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普通观众如我等对此颇有感触，连焦点访谈的主持人敬一丹女士自己也深为不安。 看到焦点访谈面临如此困境，李方先生不知该做何感想？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生意越做越小，且大有难以为继之势，按说是符合李方的意愿的，但他也应该看到，这其实是一个歪打正着的结果——有人向焦点访谈发难，并非要消除它的“负面效应”，而是旨在杜绝其正面效应，——不是什么光彩照人的事儿。 中国知识分子分析中国的问题，最忌讳的就是有意无意地无视中国国情。在一个法治完备（不仅仅是法制完备）的国家里，如果一个强势媒体像中国的焦点访谈那样“看起来更像是法官、包青天甚至救世主”，那么，它倒真可能产生如李方分析的负面效应。或者勿宁说，在一个法治完备的国家里，由于解决大大小小诸多问题的渠道早已规范化、程序化，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电视节目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而在中国恰恰相反，某些有司衙门非但不能为公民公正有效地解决问题，反而很可能产生更多的问题，制造更大的矛盾，总之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渠道严重堵塞，与渠道相关的一些程序要么付诸阙如，要么形同虚设。有的法官看起来不像法官，至于“包青天”和“救世主”，更是大白天打着灯笼也难得找到一个，小老百姓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个时候，多亏有个焦点访谈，能够隔三差五让张三李四之类小老百姓对着全国人民诉几声苦，抹几行泪，同时对某些有司衙门施加一点儿舆论压力，敦促他们多少做一些起码得像是法官、包青天、救世主做的分内事，让老百姓知道在中国还有这样一个可以寄托点儿希望的聊胜于无的电视节目，有什么不好吗？ 即便焦点访谈真有李方所称的“负面效应”，那也是要等到中国的法治基本成熟，法官们都有点儿法官的样子之日才可能出现的危险，现在就来当头棒喝，未免危言耸听了点儿。好比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刚刚略微知晓一些男女之别，你就要采取措施严防他成为强jian犯，未免为时过早了点儿。 前些天旁听一个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学研究所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孙旭培指出，针对一些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的假恶丑行径，现在焦点访谈的主持人却惯于摆出一副冷静的姿态，用一种平缓的语调，进行不愠不火、不长不短，不冷不热、不痛不痒的点评，仿佛一个隔岸观火、不置可否的闲人，没有一丁点儿“匕首”的锋芒，丧失了应有的批判立场。 最典型的是在两年前的一期节目中，宁夏吴忠市副市长王明忠的车队过一座窄桥时，12岁女童小王平躲避不及跌入水中，桥上35名党政领导干部竟无一人下水施救，眼看着小王平被活活淹死，主持人最后的评论是：“在小王平落水的时候，那队人连起码的援助之手都没有伸出来，这种行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议论和批评。” 这种慢慢悠悠吞吞吐吐三脚踹不出一个响屁的态度，向善良的中国观众传递着一个信息：对于副市长王明忠率35名党政干部见死不救、警察张金柱酒后驾车肇事逃逸致人死伤这样的恶性事件，连堂堂中央电视台的王牌栏目、有“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之美誉的焦点访谈，也不便或不敢大张旗鼓严厉斥责，而只能以这种隔靴搔痒蜻蜓点水的方式随便发两句议论了事，那么很显然，在当下的中国，再也别指望有哪家媒体能对那些伤天害理骇人听闻的坏人坏事怒不可遏拍案而起了，别指望有哪个公民能明辨是非、激浊扬清、锄强扶弱、大无畏地行使言论自由之神圣权利了…… 焦点访谈这种貌似公允客观实则冷漠麻木的走向，势必令观众倍感无奈、悲凉。孙旭培先生称这是“焦点访谈的副作用”，我亦深以为然。这与李方概括的焦点访谈的负面效应是截然不同的。孔子说，“过犹不及”，但不及却不可视之为过，焦点访谈“副作用”之“不及”一日不去。其“负面效应”之“过”就无从谈起，故当务之急是要克服其“副作用”，而不是警惕什么“负面效应”。&nbsp&nbsp
赵忠祥 &ot;疯狂&ot;心理学…
——赵忠祥自卫攻击言行研究 赵忠祥先生的自卫攻击言行由来有日矣。当初，有好事者一本正经地给他的第一本书《岁月随想》挑错，他已经表现出相当的不耐烦，不过似乎尚未撕破脸皮作骂街状。接着，他借为第二本书《岁月情缘》促销之机，开始对那些好事者奋起反击，不但把后者的挑错行为上升为反对名人写书，以此既将后者置于“名人公敌”的不利境地（毕竟写书的名人不光赵忠祥一人），他自己仿佛也一跃成为名人写书的当然代表，而且公开辱骂后者是“小人”，是“消灭不绝的一群苍蝇”。 相应地，他也遭到了进一步的批评，他的自卫攻击言行遂急剧升级，终于发展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新阶段：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他当众口口声声责骂《北京青年报》转载有关他的报道及评论是“流氓、无耻”、“下流的行径”，称报纸“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就此（指赵忠祥粗暴对待批评引发的争论——引者注）发表高论”，是“无耻的煽动，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毫无疑问，安定团结是一个很严肃的字眼，“破坏安定团结”则是一项很严重的罪状，若比照1997年3月14日修订的新《刑法》，大约只有“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两项罪名够得上这一标准。但事实上，无论是报道赵忠祥在济南签名售书遭冷遇的《扬子晚报》，还是刊发署名文章批评“赵忠祥出书‘火气’不小”的《钱江晚报》，还是转载这两篇文章、同时配发编者按“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就此发表高论”的《北京青年报》，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考之以动机，还是证之以结果，都没有也不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因而任何人只要本着尊重事实、尊重法律的原则，就不可能得出“这是无耻的煽动，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的荒唐结论来。&nbsp&nbsp
赵忠祥 &ot;疯狂&ot;心理学…
即便有个别人甚至是大名人如赵忠祥等坚持认为这项罪名成立，但任何一个有起码判断能力的人也都绝对不可能信以为真，更不用说法院的法官绝不可能大笔一挥就受理下这桩罕见的“大案要案”了。 那么，赵忠祥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一名资深节目主持人，一个自称“受党教育四十多年”的老新闻工作者，为何竟然说出这种不负责任、匪夷所思、让人莫明其妙的话来？从他的一系列自卫攻击言行中，我们是否能尝试着探究一下他的独特的心理学基础？ 给批评者扣上“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的大帽子，在今天的现实情景之下，大约算得上是“反批评”之顶峰了，至少在“破坏世界政治新秩序”、“妨碍人类和平与发展”之类的新帽子可能出台之前应是如此。不惜用最耸人听闻的言辞，给批评者炮制一顶最大的帽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无疑表达了内心的最大的愤怒，也显示出了最大的心理脆弱。 心理脆弱往往源于过度的自尊，而过度的自尊往往又源于过度的自卑。人或问曰：赵忠祥先生长期供职于堂堂的中央电视台，有高级职称，是家喻户晓的大名人，差不多被人认为代表了中央电视台甚至“中央”的形象和声音，第一本书200万元左右的收入使他成功地步入中国富豪行列，而且退休之后每两年写一本书必然又将带来无穷的乐趣与财富，可谓炙手可热，功成名就，他何自卑之有？其实秘密就在其中——当年为了尽快适应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赵忠祥等人来不及像今天的年轻同行们那样接受正规的高等专业教育，因此他尽管在从事本职工作（播音、主持节目等）时可以干得很出色，但在撰写随笔、散文、知识小品，即从事不那么本职的工作时，则难免会出现一些个瑕疵或硬伤。 这原本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只是玩票，而且萝卜快了不洗泥嘛。但问题的微妙之处正在这里：明明人家是非科班出身，是“自学成才”，潜意识里有自卑情结，你却偏偏要说人家文理不通、错别字连篇，还别有用心地要出什么“点校本”，这简直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要奚落、恶心人家，人家好歹也是中央台级别的名人，对此能不敏感、脆弱、一触即发、勃然大怒吗？ 事态的发展常常就在一念之间。假如批评者一开始语气善意一点，方法委婉一点，那么赵忠祥兴许就不会如此敏感、脆弱，不会由自卑而自尊，由自尊而震怒，进而披挂上阵大肆自卫攻击。同理，假如赵忠祥心理坚强一点，气量宽阔一点，那么即使面对不那么善意的批评，他也不会视之为多么严重的冒犯，而只会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虚心接受。演艺界、文化界、学术界里的不少名人、名流正是这样做的，赵忠祥如果也这样做了，定会赢得人们的赞许与尊敬，甚至会在中国电视史上写下一段佳话也未可知。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他现在痛下决心，调整心态，端正认识，努力学习，争取早日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还来得及。 而一味声嘶力竭地谩骂，不断上纲上线的恐吓，不但禁止不了正常的批评，反而只会令自己受到更大的伤害，给世人留下更多的笑柄。毕竟今天是法治社会，谁也不必再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那样，在“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之下，也不得不警惕于“那x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了……&nbsp&nbsp
赵忠祥 赵忠祥骂人不犯法（上）
我在《北京青年周刊》上发表《“疯狂”心理学——赵忠祥自卫攻击言行研究》一文，对赵忠祥拒绝虚心接受他人批评，并且试图以名气与话语权强势压制他人批评的“自卫攻击”言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很快，《羊城晚报》等各地报刊及互联网均纷纷对此进行报道，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仿佛我与赵忠祥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似的。 其实，我的文字一向都对事不对人，我批评赵忠祥，不过是把他当成了某种长期高高在上，自觉完美无缺、凛然不可侵犯的权威与形象的典型，“故意”要冒犯一下而已。这大约出于一种逆反心理——你口口声声威胁别人“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我偏要摸一下，你气势汹汹地警告老百姓“太岁头上不可动土”，我偏要动一下，看你还能把我像消灭一只“苍蝇”那样一巴掌拍死不成？ 接着，云南日报社主办的《滇池晨报》刊登了对赵忠祥的专访，只听赵忠祥说道：潘多拉的言论我都看不懂，什么叫“疯狂”心理学？是不是说我是疯子？为什么叫潘多拉？难道是外国人？那我叫阿里巴巴。他还表示，希望那些批评他的同志和他一起上电视和大家说清楚。 赵忠祥先生的这番“答记者问”很有趣。他自然不会是“疯子”，否则全中国几百万上千万人抽风似的一哄而上抢购一个“疯子”写的书，那肯定是要让包括潘多拉在内的没有参与抢购的中国人，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外国朋友笑掉大牙的。我自然也不会“和他一起上电视和大家说清楚”，因为我多少有些自知之明，不敢以某种吓死人的权威的“形象代言人”自居，深知自己上电视去丢人现眼无异于上刑场引颈就戮，相反，上电视是赵老师的本行与强项，我岂能送上门去自投落网？这样想着，也就对赵老师的盛情邀请一笑了之。 现在之所以要再一次拿赵忠祥先生说事，则缘起于他与《华商时报》驻山东记者站记者张某的一场官司。张某曾撰写赵忠祥在山东签名售书兼卖鞋的新闻，遭到赵忠祥的责骂，张某以名誉权受损为由，奋起将赵忠祥告到法院。此事经山东及全国一些媒体的炒作，结果却似乎并没有怎么地“热”起来。据我分析，这显然不是因为原告一方只是一个“小记者”，名气不够大，人们不屑关心，也不是因为被告一方是大主持人，名气太大，以至于人们都害怕背上“破坏安定团结”的罪名而不敢关心。依我看，最根本的原因也许在于，这原本只是一场“嘴仗”、一桩笔墨官司，根本不应该拿到法院去评判，法院更不应该稀里糊涂就将案件受理下来，还装模作样地开庭审理一番，弄得好像就跟真的似的，实在是太无聊了。 这里我不惜冒着遭人白眼的危险，挺身而出为赵忠祥讲两句“公道话”，并不表明我已经完全站到了他的立场上。当初赵忠祥反感批评、拒绝批评，并且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无非是担心自己的新书销路受影响，进而自己分享到的版税受影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著书都为稻粱谋嘛。但赵忠祥毕竟不是三岁的小孩，总还掌握了一些骂人的技巧，知道应该给自己留点儿余地。他骂《华商时报》记者张某是“流氓、无耻”（赵一度否认），骂报纸的讨论是在“无耻的煽动，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都不过是表达了一种无比愤怒的情绪，而不是在崐述一种他认为已经发生了的事实。&nbsp&nbsp
赵忠祥 赵忠祥骂人不犯法（下）
这里边存在着重大的原则区别。表达情绪用的是形容词，比如说“流氓”（“像流氓一样”）、“无耻”、“卑鄙”，等等。至于“无耻的煽动，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意思是不说“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已经被报纸破坏了，而是说报纸妄图要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形容词也许用得不准确，或者极尽夸大其词之能事，但因不涉及事实真伪，不存在情节虚构，故再怎么胡说八道（骂脏话除外），都不构成对被形容一方名誉权的侵犯。而陈述事实则用的是动词或名词，比如骂某人是“小偷”、“强jian犯”，说他昨天把张三杀了，这里用词哪怕只有一丁点儿不准确，就会造成事实不清，如果任意编造事实血口喷人，就更免不了要构成诽谤罪、诬陷罪。 纵观这两年舆论对赵忠祥的批评，除一小部分是在陈述事实或辨别真伪（如指出赵著中的诸多硬伤）之外，大部分都是在表达情绪——对赵忠祥“死不认错”、讳疾忌医的言行表示震惊、愤慨、痛心、好笑……应该说，就表达情绪而言，这与赵忠祥反过来骂包括张某在内的其他批评者属同一性质的行为，均未涉及事实的陈述与判断，是言论自由和社会宽松的表现，完全不存在谁损害谁的名誉权的问题。如果某人的社会评价真的有所降低，即他自己感到“名誉权”受到了损害，那多半也不是由于被他人责骂时“形容”得太过分了，而几乎可以肯定是因为某些事实真相被揭示出来并发生了胜于雄辩的影响，或者原因更简单——当事人在公开场合言行不慎，表现不佳，自己把自己的形象给毁了。 比如赵忠祥的第二本大著据说卖得不好，他就应该明白，这绝不能怪那些批评者，自己以后面对批评时，态度一定得谦虚一点儿，在再接再厉写作第三本“岁月”时，硬伤一定得少一点儿，文笔一定得成熟一点儿，否则到时候即便与方便面、卫生纸一块捆绑销售，恐怕也难以再创昔日万人空巷的辉煌。而事实上名誉权并未受损的张某装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去法院告状，如果不是故意要小题大做炒新闻（那就太弱智了），就是心理过于脆弱，神经过于敏感，简直连赵忠祥也不如——赵忠祥尽管对那些批评他同时也是骂他的人恨得咬牙切齿，但毕竟还没有想到要去法院告他们啊。 或曰：他赵忠祥骂我，我不去法院告他，难道就让他白骂了？！我的意见是：骂人谁不会呀，他骂你，你就不会骂他吗？反正骂人也不犯法。你应该勇敢地走上前去，用比他更高的声调，比他更难听的形容词，恶狠狠地、气势汹汹地、毫不留情地回骂他！只要别超出表达情绪的范畴，只要别把一些作j犯科之徒违法犯罪的事实强加在对方的头上，你怎么骂都行！比如他骂你“苍蝇”，你就骂他“跳蚤”；他骂你“臭大粪”，你就骂他“脏垃圾”；他骂你“歪理邪说”，你就骂他“假冒伪劣”；他骂你是“无耻的流氓”，你不妨骂他是“该死的恶棍”；他若骂你“你吃饱了撑的呀”，你就回敬他一句“你活得不耐烦了呀”……骂人也是一种文化，一种游戏规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呢，慢慢学着点吧。 法院自有法院更应该管的事，文人或准文人之间、名人或准名人之间骂来骂去的事，最好就别去麻烦法官了。 补记：赵忠祥与《华商时报》记者张某的官司，紧接着由于赵忠祥“翻身”过去反告了张某一状而愈更热闹——张某不堪压力要自杀，赵忠祥大人大量主动向张某示好，在各方斡旋之下，双方终于握手言和。&nbsp&nbsp
张艺谋 什么样的“幸福时光”（上）（图）
早就听说张艺谋拍了部电影，叫《幸福时光》，我没看过，不知道编排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不过单从电影的名字想象，应该是一部讲述中国人如何幸福、如何快乐的片子。 这类片子这两年很时髦。作家刘恒先写了本小说，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那“幸福”在小说中原本是反语，但在改编成电视剧时，张大民们原本比蚂蚁还要卑微、比工蜂还要无奈的生活，就被美化成“道路虽然曲折、前途一片光明”的名副其实的幸福生活了。据说该电视剧拿了很显赫的大奖，很让同行羡慕了一阵。 另一个例子是导演陈凯歌的新片《和你在一起》，因一改过去那种旨在“对社会深入骨髓的洞察与批判”的宏大叙事，转而“宣扬阳光下的生命——那种快乐”，那种“纯粹的、单纯的、本能的快乐”，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 张艺谋何等人也，岂能对眼下这股浩浩荡荡的幸福与快乐的洪流视而不见？&nbsp&nbsp
张艺谋 什么样的“幸福时光”（下）
前两天偶然读到一篇署名“沈宁”的文章，转引了在美国大名鼎鼎的影评家罗杰·艾伯特先生对张艺谋的《幸福时光》的评论。艾伯特先生先向美国观众简述了《幸福时光》的剧情：一群失业的男人，为了帮助一个双目失明的姑娘恢复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特地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搭了一个假房间，告诉姑娘那是一家酒店的房间；他们假扮客人，让姑娘每天给他们做按摩，当实在没钱给她小费时，就拿一些白纸冒充钞票付给她。姑娘凭着盲人特有的敏感，其实从一开始就觉察出这是一场善意的骗局。但她被“客人”们的好心感动了，明知他们在骗自己，也假装蒙在鼓里，继续跟他们合作，只是在离开后，才通过录音告诉他们实情…… 艾伯特先生说，看了这个故事，美国观众一定会以为，这部电影相当残忍（cruel）和堕落（deprved）。沈宁的文章进而发挥道：在西方人看来，这种心理表现绝对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明知受骗却愿意继续合作？这个人的自尊和人格哪里去了？这正是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特征，比如在古代专制时期，中国人都明白皇权政治的罪行，也都深受其害，但仍然继续容忍，继续合作。 艾伯特的评论和沈宁的文章告诉我们，电影《幸福时光》中的所谓“幸福时光”，与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幸福生活”是一回事，都包含着欺骗与被欺骗、愚弄与被愚弄的内核。有人说，“在西方世界，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没有高尚的欺骗，欺骗就是欺骗，绝对不能容忍”，那是因为在西方世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可以通过旧有的契约进行规范，或通过修订后的契约进行调整，而无需统治者费尽心机对被统治者大行威逼利诱或坑蒙拐骗。 中国在传统上大不一样。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为统治者出主意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要让老百姓为你干活，但不要让他们知道为你干活的真正原因），历代统治者均遵循这个基本原则，将愚民术不断发扬光大。不但如此，他们往往还要给自己的愚民政策涂抹上一层耀眼的光芒，强调国情特殊，老百姓素质太低，必须严加管束，否则就要天下大乱，连最基本的温饱也求之不得。总之，人家欺骗你也好，欺负你也罢，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你好，至少是为了让你有碗饭吃，为了帮助你恢复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统治者欺骗被统治者，被统治者明知受骗却装着毫不知情，继续维持与统治者的合作关系，从逻辑上讲，被统治者也是在欺骗统治者。好比一个人落入虎口，他如果装死，老虎可能不吃他，他如果不装死，就难逃一死，可见他对老虎的“欺骗”，实在是自我保护的必需。但统治者中除了像在“天下饥荒，百姓饿死”之年感叹“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那样的白痴，绝大多数都比老虎聪明得多，他们十有八九对老百姓的故意装糊涂心知肚明，却并不打算追究老百姓的“欺君之罪”，因为他们同样需要装糊涂——他们心里很清楚，老百姓只要愿意装糊涂，就说明老百姓愿意容忍与合作，愿意在现有秩序之下被统治，那么他们的江山就坐稳了，社会就安定团结了，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在欺骗对方，也都知道对方也在欺骗自己，却又都一个劲儿地揣着明白装糊涂，双方你追我赶，循环往复，一定要把这场历史悠久而且博大精深的游戏进行到底。正如鲁迅所言，“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坟·论睁了眼看》） 有中国特色的幸福时光，就这样在欺骗者（同时也是被欺骗者）与被欺骗者（同时也是欺骗者）双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生生不息。&nbsp&nbsp
张艺谋 由《英雄》再说“恶意批评”（上）
张艺谋的新片《英雄》在全国公映，据说万人空巷，盛况空前。不瞒您说，我没有去凑那个热闹，因为这原本与我无关。不想这部电影居然引出了一个值得我关心的话题，于是似乎也变得与我有些关系了。 事情缘起于《英雄》首映以来陆续受到的一些批评，其中以一名记者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张艺谋，《英雄》这部片子除了打架、风景和大明星以外你还有什么？”——最为典型。在日渐沉重的批评压力之下，自称“我的影片即便是饱受争议，我也几乎不去解释”，一向颇具大师风范的张艺谋终于忍无可忍大发雷霆，痛斥“这些言论不是从文艺批评的角度来谈的，而是有很多敌意的东西在里面”，“（批评者的）那种不屑，那种要灭你、要砸你、要收拾你、要踩你、要臭你的敌意，只一瞥就够了”，“那种批评本身就是变态的！” 紧接着，张艺谋的同学、导演冯小宁也跳将出来，严厉谴责针对张艺谋和《英雄》的批评言论，认为影视的正常发展需要批评，但要反对“影视批评中的一些不健康的、非善意的‘批评’”，强调“我们首先应该为《英雄》激活了中国电影市场而鼓掌，其次再进行正常的文艺批评，而且还应该是善意的。” 张艺谋的震怒，冯小宁的帮腔，都提到了文艺批评，都为文艺批评规定了一个原则，即文艺批评必须是“健康”的、“善意”的，而不能带有恶意和“敌意”，否则就是不正常，就是“变态”。我不知道《英雄》的故事情节和艺术特色，不好判断那些批评者的意见有没有道理、能不能自圆其说（文艺批评是贡献意见，而不是陈述事实，本身没有对错之分，即便某人对张艺谋的批评毫无道理，漏洞百出，我们也不能说他“批评错了”），但我现在至少可以肯定一点：从张艺谋和冯小宁对批评者的反批评言论中看，张、冯二人对文艺批评的理解是片面的，他们一厢情愿为文艺批评规定的原则是不成立的，他们面对批评表现出的那种“委屈”心态是幼稚可笑的。 作为中国不说数一数二起码也是数五数六的大导演、名导演，张艺谋、冯小宁（由于冯只是帮腔，下文将不再提及）应该知道，世界上除了善意的、友好的文艺批评，还有恶意的、“敌对”的文艺批评，只要批评者第一没有虚构事实，第二没有使用国骂、京骂等侮辱性言辞大搞人身攻击，那么无论人家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都属于正常的文艺批评。 进而言之，如果针对某人某作品的文艺批评百分之百无一例外全都是抬轿子吹喇叭捧臭脚歌功颂德马屁直拍进肛门里式的“善意”和“友好”，那么，即便是白痴和智障人士也能看出其中的虚假与无聊。相反，某人的某作品问世后，有一部分善意的、友好的批评，自然也会有一部分恶意的甚至敌意的批评，只有把这两方面的意见综合起来，针对某人某作品的文艺批评才可能是全面的、真实的、真正有所裨益的。 鉴于中国人一向有闻过则怒、报喜不报忧的毛病，加之像《英雄》这样的“主流商业大片”必然不惜重金大肆宣传炒作（据说这也是“与国际接轨”之一种），所以人们不必担心张艺谋听不到善意的、友好的批评，所以如果有称职的、高明的批评家从恶意的甚至敌意的立场上对他提出批评，无论是对张艺谋本人，还是对整个影视界，应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张艺谋非但不感谢批评者的“恶意”，反而要对他们大打三百板子，实在有好心当成驴肝肺、得了便宜又卖乖之嫌。&nbsp&nbsp
张艺谋 由《英雄》再说“恶意批评”（下）
为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妨仔细研究一下张艺谋对批评者的反批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我老谋子好不容易把李连杰、张曼玉、梁朝伟、陈道明、章子怡、程小东等一批“华人中的演艺精英”团结到一起，好不容易完成了一部中国影视史上的“航母”，“我特别明白他们（指李、张、梁、陈、章等人——引者注）就是希望在演出的第一天，能够看到中国人给自己捧场”，“我们这么拼命地将全体主演邀请过来，不就是为了自己给自己捧一回场吗？” 但张艺谋不要忘了，“精英”也好，“航母”也罢，你自己说了是不算数的，你怎么能期望在演出的第一天就博得满堂喝彩？而且即便是货真价实的“精英”与“航母”，你也没有权力要求所有中国人都来给你捧场吧。难道你的《英雄》大片就代表了中国的水平和形象，凡是不给你捧场的中国人都不爱国、都是妄图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暴乱分子？以为自己是在干“代表”了什么的宏大事业，其他所有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对自己顶礼膜拜，这是一种典型的帝王心态。 其二，张艺谋回答那个提问“打架”的记者说：“我希望你不要用打架这个词，因为那是对这个行业的不尊重。我们在座的有最优秀的武术导演，最优秀的武打演员，你不应该用打架这样一个贬义词。”此后他对“打架”之说一直耿耿于怀，“我认为这是个很污蔑人的问题。我不是拍武打片出身的，可有人是，而且他们为此干了一辈子，那是他们的事业……” 拍武打片当然是一个行业、一种事业，而把武打片称为“打架”不过是一种比喻，如果连这样的形容词也无法承受，那么这个行业和事业也太脆弱了点儿，只怕是连大街上只会“打架”而不会拍武打片的小混混儿也不如了。台湾作家李敖曾把国民党的“搞政治”比喻为“搞x”，张艺谋若是国民党的要员，还不要了李敖的老命？ 张艺谋无限感慨地说，“在中国，经常是做事的被人骂，骂人的不做事。这……是长期以来中国电影始终不能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这里何尝不是在用“骂人”这样一个“贬义词”来“污蔑”那些批评家？他岂不知批评家的工作就是“骂人”，他们“骂人”就是在做事，他们有人为此干了一辈子，那是他们的事业？以为天底下只有自己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做好事做大事做实事，把知识分子、批评家的批评、监督一概视为居心叵测的骂人、惟恐天下不乱的捣乱，这是一种典型的独裁者心态。 其三，张艺谋称，“本来我不想说了，可是这些天，在我与这些电影演员，包括李连杰、张曼玉、梁朝伟等私下交流时，发现他们的确有很多不解，有很多对内地媒体的困惑”，“我因此觉得很难过、很对不起这些演员，对不起他们的心。” 那意思是说，我老谋子身板硬朗，心理承受能力强，你们不尊重我、骂我都没什么，但人家李连杰、张曼玉、梁朝伟是从香港来的，他们哪里见过像你们这样不懂规矩无理取闹的臭记者？你们这些臭记者简直把内地媒体的脸丢尽了！ 张艺谋这番话足以表明，他也许太了解中国内地的国情，却对中国香港的国情一无所知。香港媒体的狗仔队对电影演员和电影导演是“善意”还是“恶意”，与内地媒体相比是“友好”还是“敌意”，李连杰、张曼玉、梁朝伟等人应该最清楚，他们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或许并未感到多大的不适，根本用不着张艺谋出面替他们鸣冤叫屈。听说某地有个官员到香港访问，被惯于“添乱”而不是“帮忙”的香港记者质询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该官员感觉受到了很大的恶意和敌意，气急败坏之下，使出泼妇骂街的功夫，把那名香港记者骂了个狗血喷头。我希望有人把这个故事讲给张艺谋听，以免他以内地人之心度香港人之腹，某一天到香港去也出尽类似的洋相。 笔者不才，曾多次撰文主张保护“恶意批评权”。我相信，现今价值和利益日渐分化，很多行当都要讲市场竞争，批评已经发展成价值碰撞、利益博弈和市场竞争的一种形式，因此批评既有出于善意的，也应该有出于恶意的；善意的批评有时更像巧妙的吹捧，而恶意的批评则更接近批评的实质。越是恶意的批评，往往越精彩、越深刻，也越有价值；对“恶意批评权”的保护，也就是在更纯粹的意义上保护言论自由。 张艺谋的《英雄》能不能代表中国、能不能拿到奥斯卡奖，不在我的关心范围之内，但张艺谋通过他对恶意批评者的反批评，客观上将传统文艺批评的所谓“善意原则”的荒谬与虚伪暴露无遗，若能令国人痛感大力推行“恶意批评”之极端迫切性，则大约算得上《英雄》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一大贡献。&nbsp&nbsp
冯小刚 天下无贼乎（上）（图）
“今年非常抱歉，冯小刚没有电影给大家看了。”说起新片《天下无贼》因剧本修改出现争议而搁浅，导演冯小刚显得十分遗憾，仿佛今年他没有贡献出一部贺岁片，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真的会少点什么似的。据说冯小刚的贴身娱记们和铁杆影迷们对《天下无贼》早已望眼欲穿，此番该剧突然搁浅，对他们无异于当头一棒。 与冯氏的无奈、与娱记和影迷的悲痛欲绝相反，我倒觉得《天下无贼》搁浅一下也好，毕竟人是需要进步的，如果冯小刚再弄出一部像《不见不散》、《甲方乙方》、《没完没了》那样虚情假意寡淡无味的贺岁片给大家看，他自己就能那么心安理得无怨无悔么？ 《天下无贼》原来是赵本夫的小说，冯小刚的剧本起先在小说基础上未做较大改动，后来他仍坚持认为，剧本应基本忠实于原著的情节与立意。 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男贼王薄和女贼王丽是一对扒窃搭档兼恋人，在一列火车上，他们遇到携带打工所得6万元钱回家娶媳妇的农民傻根。王薄、王丽原本要对傻根下手，“但傻根其实不傻”（冯小刚语），他“不相信有那么多贼”，“坚信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美好的”，执意带着巨款上路。傻根的善良、淳朴和真挚打动了王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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