，组织反对独裁的人民阵线，企图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陈铭枢出国前，原想推选宋庆龄出来领导这一运动，宋不同意；回国后，又
想推胡汉民出来在广州组织独立政府，但由于陈济棠以保持广东半独立为满足，
胡不愿出来。于是，乃联络李济深，想通过李济深拉李宗仁、白崇禧和福建一道
反蒋。
7 月间，李济深派亲信幕僚尹时中为代表，携带政治纲要到南宁进行联系。
李、白鉴于陈铭枢的作法过分，就以广东不愿合作，没有后方为词，不愿参加。
李济深和陈铭枢取得一致意见后，在香港利用西南政务委员会，联络西南各
省实力派——湖南何键、贵州王家烈、云南龙云、四川刘湘等派驻广州及香港的
代表，与山东韩复榘、陕西杨虎城也直接有联系。与同情反蒋的如泰安冯玉祥、
天津方振武、上海方鼎英、李烈钧等也派有专人联系。
第三党的领袖邓演达和陈铭枢私交颇好，邓被杀害后，该党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等人和陈也有来往，并支持十九路军。1933年春，该党曾介绍大批干部到福建搞农村工作，并帮助十九路军办军官训练班，取得一定成绩。
1933年9 月间，李济深、陈铭枢等已邀该党负责人黄琪翔、章伯钧、麦朝枢
等到香港商量反蒋之事，该党成为陈铭枢可靠的支持者，虽然各有各的一套，然
而在反蒋抗日，对农村采用计口授田的纲领上，基本还是一致的。
陈铭枢是以十九路军起家的，有了该路军才有福建这一块地盘。他认为
政权有了蒋光鼐（时任福建省主席），军权有了蔡廷锴（时任十九路军总指
挥），当会事事如意，由他支配。然而，事实上内部却是矛盾重重，斗争尖锐。
“闽变”前夕，陈铭枢从国外回到香港，蔡廷锴不避外界闲言，亲往迎接，
以示敬意，蔡廷锴和他联袂到闽。他即以太上皇自居，办事专断，不按手续，不
择手段，不顾蔡的威信。今日在某团体演讲，明日又到某军某师讲话，大有不谈
革命，不谈抗日民族就不能自救，自身就不能保的神气。
陈铭枢表示应迅速组织政府倒蒋，最好是联合广东，广西一道干，如广东不
合作，即和广西合作，两广都不合作，也要单独干。
蔡廷锴和蒋光鼐则主张当前不应公开反蒋，只有维持现状，搞半独立来聚积
力量，联络四方，训练干部，等待时机，有了充分准备再干。
陈铭枢一看蔡廷锴与之计划不合拍，颇为恼怒，与蔡发生争执。
蔡廷锴说：“十九路军是中华民族的军队，不是私人的军队呀！”
蒋光鼐出来调解双方矛盾，他劝说蔡廷锴：“事至如今，只好按陈铭枢的意
思办了，大家共同推李济深主持反蒋抗日大计。”
蔡廷锴明知军事、财政毫无办法，草率行事必致失败，但也不好坚持反对，
因为陈、蒋都说“不计成败”。
蔡廷锴到漳州召开各师师长会议，征求下属意见。
率兵打仗的人多不问政治，更没有政治头脑，纵便不满意，也不表示态度。
蔡廷锴深感处境维艰，很想挂印逃官。
蒋光鼐对他说：“你一旦离军，各师师长论战功论资格，互相伯仲，无人可
以统帅。”进而又劝：“我们虽军力、财力不足，但孙中山先生手无寸铁也干起
来！”
从大局出发，蔡廷锴同意举事……
不料，各方人马云集福州，在此箭在弦上之际，蔡廷锴又唱反调，提出推迟。陈铭枢暴跳如雷。
李济深、陈铭枢担心蔡廷锴变卦，也不无道理。因为，就在“闽变”紧锣密
鼓筹备之时，蒋介石两度请蔡廷锴上庐山、赴南昌会晤。对十九路军将领，蒋介
石是采取了一打一拉手段。
1927年北伐和1929年蒋桂战争，蒋介石紧紧笼络住李济深、陈铭枢，使其为
打败吴佩孚、李宗仁冲锋陷阵。
李济深、陈铭枢不听话了，于是蒋介石又在十九路军中开始拉拢蒋光鼐和蔡
廷锴。中原大战，蒋介石封蒋光鼐为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
十九路军孝忠“委员长”，直把冯阎打出中原。上海一二八抗战，蒋光鼐又
不听话，与时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的陈铭枢一道与日本人血战，在全国出尽了风
头，而丢尽“委员长”的面子。于是，蒋介石开始打击蒋光鼐，“栽培”
蔡廷锴。这段经历，蔡廷锴回忆说：1932年1 月，蒋介石调蒋光鼐为福建省
主席，命我升任驻闽绥靖主任，当时陈铭枢在中央也已被迫辞职。绥靖主任是指
挥全省军政的，以一个多年领导我的上级长官，一变为受我领导，十分不便，我
当然不愿干，蒋光鼐要我以大局为重，力劝就任。蒋介石把我提拔上来脱离陈铭
枢、蒋光鼐的控制，以便利他的指挥与宰割，阴谋是非常明显的。
约在2 月上旬，蒋介石在武汉来电要我到汉口见面，当面询问十九路军进入
闽西的情况，并告诉我福建人事极为复杂，宜多用闽人帮忙，对军纪尤当切实整
饬，办过福建事的人，方知办福建事的困难。他查问我两次回广州关于陈济棠、
李宗仁等对中央态度怎样？我借词搪塞，他得不到要领。最后，他告诉我对待两
广事情，你不及他们的策略，不可太率直轻信外间一切谣言等语。此行明确两个
问题，一是知蒋介石重用我，为的是调动福建全力进犯苏区；一是知道蒋介石怕
我和广东、广西互相勾结。蔡廷锴的确受了蒋介石的“重用”，让他身兼四职：
浙闽赣粤湘五省南路“剿共”前敌总指挥，福建绥靖主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十
九军军长。
蔡廷锴深知，委员长的“重用”无非就是利用，利用他打红军，为他当炮灰。蔡廷锴的诸位上司，也曾被蒋“重用”过，但到头来，都落得被人取代的下场。蒋介石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消灭十九路军。
蔡廷锴对蒋光鼐说：“老蒋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来打红军，如果不打，必授
之以柄，被他消灭；如果听从命令积极打，官兵不愿意，孤军深入，后无援兵，
又必为红军所消灭。剿也难，不剿也难，打也完，不打也完。”
蒋介石一打一拉的惯用伎俩，刺激推动了十九路军挺而走险，举事兵变。
陈铭枢及其使者频繁穿梭于香港与福州之间，引起了坐镇南昌的蒋介石极大
的不安和关注。所以，他竭力拉拢蔡廷锴。
10月上旬，陈铭枢一到福州，蒋介石即致电蔡廷锴，查问陈抵榕具体活动，
并派飞机到榕接蔡廷锴上庐山会晤。
蔡廷锴借口有病，身体不适，不能前往，婉言将飞机打发走了。
数日后，蒋介石又从庐山来电特别说明，蔡如不能离开军中，可另派亲信代
表一晤。
蔡廷锴为了解蒋介石对待十九路军及对陈铭枢的意图，乃电令十九路军驻北
京办事处主任黄春和（广东梅县人，系蔡护国军讲武堂时老同学，相随多年，蔡
之得力助手）同陆文澜、宋子文等一道往庐山见蒋介石。
蒋介石在庐山召见黄春和后，又让宋子文托黄送给蔡廷锴五十万元。
蒋介石的算盘很明白：笼络蔡廷锴，只要蔡不起兵，陈铭枢纵有天大本事也
无所作为。
此时的蔡廷锴，正在打自己的算盘。他电令黄春和将五十万元款及南京给十
九路军的物资全部运往福建。
这笔款，成为老蒋“关照”十九路军的最后一笔。
11月中旬，福建形势如弦上之箭，蒋介石寄希望于蔡廷锴。他几次直接打电
话给蔡，蔡的秘书均借口说蔡下部队，无法联系。
就在事变的前三天，蒋介石还派徐康良乘飞机来福州接蔡廷锴到南昌见面，
并送来一封亲笔函：十九路军东征北伐以来，十余年中建树雄伟，勋绩彪炳，实
党国忠勤奋斗有光荣历史的军队，岂能为一、二人之私产。值此颠危震撼之际，
当必能本爱国保民之精神，而矫然有以自立，断不能以私害公，致供任何人叛党
乱国之牺牲。尤不应因一二人反复而盲从附和，举已往出死入生所造之勋绩光荣
随之毁灭。
蔡廷锴读罢蒋介石的亲笔信，即召集十九路军师以上军官会议，他说：“我
虽与陈铭枢作法上有些矛盾，但抗日、反蒋、联共三点基本上一致，我
更不能出卖团体自荣。我是福建军事领导人，福建的一切变革，容许陈铭枢
在闽活动及十九路军与红军妥协之事，我应负全责。我往南昌自投虎口，无补团
体于万一。“
一不做，二不休，蔡廷锴将飞机扣下，飞行员也被看管起来。
蒋介石在南昌不见蔡来，也不见回音，暗忖福建定有重大事变，一个劲地骂
蔡廷锴“娘希匹”……
福建事变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出席了鼓山会议。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
徐谦、陈友仁、李章达、蒋光鼐、蔡廷锴及十九路军各军长、总参谋长等共十余
人。
陈铭枢竭力主张刻下举事，他说：“组织政府的人员已集中，各方代表已到
齐，时间刻不容缓。蒋介石在江西的‘围剿’部队抽不出来，义旗挂出，西南、
西北、华东、华北必有响应。”
陈铭枢侃侃而谈：“蒋介石七八年来政治已弄得天怒人怨。假使蒋军十个师
来犯，我一个师可去破敌两个师，加上红军沿途阻击，也有战胜希望。”
最后，陈铭枢说：“即使失败了，我们是抗日反蒋的，失败也无尚光荣。”
蔡廷锴不主张11月发难，力主再拖一两个月看看情况，最好到翌年1 月，他
说：“现在举事，蒋介石必定武力解决，加之我们联络了红军，两广半独立状况
也难出现，更不用说议和希望了。再者，部队未调整，防务未布置，财政未筹措，后方工事未构筑，杂牌军未就范，内部敌人未肃清……”
陈、蔡意见大相径庭。会上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辩论不休，争执不下。
陈铭枢火了，耐不住了，耍起政客的恫吓手段：“革命，就不要怕死；胆小
鬼，就不要革命。”进而骂了起来：“丢那妈几大就几大，尽地一煲（粤语拼命
之意）。不同意立即举事通电，你就把我们统统送到南京去请功。”
事至如今，蔡廷锴不能再争辩了，于是，举起了赞同次日发难的右手。
福建事变决策层的不团结，意见分歧，种下了其迅即土崩瓦解的种子。
陈铭枢的智囊团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彭芳草等拟好了一系列政纲，准
备在会上讨论。
蔡廷锴很厌烦，说：“冗长的条文无济于事，成败在于军事。”
鼓山会议开了一整天。深夜，下得山来，众人匆匆准备。
蔡廷锴后来说：“‘闽变’就是这样筹备未周和特别是蒋介石派飞机来接我，我竟将飞机扣留的情况下，陈铭枢排除一切，一意蛮干地发动了。”
11月20日，十九路军举事，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
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
《宣言》提出：（一）否认南京国民政府；（二）号召全国人民及反帝、反
卖国之革命势力，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之国民党系统；
（三）于最短期内召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
11月22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
设首都于福州，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废除原来的青天白日党国旗，改
升新国旗，推定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徐
谦、李章达、余心清、何公敢等十一人为人民革命委员会委员。公推
李济深为主席。
政府下辖军事委员会（李济深兼主席）、经济委员会（余心清代主席）、文
化委员会（陈铭枢兼主席）、财政部（蒋光鼐兼部长）、外交部（陈友仁兼部长）、
最高法院（徐谦兼院长）、政治保卫局（李章达兼局长）等机构。
举事不久，所有参加福建事变的国民党员宣布脱党，第三党也宣布解散，另
行组织了“人民生产党”，由陈铭枢任主席。
十九路军扩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下辖第一、二、三、四、五五个军，总司令由蔡廷锴兼任。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升任各军军长。 将福建省改建为闽海、兴泉、龙漳、延建四省，以何公敢、陈公培、徐名鸿、萨镇冰兼或代省长。
随后，福建人民政府还派十九路军参谋处长尹时中为代表驻瑞金。
但当新国旗在举行庆典仪式的南校场上空升起时，与会的两万之众顿感惶恐。
就连事变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的蒋光鼐，都大吃一惊，颇为不满。因为此事以前根
本就没有讨论过。国旗的样式，谁设计的，蒋光鼐也根本不知。
关于是否改变国家名称，福建决策层内部分歧较大。蒋光鼐和蔡廷锴认为：
中华民国是孙中山一手缔造的，国民党旗不应因蒋介石反动而废除；陈铭抠则表
示，中华民国已名存实亡，国民党已变质，应取消国旗党旗。
于是乎，陈铭枢和他的智囊决定，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共和国。取消青天白日
满地红国旗，采用国家主义派分子翁照垣设计的上红下蓝中间嵌一颗五角黄星的
新国旗。
泱泱大国，一时竟出现南京、瑞金、福州三个政府，各树旗号，三足鼎立。
毛、周、彭建议无效，“太上皇”独断专行夜已经很深了。瑞金沙洲坝乌垅
村，一个大树环抱的小村子，格外宁静。
洋顾问李德，就住在这里。总部的参谋、干事们习惯于把他住的房子，称为
“独立房子”。这栋房子约一百多平方米，位于军委总司令部和红军总政治部之
间，是博古下令专为李德修建的。
“独立房子”烛光摇曳。博古召集的中革军委紧急会议正在进行。博古很推
崇洋顾问，军委会也搬到他家来开。
博古、李德、项英、洛甫、王稼祥、毛泽东、刘伯承等出席。
福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举事，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通电全国；南昌
的蒋介石怒发冲冠，大军进剿。面对这样一种新的形势，中共该怎么办？
这就是军委紧急会议的议题。
第五次“围剿”苏区，蒋介石运用堡垒战术，正打得上手的时候，忽然后院
起火，拥兵近十万众，占据福建一省的蔡廷锴，哗啦一下倒戈联共，把枪口对准
了自己，真是当头一棒，不由得令他心惊肉跳，惶恐不安。
时任“南昌行营”主管作战业务的第一厅副厅长晏道刚，在回忆中这样描绘
当时精神紧张的蒋介石：约在1933年冬，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
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发动反蒋，使对中央苏区北路军的进攻计划受到
很大影响。当时蒋介石进驻抚州指挥，深恐十九路军与红军联合，神色异常
紧张。好几次，我与他同坐汽车时，见他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舞掌。
他坐在房子里就不时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记’中的军歌高声歌唱。每
逢他出现此态时，宣铁武（蒋的侍卫长）就找我去看。说他又在发神经了。
宋美龄到抚州，发现蒋的床下隐藏着他的原配老婆带给他的宁波小菜罐坛，
都被宋美龄掀出打破了。在痛苦中还夹杂着‘吵架打罐’的小插曲，确实使蒋介
石的日子不太好过。
每天晚上后，蒋介石就找我和林蔚去问是否有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
嘱我们密切注意，并每日派飞机轰炸红军，侦察其行动方向。
蒋介石是在南昌获悉闽变的消息。他即刻召回了前线“剿总”司令官顾祝同
和陈诚、林蔚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商议对策。
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说：“李济深、陈铭枢早就反对我，蔡廷锴也不识抬举，
他们联合起来跟我作对，这次我决不姑息养j。”
“我决定，通缉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撤销蔡廷锴、蒋光鼐所兼各职。”
顾祝同、陈诚附言道：“这件事，非同小可。福建起事，两广陈济棠、李宗
仁都会幸灾乐祸，怀有异心。不平福建，两广就要步其后尘！”
熊式辉、林蔚等也纷纷点头，赞同蒋介石的意图：先荡平蔡廷锴，杀鸡给两
广看，再回头对付红军。
蒋介石亲自入闽，在福建建瓯设置行辕。
“围剿”中央苏区之蒋军嫡系主力组成“讨伐军”西进入闽。
以蒋鼎文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由赣东
进入闽北集结于建阳、建瓯一带；以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王敬久的第八
十七师、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由南京、杭州地区，经浙进入闽北的浦城、建瓯
一带；原驻闽北刘和鼎部亦归张治中指挥；以卫立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冷欣
的第四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刘勘的第八十三师、汤恩伯
的第八十九师，经金溪、资溪进入闽西的邵武、顺昌一带集结；派毛邦初为空军
指挥官，集中蒋军的大部分战斗机及轰炸机于建瓯，侦察十九路军的调动情形，
并轰炸福州等地；将原驻南京的两个德式装备的炮兵团大部，运到建瓯集结；派
海军舰队到福建海域侦察登陆。
以上，为入闽第一批兵力，约十万之众。
此时，蒋介石对福建政府之恨，大有超过瑞金苏维埃赤党之势。他巴不得一
夜间，就把长在自己身上的这块“毒瘤”割掉。
宋希濂，时任蒋介石嫡系第三十六师师长。该师奉命在第五路军的编成内入
闽。他回忆说：大约是在闽变发生后的第九天早晨7 点多钟，蒋介石亲自从南昌
打电话给我，问我部队的装备情形和部队的战斗力如何。我一一答复了他，并以
自信的口吻对他说：“官兵的战斗意志是旺盛的，部队是有战斗力的。”
过了两天，他乘汽车来到抚州，立即召见我，又问了一下部队的情况，随即
下一手令，发给三十六师轻机关枪二百挺，驳壳枪三百枝，叫我立即派人到南昌
军械库去领取。同时，他嘱咐我，将在抚州附近的队伍于明天上午9 时集合，听
候他的检阅。当天我就派军械官乘辆大卡车挎蒋的手令前往南昌领运武器。
翌日上午8 时半，部队在飞机场集合完毕，蒋介石于9 时偕顾祝同、林蔚等
乘汽车来到机场，随即乘马巡阅一周。当时三十六师官兵精神颇为旺盛，服装也
相当整洁，因之军容颇盛。蒋介石检阅后，显得很满意，笑着对顾祝同、林蔚说
：“看来这个部队不错。”继而集合官兵讲话，说的是勉励大家要英勇杀敌，保
家卫国，严守军纪那一套。
下午4 时，蒋介石叫我带各旅团长去他那里开会，参加的有旅长伍诚仁、傅
正模，参谋长钟彬及四个团长。会上，蒋宣布李济深、蔡廷锴等公开“叛党叛国”，在福建组织什么“人民政府”。国民政府已明令授权于军事委员会负责讨伐叛乱，随即说明讨伐十九路军的重要意义；继而又命令三十六师归卫立煌指挥，日内由抚州出发，经金溪、资溪进入福建。
他反复叮咛，此行要经过共军区域，也可能与共军发生战斗，务要特别小心
戒备，行进时两侧要多派搜索队伍，宿营时必不可过分分散，宿营前要先做好工
事，布置好警戒，夜间要严密巡查等语。
最后，他下了手令，发给各旅、团长特别费各一千元，师部特别费一万元。
蒋介石很担心，守卫京杭的禁卫军张治中部的两个师也投入了讨伐行动。倘
若红军突进浙皖苏一带，他可就危险了，南京老巢都将不保！
然而，蒋介石多虑了，因为红军最高统帅部根本就没有“乘人之危”的打算，别说到“委员长”后院南京去烧一把火，就是惊弓之鸟蒋军嫡系从眼皮底下走过，他们也不曾想去打一下。正因为此，老蒋暗自庆幸，蒋军将领们也觉得不可思议。
宋希濂第三十六师顺利抵达蒋介石指定的集结地域邵武。蒋介石对顾祝同说
：“真没想到，林彪、聂荣臻网开一面，宋师不伤一兵一卒，通过他们的防地，
天助我也！”
宋希濂从红一军团眼皮下通过，林彪曾电告中革军委，要求袭击，以报大雄
关、云盖山一箭之仇，但博古、李德不准。博古说，蒋介石打蔡廷锴，是狗咬狗，我们不必去为福建政府损失兵力。
天未必助老蒋，倒是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关门主义帮了他的大忙。
蒋军与蔡廷锴十九路军反目为仇时，博古和李德仍然抱着“哪有猫儿不吃腥，哪有军阀不反革命”的观点。
福建政府成立后，上海出版的中共机关刊物《红旗周报》刊登《福建事变与
我们的任务》的文章，说：“十九路军和陈铭枢、李济深辈的‘人民政府’也是
反动统治的一种新欺骗。”
基于此，后来中共中央在《告全国人民书》中也断言，福建人民政府“它不
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
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与政客的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维持这一统治，为了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
在李德“独立房子”召开的军委会，围绕怎样对待福建政府的时局，依然出
现两种迥然各异的观点。
毛泽东不愿意丧失这样一个天赐良机，他说：“不管十九路军今后有什么打
算，抗日这一点不容忽视，既然他们敢于打出旗号反对蒋介石，我们就应积极支
持。”
博古认为，“福建政府是要阻止民众革命斗争的发展，麻痹与欺骗群众，使
反帝反蒋的斗争陷于失败，而帮助帝国主义国民党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的政策
与步骤与蒋介石国民党是没有区别的。”
正因为此，博古在与苏维埃驻榕军事代表张云逸谈话时，只交待他：“此行
的目的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至于如何利用这个契机推动革命形势发展，支
持十九路军反蒋抗日，却只字未提。
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态势，建议：“红军应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调至外线，打到敌人的后方，到赣、浙、闽、皖四省的交界地区活动，在运动战
中消灭敌人，而绝对不能采取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方针，才能使敌人的堡垒政策归
于失败。”
博古不禁想起几天前在前方的周恩来、彭德怀等人更为具体的建议。
彭德怀建议说：“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
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
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周恩来以红一方面军总部名义，也致电博古、李德、项英，通报福建事变后
敌情变化，建议红三军团、红五军团迅速出动，侧击国民党蒋军入闽部队。
然而，这些建议遭到了博古、李德的拒绝。
周恩来再次建议，不要分割突击兵团，应立即集中方面军主力红一、三、五、
七、九五个军团主力，在东乡、得胜关一线，拦截蒋军部队，与入闽的蒋军主力
决战。
想到这里，博古更加不悦，说：“打到外线去，打到闽浙皖赣边，这不是置
中央苏区于不顾吗？瑞金还保不保了？这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李德更有“高见”：“蔡廷锴的福建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坏还
危险，对群众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
博古听李德的，而李德则听其上司总顾问弗雷德的。
当蒋介石兴师入闽之际，弗雷德从上海电示中央红军，在一个月内集中主力，
向江西西部迅速挺进，直至湖南边界，除占领南昌外，还要尽可能攻占长沙。
李德忠实地执行了这个指示。
博古唯李德之命是从。
毛泽东的建议被拒绝了。彭德怀的建议被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也被拒绝了。
无论毛泽东或彭德怀的外线出击，抑或周恩来的内线决战，都可能直接或间
接支援第十九路军。而博古、李德都不愿介入这场“军阀混战”，更不愿替蔡廷
锴去打蒋介石。
这次军委会，最后由李德个人拍板说了算。所有中央红军主力，全部从东线
调往西线永丰地区，去攻打蒋介石的堡垒。
这是一次重大的决策失误。“围剿”中央苏区的敌北路军十余万众，在没有
遭受任何阻击情况下，大摇大摆顺顺当当地通过了彭德怀、林彪的防区，向十九
路军“讨代”过去。
蒋介石消除了一切后顾之忧；蔡廷锴面临大敌，红军坐失战机。
十九路军兵败如山倒，博古顿感“唇亡齿寒”
福建政府独树一帜，撑起来迅速，但倒下去也快，其寿命仅仅五十天。
有史学家这样评价它的失误：“由于事变准备不周，策略失当，一开始就另
立共和国改换国旗，新组政党，使国民党内一些不满蒋介石统治的地方实力派，
如桂系西南及北方各军阀势力，都不敢响应而取观望态度，在政治上十分孤立；
在对红军的态度上也无确定的决策，疑虑重重；在军事上过高地估计了十九路军
的力量，以为蒋介石不可能干很短时间内抽调大批部队入闽，即使来了也可以据
古田、水口一带，支持相当时间，因而采取了消极保卫福州的错误作战方针。”
闽变的主要领导人蔡廷锴和蒋光鼐在后来总结这一段历史时，也深感如此。
蔡廷锴在回忆中写道：闽变开始，我电告各师扩为军的番号命令下达，同时
电饬各军官兵取下青天白日帽徽及孙中山遗像，停止每周的总理纪念周，取消党
旗国旗。平时没有说服工作，一旦说是反对南京政府之事，当时据报官兵颇为惶
惑。
取消党旗国旗，放弃三民主义，给蒋介石讨伐“大逆不道”以借口，福建政
府成立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使出杀手锏。
汪精卫、孙科之流，平素虽与蒋介石格格不入，此时竟也慷慨相助。汪精卫
在南京咒骂说，“闽变”是继袁世凯以来所谓洪宪、张勋复辟、苏维埃、伪满之
后第五次变更国体制度的叛国行为，提倡最高权力属于农工的政策，乃是主张以
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任意屠杀。孙科在南京叫嚣，对陈铭枢非用军事镇压不
足以扫击其野心。
整个国民党中，除上海李烈钧发电表示声援和张学良在欧洲来电支持外，几
乎再也没有支持者。湖南的方鼎英，原准备在湘西发难，但见形势不对头，陈铭
枢怎么策应，也发动不起来。远在海外的闽粤籍华侨，平日都是热情支持十九路
军的，这会儿，声援者也寥寥无几。
特别是广东陈济棠，原本与福建政府订有盟约，但他在收受蒋介石一百万补
助金后，与福建政府变友为敌，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实行封锁闽粤边各陆地交通
要道，封闭十九路军驻粤各机关。
蔡廷锴见陈济棠背信弃义，电责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福建政府原以为
盟友中共会给予援助，但结果令其大失所望。瑞金的最高决策层，非但没有雪中
送炭，反倒有落井下石之嫌。
博古说：“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
十九路军代表应邀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时，会上有人提
出应当援助福建政府的提议，但“左”倾关门主义者以“福建政府也是军阀”为
由撤销了。甚至有人还当着福建代表的面，骂福建政府：“比公开打着反革命旗
号的反革命还要坏。”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和《红旗周报》发表一系列文章，中共六届五中
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中，都把福建人民政府说成是“为挽救破产的反革命的统
治，并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施放烟幕弹”，“是为反对苏维埃，替法
西斯铺平道路”……
福建政府尚在摇篮之中，便四面楚歌，政治上孤立无援。陈铭枢“只要一通
电发难，全国将一呼百应”之幻想化为泡影。
仅仅一个月，国民党的“讨伐军”各部已各就各位。
（1 ）蒋鼎文所率第二路军，辖李玉堂第三师、李延年第九师，由赣南窜入
闽境后，经崇安、建安、建阳，通过建瓯南进，先头部队已抵延平附
电子书下载shuba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