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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多拉快意恩仇指名道姓 酷评公众人物第1部分阅读

    《潘多拉快意恩仇《指名道姓》酷评公众人物》

    潘多拉出新书《指名道姓》酷评36名公众人物

    一向心直口快、妙语连珠的著名反伪科学人士、电视节目主持人司马南,最近又传出一句惊人之语:潘多拉骂谁是谁的荣幸,假如有一天我也被潘多拉“骂”了,我将深感荣幸。

    记者了解到,这句妙语出自司马南为青年杂文家潘多拉的新著《指名道姓———潘多拉酷评公众人物》所写的序言。司马南在这篇原题为《被潘多拉骂了怎么办》的序言中写道:“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一时犯糊涂,丑闻昭彰,被潘多拉们斩于马下。斯时……理性的选择怕是两条———一,欣赏潘多拉们的剑术。凡骂得有水平的文章,一定值得反复阅读。遭遇如此文采斐然之骂,实属我等之另一种荣幸。二,痛改前非,不耍小聪明,绝不为了掩盖一个错误再犯一连串错误。”

    据悉,刚刚由台海出版社出版的《指名道姓》一书,是国内首部评论和研究公众人物的个人文集,内容涉及白岩松、崔永元、冯小刚、刘晓庆、王志文、张艺谋、赵忠祥等影视娱乐界大腕,海岩、金庸、刘恒、余秋雨等社会知名人士,成克杰、胡长清、胡万林、赖昌星等反面典型,以及克林顿、萨达姆、萨哈夫等外国,共计36人。

    潘多拉的时评和杂文素以言辞犀利大胆、论理独到深入见长。自诩“阅人无数,‘毁’人不倦”的他告诉记者,他之所以要冒着被一些名人或准名人视为“为了借我们的名气,骗取几个可怜的稿费”的“苍蝇”的危险,时不时写几篇指名道姓臧否公众人物的文章,于私可以说是为了“骗取稿费”,于公则是为了推广公众人物的概念,号召更多人通过拿公众人物说事的方式积极参与公共事物、维护公共利益。

    潘多拉介绍说,学界一般将公众人物的构成归纳为:在政府官僚科层体制中任职的公共官员;在一些事关公共利益的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众所周知的名人、著名球星及其他著名的娱乐界名人;在特定时间、地点某一公众广泛关注或者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中的“有限公共人物”。随着中国社会生活日趋活跃以及传媒业的繁荣,公众人物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言论、举止做派、价值取向、功过是非,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大众的关注与评议。

    中国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指名道姓地公开议论或批评公众人物,会不会招致麻烦甚而惹上官司?潘多拉承认,这种危险的确存在,但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从上海法院就足球运动员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名誉侵权案判决范志毅败诉,到北京法院驳回作家余秋雨对《北京文学》编辑肖夏林“名誉侵权”的起诉,司法判决的这种“倾斜”绝非偶然,它表明司法机关已经开始认同如下观念:公众人物在享用公职待遇、公众拥戴、媒体追捧等公共资源的同时,理所应当要成为公众知情权、公民和媒体的批评监督权所直接涉及的对象,在隐私权和名誉权等私权上做出一定的牺牲,以体现权利与义务、收益与代价、事实与情理之间的对等。(陶澜)

    侠骨柔肠——《指名道姓》中的男人味

    女人可以不漂亮,但一定要有女人味:温柔、婉约、雅静。男人也可以不帅,但要有男人味。

    这种男人味不是七、八十年代日本电影中男主角冷冰冰的脸,木无表情的眼神。更不是热播的电视剧中当红小生的撒娇弄痴。它应该是真正吸引女人的一种特质:责任心、柔和、宽厚。既有一副铁肩勇担道义,又能满怀柔情注视这个世界,当然就包括这个世界中的女人。简言之,就是侠骨柔肠。

    杂文家潘多拉的文字,充满着这种叫做男人味的东西。《指名道姓——潘多拉酷评公众人物》已经是他第五个文集了。对社会中存在的丑恶现象、名人名家的人格缺陷与本性恶习,无不口诛笔伐,毫不留情。

    只有充满了阳刚之气与正义感的血性男儿才做得到。感觉他像一个中世纪的骑士,拿着他的剑,刺向黑暗、丑恶,一剑封喉。不由自主地为他剑术的精到而喝彩。又为其惊险暗自捏一把汗。这的确是一场险象环生的打斗:被他刺痛的人要跳起来给他好看。

    也许用不着如此地尖锐,可以不指名道姓,委婉一点,温和一点,“据说”、“某人、某事”这样的文字我们看得多了,隔靴搔痒,给人留点面子,不好吗?

    但真正的男人是不屑于这样做的。要做,就要将火力开得猛烈一点,刺刀磨得快一点,将名人身上迷惑人的光环挑开,露出内在的那个“小”来。

    他是深刻的,但并不刻薄;他是尖锐的,然而并不尖酸。他所批评的一定是值得批评的,而不是为批评而批评——为沾一点名人的名气。因为他是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男人,毕业于北大的他,自然对责任二字有着深刻而充分的了解。他的笔,就是公平、正义之剑。

    有幸在南滨路上见到潘多拉,因为重庆是他的故乡。这个把名人们骂痛的男人,却有着一双温和的眼睛,一张极其谦逊的脸。他会赶到你的前面,为你打开车门。我是女人,自然对这份保护心存感动。

    是的,对弱小者他是同情并保护的。想到他的那篇《不要歧视魏敏芝》的文章。他深深为她的梦的破灭感到痛心。并指出了带给她美好的梦想,又无情将它撕碎的城里人的残忍。

    这是一种悲悯的情怀。这是他注视世界的另一种方式。他毫不留情地批评着丑恶现象时,同时也有着宽厚的包容。

    这样一种男人味十足的文字,处处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胆识,充满着男人的睿智、血性,还有深藏在文字背后的关爱。不知不觉地,就被它感动了。(贺芒)

    司马南:被潘多拉骂了怎么办

    我喜欢潘多拉。  当得知一些名人,还有一些当官的人讨厌这个家伙时,我依然喜欢这个家伙,甚或更喜欢了。  潘多拉嬉笑怒骂,汪洋恣肆,时有惊人之语,常有骇俗高论。读他的文章,大大地痛快。  据说快感这种东西来自于适度抑制之后的满足,故而读过应景文字、党八股文字、白开水文字、装神弄鬼文字之后,更觉得潘多拉的文字让人痛快。这种痛快好比吃火锅。来自重庆的潘多拉,深得火锅之妙,一麻二烫三辣,调动起你所有的感觉器官,统合联觉,连皮肉带灵魂,一通触及,让你再也忘却不得。  不喜欢潘多拉的朋友读到这段文字,大约要愤怒了。且慢,我知道您为什么愤怒,亦理解您的苦衷。心理学研究表明,看武侠、武打、枪战片生出快感的人,多是对号入座之后,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了打别人的人,极少有人移情在被打的人身上。大英雄一番艰难困苦之后,终有机会连珠炮似的老拳打在敌手身上,最后大获全胜,那当然是快意无比的事情。倘自己是一个被别人打痛了的人,又如何呢?恐怕是肾上腺激素分泌亢进,一种破坏性情绪统摄全身,仇恨入心要发芽了。  潘多拉有否想过被骂者的感受?可不可以把刀子弄钝一点,也学学那些老江湖,不再点名道姓骂人,而是把剑舞得呼呼生风,只博他个英武美名,实则不惹事、不树敌呢?  眼下看,潘多拉尚无此迹象,喜欢他的读者也不希望他打开“魔盒”再关上。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环境下,成长起一位杂文家来殊为不易,肯流泪滴血写杂文的人本来不多,写得好的更少,顶得住压力扛得住诱惑又写得好的则少之又少。潘多拉勤奋高产,深刻独到,大约可以归入“少之又少”之列。  潘多拉们少到什么程度?我看不会比东北虎、大熊猫数量更多。  我们知道,东北虎、大熊猫如果绝了种,生物链条出现断档,对于生物多样性乃至于人类生存,都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那么,如果杂文家绝了种呢?退一步讲,虽然没有绝种,但刀子钝了,不再有凛凛寒光,像失去野性的东北虎,像没有野外生存能力的大熊猫,岂非不绝种也变了种?反正不再是他了呀!  司马南妄言:为保护我们的政治生态环境更适合于人类生存,为有效遏制腐败分子日甚一日的猖獗,为公平正义之道德理想在中国的真正实现,我们需要初衷不变作风不改的纯种潘多拉们。  在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被潘多拉们刺中要害的大佬们、阔少们,那些被一剑封喉斩于马下的自以为是的衮衮诸公,活该带冒烟儿(北京方言,意为事在必然,自个儿找的)!  然天下事纷纭复杂,被潘多拉骂过的人,有的并非是活该的“坏人”,相反是有相当知名度的好人,不过有些事办得不妥,有些话说得不当,一下子被逮个正着。潘多拉好似一只啄木鸟,上去又啄又扑,名人们衣衫不整,弄个乌眼青兼大红脸。于是有人出来鸣不平了:潘多拉为什么不可以温良恭俭让?  如此诘难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可司马南想反问:潘多拉为什么要温良恭俭让?被温良恭俭让“格式化”以后还是潘多拉吗?为什么名人们不可以闻过则改,自觉接受监督,诚意听取批评?  须知,名人并非完人,“名”者,乃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放大之产物,属泡沫类玩意儿,名人们切不可太当真;完人之“完”,意指道德上几无瑕疵,即有十足君子之风,故名人远不可与完人划等号。  问题滑稽在,当今各色名人一方面在自恋的迷幻情结中误以为自己是完人,一方面又在清醒时通过炒作百般掩饰自己的人格缺陷与本性恶习;而老百姓一方面不屑于某些名人的作为,另一方面又对名人片面迷信,津津乐道,照猫画虎。  潘多拉们看到了这一点,更无奈地看到了名人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乃双刃剑,所以,不得不通过纠正名人行为艺术表演的动作偏差,来匡扶正义,彰显爱心,明辨是非。  故此,明事理的名人们理当从全社会利益角度,忍下一时之痛,感谢潘多拉们治病救人。  当然,能这么想事,是一种境界,而欲达此境界并不容易,所以,笔者谆谆告诫那些“名人预备队”成员,凡未达此境界者,不必急于成名,不然更受罪。而那些虽已成名,但精神心理准备不足者,惟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以适应21世纪急剧变化的社会对名人提出的新要求,方有资格继续头顶名人的光环。  “为尊者讳”的时代离我们远去了,“名人即尊者”好像根本不是文明社会的共识。名人要“留得清白在人间”,必须管住自己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  克林顿先生没管住小弟弟,后来在法院听证时又没管住自己的嘴,成了全世界的笑柄;余秋雨先生先是下笔时没管好自己的手,错写史实、常识,后又没管住自己的嘴,对别人的批评不虚心不接受,结果很聪明的人犯下了很不聪明的错误,让我等喜欢他的读者为之扼腕叹息不已。  据朋友的说法,与刘晓庆这种“一流名人”相比,笔者如今也算“三流名人”,说不定哪一天,也会一时犯糊涂,丑闻昭彰,被潘多拉们斩于马下。斯时,司马南又当如何呢?  先得说,这是笔者为潘多拉写序的报应,“活该带冒烟儿”!  接下来,理性的选择怕是两条——  一, 欣赏潘多拉们的剑术。凡骂得有水平的文章,一定值得反复阅读。遭遇如此文采斐然之骂,实属我等之另一种荣幸。  二, 痛改前非,不耍小聪明,绝不为了掩盖一个错误再犯一连串错误。  因为我懂得一个简单道理:三流名人,绝不比读者聪明。  更因为我至今记得姥姥的教导:“会说的不如会听的。”

    白岩松 没有人不知道你是一条“狗”(上)(…

    中国的新闻媒体何止成千上万,无论报刊、电台还是电视台、网站,中央电视台大约是最有影响的一家。这是没办法的事。单论级别,央视未必比新华社、人民日报更高,但电视传播手段较之报刊、电台等其他手段的独特优势,加之作为国家电视台的特殊地位,决定了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央视必将继续傲视群雄,独步天下。  不过正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凡事皆自有其局限,凡人皆自有其力不能及之处,央视、央视记者当不能例外。前两年听到过一则从央视记者那里流传出来的顺口溜:“我是xxx的一条狗,蹲在中央电视台大门口,让我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咬几口”,道出了央视记者无限风光背后的几多无奈与辛酸,甚是深刻、精妙。  与上述顺口溜相映成趣的,是有“央视名嘴”之称的主持人白岩松的另一番“狗论”。据报道,在2004年央视黄金段广告招标说明会上,为了极言央视影响力之大、在央视投放广告之千值万值,白岩松对前来参会的广告商说:”一条狗拉到中央台连播30天,自然会成为一条名狗,我不过就是那条名狗而已……因为中央台太好了,所以我一直赖在里面。”据说此言一出,“广告商们笑得合不拢嘴”,这还不明白吗,“就是到中央台做广告保证出名呗!”&nbsp&nbsp

    白岩松 没有人不知道你是一条“狗”(下)

    一些缺乏幽默感的作者在报上撰文,有的批评白岩松此言太过随便,有失国家电视台主持人应有的严肃与庄重。有的质问“难道白先生的成名,仅仅只靠在央视亮相若干天就行了吗?”“依我看,离开了他的高综合素质和天分,他在央视里是绝对成不了名的……名人说话精彩固然应该欢迎,但是对名人说得精彩而不正确的话却要警惕,因为那会产生大面积的误导。”  其实,白岩松的“狗论”绝非夸张,假如央视真的训练出一条聪明绝顶的狗,让它坐在主持人位置上“连播30天”,它绝对会成为一条比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敬一丹、赵忠祥、倪萍、周涛、朱军……等等所有的央视著名主持人都著名一百倍的名狗。你想啊,人能照本宣科,鹦鹉能对口学舌,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而一条狗竟然也能达到如此境界,想不出名都难啊。  当然,大家都很清楚,白岩松的意思是说,与央视作为一台结构无比复杂、功能无比重要的现代传播机器相比,在它麾下供职的任何一个再怎么著名的编辑、记者、主持人,也都是十分渺小的。如果说他们进中央台的时候是一条普通的“狗”,那么,他们一旦离开中央台,解除了他们与中央台的“人身依附”关系,褪下了中央台赋予他们的光环和含金量,他们很可能又重新变成了一条普通的“狗”。一条“狗”进了中央台,并不能说明他一定比其他没有进中央台的“狗”优秀多少,或者说,这条“狗”在中央台主持人的位置上干得不错,并不能说明别的一条什么“狗”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就一定干得不如他好。  据我所知,某人得以在中央台就任某职,有时并不是人力资源充分竞争的结果,某人在中央台某个职位上建功立业,只要不出什么大的问题,一般而言也不至于每天都面临被炒鱿鱼走人的竞争压力。既然并非所有在中央台当差执事的“狗”都是出类拔萃的万人之选,那么,“那条名狗”可以是你白岩松,为什么就不能是他红岩松、黑岩松?  对于自己作为一名员工与所供职单位之间的关系,白岩松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应该说是颇为难得的。不像有的官员,大权在握时前往鞠躬叩首巴结逢迎者络绎不绝,某一天退居二线,门前冷落鞍马稀,才猛然明白“人走茶凉”的硬道理。更不像有的贪官污吏,位高权重时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等到东窗事发锒铛入狱,才发现自己除去披的一张人皮之外啥也没有,屁也不是。如果说一条狗拉到中央台连播30天定能成为名狗,那么,一条狗如果被放到某些个什么“官”的宝座上供上30天,保准也能成为“狗官”。那些跑到“狗官”的办公室或官邸送礼的、要官的、求批条的、表忠心的、联络感情的、行性贿赂的,无不是看重了他身为“官”的能耐,而并不怎么在乎他到底是人还是“狗”。  四川简阳市原市长王善武,收了某老板的10万元好处,该老板有次吃饭时和一个朋友打赌说,什么鸟王市长,在我眼里不过是一条狗,我只要打个电话,看他10分钟之内胆敢不来?电话一打,10分钟不到,“狗官”王善武果然屁颠屁颠赶来报到。王善武如果只是一条狗,该老板断不会拿钱“抬举”他,但该老板也太忘乎所以,他哪里知道,在人家“狗官”王善武眼里,你某老板除了有两个臭钱儿,其实也和一条狗没什么两样,充其量是一个“狗商”。“狗商”看中的是“狗官”的权,“狗官”看中的是“狗商”的钱,双方都不是什么好鸟,要是没有权和钱在他们身上产生的附加值,他们兴许连一只普通的狗都还不如呢……  “我是一条狗”的顺口溜提醒人们,一个人别说在一般单位挣两个养家糊口的钢镚儿,就是在堂堂的中央电视台充当无冕之王和话语精英,也要树立端人饭碗服人管教的职业意识,要把自己锤炼得像一条狗那样忠诚、机敏,甚至要完成“从人到狗”的嬗变。白岩松的“狗论”则告诉人们,只要加入到一个有实力的团体之中,投身到一项有前途的事业之中,别说一个不缺胳膊不少腿儿的人,即便是一条狗,也能借着团体的威力和事业的东风,一不留神就被培养得人模狗样,并且迅速建立起非凡的声名与功勋。  人毕竟不是狗,人把自己当成狗不消说是痛苦的,但谦虚是人的美德,把自己当成狗有时并不比装孙子更困难,只要由此能顺利步入主流社会的殿堂,分享到他人无缘染指的丰厚资源,成为家喻户晓名利双收的成功人士,那不消说又是异常快乐的。白岩松写了本畅销书,书名就叫《痛并快乐着》,我无暇认真拜读,不知道是否揭示了个中的奥秘?  有人说,网络世界的虚拟空间有一大好处是“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参见陈彤著《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长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6页)。而由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参与动员、组织的现实世界的一大好处,则是——没有人不知道你是一条“狗”,很快你就成了一条高尚的、高贵的、高端的“名狗”。痛并快乐着的“狗”们在电视时代吹拉弹唱引领新潮流,好在等到进入自由浩瀚人自为王的网络时代,他们的好日子恐怕就要到头了。&nbsp&nbsp

    崔永元 了不起的崔永元(上)(图)

    “他们名人出了那么多书,也该咱们老百姓出一本了。”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主持人崔永元,以他特有的幽默与狡猾,为他本人终于未能免俗、终于按捺不住加入到名人出书行列中的行为作做如上辩护。  崔永元的新书叫《不过如此》。我没有看,如果没有特殊目的,今后肯定也不会有闲心找来认真拜读,尽管我相信他的书应该比其他许多名人的书写得好。  我只是随便看了一些报纸上关于他这本新书的宣传文章。《北京青年报》刊登了10多条“崔永元机智对答”(不知是不是摘自他的新书),其中有一条很有意思,一下子把崔永元的思想深度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问:你们叫“实话实说”,真能实话实说吗?你敢吗?  崔永元答:我敢。应该说,公众对“实话”二字有误解,以为顺耳的话才叫实话。实际不然,有些人的话你听上去像官话、套话,但他就是这样想的,是他内心真实的表述,这应该算是实话。&nbsp&nbsp

    崔永元 了不起的崔永元(下)

    崔永元说公众对“实话”的误解,大概是指有时人们觉得,在《实话实说》节目中,有些嘉宾和观众席上的来宾的发言听起来很不舒服,比某些面目可憎、语言乏味的官人的讲话还要空洞虚假,简直是对《实话实说》节目的绝妙的讽刺。我偶尔也看《实话实说》,对此很有同感,有时甚至怀疑,是不是中国已经没什么实话可说了,是不是中国会说实话的人都变哑巴了,所以《实话实说》节目不得不降格以求,不惜冒着伤害全国观众感情的危险,把这些个口是心非、虚伪透顶、三句话不离“丰衣足食,国泰民安,幸福的生活比蜜甜,今儿个咱老百姓真高兴”的官话制造商和套话贩子请去做嘉宾?  现在,了不起的崔永元,以他这些年主持《实话实说》节目练就的非凡的洞察力,告诉我们这些痛恨官话、套话的人:官话制造商和套话贩子们并不都是伪君子、两面人,他们嘴上是这样说的,心里也是这样想的,是他们内心真实的表述,所以也应该算是实话,请他们到《实话实说》节目中当嘉宾并无不妥。说得更明白点儿: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实话实说》节目中该不该出现官话、套话,而在于人们该不该先入为主地认为凡官话、套话都不是实话。  严重脱离社会现实、无视群众疾苦,以服从并服务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为能事的官话、套话,为何竟然会是某些人“内心真实的表述”?  一种解释是,这些人长期高高在上,养尊处优,整天耳闻目睹的都是经过特殊加工处理后的一派莺歌燕舞欣欣向荣的景象,所以他们不但会从内心深处情不自禁地发出“太平盛世,阳光明媚”的感叹,而且还会像当年的晋惠帝那样,一本正经地责怪天下饥肠辘辘的老百姓“何不食肉糜?”  另一种解释是,这些人对现实生活也有一定了解,但却习惯于把公众看成“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群氓,认为根本没必要对他们负责,向他们讲实话。美国文艺评论家、语言学家门肯(henry louis ncken ,1880—1956)曾撰文讽刺美国总统哈定(wrren gliel hrdg, 1865—1923)的就职演说“不知所云,满篇是毫无关联性的同义语重复”;但门肯同时把很大的责任推到听众头上,认为他们都是些呆头呆脑的扬基佬、小镇混混、低级政客、理解不了两音节以上的词汇的笨蛋、跟不上两公分长的逻辑判断句的白痴,“他们根本就不想听明白讲的是什么意思,见到手势、听到声调铿锵就热烈鼓掌。而哈定总统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对用蠢话打发这些蠢才乐此不疲,因而自己也成为一个蠢才。”(转引自李书磊《再造语言》,《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  哈定以为听众都是蠢才,于是乐于用蠢话去打发他们,久而久之自己也成为一个只会说蠢话的蠢才。我想,哈定的听众中应该不乏明白人,他们或者慑服于哈定的威势,或者不愿当场揭穿他的蠢话以避免让他难堪,或者只不过是来给他捧捧场,但这些“明白人”的表现却进一步误导并纵容了哈定,令他愈更对自己的蠢话表演洋洋自得。  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看,中国的官话制造商和套话贩子都与哈定大体相似。他们同样不会关心,在大小会议的参加者、官样文章的学习者、《实话实说》及《新闻联播》节目的观众中,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的“蠢才”,可以被人用官话、套话随意打发?又有多少人不过是在装傻卖蠢,以实际行动配合“哈定”的官话、套话表演罢了?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官话、套话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便成了“内心真实的表述”的实话。崔永元洞察到了这一点,好生了得!&nbsp&nbsp

    方宏进 揭方宏进的“老底”(上)(图)

    在中央电视台名牌节目《焦点访谈》庆祝开播5周年之际,主持人方宏进方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有家报纸刊出报道,标题赫然曰《方宏进揭<焦点访谈>老底=。我尽管从未与方宏进有过直接交往,但读后却忍不住想揭一下他的“老底”。  所谓《焦点访谈》的老底,据方宏进的“揭露”,一是有些人之所以害怕被它曝光,除了因为中央领导经常收看,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还在于它“有两三亿观众,他们形成的正义力量作用也非常大”;  二是中央电视台门前并非像传媒报道的那样,经常有人排着队来打通关节,阻止节目播出,因为来说情的根本不必傻乎乎地在门口排队;  三是“《焦点访谈》播出来的节目只占没播的七分之一,余下的全都因为各种原因毙掉了”之类的传闻绝不可能,因为现在节目“每期的制作成本约在一万元左右,如果真是这样,那电视台不亏死啦?”  《焦点访谈》的第二个和第三个老底,方宏进已经说得很明白,读者也很容易理解,这里主要就第一个老底谈一些不同的看法。&nbsp&nbsp

    方宏进 揭方宏进的“老底”(下)

    中央电视台是中央的电视台,《焦点访谈》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自然要担负起传达中央的声音、代表中央对某些事件和问题表态的功能,因而中央领导同志没有理由不格外重视中央电视台,不格外关注《焦点访谈》,两任国务院总理曾先后为《焦点访谈》节目题词,即为明证。  关于这一点,中央很清楚,普通观众很清楚,方宏进自己也很清楚。他曾对《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的记者坦言:“为什么我们这两个栏目(指《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能够这么火,70%的分应该打给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机构和领导人,是他们让这样的电视栏目存在,来反映社会问题和老百姓的意见,反映党和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具体操作最多只能占30分。不看到这一点,以为这两个栏目就靠几个出头露面能干的记者闯出来的,是极大的误解。”(《焦点外的时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04页)可见,即便单从“市场准入”的角度看,中央领导“让这样的电视栏目存在”并施加了非同一般的重视,实在是功不可没,方宏进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电视栏目”刚刚满5周岁的时候就“忘本”了呢?  方宏进所强调的全国两三亿观众形成的正义力量,应当说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在当今中国的国情之下,它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恐怕还不宜做过高的估计。中国一向有“关键在领导”的传统,如果老百姓当中早已“民怨”,他官老爷却厚着脸皮稳坐钓鱼台我自岿然不动,这时就得需要相当级别的领导出来发话,才能对官老爷有所触动,也算对老百姓有个交待。中国社会至今没有建立起一套能迅速搜集并集中反映民意的信息系统,普通民众缺乏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正义感的正式机会,更缺乏直接参与表决、亲自动手罢免的正当渠道。这使得他们不少人痛感人微言轻,说了也白说,而只好寄希望于领导的重视,盼星星盼月亮般期待上面采取的断然措施。  某一期《焦点访谈》播出之后,尽管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但“上面”如果始终没有什么说法或动作,其结果往往就是“笑骂由你笑骂,好官他自为之”,那么这一期节目就没了下文,草草了结,无疾而终,制作成本即便花了几万几十万,也只能算打了个水漂。这种情形在《焦点访谈》中并非个别,很能说明问题。  谈到中国的舆论监督,不能不提及另一家重要的媒体——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社主办的《南方周末》。如果说《焦点访谈》因其全国“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地位而显得特别有威力的话,那么《南方周末》则是因为拥有全国几百万基层读者和知识分子的关注而享有特殊的威望。然而比起《焦点访谈》的“杀伤力”来,自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南方周末》尽管使出了十八般武艺,其影响力仍然要逊色不少。电子媒体相对于印刷媒体并不天然具有优势,作为电子媒体的《焦点访谈》之所以比作为印刷媒体的《南方周末》更“牛”,其间“中央领导重视”的特殊作用显得格外突出。  《南方周末》的一位署名“邓筱金”的读者在该报某期的中缝写道:“据说《焦点访谈》能取得很大功效,除了看的人多外,还有领导也看。贵报有许多揭露腐败的文章,我想,如果领导也看,那么这些文章的效用更大。贵报每年都向‘读者之友’赠报,我想把这部分报纸改为赠领导看,效果更好。”他的意见未必十分可行,但他对《南方周末》的某种“先天不足”的认识无疑是十分真实的。  方宏进说:“如果一件十分确凿的事,通过《焦点访谈》曝光后,当事人处在几亿人的注视之下,而且他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也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事实上,从《焦点访谈》现有的选题模式看,那种真正足以令万众瞩目的、事关全国大局的大事、国是并不多见,最典型的无非是某省某市街头流行电脑算命,某市某区向刚上班的师范院校毕业生收取“上岗费”,某县某村强行与农民签订不合理的耕地使用合同……之类的小焦点。  按照现代信息传播规律,甲省的观众对乙省某市的电脑算命、某村的不合理的耕地合同未必有多大的义愤,欲使丙市的某当事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受到监督、谴责,让丙市的媒体访谈一下就足够了。因此,各省、市、县的媒体原本是应该很好地就本地的小焦点进行访谈的,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分别受制于当地有关部门和领导,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只好由《焦点访谈》以中央电视台之权威不耻“下”访,因其易于被中央领导收看、能对小焦点发生地的领导形成一定威慑而显得格外有力、有效。这种小题大做、“牛刀杀鸡”式的“小焦点大访谈”,恰恰体现了中国舆论监督的特殊性,体现了《焦点访谈》在中国的独特价值——通过高层领导而不是通过普通公众发生实质性的监督作用。  当然,我这里揭方宏进的“老底”,并不是对他个人、对《焦点访谈》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必须承认,方宏进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他参与主持的《焦点访谈》在今天能有如此不俗的成绩,已属难能可贵。但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计和社会进步的大势而论,只有一个中央级的《焦点访谈》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培育越来越多的地方《焦点访谈》和民间《焦点访谈》,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使传媒真正发挥“第四种权力”——舆论监督权,是当前一个迫在眉睫、意义深远的大课题。&nbsp&nbsp

    敬一丹 焦点访谈的副作用(上)(图)

    据引自央视网站的消息,在8月26日的一次座谈会上,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反映,1998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为17%。其中一个原因是舆论监督的环境在变化——虽然舆论监督的力量在加大,但干扰也在增强,“现在舆论监督类节目几乎无一不遭遇说情,说情已经从熟人老乡出面发展为组织出面,制片人、台长不得不用大量精力应付说情,有的节目就在这种环境下夭折了。”  记得李方先生写过一篇《焦点访谈负面效应分析》。他谈了三点:  一是焦点访谈“有破坏司法程序和组织程序之嫌。凡事经焦点访谈一报,即予雷厉风行查处,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但是,查处的程序呢?即使按程序走下来,慑于公众压力,也难免萝卜快了不洗泥,难保没有冤案发生。”  二是“可能造就了一个以它为代表的新的特权阶层。这个新的特权阶层,以为民请命伸张正义为标签,自觉自愿地行使了程序部门的职能,从而以道德和良心的名义,部分替代了法律和共产党组织程序所应起到的作用。”  三是“以其包青天的面目,对法治精神本来就很薄弱的底层民众的误导,以为包青天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以为之所以问题还没有解决,是因为包青天还没有到来。”(《笨拙的自由》,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43—145页)  从李方先生的口气看,他即便没有期盼焦点访谈关门歇业的意思,至少也是不希望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生意越做越大的。&nbsp&nbsp

    敬一丹 焦点访谈的副作用(下)

    李方先生多虑了。近一两年来,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觉,就是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力度越来越小了,“凡事经焦点访谈一报,即予雷厉风行查处,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的情形,也越来越少了。退而求其次,单论舆论监督节目的数量,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每况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