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部主任罗荣桓整掉了，还想再把彭德怀也整掉。由于彭德怀
影响太大，未敢动手。为了在军内反对“机会主义”，打击拥护毛泽东路线的人，于是抓肖劲光开刀。
对博古和李德来说，很难理解曾二次到苏联，并毕业于苏联列宁军事政治学
院的肖劲光，怎么就不热衷于正规战，而对游击战执迷不悟。
肖劲光于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在列宁逝
世时，他曾和任弼时、刘少奇等人一起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为列宁守灵。他参加
过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师党代表。1930年从苏联回国被派往中央苏区，
曾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红军学校校长、红五军团政委。在反“围
剿”战争中，肖劲先很快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比在苏联军事学院学到的要更适
合中国国情。所以，他成为了毛泽东路线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第五次反“围
剿”一开始，博古、李德为全面实行其军事路线，借“黎川事件”在军队里“动
手术”，抓一批人，处理一批人。数十年后，肖劲光在谈及此事时说：“‘黎川事件’问题不是我个人，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而是反‘罗明路线’，反‘江西罗明路线’从地方到军队的继续。”
“反江西罗明路线”时反了“四大”——邓毛谢古，博古说还有“四小”
——肖劲光、李井泉、陈正人、余泽鸿。李井泉曾往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政
委办公室秘书长、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陈正人曾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
省委代理书记、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余泽鸿任建宁中心县委书记、建（宁）黎
（川）泰（宁）军分区政委兼建宁警备区政委。
博古一点名，他们都少不了挨整。
肖劲光被押送瑞金后，中央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对肖劲光进行“残酷
斗争，无情打击”。
博古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提出在军队开展反“退却主义”、“游击主义”
的斗争。凡对临时中央军事路线不理解或执行不力者，都为“右倾机会主义”。
这次会议之后，“活动分子”在部队中都贯彻执行博古的报告。
一时间，对肖劲光的斗争危言耸听，贴出了博古首先喊出的“打倒蒋介石的
走狗肖劲光”的口号和标语，还运用报刊、漫画、戏剧等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
对肖劲光进行批判斗争。博古对此觉得还不够“残酷”、“无情”，他对肖劲光
说：“党决定公审你。”
1934年1 月4 日上午，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对肖劲光实行了公审。
公审规模之大，气氛逼人，在中央苏区还是头一次，参加大会的有中央和各
后方机关代表、群众近千人。一阵口号后，书记员宣布了对肖劲光的控告书，其
“罪状”有二：黎川失守和浒湾战斗“丢伤兵”。
公审前，军事法庭并未进行预审，所以肖劲光不知何罪之有。
读毕控告书，执行主席问肖劲光有什么可说。肖劲光大惑不解，当着众人面
为自己辩护：“黎川失守到浒湾战斗，先后一个月的时间，并没有追究我的责任，让我去组建红七军团。我被撤职查办的罪名，是浒湾战斗失败，怎么又跑出黎
川失守的说法呢？”
开始给肖劲光定的“罪名”是浒湾失利，但这一仗肖劲光只是配合三军团作
战，不是总指挥，负总的责任或全部的责任没有道理，彭德怀也说不怪肖劲光。
于是，李德对博古说：“黎川失守要问罪肖劲光。”
执行主席又问：“不管怎么说，黎川是不是你失守的？”
肖劲光继续辩解道：“我的部队全都调走了，敌人是三个师，我只有七十人
的教导队，怎么守得住？差不多快被敌人包围的时候，我才带队伍撤出黎川城，
这有什么错呢？”
“为什么不发动群众？”又问。
“省委、省政府都撤走了，我怎么发动群众？即使发动了群众，他们赤手空
拳，怎么能对付得了有枪有炮的敌人？……”
大会执行主席无话可问。
“至于伤兵的事，”肖劲光继续辩解：“八角亭我们伤亡三百多人，我派周
子昆师的一个营，护送伤员经过敌占区到后方，途中遭遇敌人袭击，有十几名伤
员掉队，其他大部分都安全到达后方根据地……”
经肖劲光这么一说，两条“罪状”都不成立。开始不明真相喊口号的群众也
不再作声了。
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大会执行主席宣布公审结果：开除肖劲光的党籍
和军籍，判处五年徒刑，无上诉权。
公审肖劲光，毛泽东开始并不知道。虽然挂有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央革命军事
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但军委根本就没有开会讨论过这事。博古对李德说：“不要
在中央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此很敏感，他们都是执行同一条路线
的。”还说：“肖劲光是毛泽东比较亲近的老乡。”
公审会后，毛泽东才知道这一情况。他十分气愤，说：“打击肖劲光是杀鸡
给猴看，打击肖劲光，就是打击我。”
毛泽东委托贺子珍去看肖劲光，并转达话：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造
成的，撤出黎川，做得对。
对肖劲光的处理，李德很不满意，他对博古说：“判五年刑，太轻了，要杀
一儆百，要枪毙肖劲光。”
在此之前，红三团第五师十四团政委麦农本就因浒湾失利而被军事法庭处以
极刑。
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上讨论。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力保肖劲光。
王稼祥也不同意，他拒绝在文件上签字。王稼祥既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同时又是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的保护下，肖劲光非但没杀，还获释放，并到红军大
学任教员。
肖劲光怎么也没想到，情况会发生如此变化。一个“罪犯”去当红军大学教
员！数十年后，他谈及此事，感慨万千地说：“我得以释放，能活到今天，是毛
泽东等同志同‘左’倾教条主义者坚决斗争的结果。如果没有中央这些领导同志
的保护，我很可能被杀掉了。当时有许多好同志受打击，多少好同志被错杀啊。
我是一个幸存者。”红军大学设在距瑞金县城十多里的一个山坡上。这里原来荒
无人烟。学员们自己动手，搭起了一排排茅草屋。
红军大学是根据李德和博古的意思办起来的，所以，从指导思想到教学方法，
几乎都是仿效苏联红军学校的那一套。校长是张宗逊，后由何长工担任。
说来有趣，肖劲光、宋时轮、周七第、苏进、冯达飞等犯有严重“错误”
的红军高级指挥员，此刻都成为了红军大学的教员。1934年秋，中央苏区形
势日趋紧张，红军节节败退，肖劲光的心情越来越沉重。10月10日，肖劲光与部
队一起参加了长征。1935年1 月，肖劲光抵遵义城。当天晚上，周恩来约见了他。周恩来握住肖劲光的手，说：“中央这次会议为你平反了。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中央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和军籍，还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四渡赤水之后，肖劲光被派到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接替叶剑英任军团参谋长。
解放后，肖劲光担负起创建人民海军的重任，任海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
大将军衔。
第三章福建事变，一次改写历史的绝好机遇蔡廷锴与彭德怀，不打不成交国
共“大决战”刚打两个月，蒋介石便后院起火，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名反
蒋，爆发了震动全国的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也可谓是朱毛红军的老冤家。
第一次“围剿”，蔡廷锴迟到一步。刚进苏区，张辉瓒即告全师覆没，十九
路军闻风而逃。
第二次“围剿”，十九路军刚打完淞沪保卫战。中共曾声援过这些抗日将士，故不愿使其雪上加霜。尽管蒋光鼐、蔡廷锴深入苏区宁都境内，但红军未曾动他，而让第五路军王金钰、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第六路军朱绍良伤筋断骨，丢盔弃甲。
第三次“围剿”，红军不再客气。彭德怀、滕代远的第三军团和陈毅的江西
军区，与蔡廷锴三个师，在兴国境内高兴圩激战三天两夜，几万大军在弹丸之地
杀得天昏地暗。后来蔡廷锴在其自传中叙述这场血战时写道：红军以其最强悍之
部队及彭德怀之军官队，向我猛冲。我军受其强烈压迫，全线略为动摇。第六十
师沈光汉师长及师部不明前线情况，又不沉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竟受溃兵之
影响，擅自向兴国方向退去十余里。甚至总部人员及我之随从亦有逃跑，颇为紊
乱，无线电亦放出紧急电。当时我见此情景，危殆万分，愤欲自杀以殉国……
十九路军确实能打。高兴圩一战，红军虽歼其三千，但也伤亡千余。彭德怀
的第三军团，仅排以上干部就伤六十六人，亡四十三人。第三军团第四师代理师
长邹平阵亡，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等负伤。
从此以后，彭德怀与蔡廷锴两军对垒，兵戎相见，势不两立。
1933年7 月，彭德怀东方军入闽作战，兵锋直指老冤家蔡廷锴。攻泉上，克
朋口，收复连城，东方军所向无敌，势不可当，动辄吃掉蔡廷锴一个团、一个旅。蔡部最精锐主力区寿年第八十七师，被东方军红五师李天佑、毛贲虎第十二团打得狼狈不堪，一昼夜狂奔九十公里，形同丧家之犬。师长区寿年痛心疾首地说：“这次失败，是本军最大的耻辱。”
8 月中旬，东方军连克洋口、峡阳，围困将乐、顺昌、延平，守敌第五十六
师师长刘和鼎惊恐万状，魂不附体，一封接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请求蔡廷锴速
发援兵。
8 月18日，蔡廷锴的王牌军，号称从未打过败仗的“铁军”——十九路军第
六十一师第三六六团，在芹山地区被彭德怀东方军第五师李天佑团一举全歼，该
团团旗和二十余挺轻重机枪，全部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回首“围剿”红军，蔡廷锴头皮都是麻的。打了几年，什么也没捞到。
既损兵折将，又遭到全国人民和下级的唾骂、怨恨，真可谓两头受罪，里外
不是人。老蒋在屁股后面不停地催，责怪他“进剿”不积极；前面彭德怀东方军
严阵以待，兵不可犯。蔡廷锴说：“打，也是被红军消灭；不打，蒋介石面前交
不了差，也活不下去。”
老蒋不仁，十九路军也不义。于是，逼上梁山，蔡廷锴干脆走第三条路：联
共反蒋。
十九路军反蒋联共，颇费了一番周折。
1933年8 月30日晚，黄琪翔在上海家中请客。同席的有章伯钧、彭泽湘、刘
伯垂和麦朝枢等。正在吃饭时间，晚报送到，登载：十九路军在闽与红军作战，
打了大败仗；区寿年部在连城全师覆没，谭启秀部在延平战败，退出水口；红军
指日可下福州。大家看到这条消息，异常震惊，因为在座各人和十九路军都有着
或多或少的关系，无论在私在公，都必须设法挽救十九路军。大家当时估算，蒋
中正蓄意消灭十九路军，现在正好借红军达到目的，一定不会增调援兵。广东军
队也在赣南受到红军牵制，无兵可调。这样，十九路军就只有坐以待毙了。最后
彭泽湘说：“现在种种想法，都很难收实效，最好是在上海找中共中央负责人谈
判，说明十九路军是抗日反蒋的，应说是革命同路的军队，红军不应该把它消灭
；如果红军消灭十九路军，正好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毒计。要求中共中央转电
红军领袖，先行下令停止进攻，然后再商量具体条件。这样决然可以得到中共中
央的接受。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但不知十九路军方
面是否能够照做，又一致商定由黄琪翔写信寄香港陈铭枢。陈接信后，函复已派
梅龚彬到上海与中共接头，可就近配合进行。但多次商谈，未获得积极的结果。
蔡廷锴心急如焚。陈铭枢一到福州，就责问道：“你口口声声说己和共产党
取得联系，如今红军全力向东，想消灭我军，这是合作吗？”
陈铭枢无可奈何：“合作没有成功，当然不会停止敌对行动嘛！”
费了很多心思，陈铭枢想到一个人，这就是陈公培。陈铭枢对陈说：“十九
路军想与共产党合作，但没有关系，找不到合适人选。你曾经在周恩来、朱德那
里干过事，你想办法联络他们。”
陈公培从香港来到福州，会见蔡廷锴和蒋光鼐。因是陈铭枢推荐的，蒋、蔡
觉得靠得住。于是，决定由陈公培作为十九路军的代表，赴前线与东方军彭德怀
部接洽谈判。
此事关系重大，要十分慎重。蒋光鼐用绸子给彭德怀写了一封密函，表示愿
意接受中共中央和红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并提出双方先行停止战争行
动，互派代表和谈。
为了万无一失，蔡廷锴用汽车亲自将陈公培从福州送到水口前线，并交给他
一个密码本。
陈公培化装成一个闽中农民模佯，绸子密函藏在内衣腰带中。
延平前线十九路军补充第一旅旅长司徒非，奉蔡廷锴命令，将陈公培秘密送
过前线。
9 月22日，陈公培抵达东方军司令部——延平县西南六十里之王台乡。
在这里，他见到了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滕代远，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彭德怀看了蒋光鼐、蔡廷锴的和谈信后，立刻致电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和方
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
次日凌晨，彭德怀接到中共中央局关于与蒋、蔡谈判的电示：朱周彭滕：关
于蒋蔡谈判，请提下列先决条件：（一）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在军事上立
刻停止前线及后援之前进，集中沙县之部队，可撤至相当地点，沙县仍可维持其
统治，谭师亦应作向后退，我们可允许不再前进……经济上应允许停止一切对于
苏区贸易之封锁。
（二）释放在福建牢狱中的政治犯，及保证反帝运动及反帝组织之自由。
（三）发表反日及反蒋之政治宣言。在允此项条件后，双方订立协定，磋商
后作战协定，及其他具体问题之具体步骤。但蒋蔡此种行动极有可能，像求得一
时缓和，等待援兵之狡计，我方得警戒并须严加注意。谈判时依据上述条件及政
府屡次宣言，但过分及一时不能接受之条件，可不提出。
中央局当天上午，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与陈公培进行谈判。
陈公培说，此次来的原因有三：共产党有联合抗日声明；十九路军愿意同红
军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及其最大的工具蒋介石；我自己也想到苏区来看看，联系
联系。
彭德怀重申了中共中央局抗日三条件后，指出：十九路军抗日是对的，进闽
“剿共”是错误的。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抗日必须反蒋。
用十九路军“剿共”是蒋介石的阴谋。“剿共”和消灭十九路军对蒋介石都有利。
陈公培进一步谈到蒋光鼐、蔡廷锴的一些保证，比如“停止进攻苏区”，
“释放共产党人”，“取消经济封锁”等，但同时要求“红军退出洋口”，“
以泰宁、将乐、建宁、清流、连城为界“，”保守条约内容的秘密“等。
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根据中央局电示精神，对陈公培所提各款予以答复。
彭德怀指出：“为了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实践苏维埃中央政府之屡次宣言，红军
与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的谈判基础上，订立共同作战协定，以首先打倒蒋介石为
罪魁的南京卖国政府，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
陈公培见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言辞恳切，入情入理，毫无意见，遂用东
方军的电台，致电蒋光鼐、蔡廷锴，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予以答复。
行伍出身的彭德怀，还是头一回搞谈判。他作为东方军的最高指挥官，专设
午宴，热情款待了炮火中厮杀了几年的福建使者。
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说：招待吧，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
洗脸洗脚，一直沿袭到抗美援朝回国后，才改变了这种传统做法。
我们请他吃饭，大脸盆猪肉和鸭子，都是打土豪打来的。
后来中央听说这种招待法，很不高兴，认为太简单了，责备彭德怀对此事不
够重视。这一点，在中央局9 月25日给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对谈判的
指示电文的第三条有反映：请你们特别注意，勿因谈判而妨碍我们积极行动，同
时应将谈判看成重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把戏。在谈判中只用红军名义指挥，特别注意在言谈及条件中勿泄露我军任何军事秘密。
中央的态度说“重视”，但改变也快，有点儿朝令夕改。上午电告说“看成
重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把戏”，晚上9 时又以项英的名义，致电朱德、周
恩来、彭德怀、滕代远，要彭“耍一个滑头”：目前在我军结束东线向北消灭蒋
敌援闽部队（军委已另有命令），对公培之事绝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时，
顺带耍一个滑头，向公培表示红军履行以前宣言，诚意与他们来订立反帝反蒋作
战协定。可首先撤退西芹一带之兵。但绝对注意不要暴露我军之企图，而实际来
集中我之兵力，请你们酌情进行。
彭德怀性格直爽，坦坦荡荡，喜欢明白人不做暗事。中央反反复复的电令，
把他弄得有点儿稀里糊涂。他后来听滕代远说，博古讲“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
对民众带有更大的欺骗性”，彭德怀愈发觉得摸不着头脑了。
彭德怀在回忆中写道：我虽然不同意他们这种关门主义的看法，但又觉得提
不出什么理由来。
这时我有一种自卑感，觉得知识分子总有他二歪道理。如上次来电责备招待
不周吧，不够重视吧，现在又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这才是不够重视哪！
他反蒋抗日对我们有什么不好呢？当时我要是读了《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
》这本书，我就要批判他们，可是我那时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批判能力。
我入党前，就只看过一本《共产主义abc 》，看过一本《通俗资本论》，当时我
也是第六年的党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摸边，多么需要革命理论武器！革命
的热情吗，自问还是有的。
彭德怀首次谈判便写下了出色的一笔。27日，彭、滕致电朱德、周恩来并转
项英，报告十九路军方面“在我们让步之下，有可能接受我方相当条件”。
28日，彭德怀派人护送陈公培出苏区返回十九路军。陈公培带去了一封彭德
怀给蒋光鼐、蔡廷锴的书信。彭德怀赞扬了蒋、蔡反蒋抗日的主张，同时要求蒋、蔡从速派出代表，到瑞金同我党中央正式谈判。
红军与十九路军停止了敌对行为，并开始了一定程度的互相支持。
红都瑞金的使者——潘汉年、黄火青、张云逸正在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任政治
委员的黄火青（校长为陈赓），深夜忽然接到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电话，要他
立即赶到军委驻地沙洲坝，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当时，黄火青正害恶性疟疾，发着高烧。刘伯承顾不了那么多，口气很硬，
说：“坐担架也要抬来。”
黄火青确实是被担架抬了三十多里，到瑞金沙洲坝的，并在红军总医院往了
一星期。
出院后，黄火青到军委总部报到。刘伯承告诉他具体任务，要他随中央局宣
传部副部长潘汉年到福建十九路军做联络工作。黄火青这才知道尚属“秘密”的
来龙去脉。
一个月前，陈公培带着彭德怀的信回到福州。蔡廷锴阅罢，旋即电告在香港
的陈铭枢。陈铭枢喜出望外，当天乘飞机抵榕城。他对陈公培说：“你为十九路
军办成了一件大事。”
根据彭德怀信中所说，派代表赴瑞金与中共正式谈判，陈铭枢、蒋光鼐、蔡
廷锴商定，让也曾与中共关系甚密的徐名鸿作为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
徐名鸿，广东丰顺人，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任第四军十一师党代
表，后又任军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失利后脱党而参加第三党，并长期在十九路
军工作，时任十九路军秘书长。
陈公培已顺利往返了一回，熟门熟路，陈铭枢命他二度入赣。第三位使者名
叫陈小航，一个文化人。
10月上旬，福建使者一行三人抵达红都瑞金。
徐名鸿带来一封蒋光鼐、蔡廷锴给朱德、毛泽东的信。蒋、蔡并不了解中共
内部的复杂矛盾，以为瑞金是朱毛说了算，因为多年来都是与朱毛在战
场上打交道，对朱毛大名久仰。
博古看了此信后，打电话给毛泽东，说：“我不出面了，福建使者由中央政
府接洽。”
在博古看来，十九路军此举，并非什么大不了的好事，不值得过于重视。
或者说，他压根儿就反对。因为博古向来对十九路军厌恶。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十九路军不愿再做蒋介石的炮灰同红军打仗，在赣州喊
出了“不打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号。博古却说，中间派比蒋介石还具有欺
骗性，是更危险的敌人。
一二八抗战，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作了一二八决议，不是支援蒋、蔡
抗日，而是号召士兵起来推翻“长官”。蒋介百企图消灭十九路军，把蔡廷锴从
上海调到福建“围剿”中央苏区。博古不是促使其接受中共提出的共同抗日三条
件，而说：“国民党军队的上层军官，是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的，我们也不会
同他们谈什么条件。”
毛泽东作为中央政府最高领导人会见了徐名鸿等。毛泽东说，十九路军过去
替蒋介石打红军，压迫人民是错误的，但现在不愿打内战，积极抗日，中国共产
党是欢迎的，支持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十九路军合作，双方在共同抗日的
前提下，反蒋抗日。福建使者广泛地与中共和红军领导人进行了接触，会见了朱
德、周恩来、林伯渠等。
周恩来负责了这次谈判工作，并派潘汉年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全权
代表，与徐名鸿等具体谈判。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小学教员、报馆编辑。
1926年冬，往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写股股长、宣传科长兼《革命军日报》总编，
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长期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域左翼文化运动，历任上
海文化工作中共党困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中国“左联”党团书记等
职。1930年冬任中共中央《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央
特科委员会委员、第二行动科科长等职。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后曾任中央局宣传
部副部长。
双方谈判进行了数日，协议条款已拟定。
到了这个份上，博古等人仍然对十九路军表示怀疑。在中央讨论条款时，发
生了争论。
博古说：“哪有猫儿不吃腥，哪有军阀不反革命。十九路军过去是我们的敌
人，今天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真正的朋友。”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左”倾关门主义者的观点完全相反，极力主张与
十九路军合作，抗日反蒋。
毛泽东提出，我们联合十九路军，不仅在政治上对全国人民和对国民党军队
会起到重大影响，在与蒋介石的军事斗争上，也会产生直接的对我们有利的作用。
毛泽东的意见，在争论中得到大多数人支持。
博古终于同意与十九路军签订协定。但他解释道，与蔡廷锴联合，仅仅是为
了“在群众面前证明苏维埃红军忠实于自己的宣言，借以揭破十九路军的真实面
目”。
1933年10月26日，潘汉年与徐名鸿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工
农红军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初步协定》共十一条：
（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如附件），在该线不
得驻扎主力军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
区接壤地间妨碍贯彻该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
（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
（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
（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
（各民族抗日反帝团体及一切武装组织，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
之自由）。
（五）在初步协定签订看，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
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
（六）初步协定签订后，互派全权代表常驻，应由双方政府负责，保护该代
表等人员之一切安全。
（七）双方人员有必要往来时，由各驻代表要求签发互照通行证，双方负保
护安全之责。
（八）本协定在福建及十九路军方面反日反蒋军事布置完成前，双方对于协
定交涉应严守秘密，协定公布经得双方同意。
（九）在完成上述条件后，双方应于最短时间，另定反日反蒋具体作战协定。
（十）双方贸易关系，应依互助互惠之原则另定商业条约。
（十一）本协定在双方全权代表签订草约后即发生效力，正式协定共计两份，
经双方政府军事机关正式负责人签名盖章后，各执一份执照。
这个协定，对蔡廷锴来说，并未实现其意图。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共
中央代表具体和徐商谈，主要谈判闽西苏维埃区与闽西善后处（即闽西善后委员
会）双方划界而治的问题。我希望徐名鸿谈判十九路军和红军共同抗日反蒋大计，
能与红军取得一致意见。惟中共代表人对我们的意图不够了解，却很少谈到这些
问题（和红军没有达到攻守同盟，是“闽变”迅速失败原因之一）。于是10月间
草草订立一个临时划界协定。
根据《初步协定》，中央决定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黄火青为秘书驻榕。
黄火青住医院一个星期，潘汉年不能久等，与徐名鸿、陈公培先行。因为蔡
廷锴来电催徐名鸿速回福州筹备举事事宜，陈小航留下来在古田等黄火青。
为了便于秘密工作，潘汉年让黄火青改用化名——黄一青。临行前，中央局
秘书长邓颖超交给了他电报密码，并教以使用方法和如何写密信。
黄火青是独自一人上路的。队瑞金经福建新泉到上杭。黄火青靠两条腿走了
两天才到古田。在古田，他找到了陈小航。那段日子，黄火青与陈小航来往较多，比较熟悉。但一直到将近五十年后的1982年冬天，才知道他就是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罗稷南。
赶了两天路，黄火青着实累了。他到古田后一觉睡到大天亮。起床时，陈小
航要他看看身后。黄火青一回头，墙上写着四个大字：“消灭共匪。”
两人哈哈大笑。
几天后，黄火青赶到福州，找到了十九路军司令部，同潘汉年住在一块儿。
草签了《初步协定》，十九路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加紧策动福建事变，
终于1933年11月20日举事。
福建政府成立的第二天，潘汉年代表瑞金苏维埃政府，徐名鸿代表福建政府
正式签订了《抗日反蒋停战协定》。
福建事变反响甚大，震惊中外。潘汉年及时地通过十九路军电台，向瑞金发
了两份电报。
中央回电，要潘、黄二人回去一人详细汇报。十九路军迫切需要与红军合作。
福建政府一成立，蔡廷锴即致电瑞金，要求红军派一个军事代表驻福州。
中央决定，派张云逸作为苏维埃政府的军事全权代表驻福州。
张云逸，海南文昌人，曾与邓小平等领导左右江起义，任红七军军长。
1930年率部进入江西苏区，与湘赣红军会师。曾任湘赣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
谋长，红三军团第七军参谋长，江西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革军
委副参谋长，红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等职。他早年和李宗仁、白崇
禧同在桂军，和西南部队都有关系，与福建军人也相当熟悉。
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代表方方随同张云逸抵榕，与福建人民政府订龙省省长和
汀龙省政府秘书长陈小航，根据《初步协定》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
这个条约的签订，基本解决了中央苏区经闽西、闽南而达福建沿海的通道，打破
了蒋介石的经济封锁。
十九路军有飞机，福州有机场。博古说，我们也要有飞机。于是，由周恩来
负责，在瑞金修建了飞机场。
中共中央委托国家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赖祖烈去福州买飞机。他带着百余两
金子乘汽车去福州，不料在泉州境内被土匪抢劫一空。赖祖烈后来受到严重处分。
瑞金与福建政府的交通打开后，开始了经贸交流。
毛泽民可谓中央政府的理财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就是他一手筹建起来的，
并任行长。赣南有丰富的稀有金属——钨砂。毛泽民领导开发钨砂资源，任中央
政府钨砂公司总经理。
赖祖烈以“中华商业总公司”总经理身份，与副总经理刘秉奎等人，去龙岩
与徐名鸿、陈小航商谈贸易。苏区用钨矿石、樟脑油、毛边纸同福建政府交换食
盐、煤油、西药、布匹等。
除了两个政府间官方贸易外，老百姓和商人的贸易也十分频繁，通商集市颇
为热闹。
罗明在中央党校学习后，担任了中央党校教育处处长。由于他长期在福建省
担任领导工作，对福建地下工作也很熟悉。福建事变后，他再度出山，被派往福
州，执行两项任务：其一，与我党驻榕代表联络；其二，恢复发展地方组织的工
作。
潘汉年、张云逸、黄火青，与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陈铭枢、李济琛、蒋光鼐、蔡廷锴等，就政治、军事、外交、贸易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谈。
罗明组织我党在福建的地下党员陈昭礼、龚饮冰、靖任秋、何奋、邓拓等人，分别在福建人民政府里或公开或秘密地开展工作。
在罗明尚未到福州时，当地党组织还是提“反蒋蔡，反福建人民政府”
口号。罗明抵榕，即刻召集福州、厦门两中心市委负责人会议，传达党中央
对“闽变”的指示，并对今后的地方工作做了布置：（1 ）利用“闽变”时机，
开展抗日、反蒋的宣传活动；
（2 ）注意秘密活动与公开活动相结合，不要将地下组织全部公开；（3 ）
目前首要任务是争取在押政治犯的释放。
于是，在中共的敦促下，福建人民政府高等法院和闽侯地方法院，根据《初
步协定》第三条精神，于12月4 日、5 日、7 日分别释放了在押政治犯，其中有
我地下党员马立峰、范式人、蔡明善、杨赫光等。
罗明不仅协助地下党安排这些出狱同志的工作，而且推动地下党开展支持十
九路军反蒋抗日活动。
福州中心市委于12月16日收到中央10月30日的来信。
信中指出：“我们党在福建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总方针，应该是一方面尽可
能地造成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
的力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南京政府。”
又指出：“我们要无情地反对‘左’倾关门主义。”
根据中央来信指示的精神，福州中心市委领导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福州
分会”，以“远东反帝非战反法西斯同盟福州分会”的名义，公开活动，并在公
开发行的《反帝新闻》等刊物上发表《为号召广大民众建立反帝非战反法西斯的
统一战线宣言》，提出八条纲须，福建人民政府机关《人民日报》和《国光报》
曾全文转载此《宣言》。
福建人民政府知道“非战会”是我党的外围组织，但他们依照《初步协定》
第四条的规定，允许其公?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