淌谠凇洞嬖谟牖拿泄叵隆靶圆笨疾臁罚ㄈ貉猿霭嫔?999年1月版）一书中，将当前活跃在中国大地上的卖滛女分为由高到低的七个层次—— 处于顶端的是“二奶”阶层；第二层是“包婆”（公安部门称之为“包娼”或“包嫖”）；第三层是“三厅”（歌厅、舞厅、餐厅）里的三陪女；第四层是“叮咚小姐”（相对固定地住在一个宾馆，通过电话拉客，如果男人有意向，她们就“叮咚”一声按一下门铃，进去当场成交）；第五层是“发廊妹”或“按摩女”；第六层是“街女”或“街妹”；第七层是“下工棚”或“住工棚”的女人，主要与外来民工进行交易。 潘教授引用民间的说法，第七、六层是“卖x”，第五、四层是“卖肉”，第三、二层是“卖俏”，第一层是“卖马蚤”，而所有这些都可以叫做“卖身”。 潘绥铭教授主要考察了珠江三角洲的b镇、华南腹地某开发区、湘黔交界处某金矿区三个社区，而对繁华大都市里的卖滛并未涉及。如果有人想了解北京最高档的娱乐场所在哪儿、“最开心地娱乐一次”价格几何，在潘教授的书中是找不到答案的。很显然，中国大地上还有比潘教授书中列举的七个层次的卖滛女更高级的卖滛女。 关于女人的“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卖艺”与“卖身”的区别。有些才貌双全、色艺俱佳的女子，一开始总是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卖艺不卖身”，但这一原则往往不能坚持到底。如果能像北宋末名妓李师师、明末名妓柳如是那样，有幸碰到出得起大钱甚至可以托付终身的主儿，她们便会哭着喊着既卖艺又卖身了。今天如果有女人也能卖艺又卖身，其档次无疑就要比潘教授笔下的“处于顶端的‘二奶’阶层”高出几许了。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节目较为全面地报道了厦门远华走私大案的查处情况，此前，上海《新民周刊》根据“来自中央4·20专案组的第一手资料”，也对此案进行了较详尽的报道。据披露，远华走私团伙头子赖昌星的侄儿赖文峰，穿名牌，驾豪车，风流倜傥，举止做派俨然年轻大亨。广州有个早负盛名的甜妹歌星，被赖文峰的“款爷”风采所倾倒，无视众多追星族的望眼欲穿与千呼万呼，毅然宣布退出歌坛。息唱后，甜妹歌星一心一意傍着赖文峰，后者则慷慨解囊，为她购买了一辆价值200多万元的德国“保时捷”牌红色跑车，和一套靠山背湖的高档别墅。据说甜妹歌星与赖文峰签了3年契约（就像她签订演出合同一样），但3年合同期未满，远华案东窗事发，她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不久即宣布复出歌坛，荧屏上很快又出现了她的芳容与倩影。 名噪一时的甜妹歌星忍痛告别歌坛，专为赖家公子一人献艺，作为“二奶”，她同时还要为他献身，她的“卖艺又卖身”，是一种水平极高、极富传奇色彩的卖滛。至于她与赖文峰的合同尚未履行完毕就不辞而别，则与她当初抛弃众多追星族时的绝情一脉相承。同期《新民周刊》还披露，1997年9月8日，88层的远华大厦举行奠基仪式，赖昌星邀请北京一家牌子一向很正的歌舞团前去助兴，一帮经常在大型主旋律庆典或晚会上露脸的著名歌星、舞星倾巢出动，在厦门人民大会堂连续演出3天，还临时自编自演节目，为赖老板唱尽赞歌。有个以演唱革命歌曲著称于世的“豪情万丈的著名女歌唱家”，至今仍不理解中央为什么要“动”远华公司，在北京多次为赖昌星鸣冤叫屈：“赖老板，多好的一个人哪，为什么要查他呢？”据说这名歌唱家只是陪赖欢娱数夜，赖竟给了她1000多万元的“感情费”！ 姜还是老的辣，如果说赖文峰不过是一个挥金如土的富家公子哥，那么他的叔叔赖昌星就是一个道行极高、格调极“雅”的情场老手。所以赖文峰充其量只是花了几百万玩儿了一个唱流行歌曲的小甜妹，到头来小甜妹一看大事不好跑得比谁都快，而赖昌星一出手就是1000多万，玩儿的却是专唱革命歌曲的“大姐大”，并且“大姐大”在赖昌星大难临头之时仍然对他“一往情深”。小甜妹除了会唱几首甜蜜蜜酸溜溜的流行歌曲，除了在电视、报纸上混了个脸熟，比北京五星级宾馆里的三陪小姐档次高不到哪里去；专唱革命歌曲的“大姐大”就不同了，好几首兼具千般柔情与万丈豪情的经典革命歌曲都是她的保留节目，非她演唱不行，没她演唱不了，她可是根红苗正觉悟高的专业歌唱家，有高级职务、职称，享受相当级别的待遇，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声望，那风采，那神韵，那品位，与小甜妹绝对不在一个档次上，玩儿起来显然别有一番刺激和情趣。 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为迎接国家领导人赴港参加回归庆典，特地购买了一辆黑色奔驰防弹车，后来香港方面将该车拍卖，赖昌星花1200万港币赴港竞拍，买下了这辆具有特别意义的轿车。联系到他的这一“壮举”，对于他不惜花1000万人民币与专唱革命歌曲的女歌唱家睡几个晚上的“豪举”，人们也就应该有所感悟了。 英语的形容词和副词有原形、比较级与最高级之分，套用这种语法，潘绥铭教授在《存在与荒谬》一书中概括的七个层次的卖滛女，只能算是“初级卖滛”；甜妹歌星签约向赖文峰“卖艺又卖身”，可算是“比较级卖滛”；“豪情万丈的著名女歌唱家”把革命歌曲唱到了走私大王赖昌星的床上，则称得上“最高级卖滛”。顺便提一句，甜妹歌星复出歌坛后，居然也很卖力地演唱了几首革命歌曲。有评论说这是她的“自我突破”，我却相信她是在尝试着向女歌唱家学习，以期日后能身价猛增，顺利迈上“最高级”。 是的，别看某些正义凛然、大气磅礴的“歌唱家”在“主旋律舞台”上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唱得比哭得还动情，其实只要能挣钱、挣大钱，甭管什么歌什么调，甭管是强jian犯作的词还是杀人犯谱的曲，他们都能演唱得如痴如醉，如怨如慕，令全场掌声四起，欢欣鼓舞。“表子无情，戏子无义”，无论哪种级别的卖滛，古来如此，而今亦然。&nbsp&nbsp
李 真 幸亏只是&ot;幻想&ot…
以前有句气势豪迈的口号，”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如果不是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助长了”大跃进”狂热气焰而遭到后人诟病，也许倒可以起到一些鼓励中国人敢于想象、善于想象的正面作用。与此相似还有胡适的那句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是强调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都应该有起码的想象力，有着眼于未来的遐想或幻想。某大企业的广告词说，”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如果借用一下，我们也不免担忧：人类失去幻想，世界将会怎样？ 但中国人传统上崇尚务实，除了江湖骗子和政治野心家，人们对那些没有多大把握、甚至八字还没有一撇的事，一般是不会郑重其事地大肆张扬的。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近日多家媒体在披露原河北省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真”年轻巨贪幻想当'副总理'”的新闻时，无不带着某种讥讽和不屑的口气，似乎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这种口气也暴露出了媒体的势利，毕竟李真当初是一颗炙手可热的”政坛新星”，以他一个中专毕业生当上省委办公厅秘书、年仅35岁即爬上厅局级领导高位的发展势头，”幻想”当”副总理”既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冲动，更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思想自由。李真固然罪大恶极，可你总不能说他”想”一下也是僭越，也罪该万死吧。阿q曾幻想”革命”之后，”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要是我们的领导干部中竟然无一人哪怕是像阿q那样”幻想”一下，那局面大约也是十分不妙的。 我承认自己也对李真充满了不屑，但那主要不是鄙夷、唾弃，而是恨铁不成钢，怒其不争气。客观地讲，他能够产生并毫不讳言有朝一日问鼎”副总理”的”幻想”，说明在他对自己政治前途的设计中，有一个明确的期望值和具体的奋斗目标。须知中国是一个有着十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中国竞争到一个副总理职位，无疑要比在欧洲一个小国或南太平洋一个岛国要困难得多，李真能有这个雄心壮志，可以说显示出了一种难得的有理想、有追求的品格。&nbsp&nbsp
李 真 幸亏只是&ot;幻想&ot…
反观这些年来屡见不鲜的所谓”39岁现象”、”59岁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名年轻干部如果在39岁这道”坎”上不能进一步提升，便意味着他将来在仕途上只能按部就班地熬年头，再也很难有”突飞猛进”的机会。一名领导干部如果在59岁这道”坎”上不能更上一层楼，便意味着他很快将解甲归田，退休回家养鸟下棋练书法抱孙子。在准备跨越这两道”坎”时，那些眼看晋升无望的领导干部如果不能保持平和心态，就很容易产生挫折感、失落感、幻灭感和绝望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积极上进，而是自暴自弃自甘堕落，要紧紧抓住来之不易且来日不多的机会，利用手中即将”过期作废”的权力大肆牟取私利，为自己的妻儿老小、也为自己的后半生留下一份”过得去”的产业。即便运气不好，手段不高明，最终东窗事发，一生”英名”毁于一旦也在所不惜。 对于这种因为个人仕途失意、”政治幻想”破灭或消失导致的腐败，我除了归罪于腐败者私欲太重，政治觉悟不高，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前途与社会大局的关系外，有时真恨不能像变戏法那样多多益善地设置一些”副部长”、”副总理”职位，让更多的领导干部实现他们的”政治幻想”，从而大大减少”39岁现象”、”59岁现象”的发病率。 可是李真的情况与此截然相反。他出生于普通干部家庭，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19岁中专毕业，也没有耀眼的学历光环，凭着拍马钻营（从省建设投资公司的一个一般工作人员，调任省政府办公厅工作秘书，没有些”诗外工夫”是不可想象的）、狐假虎威（领导秘书假借领导的威风）等”厚黑”本领，短短几年间，先后被提拔到省政府秘书、省委办公厅秘书、副主任、省国税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党组书记、局长的岗位。面对这种火箭般的上升速度和长驱直入的进取态势，别说他李真忍不住要坦言”当副总理”的理想，换了另外一个沉得住气的人，一个深谙谦虚谨慎韬光养晦等官场游戏规则的人，多半也会在内心深处”自比于管仲、乐毅”，会时不时把自己关在家里猛照镜子欣赏那个”我最崇拜的人”。 这样一个青年得志、官运亨通、自视不凡、志向远大的李真，既不像有的”39岁干部”、”59岁干部”那样垂头丧气，惶惶不可终日，也不会安于现状，得过且过，那么，他即便学习、政治、正气一个都不会讲，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个都不代表，而只是为了实现自己当大官、发大财、出人头地的个人理想，而且哪怕仅仅是出于纯技术性的伪装、隐忍的需要，他也不应该把自己混同于那些目光短浅、胸无大志、没当几天官就吃喝嫖赌抽无所不能、没过几年官瘾就马失前蹄彻底完蛋的政治侏儒和官场低能儿啊。 一个”39岁干部”、”59岁干部”对自己前途失望透顶，不可能再有”幻想当'副总理'”的激|情，从而放松自己的欲望，堕入腐败的深渊，我看这不是最可怕的；一个资质平平的领导干部对自己的前途缺乏足够的信心，不敢心存”当'副总理'”的非分之想，他们有意无意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一不小心走上腐败的歧途，我看这也不是最可怕的；最最可怕的是像李真那样，既有美妙的前景，又有高远的追求，有一千条理由严于律己，有一万条理由自珍自爱，却依然没能走出”人一阔就变脸”、”地位越高，腰板越硬、脾气越野、胃口越大”的老路。 ”十六大”前后，中国选拔任用年轻干部的力度明显加大，各地都在”提高对培养选拔年轻干部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更新用人观念，放开选人视野，拓宽用人渠道，改进选人办法，大胆起用优秀年轻干部”。李真的骄横、”坦率”、有恃无恐、小人得志便猖狂，在年轻干部中也许算是特例，但像他那样一边追求高高在上的政治目标，一边不择手段疯狂追逐近在眼前的个人利益的 ”新型少壮派”，却并非个别。他们认准了当前权力结构新老交替的大好时机，坚信以自己的天分和才干，只要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到家，年之后登堂入室正式”接班”不在话下。 如果有人本着爱护年轻干部的目的，小心翼翼地规劝他们，生活问题上别太随便，经济问题上别太过分，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要因一时的”失误”葬送了大好前程，他们会胸有成竹地付之一笑：时代不同了，血与火的考验不存在了，我干嘛非得一天到晚正襟危坐忧心忡忡跟个苦行僧似的？普天之下，舍我其谁，时候一到，”副部长”、”副总理”我不当谁当？…… 有了如此坚定的逻辑，李真”幻想当'副总理'”就不能简单视之为痴心妄想；但他终究玩火自焚，一腔政治”热情”只能永远停留在”幻想”的阶段--上天保佑，幸亏”副总理”只是被他”幻想”了一回。然而在另外的张真、王真、刘真中，有人肯定也怀有李真那样的”幻想”，但却比他做人更”成熟”，做事更有把握，因而不会像他那样轻易翻船；对于他们的十有八九要比李真美妙得多的前途，我实在不敢去妄加推测……&nbsp&nbsp
吕日周 “敏感人物”的命运（上）（图）
前两天参加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与《南风窗》杂志社主办的“党的执政方式转变研讨会暨‘长治实践’座谈会”，得以一睹“长治实践”的主角——原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现山西省政协副主席、《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2月）一书作者吕日周的丰采。 无论是在与会者高度赞扬他的勤政亲民举措的时候，还是在专家就吕日周式“人治”之得失、“管官”与“管民”孰轻孰重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的时候，吕日周都默默无语，宠辱不惊。轮到他发言时，他立论的平和，态度的谦逊，很难让人把这个戴着厚眼镜的老实人与那个在长治叱咤风云的改革老将联系起来。 会后，我向一位知情者请教：百闻不如一见，吕日周看上去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威猛严正咄咄逼人呀，到底是先前媒体的渲染过头了呢，还是现在吕日周被调离长治，深感英雄迟暮，不得不收敛锋芒，准备“安度晚年”了呢？ 知情者回答说：老吕是书生，是性情中人，一向以本色示人，不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更不会妄自菲薄装孙子，今天我们看到的吕日周，也就是长治老百姓看到的吕日周。很多人把老吕想象成唐吉诃德式的英雄人物，其实他不是。他在官场上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现在居然能够全身而退，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几年来，媒体先后报道过原湖北省黄石市河口镇党委书记董阳、原安徽省利辛县委书记夏一松、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等改革英雄的事迹，以及他们在重重阻力之下或调离、或免职、或辞职的遭遇，与他们相比，吕日周的下场应该说是最好的。 中国的改革者要想不被打倒，至少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自己的屁股绝对干净，不占不贪，不犯生活作风错误，让人抓不着一丝一毫的把柄；第二，要有自我牺牲精神，要舍得头上的乌纱帽；第三，改革态度要坚决，但具体做法要稳健，要努力争取群众和社会的支持。董阳、夏一松、李昌平等人具备了前两个条件，在第三个条件上可能注意不够，或者反腐败下手太狠（夏一松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将行贿者公开点名，追查县人事局大规模安排假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使县人事局党组成员被集体立案调查，结果收到数十封恐吓信、侮辱信和匿名传单。有人在县城大操场的球架上挂了一个死婴，上书“夏一松xxx”。吕日周在长治并未发动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他如果处在夏一松的环境，不知将如何行动），或者推行机构改革使既得利益者受到剥夺，或者以“非常规手段”（如上书中央领导）招致上级不满，所以结局都不甚美妙……&nbsp&nbsp
吕日周 “敏感人物”的命运（下）
知情者的分析令我很受启发。吕日周曾经多次声明，他在长治的所有做法，“都没有自己的东西，只不过是扎扎实实地落实了中央的精神。”在“长治实践”座谈会上，一名作家进而断言，吕日周在长治的所作所为，全都是在中国的宪法、执政党的党章以及国家法律的框架之内，谈不上有多少创建与突破，他吕日周在长治能够做到的，中国的其他官员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都能够做到。在长治与其他地方之间，在吕日周与其他官员之间，其实只有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哪个地方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那个地方就能够像长治那样真抓实干，哪个官员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那个官员就可以成为中国的第二个吕日周。打这个“窗户纸”比喻的作家也许没有意识到，尽管只有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但中国的大多数官员却要么不敢捅破，要么无法捅破；另有极少数像董阳、夏一松、李昌平那样的官员虽然将它一举捅破，却因为手法不够“妥帖”而兵败垂成；只有极个别吕日周式的官场异数，既有大无畏的改革胆识，又有过人的政治智慧，才能在果断捅破“窗户纸”的同时，又避免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 吕日周离开长治那天，长治群众万人自发前来为他送行，“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吕日周告别长治泪满襟”的感人场面，再一次令国人深深触动。《中国青年报》上有篇文章说，在有关吕日周的大量新闻报道中，媒体记者无一例外都不忘提到，吕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如果吕是个有争议的人物，那么怎样解释上述送行一幕？成千上万送行群众纷飞的泪花就是民意的集中体现，难道如此广泛的民意还不足以摘去吕日周头上的那顶”争议”帽子吗？事实上，正如文章所言，吕日周头上的“争议”的帽子，绝不是老百姓送给他的，而是他在官场中的一些下级、同僚和上级送给他的。吕日周的做法体现了广泛的民意，得到了老百姓的高度认同，却在官场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个中奥秘何其意味深长！ 较之“争议人物”的帽子，我知道对于吕日周还有另一个更准确的说法，叫“敏感人物”。吕日周的改革既没有离经叛道，更没有另起炉灶，他不过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不过做了许多官员该做而没做的事情。那些官员如果还承认自己是在共产党执政的共和国的党政机关里为官作宰，就应该懂得吕日周改革的“原教旨意义”（用吕日周的话说，是要“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最大危险，带领干部重新回到人民中去，发挥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不应当对他的做法产生什么非议。 所以，与其说他们是在非议吕日周，还不如说他们是在忌恨吕日周，与其说吕日周在官场中引起了“争议”，还不如说他触及了某些官场中人的敏感神经，成了一个“敏感人物”。于是，山西省有关领导在评价吕日周在长治三年的政绩时，只是笼而统之地称他”政治坚定，有较强的政治理论水平，领导经验比较丰富，有较强的开拓创新精神”，却绝口不谈他掀起舆论监督风暴、制造“官民对立”（为了不劳民伤财，必须劳官生财；为了使民好过，必须让官难当）等“敏感问题”；甚至在吕日周即将离任、前往省里赴任之际，”在长治，从要害部门到闲曹细局都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息，官员们面对记者目光诡异，绝口不谈吕日周。” 从一个“敏感人物”的命运，有时可以读出一个时代的气象。“敏感人物”吕日周虽然历经官场凶险，但终于没有落得董阳、夏一松、李昌平那样的下场，可喜可贺。红旗出版社社长李凡女士在座谈会上给吕日周打气，希望他不要轻视省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只要真想干事，在这个位置上同样可以大有作为。对此我颇有同感。当初吕日周在山西省体改委主任的“虚职”上一呆就是10年，谁能料到他会在长治“东山再起”？如今他退居二线，宝刀不老，壮心不已，我不相信这就是他的“无言的结局”……&nbsp&nbsp
慕绥新 慕绥新不是“个体户”（上）（图）
沈阳市第十次党代会和市委十届一次会议，除了完成各项既定议程，还专门认真讨论和深入反思了以原市长慕绥新为首的“沈阳窝案”，使得沈阳市的这次党代会备受各界瞩目。 会议闭幕后，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等省委领导看望了沈阳市委新一届领导班子。闻世震指出，慕绥新、马向东等人严重违法犯罪案件的教训之一，就是他们严重破坏了党的规矩，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成为“党内个体户”。他的这个比喻新鲜、生动，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闻世震说慕绥新、马向东等人是“党内个体户”，意思是说他们严重破坏了党的规矩，违反了党的纪律，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不受党组织的监督和约束，腐化堕落，为所欲为，作为共产党员他们丧失了应有的党性，作为领导干部他们丧失了起码的官德，已经完全没有一点儿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样子（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完全不像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而像是“党内个体户”了。应该说，上述对慕绥新等人违法犯罪的指控与概括是成立的，但是，我们能因此就称他们为“党内个体户”吗？ 在中国，个体户是个体工商劳动者的简称，他们占有少量生产资料，支配有限的社会资源，从事个体劳动，规模较小，经营较分散，技术水平一般也较低。个体户进一步发展壮大，经营达到一定规模，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就成了私营企业。无论是个体户还是私营企业，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享有法定的权利和义务。以前个体户的名声不太好，那主要是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的。今天我们说某人是“个体户”，不应当先入为主地带有某种歧视与贬损的意味。如果硬要说个体户身上存在着不够高大完美的地方，顶多也就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们生意做得不大，小打小闹，难成大气候；第二，他们自主经营，自我发展，有时工商行政部门不便于管理与引导，如此而已。&nbsp&nbsp
慕绥新 慕绥新不是“个体户”（下）
这样，如果某人被形容为“党内个体户”，无非是指第一，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角色，其言行在党内影响不大；第二，他有一些自由主义表现，不能做到模范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但并未发展到特别严重的地步。用这个客观标准去衡量慕绥新、马向东等人的违法犯罪事实，就会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了“党内个体户”的范畴，将他们比喻为“党内个体户”实在是很不贴切的。 从规模和影响上看，慕绥新、马向东等人绝非“小打小闹”。慕绥新身为一市之长，利用职权大肆索贿受贿，巧取豪夺，短短几年间就为自己积累下一两千万元的非法资产；马向东身为常务副市长，除了贪赃枉法，大捞不义之财，还频频跑到境外豪赌，一掷千金。二人同时还与黑社会头面人物称兄道弟，沆瀣一气，与地方黑恶势力交往密切，狼狈为j。除了慕绥新与马向东，沈阳“窝案”中被查处的还有从法院院长到检察院检察长，从财政局局长到税务局局长，从土地局局长、物价局局长到烟草专卖局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局长……等一大帮头头脑脑，这些人臭味相投，“咸与维新”，以“老大”慕绥新为核心，组成了一个盘根错节、实力雄厚的腐败集团，将一方水土搅和得乌烟瘴气，严重阻碍了沈阳的社会经济发展，损害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如果仅仅将慕、马等人视为“党内个体户”，那也太低估他们的能耐、太小瞧他们昔日的辉煌了。 从危害和教训上看，慕绥新、马向东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也绝非党组织“不便于管理与引导”引发的结果。今天反思沈阳“窝案”，人们自然可以感叹“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从而得出“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之类的结论，但问题的关键更在于，当初慕绥新、马向东等人到底是如何攫取到可供他们肆意妄为的权力的？一个在沈阳可以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的权力体系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慕绥新、马向东如果只是“党内个体户”，他们在党内把坑蒙拐骗、为非作歹的生意做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负责对“个体户”进行管理与引导的“工商行政部门”无疑有失职、失察之嫌，但现在人们并未看到有哪个“部门”或主动或被动地站出来承担失职、失察的责任，那么请问，到底是党内“工商行政部门”针对“个体户”的管理与引导机制出了问题呢，还是慕绥新、马向东等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党内个体户”，而是党内的“特殊企业”或“大型垄断行业”，所以一般的“工商行政部门”的确拿他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大好意思追究这些“部门”的责任？…… 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把慕绥新、马向东等人“贬低”到“党内个体户”的水平，虽然尚不至于令老百姓“无所措手足”，但却不利于人们认清沈阳“窝案”的实质，并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因此之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君子订正了名分就一定能够说话，说了的话就一定能够执行。君子对于自己所说的话，不能有一点随便马虎），对于慕绥新、马向东等党内非同寻常的腐败分子，我们需要做一项“必也正名”的工作：他们不是“党内个体户”。&nbsp&nbsp
慕绥新 链接一
辽宁省委书记：沈阳领导勿学慕绥新成党内个体户 中新社沈阳2001年8月1日消息：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指出，慕绥新、马向东等人严重违法犯罪案件的教训之一，就是他们严重破坏了党的规矩，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成为”党内个体户”。 昨晚，沈阳市第十次党代会和市委十届一次全会刚刚闭幕，闻世震等辽宁省领导看望了沈阳市新一届领导班子，祝贺当选及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他对沈阳市新一届领导班子寄予期望，”新班子一定要有新作风、新干劲、新作为，身在其位，心谋其政，以廉洁自律、勤政为民的良好形象和两个文明建设的新成果取信于全市人民。” 闻世震也告诫说：搞好沈阳市的工作关键在市委、关键在各位，新一届市委一定要把加强班子的自身建设放在首位，严格按照党的规矩办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绝不容许任何人破坏党的规矩，成为特殊党员。 闻世震表示，沈阳市党代会开得很成功，是沈阳市两个文明建设的新和新开端，希望大家抓住契机，乘势而上，不辱使命，带领全市人民重振雄风，再创辉煌！ 闻世震最后寄语新的领导班子：在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建设新辽宁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好火车头作用，努力把沈阳建设成为区域性的信息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国家重要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农业现代化示范基地。&nbsp&nbsp
慕绥新 链接二
闻世震痛斥”党内个体户”引自慕绥新悔罪自白 中新社北京2001年8月7日消息：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在7月31日沈阳市新一届领导班子会议上指出，慕绥新、马向东等人严重违法犯罪案件的教训之一，就是他们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成为”党内个体户”。 昨天出版的北京青年报，对”党内个体户”说法提出质疑，指出把慕绥新、马向东等人”贬低”到”党内个体户”的水平，虽然尚不至于令老百姓”无所措手足”，但却不利于 人们认清沈阳”窝案”的实质，并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文章分析后得出结论，将慕绥新比喻为”党内个体户”是很不贴切的。 辽宁媒体今天发表报道，指出闻世震对”党内个体户”的称谓，是引用的慕绥新在悔罪书中的自白。指出闻世震说慕绥新是”党内个体户”的说法，并不准确。 报道说，闻世震当时在谈到慕绥新严重违法犯罪情况时，引用了慕绥新在悔罪书中的自白。慕绥新说自己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是”摆脱组织监督的结果，低估了组织，高看了自己，我行我素，像一个党内个体户。” 闻世震就此严肃指出，慕绥新等人严重违法犯罪案件的教训之一，是他们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绝不容许任何人破坏党的规矩，成为特殊党员。&nbsp&nbsp
史玉柱 “脑白筋”广告的文化秘密（上）（图）
“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就是这句琅琅上口但有着明显语法错误的广告词，让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知道了一种名叫脑白金的保健品，也饱受了脑白金广告的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视听摧残。某网站搞了个中国十大恶俗广告评选，结果脑白金的动画版广告当之无愧名列榜首，堪称我们这个时代“恶名远扬”的一个典型标本。 以前中国人做生意，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或者“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反映的都是“产品第一，广告第二”的营销原则。如今是信息社会，信息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做生意必须在信息传播上大做文章，于是广告对于产品销售的作用，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乃至无以复加的地位。 但无论如何，按照正常人的理解，广告再怎么讲究宣传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也总应该以事实说服人、以情理愉悦人、以利益打动人，最终才能达到促进产品销售的目的。如果一个产品的广告非但不能让人产生信任感和愉悦感，反而令人闻而作呕、望而生畏、浑身起鸡皮疙瘩，那么该产品即便是货真价实的稀世珍宝，恐怕也只有砸在制造商和经销商手里臭大街了事。 也不知是老天爷爱打瞌睡，还是由于广告规律的阶段性失灵，脑白金广告一方面以其弱智、低俗、无聊、马蚤扰狂的形象创下了恶俗广告之“首恶”记录，另一方面，却源源不断地为广告主创造着令人咋舌的丰厚利润。广告主“不求美誉度，只求知名度”，“不求流芳千古，只求遗臭一时”，对于产品销售却不但有术而且有效，不能不引起同行的极大兴趣。据报道，河北电视台新近播出一个红外线保健品广告，从广告词“今年收礼不收随便礼，收礼只收用心礼”，到广告画面中的卡通老头儿老太太形象，几乎就是脑白金动画广告的翻版。业内人士认为，脑白金广告引来了亦步亦趋的模仿者，“至少说明它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广告主的认同”。 正如物产丰富人民殷实的文明古国伊拉克竟然造就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大独裁者萨达姆，或者一个不学无术五毒俱全人没人样猴没猴样的街头小混混儿，却堂而皇之明媒正娶了一个知书达理貌若天仙的大家闺秀，很多看似违背天理匪夷所思的人事结局，只要细加考究，大多还是能清理出一个来龙去脉的。脑白金广告背后的文化秘密，也当不在例外。&nbsp&nbsp
史玉柱 “脑白筋”广告的文化秘密（下）
中国的人口数量和人流量都稳居世界第一，某些小商小贩惯用“打一枪换个眼”的招数——无论是旅游景点外边兜售伪劣纪念品的小摊贩把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挨个儿宰一遍，还是江湖游商走南闯北跑到全国各地老百姓的家门口把他们挨个儿宰一遍——，针对和利用的都是这种中国国情。脑白金广告今天让老张反感，却可能让老刘耳目一新，明天等到老刘也反感了，却可能于老周心有戚戚焉。到了所有人都对它怒目相?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