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了王薄和王丽，两人不但不偷傻根，反而决定保护傻根，为此与同在火车上的一个已将傻根列为扒窃目标的犯罪团伙展开决战，最终王薄英勇牺牲，王丽手被砍伤，犯罪团伙被在火车上卧底的警察一网打尽。&nbsp&nbsp
冯小刚 天下无贼乎（下）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小说家编的故事。小说家编故事是他的本能，读者可以不相信生活中确有其事，但读者如果无法相信生活中确有其理，这故事可就编砸了。导演如果根据故事拍电影，弄不好就会一败涂地血本无归。按说冯小刚其实不傻，他怎么会看中这样一个也许连编故事的小说家自己都不相信的故事呢？幸亏投资方比较理智，不失时机地决定暂缓拍摄，否则真不知要闹出多大的乱子。 电影没有拍成，但《天下无贼》的故事还是可以咀嚼一番的。 一个农民，因为天性善良、淳朴、真挚，就“不相信有那么多贼”，“坚信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美好的”，就敢带着6万块钱在火车高枕无忧。那么反推过来的结论应当是，人们之所以担心社会上有那么多贼，不敢相信陌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是美好的，不是因为社会上确有那么多贼，也不是因为旅途上情况复杂、江湖上风波险恶，而是因为人们没有傻根那样善良、淳朴、真挚，无法像傻根打动王薄和王丽那样令盗贼良心发现、浪子回头，成为善良和正义力量的一部分。只要你相信天下无贼，天下就果真无贼，即便有贼也会变成好人去打击其他的贼。真不敢想象，天底下竟有这等好事！ 为了维系傻根心中“天下无贼”的梦想，王丽一次次将傻根已经被其他贼偷走的钱偷回来，再神不知鬼不觉地给傻根送回去，并始终做到不让傻根知道在他的周围发生了些什么。这哪里是在帮傻根维系他的美好梦想？这分明是在处心积虑地欺骗傻根，使他在“天下无贼”的幻觉中继续呼呼大睡，并在客观上使他更容易受到盗贼的蒙骗和侵害。 这个时候，如果傻根稍稍聪明一点，敏感一点，觉察到了身边的风吹草动，或者看清了火车上的刀光剑影，他也必须在王薄和王丽面前装糊涂，让他们相信他傻根仍然蒙在鼓里，让他们继续满腔热情地欺骗他傻根。 你可以说傻根这样做也是在欺骗王薄和王丽，但他的欺骗是为了不辜负王薄和王丽的一片苦心，是为了用自己的愚昧、弱小、需要被拯救于水火，来反衬王薄和王丽舍生忘死保护劳动人民财产、生命和梦想的高大形象。 多么幸运的劳动人民傻根，先是没费多大劲就挣了大钱，接着在回家的火车上一帆风顺，被人像保护国王和总统那样实施了“绝对不打扰”级别的保护。多么伟大的贼人王薄和王丽，善良着老百姓的善良，淳朴着老百姓的淳朴，急老百姓之所急，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浴血奋战死而后已。别说王薄和王丽没有偷傻根的钱，就是他们偷了，傻根也不能恨他们，咱们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小毛贼，而是有着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合法性基础”的高级大盗。 是的，贼就是贼，贼没有不偷东西的，但正如庄子所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贼和贼有时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诸侯”成克杰一边偷广西人民的巨款（达几千万），一边却爱把广西人民的疾苦挂在嘴上，他的名言是：想到广西还有那么多地方没有脱贫，我这个自治区主席真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啊！谁能说成克杰没有“保护”广西人民呢？谁能说他没有为了维护“天下无贼”的舆论环境而在广西大行愚民之道呢？ 对照成克杰之流的表演，我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贼人王薄和王丽之所以要保护并愚弄傻根，第一，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盗贼身份，以便顺理成章地充当他人的解放者和保护神；第二，是为了麻醉傻根们的判断能力，弱化他们的反抗能力，以便对他们实施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面控制。 五代初年有个道士叫陈抟老祖，相传在华山隐居时曾服气辟谷百日不起，忽一日听说后周节度使赵匡胤登基做了皇帝，禁不住鼓掌欢呼：“天下自此太平矣！”……今天，冯小刚的《天下无贼》搁浅了，可见他要想达到陈抟老祖的水平，还得潜心修炼些日子才行。&nbsp&nbsp
冯小刚 &ot;恶意批评&ot;的…
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也要保护“恶意批评权”》，主张要依法保护公民的“恶意批评权”。所谓“恶意批评权”，是我概括的一个新说法，指怀着“不良的居心”、“坏的用意”（《现代汉语词典》对“恶意”的解释）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批评的权利。在文章中，就名主持人赵忠祥写的几本自传、名导演冯小刚拍的几部贺岁片受到媒体、读者和观众的相当尖锐的批评等文化批评现象，我分析了出现这种恶意批评的内在原因。 事过不久，我的分析得到了事实印证，当初批评冯小刚贺岁片用语最刻薄、火力最凶猛、恶意最明显的北京某报编辑袁某人，今天摇身一变也成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电影人，正在有板有眼地参与创作一部贺岁片，准备拿到明年的贺岁片市场上分一杯羹。 人们也许都还记得，两年前冯小刚的贺岁片《没完没了》刚刚封镜不久，他正准备稍稍松一口气后就拿到市场上去猛掏观众腰包的时候，一场针对冯氏贺岁片的声势浩大的围剿就呼啸而至，袁某人正是其中立马横刀的一员主将。他先利用担任某报下属某刊执行主编的“职务之便”，连续编发了以《冯小刚“没完没了”》为总题的6篇批评文章，接着又发表署名文章为冯小刚的电影事业高唱挽歌，说他的贺岁片原来只是搞笑，是“劣质盒饭”，奉劝冯小刚“没完没了是不可能的，你赖着不走，早晚会有人轰你下台。没完没了的纠缠不清，最终也只有弄得自个儿寿终正寝”。这明摆着是要砸《没完没了》的牌子，要是真砸了，也就等于要砸冯小刚的饭碗！冯小刚何等人也，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气势汹汹杀到报社，对袁某人发出了“出门小心点，当心牙掉了没地方喊冤去”的严正威胁…… 现在看来，甭管袁某人当时是否已经有投身电影圈的明确想法，但原本只是来自山东的一个流浪文学青年的他，对居京之大不易以及在京之“创业艰难百战多”深有体会，因而在批评冯小刚的时候带着一股刻骨的恶意，把冯当成了一个不共戴天的竞争对手，自己恨不能立马取而代之，在他那里肯定已经是呼之欲出的一种心理状态。&nbsp&nbsp
冯小刚 &ot;恶意批评&ot;的…
这是恶意批评的一种姿态。批评者一开始就不甘心只是坐而论道，他们一边在圈外对被批评者指手划脚，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你算什么东西呀，也不倒杯凉开水自己瞧瞧！你摆弄的是些什么玩意儿呀，趁早下课吧，滚蛋吧，回家歇着吧，让兄弟我来玩儿给你看看，让你也知道什么叫真功夫！”一边就在暗中或者比划着模仿被批评者的那几招三脚猫功夫，或者取长补短敲敲打打立志于自成一家，只要条件勉强许可，时机相对成熟，他们就会按捺不住跳将出来，操着刀枪棍棒要到市场上去与昨天的被批评者、今天的同行兼“敌人”拚个你死我活。 这个时候，严酷的竞争环境和具体的操作实践也许会使他们从以前作为批评者的立场上有所动摇，能够设身处地地从被批评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同时也是他们自己面临的问题。比如投身电影圈之后的袁某人，对冯氏电影的态度就有了较大的改变，坦言“在刚刚走入电影圈时，有着一种非常纯粹的实现梦想的激|情，但真正开始着手找题材、资金时，才发现困难远比想象的多”，而“冯小刚总能在市场、资金、观众之间找到一种成功的折中方式……这是冯氏贺岁片最值得借鉴的地方，现在自己对冯小刚保持一种‘尊重和学习’的态度”。无论袁某人们很快就能将冯小刚们消灭，还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得不与对手“和平共处”，人们都不要指望能继续听到他们以前那种痛快淋漓、入木三分的批评的声音了。 除此之外，恶意批评还有另一种姿态，或者可以说是更重要的一种姿态，这是我在《也要保护“恶意批评权”》一文中未曾论及的。 持第二种姿态的批评者自始至终固守批评者的本位，从未想过要到市场上去反串一下被批评者的角色，或者哪怕是以玩票的方式体会一下被批评者的酸甜苦辣，更不会萌生“揭竿而起”、“取而代之”的狼子野心。所以他们的批评尽管带有“恶意”，尽管态度是那样的不端正、不温顺，方式是那样的不和谐、不诚恳，但他们原来却是最单纯、最安全的一群人，话说得再难听，情绪鼓噪得再激动，气氛渲染得再热烈，最终也只能停留于一种批评，一种言论。 如果说第一种恶意批评主要是为了从舆论上打击竞争对手，为批评者自己日后进入“市场”甚至上台“执政”扫清障碍，那么第二种恶意批评则更多地是出于不平则鸣、不吐不快的正常心理需要，是为了捍卫一种属于言论自由范畴的批评的权利。他们的批评不需要任何资格，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神圣不可剥夺的批评资格；他们的批评不需要做出“绝对正确”的保证，他们只需对批评所依据的道义良知和事实来源（比如“据报载”，批评家无需复核“报载”的事实，如果“报载”事实有误，批评家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负责。他们不是百科全书，不是万金油干部，对某些领域的知识、问题和实际情况可能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但他们并不会因此而三缄其口，甘心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发其言”的顺民。 从言论自由的意义上讲，第二种恶意批评往往要比第一种来得更本质也更纯粹，因而也更难以为常人所理喻，每每被认为是一帮“只会动口不会动手”、“光说不练”的可怜的书呆子的说了白说，对现实生活、对“主流人群”产生不了任何影响。更有某些比冯小刚还要敏感一百倍的大人物，不但对这些“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调查研究就敢乱发言”、“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妄加评论”的闲人、局外人十分恼火，而且断定这些“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其实都是居心叵测、惟恐天下不乱的危险分子，担心他们的言论轻则有伤风化，重则惑乱人心，因此必须严加看管，严格钳制，严厉惩处…… 在中国，第一种恶意批评并不多见，且多不能持久（所谓”人一阔脸就变”、”屁股决定脑袋”），而第二种恶意批评传统上饱受误解与压抑，不能不说正是批评文化迟迟不能健康发展的一个原因。&nbsp&nbsp
陈道明 学习陈道明同志的批评艺术（上）（图）
陈道明的有个性、架子大在演艺圈是出了名的。这是没办法的事。你想啊，当那些无名小辈或刚刚混出些门道的准明星们整天忙于东奔西走上蹿下跳苦苦寻觅露脸机会的时候，不远万里找上门来请陈道明拍戏的人却一拨紧接一拨轰都轰不完，他功成名就到了这个份儿上，干吗不能有点儿个性和架子呢？ 不过倘若仅仅有个性和架子大，也算不了什么，演艺圈里狂妄恣睢目空一切都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家住何方的主儿大有人在。陈道明与此辈不同。虽然他在拍完《围城》突然之间成名后，也浮躁过一段时间，“和现在一些不知深浅的演员一样，以为天下就是他的，好像所有人都应该为他活着的一样”，但以他的聪明和悟性，通过这么多年的螺旋式上升，相信他的水平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达到了相当的思想高度。 在新近接受一家时尚类杂志采访时，陈道明对时下盛行的名人出书表示了极度的鄙夷：“名人写书，我向来嗤之以鼻”，“名人出书、出自传，是文化的悲哀，是亵渎文字的过程……自娱时我会随手写，不能跃然纸上，更不能示众，会脏了读者的眼睛。”他还说，“（像）我这种所谓的名人，不值得记载。最大的存在，看演出的角色就可以了。至于鸡毛蒜皮、豆腐账式的生活罗列，没有必要去记录。我觉得是浪费纸张，还是把纸用来传播文化吧。” 如果记者的报道无误，或者说陈道明不会紧接着站出来辟谣，那么，这番话我看足以为陈道明赢得一顶“批评艺术大师”的桂冠。&nbsp&nbsp
陈道明 学习陈道明同志的批评艺术（下）
依照在中国沿袭已久的批评规则，任何批评都应该具体、实际，不能笼统、虚化，否则便难免被认为有一棍子打翻一船人、全盘否定某某某之险恶用心。抗战时期，漫画家华君武画了一幅题为《1939年延安植树》的漫画，一名领导看了后批评他说：”植树不好应当批评，但哪里不好应该注明。延安很大，比如王家坪总部植树不好，就写王家坪植树不好，否则就成了延安植树都不好了。讽刺应该注意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两个区别。”该领导的批评，据说在华君武头顶上”响起了一声声重锤”。按这种思路，要批评名人出书，必须进行特别的注明与区分，因为名人很多，名人出书的情况很复杂，你若一口咬定名人出书”是文化的悲哀，是亵渎文字的过程”，岂不是说全中国的名人出书都是”悲哀”和”亵渎”吗？ 你这是什么话？难道中国的每一本名人随笔、名人自传都是文字垃圾吗？难道你认为赵忠祥的《岁月随想》是”鸡毛蒜皮、豆腐账式的生活罗列”，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会脏了读者的眼睛”，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是”浪费纸张”吗？同志们，一个人只要不带偏见，就应该知道他陈道明忽略了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区别，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以偏概全以点带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严重错误！ 另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批评规则，就是不能批评同行，不能搞窝里斗。设立这项规则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端正态度，统一思想，保证圈子内部的安定团结和可持续发展；其次也是为了给圈子里的每个成员留条后路，毕竟大家吃这碗饭都不容易，你今天抓住了别人的把柄，气势汹汹地把他猛批一通，你就能保证自己明天不被别人抓住把柄么？到时候人家以牙还牙痛打落水狗，你这不是自作自受么？前段时间歌手雪村开玩笑说演员都是戏子，应该什么角色都能演，尽管他把自己也归入戏子的行列，结果据说还是在一定范围内触犯了众怒，更有男演员名曰刘威者按捺不住跳将出来，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喝令雪村闭嘴，并称若与他狭路相逢，绝不会轻饶了他，甚至不惜以武力解决。如果说雪村是在“贬低”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演员，那么，陈道明则是在贬低所有出书的名人，以此抬高坚决不出书的自己。 可以预料，演艺圈中那些已经出书或正准备出书的名人，闻听此言后将是何等愤慨，他们即便不至于冲动到要和陈道明比拼武力的地步，但从此将他视为不懂行规的异类，甚至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陈道明的言论是一种彻底而决绝的批判姿态，是一个高难度、高风险的非规范动作，一般演员若没有他那样的实力和底气，万万不可仿而效之，除非是不想继续在圈里混下去了。 说中国人丑陋，必须注明只是“某些中国人”；说明星大腕惟利是图，必须注明只是“少数明星大腕”；说领导干部热衷于跑官要官，必须注明只是“极个别领导干部”……总之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明星大腕、领导干部都是好的，好坏之比例至少也是九点九九个指头和零点零一个指头的关系。特别是我们中国人、中国的明星大腕、中国的领导干部自己，更不能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否则就是数典忘祖，大逆不道，就是贰臣、汉j、小人、疯子…… 陈道明同志是一个演员，不是职业批评家，但他对于名人出书现象的批评，打破了有中国特色批评的两条铁的戒律，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气概，进入了批评艺术的新境界，值得每一个职业批评家认真学习。&nbsp&nbsp
刘晓庆 刘晓庆的特殊贡献（上）（图）
应朋友之邀再写一篇关于刘晓庆的文章，我想，现在可以对刘晓庆其人做一番总结了。 从刘晓庆出道、成名到今天的10多年，正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文明／计划经济向现代工业文明／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大约是“身在庐山”的缘故，我们很多人感受不到这个转型期在中国社会变革史上意味着什么，但也许过不了多久，当这个转变基本完成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道路，看看我们曾经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关注过的那些人、那些事，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发现，这个转型是怎样完成的，那些引起我们关注的人和事，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一种不可低估的作用。 刘晓庆，这个10多年来盛名不衰的电影明星，就是这样一个不可忽略、不可低估的人物，她用自己非同一般的天赋和创造，为我们这个需要转型而且也发生了转型的时代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个人一生的轨迹几乎从一开始就是被注定了的，即便以后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也往往是被人赏识、被人提拔的结果，因此自己的命运还是被掌握在他人的手中，被牢牢地限制在体制之内。刘晓庆显然不满足于这种按部就班的生存方式，她既善于利用传统体制的每一个可以利用的因素——在工厂、部队、电影制片厂旧有的文艺演出系统中迅速成长，用电影明星的面子从地方官员手中轻而易举地批到土地来经营房地产（即她自己所称的“房宅功”），等等——作为自己事业发展的跳板，也善于抓住每一个机会进行自我推销、自我炒作，从而自觉地将自己作为一件商品逐步推向市场。 当刘晓庆成名之初就出版自传《我的路》时，很多中国人还不理解，视之为幼稚、轻狂，其实这恰恰说明她很早就培养起了自觉的市场经济意识。今天我们看到演艺界、影视界的名人大腕们一个接一个抽风似的写自传，连刚刚在电视上混了个脸熟没几天、奶腔奶调的童声尚未完全褪掉的小男孩主持人也急火火地把自传摆到了地铁的书摊上，反倒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了。这也难怪他们，谁让他们只会跟在人家刘晓庆屁股后面邯郸学步呢。 刘晓庆如今号称“亿万富姐”，再也不是某个单位的职工，不是某个文工团、某家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她已经在传统体制的“蛋糕”之外为自己制作了另一块很大的“蛋糕”，除了法律，没有人能对她指手划脚，除了她本人，没有谁能主宰她的命运。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刘晓庆的引人注目的个人奋斗经历，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市场经济先行者的独有的方式，这是她对中国社会的第一个特殊贡献。&nbsp&nbsp
刘晓庆 刘晓庆的特殊贡献（下）
刘晓庆是一个个性鲜明、敢作敢为的演员，她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同时也是最令一些人反感的就是一个字：狂。从她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声称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到在第四届全国十佳电视演员颁奖活动前的口出狂言（如果没有把她排在“十佳”第一名的位置上，她要“当场拔腿就走”），到直接跳上前台为自己导演的乏善可陈的电视剧《火烧阿房宫》、《逃之恋》呐喊助威，等等，里里外外都透出一股“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之言”的狂劲儿来。中国人一向讲究温良恭俭让，对“枪打出头鸟”之道无师自通，突然间看到一个本应该“令仪令色，小心翼翼”的女子竟然如此这般毫无遮拦，不加收敛，不知天高地厚，当然要始而不习惯，继而群起而攻之，恨不得你一拳头我一巴掌结结实实地教训她一番了。 然而刘晓庆毕竟是刘晓庆，她不但不担心他人的忌恨、批评和攻击，而且似乎更乐意于成为他人忌恨、批评和攻击的对象。正如她自己所形容的，“就好像过去村里只有我一个地主，于是每过一段就要揪出来斗一斗”，因为这正好证明她已经在公众中树立起了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谁也无法忽视和取代的地位。所以，她的所谓“狂”，绝不是出于无知、无畏、无所顾忌而产生的狂妄，也不是因为某种仇恨心理和绝望情绪而生发出的疯狂，而是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由于自身实力强大、“万物皆备于我”而形成的坚定的、无需质疑的自信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中国之大，功成名就、身价高昂的演员并不罕见，财大气粗、桀骜不驯的名流也大有在，但在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的娱乐圈中，真正能够永远保持一种饱满的志在必得的精神状态，既在内心深处“粪土当今万户侯”，又在行动上咄咄逼人当仁不让的“鸟”，我却只发现了刘晓庆这一只。中国素来有鄙视倡优（擅长乐舞、谐戏的艺人）的传统，今天的演艺界人士虽然不再等同于古代的倡优，但他们不少人表面上装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其实潜意识里正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某种虚弱。 在男明星中数一数二的姜文，当有记者问及陈国军《我和刘晓庆》一书中关于刘晓庆与“姜某”的话题时，他说：“敬爱的伟大领袖xxx尚且有一个xxx，何况我等？”（经记者查实，xxx是一本被查禁的政治图书中的人物。）其言下之意是，“伟大领袖”能有一个xxx，我姜某人就不能有一个□□□么？同样，在女明星中数一数二的韦唯，也曾向记者发感慨说：“政治名人也好、歌手名人也好，随着名气的到来，用你这个名做什么文章的都有。克林顿做到总统，都有人做这样那样的文章，你还想怎么样？这样一想心里就想开一点……” 姜文、韦唯的这种心态，在演艺界人士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实在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在他们看来，别看自己现在像模像样“混得跟个人似的”，其实和人家领导同志相比差远了。所以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置于“领袖”、政治名人之后，或者认为既然连“领袖”都不拘小节，我就没必要太亏待自己，或者觉得既然连政治名人都会有麻烦，我闹点风波根本就不足为怪，总之都显示出了对领导同志的无比钦羡之情。 这不能怪姜文、韦唯他们太自卑，而是中国的国情使然。明星、名人的成长离不开传播媒介，但你看看每天报纸、电视上的重要新闻，不是某某领导前呼后拥视察某地并发表重要讲话，就是某某单位大张旗鼓召开会议学习某某领导的重要指示，姜文、韦唯等明星、名人何曾享有过这等荣耀？他们中不少人固然光彩夺目，名扬千里，所到之处引得万人空巷，但有几人能上得了主流报纸的头版和电视新闻的头条，有几人能自己不花一分钱就住进五星级宾馆的总统套间？ 可贵的是，刘晓庆没有这种自卑心理，她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凡事都要向政治人物看齐，那还是停留在传统农业社会“官本位”的认知水准上。她是共和国的一个公民，有自己的私有财产，有一定的影响力、号召力，有非凡的勇气和创造能力，因此她完全有理由并且有足够的自信去平视那些被人们仰视、神化的政治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刘晓庆的奋斗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体制外社会力量的发展史；刘晓庆今天的存在和心态，就是中国市场经济构建过程中非公有经济逐渐积累、成熟的一个象征。这是刘晓庆对中国社会的第二个特殊贡献。 当然，正如“领导也是人”，明星、名人也是人，刘晓庆身上也有不少缺点，有的甚至还是致命的毛病，比如言行不够谨慎，自我控制能力差，对普通人缺乏同情心，等等，而多半正是这类不检点影响了她在公众中的声誉。但是，我们评价一个公众人物，不应当过分拘泥于其“一时之誉”，而应当看他／她是否能对社会“为利于无穷”。我并不是说刘晓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立下了多么了不起的汗马功劳，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写下多么光彩的一笔——我真要这样说，即便没有人怀疑我拿了刘晓庆的“卢布”，我自己也会脸红。我只是觉得，“刘晓庆现象”有助于我们更加真切地认识中国市场经济在逐步消解传统体制的同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的过程，刘晓庆实在功莫大焉。 国外曾有像美国的里根、斯瓦辛格那样的演艺界人士问鼎政治高位的先例，假如有朝一日，刘晓庆也要竞选中国政坛的要职，我会不会投她一票？ 让我考虑考虑。&nbsp&nbsp
刘 威 “戏子”与政治正确（上）（图）
我等了很长时间，也没听到演员刘威对歌手雪村大打出手的消息。 先是雪村在其新专辑发布会上说，演员都是戏子，应该什么角色都能演。刘威在电视上闻听此言，“无法忍受自己和其他演员被人用这种封建社会的词来形容”，于是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喝令雪村闭嘴，并称若与雪村狭路相逢，绝不会轻饶了他，甚至不惜以武力解决。原本很简单的一件事，由于刘威的冲动和媒体的渲染，竟闹得沸沸扬扬。 雪村称演员为戏子，是一种调侃，态度不够严肃，但算不上什么大错。而刘威对此忍无可忍，恼羞成怒，则未免有些神经过敏，有点儿对号入座的味道。 有作者分析得好，称演员为戏子，并非十足的贬义，“在旧社会，也有称戏子为先生或者老板的，那都是大腕，比如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而且“并不是‘戏子’都是低贱的，有的戏子表现出的气节，连‘士’们都很敬佩……梅兰芳在日本鬼子占领北京以后，蓄须明志，隐居不出，绝不唱戏；程砚秋与日本鬼子狭路相逢，给了日本鬼子几记老拳，脱去歌衫，在京郊挑粪种菜，也绝不用自己的歌声，装点法西斯践踏出来的‘乐土’。”反观今天某些头戴“歌唱家”、“表演艺术家”桂冠的演员，有的假唱完了偷税漏税，有的泡妞完了打架斗殴，有的把古代专制王朝的流氓皇帝美化成|人民公仆，有的把革命歌曲唱到走私大亨的床上，总之是干尽了涂脂抹粉丢人现眼的缺德事，这样的人，该叫他什么才合适呢？&nbsp&nbsp
刘 威 “戏子”与政治正确（下）
俗语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演员这一行当中，既有像梅兰芳、马连良、赵丹、赵丽蓉、马三立那样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也有那种无原则、无立场、无操守的下三滥儿。是真名士自风流，梅兰芳也许不会拒绝“戏子”的称谓，而下三滥儿即便被权势者封为“大师”，别人也还是清楚他下三滥儿的底细。不独演员如此，其他行当也是如此。从政的，既有政治家，也有政客，还有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经商的，既有负重致远心怀天下的大企业家，也有惟利是图坑蒙拐骗的小j商；行医的，既有悬壶济世慈悲为怀的白衣战士，也有吃拿卡要麻木不仁的庸医、恶医；治学的，既有道德文章均堪称楷模的大学问家，也有投机取巧欺世盗名的“学界三魂”；做记者的，既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无冕之王，也有专门搞有偿新闻的“红包记者”、专门拨弄娱乐圈是非的“狗仔队”；教书育人的，既有不愧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光荣称号的优秀教师，也有勤勤恳恳地照本宣科的普通教师，还有那种干出猥亵、强jian未成年女生的罪恶勾当的“禽兽教师”……正如并非每个演员都是“表演艺术家”，也并非每个作家都是鲁迅和巴金、每个教师都称得上“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么，把作家戏称为“码字师傅”，把教师戏称为“教书匠”，正如把演员戏称为“戏子”，应该都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尽管有一些格外敏感的作家和教师，对此肯定要像刘威那样暴跳如雷的。 心理学家说，越自尊的人越自卑，越敏感的人越脆弱。而有时一个人的自尊与敏感，还代表着一个群体的自卑与脆弱。据说有人很讨厌鲁迅，因为他的杂文不是说“中国人……”如何，就是说“在中国……”怎样，相当于把中国和中国人一棍子打死，违背了“绝大多数官员（企业家、医生、学者等等）都是好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的所谓“政治正确性”。刘威不聋不瞎，当然知道演员中下三滥儿者大有人在，叫一声“戏子”都抬举了他们，但他认为雪村所说的“戏子”包括了整个演艺界，也包括他刘威先生，因此既是对演艺界的侮辱，也是对他刘威的侮辱。好在雪村对这方面的国情了如指掌，赶紧声明“戏子”只是说他雪村自己。他其实可以再幽默一点儿，像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把“国会中有的议员是混蛋”改成“国会中有的议员不是混蛋”那样，郑重其事地加上一句——“演员都是戏子，包括我自己，但刘威先生如果不同意，可以除外”，只是这样做也可能给刘威火上浇油，使武力解决的风险有增无减。 演员中与闻雪村“戏子论”者想必不止刘威一人，至今没听说有第二个演员跳出来声讨雪村（有“著名导演林兆华得知此事后也感到十分震惊”），也没见有哪个演员公开支持刘威的声讨。这大约足以表明，刘威有着超乎常人的自尊与敏感。差不多一年前，刘威戴着一副墨镜到北京某商厦购物，一名售货员随便说了句“还戴墨镜，也没人找你签名啊”，结果被他投诉到服务台，受到了商厦领导的教育和处罚。对一个售货员的一句无伤大雅的微词也不放过，对雪村“不懂装懂害己害人”的“戏子论”，他自然更是怒不可遏，不可轻饶了。 然而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刘威终究没有诉诸武力。不知是他没找着与雪村狭路相逢的机会呢，还是他对雪村的“戏子论”多少有了一些新的认识？&nbsp&nbsp
王志文 王志文的品德有问题吗（上）（图）
由于自己对剧本的修改意见未能得到编剧和导演的采纳，以及情绪临时受到影响，在电影《芬妮的微笑》新闻发布会上，演员王志文公开表达了对自己主演的这部影片的不满，称该片在莫斯科获奖是莫斯科人瞎了眼睛。此举被圈内一些人视为违反了“行规”，被《芬妮》编剧兼制片人判定为“会对观众产生误导”，“是对国际电影节评委的不尊重，是对所有参与创作这部电影的中（国）奥（地利）艺术家的不尊重”，王志文因此被投资方告上法庭。 这场官司打了有一段时间了，直到《南方周末》新近刊出对王志文的长篇专访，读者和观众才听到了被告王志文的声音。此前，也许是王志文“不屑于”公开辩解，媒体上几乎都是原告对被告的讨伐之声。 拍电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不但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还需要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后期制作、宣传发行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通力合作，任何一个环节出了纰漏，都可能给全局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失。按照某种“行规”，既然大家组成了一个拍电影的团体，就应该紧密团结在制片人周围，尽可能把电影拍好、卖好，既争取团体利益的最大化，也保证所有参与者都有一个好的回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王志文作为主演，无论你与编剧的矛盾有多深，对《芬妮》的意见有多大，也必须识大体，顾大局，严防家丑外扬，否则就可能暴露团体的不团结，“对观众产生误导”，对市场和效益产生伤害。 王志文与投资方签定的合同中，大约并没有禁止他发表自己对《芬妮》的看法的条款，据说也没有规定他必须无条件地出席每一次宣传活动的条款，所以，法院如果公正判决，原告胜诉的可能性我看并不大。不过原告即便败诉，他们也可能摆出一副很受伤的模样，在各种场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王志文进行道德控诉——比如骂他“不地道”、“极端个人主义”、“缺乏职业道德”。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的国情和语境中，这种道德控诉很容易博得人们的理解与同情。&nbsp&nbsp
王志文 王志文的品德有问题吗（下）
一个人参与到一个活动或一项事业当中，如果他对该项活动或事业的计划、目标、运作或结果有比较大的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