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飞行在u一2飞机事件之后已经停止，“我不知道下任总统会做什么决策。但是，无论在这次会议期间，还是在我今后的任期内，都不会恢复这类飞行。”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还反击说，“如果赫鲁晓夫先生的基本目的是不让我进入他的国家，也大可不必作这样令人厌倦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如此的理由……我来到巴黎谋求与苏联达成协议，以清除包括越境飞行在内的一切形式的间谍活动。我看没有理由利用这个偶然事件来中断会议。”
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互不相让。为了打破僵局，会议『主席』、东道主戴高乐建议休会一天，以便就u一2飞机事件达成妥协。为了能使会议开下去，戴高乐16～17日在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之间进行调解和斡旋，但没能使他们紧绷的面孔松弛下来。
17日上午，到了预定复会时间，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戴高乐一起来到爱丽舍宫，赫鲁晓夫却捎来话说，除非美国总统对u一2飞机事件道歉，否则他就不出席会议。下午，西方三国首相再次来到会场，赫鲁晓夫却在马利诺夫斯基的陪同下外出观光，只留外长葛罗米柯坐阵巴黎，与两方代表团保持联系，随时“澄清苏联的立场”。赫鲁晓夫这样做的政治寓意十分明显，迫使美国让步。
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和戴高乐意识到已无希望按原订计划继续这次会议。经过协商，18日，西方三国发表一项简短的公报，宣布不同意赫鲁晓夫提出的要求和推迟会议的建议，同时表示愿意“在将来任何适当的时候”，就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同苏联进行磋商。
巴黎四国首脑会谈失败。毫无疑问，u一2飞机事件以及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处理此事的方式是导致这次会议破裂的主要原因。u一2飞机事件成为美苏关系、东西方关系的一个转折点。7个月之前，赫鲁晓夫访美似乎预示冷战缓和时刻已经到来。而此时，冷战缓和的希望、东西方关系改善的希望都破灭了，美苏的“蜜月”也结束了。东西方关系又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严寒时刻”。巴黎首脑会议破裂也损害了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前者失去了在东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后者开始走下坡路，跌跌撞撞，不久便离开了白宫。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70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 “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联”，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不久，中央又作出了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到1968年9月5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1971年，江青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开展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4月5日，发生天安门事件。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7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71．中共“九大”
——特殊历史时期召开的非常会议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不正常的大会。当时的情况是：“文革”正激烈进行，大批老干部被打倒，全国绝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瘫痪状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在北京开幕。
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名党员。大会主要议程是：一、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修改党章；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希望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为『主席』团秘书长。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是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报告对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过程、斗批改、党的整顿与建设、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说明。报告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肯定下来，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合法化。
报告首次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规定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了斗批改的任务。报告夸大了世界大战的危险『性』，提交大会讨论的党章修改草案，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错误的阐述，片面地规定了党的『性』质和任务，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大会一致通过了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和党章。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大会还选举了中央委员会。
九大的主要特点是整个会议始终充斥着极“左”观点和狂热的个人崇拜。九大通过了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主要鼓吹、阐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这个理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理论论证，这就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这个报告歪曲事实，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它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会通过的党章，竟然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可见当时极“左”狂『潮』已发展到何种地步。九大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们的不少亲信和追随者进入中央委员会，掌握了更多的权力。在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79人中，原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只有53人，不到九届中委总数的五分之一。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得“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进一步加剧；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1969年4月28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1970年8月23日～9月6日在江西庐山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宣布全会的议程，重点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和加强战略问题。林彪首先发言，大赞『毛』泽东是天才，随后的讨论却坚决要求设立国家『主席』。8月25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全会立即休会，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会上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72 捷共中央全会
——短暂的“布拉格之春”
1968年8月20日夜ll时许，一架苏联民航运输机飞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上空。机组人员通过无线电与布拉格机场联系，请求在该机场紧急降落，理由是飞机发生机械故障。机场指挥塔同意了苏联飞机的请求，这架飞机安全地降落在机场地面。
机舱门打开，数十名手持自动步枪的苏联突击队员迅速冲下飞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机场指挥塔。没有丝毫准备的捷克斯洛伐克机场，做梦也想不到苏联老大哥的军队会从天而降，被轻而易举制服。紧接着，一架又一架苏联大型军用运输机，以每分钟一架的速度在该机场降落。机上开出一辆又一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一队队的苏联军人。空降兵在苏联驻捷外交官的带领下，占据捷克斯洛伐克各要害部门，包围了捷克『共产』党中央大厦和总统府。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和其他主要中央领导人，还没有来得及下令抵抗，就成为苏军的阶下囚。
与此同时，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5个国家的50万大军，越过捷边界，占领了捷的主要城市和战略要地。
第二天，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声称苏联及其盟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应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请求，支援捷人民，保卫他们的社会主义成果。
事实上，这不过是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一个借口。
1968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要求改革的力量占据上风，担任党政一把手的诺沃提尼被迫下台，主张改革的杜布切克出任中央第一书记。3月22日，诺沃提尼又辞去总统职务，斯沃博达将军继任总统。
3月28日至4月5日，杜布切克主持召开捷共中央全会，对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进行了改组，全面撤换党政军领导中的守旧人物，提拔任用改革派。全会通过进行全面改革的重要文件——《行动纲领》，正是这份文件招来了苏联的入侵。
《行动纲领》宣称，“我们要建立一种十分民主的、适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模式”。提出必须改造整个政治制度，使之有利于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改革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实行党政分开；保证实行宪法中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自由权，取消新闻检查制度。
《行动纲领》还决定改革经济制度，扩大企业自主权，恢复市场的积极作用；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东、西方同时发展关系。
《行动纲领》公布后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人们热情高涨，思想活跃，对国家的政治问题展开讨论和批评，提出许多改革建议。4月8日，捷克斯洛伐克改组『政府』，主张改革的切尔尼克出任总理。捷作好了改革的组织准备。
在春天到来的日子里，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出现民主、自由、改革的政治氛围，被称为“布拉格之春”。
“布拉格之春”引来了世界的关注，尤其使苏联领导人深感不安。年初捷克斯洛伐克更换中央第一书记时，苏联就很不满意，此后一直注视着捷局势的发展。3月23日，苏联召集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在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举行会议，对杜布切克施加压力。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为维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霸主地位，发明了“有限主权论”。他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要服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当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遇到危险，就不仅仅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关心的问题，就有必要进行干涉。
5月17日，苏联以共同防御联邦德国为由，要求在捷西部边境驻扎苏军，遭到捷的拒绝。苏联又要求在捷境内举行一次军事演习，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应允。6月15日，苏联指挥华沙条约组织的武装部队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为后来的入侵作好了准备。
7月14日，苏联与波、匈、保、民主德国在波兰华沙商讨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捷领导人拒绝参加会议。5国领导人在会议的第二天联名给捷共中央写信，信中写到：“我们不能同意敌对势力使你们国家离开社会主义道路，造成把捷克斯洛伐克从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争夺过去的危险。”信中『露』骨地干涉捷内政，说什么这已不仅仅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事，而是危害了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因此要求捷共坚决回击国内的反共势力，保全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并说“这不仅是你们的，而且也是我们的任务”。
7月底到8月初，苏联又两次向捷领导人施压，都没能使捷共屈服。同时，苏联不断在捷边境举行军事演习。但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认识到苏联入侵的危险，杜布切克认为“没有必要为我们的主权担心”。
8月20日晚上，苏联不声不响地出兵捷克斯洛伐克。
1968年8月21日早晨，从梦中醒来的布拉格市民发现满街都是苏联军人，随后他们从广播中得知，整座城市都已被苏军控制。布拉格市民们勇敢地走上街头，开展各种反对侵略者的斗争。
捷克斯洛伐克包括中央第一书记、总统、总理在内的党政主要领导，被苏联强行劫持到莫斯科，参加所谓双边会谈。在苏联强大的压力下，捷领导人不得不在会谈公报上签字。8月27日公布的苏捷会谈公报，将苏联对捷的侵略说成是暂时进入捷克领土。10月16日，苏联与捷达成苏军长期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协议。
“布拉格之春”夭折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改革措施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不得不中止。
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对侵略的斗争并没有中止。1969年1月16日，布拉格的大学生帕拉赫愤然自焚，抗议苏联的侵略行径。这一悲壮事件，立即在全国引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1989年12月，参与1968年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在莫斯科联合宣布，当年的侵略是对捷内政的粗暴干涉，应当受到谴责。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73 中苏边界谈判
——九年的马拉松
1969年10月20日，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和以中国外交部新部长乔冠华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了谈判。
库兹涅佐夫曾在1953年至1955年问担任苏联驻华大使，对中国的情况比较熟悉，中国外交部的很多人都认识他，可以说是老朋友了。
在谈判之前的欢迎宴会上，柴成文对坐在他右手的马特洛索夫将军说：“我们两大邻国之间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紧张嘛!现在大家坐下来谈，你看今天的气氛不是很好吗?”
『性』格直率的马特洛索夫冷冷地说：“别看这会儿气氛轻松，恐怕一谈起来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果然，谈判一开始，当中国代表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把9月18日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信改写成的临时措施协议草案提交对方时，苏联人的调子完全改变了。他们拒不讨论，甚至根本否认两国总理达成了谅解，口口声声只要求立即开始边界谈判。
自从谈判开始，周恩来每天都要听中国代表团汇报。听说苏联方面改变了态度，周恩来非常气愤：“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能有什么用?不行，不能开这个头!”他立即拿起电话向『毛』泽东请示。
『毛』泽东的回答是：坚持攻下去!
第二天，谈判继续进行。
中方代表列举机场会见时的记录向对方质问，对方无言以对。但他们仍不肯就此达成协议。
被柴成文『逼』得没有法了，马特洛索夫终于抖出了内情：这是他们“上面”的意思。
10月25日，苏美双方同时宣布，苏美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的预备会议将于ll月17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
苏联领导人以为，这次会议将使他们与西方人的关系大大向前迈进一步，因此他们决定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边界谈判陷入僵局。 中国代表在谈判中强调： 一、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有关中苏边界的条约是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被沙俄帝国主义在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地位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二、照顾现实情况，以这些条约为基础，通过和平谈判全部解决边界问题，确定边界线的全部走向。中国并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根据这些条约割去的中国领土。
三、任何一方违反了这些条约侵占一方的领土，原则上是无条件地归还给对方。但是，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到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
四、签订中苏平等新约代替中俄不平等旧约，勘界立标。
五、在中苏边界问题通过和平谈判取得全面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武装力量从中苏边界一切争议地区，即根据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交换的地图双方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撤出或不进入，脱离接触。
苏联代表则不承认旧有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同时也不同意以这些条约作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一口咬定中苏边界上不存在争议地区。
尤其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在谈判期间，苏联的官方宣传一直反咬中国对苏联提出领土要求。
12月31日下午，中国驻苏使馆收到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的一份紧急照会，胡说什么“中国侵占七里沁岛和达曼斯基岛(珍宝岛)”破坏了他们的现存边界。
这天深夜，周恩来召集中国谈判代表团开会。他第一个来到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一个人端坐在长会议桌的北头，他通常就座的位置。异乎寻常的是，他今天没有带文件夹子。
当与会人员陆续走进会议室时，周恩来笑容满面地站起来，与他们一一握手并问好。大家本来就为比总理晚进会场而不好意思，见总理表现得那么亲热，那么平易近人，一个个都连忙跑上几步，抓住总理的手。
“今天是60年代的最后一天，”周恩来抬腕看了一下手表，“现在是60年代的最后一刻钟。我谨在此向大家表示新年的祝贺!”
在掌声中，周恩来宣布：“让我们来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70年代的第一个外交工作会议吧!”
会上，大家分析了国际形势和边防情况。有的同志认为，苏联的照会无非是虚张声势，制造紧张空气而已。周恩来没有下结论，只是说：暂不置理，我们在边防上要更加注意警惕。
中国谈判代表团以极大的耐心和苏方交涉，强调睦邻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和在当前的紧迫『性』，希望能与对方尽早讨论协议草案。
即使如此，谈判仍无进展。过后苏联代表团为摆脱不愿达成临时措施协议的窘境，建议发表一项互不使用武力的联合声明。
周恩来闻知后，对苏联的建议很不以为然：“一项空洞的意向『性』声明哪能解决大军压境的紧张局势?”
后来，对方又改提签订互不使用武力或互不侵犯条约。
周恩来在听完中国代表团就此事的汇报后，立即表示反对说，“谈缓和边境局势，连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的协议也不愿达成，谈边界连争议地区的存在都不肯承认，这种态度，还奢谈什么条约?大概他们早就忘了吧?中苏之间早在1950年就签订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可实在是个讽刺!”
这次边界谈判从1969年10月20日开始，到1978年6月共进行了15轮会谈，延续了9年之久。参加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先后由乔冠华、韩念龙和余湛率领，但苏联代表团一直不肯接触实质问题，这历时9年的中苏边界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74．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
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专题辩论是从1971年10月18日开始的。
经过一周的辩论，约有80个会员国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情况表明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美国、日本等国提出的“重要问题”提案和“双重代表权”提案则越来越失去人心。
面对这一不利形势，美国和日本的代表四出活动，与一些国家讨价还价，用允诺提供援助或者暗示要撤销援助的方法来进行贿赂或施加压力。一直到正式表决前几分钟，美国还『操』纵某些国家出面要求推迟表决，以图获得喘息机会。
1971年10月25日，这一天注定成了联合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日子。这天将就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进行一系列表决。以阿尔巴尼亚等23个提案国为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唯一代表的为一方；美国、日本等国提出“两个中国”的提案国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空前的“投票角逐战”。
美国先是提出要推迟表决。大会即以这一轮投票开始了两个阵势的角斗。第一回合以美国为首的一方就战败了。
推迟表决的动议，以53票赞成、56票反对、19票弃权而被大会拒绝了。
接着美日等国仍然指望取胜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也以55票赞成、59票反对和15票弃权而惨遭败北。
两轮战罢，美国为保留台湾当局的席位而设置的最后一道防线也终于被摧垮。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发觉它自以为坚强盟友的北约成员国中除了卢森堡、葡萄牙和希腊之外，其余国家竞都投了反对或弃权票。
当大会的电子计票牌的灯光亮出这一表决结果时，整个大厅都起来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有一些国家的代表兴奋得高声欢呼，热烈拥抱。极度高兴的坦桑尼亚人甚至从座位上跳起来，跑到前排跳起了非洲舞。
这种情形已经摆明了，只要接下去再表决阿尔巴尼亚等23国的提案，就可以结束这次激烈而又紧张的争辩战了。
可是美国代表团到此时还想作最后的一次努力。美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面『色』阴沉地走上大会的讲坛，发言要求在表决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时删去其中立即驱逐台湾代表出联合国的一节。
但这一显然是毫无理由的提议当即遭到大多数国家代表的反对。经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人马利克的裁决，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仍按原样付诸表决。
在这一大势已去的情形之下，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周书楷为了避免处于被驱逐的尬尴境地，被迫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组织，并带领他的“代表团”离开了会场。
接着就提出表决阿尔巴尼亚等23国的提案。
表决结果很快就出来了：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提案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
此时在整个挤满了人的大厅内响起了异常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由于此提案已获通过，美国等费尽心思制订和提倡的那个“双重代表权”案已失去再进行表决的意义，成了一个胎死娘腹的产物。
这是自成立联合国以来，美国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表决之后，美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发表谈话广对大会最后产生如此结果“感到悲伤”，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个“丢脸的时刻”。但他也承认，“任何人都不能避免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75．中日邦交会谈
——中日两国人民期待世代友好
1972年9月25日上午11时半，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等人乘专机到达北京。这一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在北京机场上，悬挂在停机坪前的主杆上的太阳旗和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周恩来陪同田中一行检阅了仪仗队。解放军军乐队奏起了《君之代》和《义勇军进行曲》。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首脑乘坐红旗牌轿车，由庞大的车队护送，驶往钓鱼台国宾馆。
当天下午，举行了第1次会谈。田中在会谈中说：“对于日本来说，如果有损于日美关系的根本，日中之间的问题就无从谈起……坚持‘日美安保条约’是个大前提，因为‘日美安保条约’对于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请务必予以谅解。”
周恩来对此回答得很干脆：“这不成问题。”他接着说：“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好坏是日美之间的问题，我们不干涉。‘日美安保条约’对日本非常重要，坚持这个条约是理所当然的。”
在第l轮会谈中，还谈到台湾问题、自卫队问题和日本侵华问题。田中详细地说明了自民党内围绕着台湾问题的实际情况，并坦率地说，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到他这次访华的成功与失败。谈到日本自卫队问题时，田中说：“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拥有自卫队是理所当然的，不要一提起自卫队就和过去的侵略联系起来。”
对此，周恩来回答说：“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拥有一支防御力量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有呀。但别忘了你们过去曾有过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田中说：“我过去也是当兵的呀，但不搞侵略。”
告辞时，周恩来对他说： “总之，要求大同、存小异。”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了欢迎宴会。人民解放军的管弦乐队演奏了《樱花樱花》、《佐渡小调》、《金毗罗船》等日本歌曲。周恩来劝田中喝茅台酒，并亲自用筷子往田中的盘子里夹菜。
过了片刻，周恩来致词说：“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周恩来继而又表示：“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它将为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最后，周恩来强调：“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并提议：为即将开始的会谈取得成功和田中首相的健康，为中日友好干杯!
接着，田中首相致词。他说：“两国……有着长达两千年丰富的交往历史。”接着他说： “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问，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讲到这里，刚才还在鼓掌的中方人员听到“添了麻烦”这句话，一下子静了下来，会场上热烈的气氛变了样。中方觉得，日本为侵略大陆接连发动了满洲事变、卢沟桥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用这样一句话道歉太轻描淡写了。不过田中致词结束后，由周恩来带头鼓掌，中国方面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他圆了场。
9月26日上午，大平和姬鹏飞举行了第l轮外长会谈。会谈中，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还在与田中唱反调，居然对复交3项原则里的“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一节，表示不能同意，并说战争状态与赔偿问题均已在缔结“日华条约”(指“日台条约”)时处理完毕。高岛的狂言激怒了中国方面。会谈不欢而散。
下午2时，田中和周恩来举行第2轮会谈。周恩来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态度。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