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徐州、海州；确保夺取徐州、海州，最低限度也要夺取徐州。
安排完军事行动，李默涵就开始做刘慕圣所谓的强根固本的大事去了。李默涵在书房里整理了一下材料和自己的思路，发现居然要办的事情还很多。
第一是教育，眼下中国的教育十分落后。一是教育的覆盖面不广，中国四万万人口，读书识字的恐怕还不到十分之一，文盲、半文盲占了九成左右；二是教育的体系与时代脱节，中国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国家发展继续的理工科类人才奇缺。当然，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自然不可一概归于腐朽和糟粕，但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对于变革思想、对于进步观念的束缚还是存在。别的不说。沈括、祖冲之懂地数学。现在有多少人懂？又比如宋应星写了《天工开物》，现在有多少人知道？
李默涵认为对策有这么几条：第一是增加投入，教育经费不增加、教师待遇不提高，教育水平很难有发展。教师也是人，也有一家老小要养活。光有嘴上的赞美是不够的，真金白银的硬通货还是不能少。尽管商丘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上海北京天津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但是许多教师和教员们还是留下来了，高薪和高福利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第二是因势利导，整个社会要形成一心向学的风气，政府部门、社会舆论要大力疾呼，鼓励人民学习，特别是政府部门要作出表率。李默涵大胆起用重用那些有真本事，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才。虽然他们还不如老油条那么老练，但是同样也没有老油条那么圆滑。
第三是全力以赴，一方面要鼓励那些有产者能够兴学助教，比如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奖学金、命名教学楼什么的。另一方面还要对政府官员进行专门考核，办教育办的好是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第四是为在校学生提供免费的伙食，模仿日本的学生给食制度。日本的学校给食，从明治22年（1889年）开始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从山区小学发给儿童的饭团和咸菜开始的。从对贫困、欠食学生的救济和服务于富国强兵的政治目的，到学生综合性教育，现在的日本学校给食制度不仅为学生提供了营养均衡的食品，更强调以给食为手段对学生进行教育。
一是让孩子科学地进食并培养孩子的营养观念便尤为重要。而单单通过课堂和书本就会十分乏味，不利于学生的理解和应用。通过学校给食制度的推行，让孩子们知道食物所含的主要营养成分，这种营养成分吃了后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或缺少这种营养成分会产生什么问题等知识。学生们每天吃着由营养师科学搭配成的食品，不仅保证了身体的生长发育，同时也在平日进食中就增进了对均衡饮食知识的了解。
二是利用学校给食宣传传统食文化，再通过传统食文化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是学校对传统文化宣传的重要途径。首先，通过给食对国家传统文化进行宣传。如何在效仿西方的同时不丧失本民族特色。让孩子通过食材对当地的传统食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这就巧妙地把营养学的通识教育与文化学的传统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三是对学生平等意识的培养。学校给食是在向学生们提供相同的食物，规定统一的饮食时间，实行同样的进食规范。也就是说，无论什么家庭出身的孩子，都在同时、同地、吃同一样东西，履行同样的餐后劳动责任，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习惯和大家在一起吃一样的东西，遵守一样的规则，非常有利于引导学生在进入社会后建立同别人履行同等义务，获得同等权利的意识。
四是对学生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饮食活动是生存的条件，也是一种对生活的经营。学校给食成功地把社会、集团规范传达给个体，有力地提高了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
这些小鬼子一百多年前就做到的事情，很可惜，我国到现在还没做到。
李默涵对营养学不是很了解，但是他知道有一样东西确确实实是能强壮身体的——牛奶。
在近代，曾经有一种爱国行为叫做喝牛奶。
1834年的上海，开埠通商，各国侨民纷涌至此，当时饮用牛奶已经成为欧洲和美国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而上海本地却还没有专门的||乳|用牛种。
到了1901年，上海徐家汇天主堂修女院将一种荷兰产的“黑白花奶牛”引入沪上，这种牛也被称作荷斯坦牛，是后来的上海荷斯坦奶牛的原始种群。荷兰奶牛即使在今天，仍是世界上单产最高、饲养数量最多的奶牛。
当时的报纸上也可以看到不少牛奶广告，广告词则充分表现了对现代化国家的追求。自由农场、畜植牛奶公司、华德牛奶公司、洁园农场、派克牛奶公司联手打出“多饮牛奶，养成壮健国民，发扬民族精神”的广告旗帜，号召即日定饮牛奶，“养成健全身体，奋发有为，做一个健康勇武的国民”。外商牛奶公司也来凑热闹，可的公司就在广告中宣扬，“饮可的牛奶，完成强健之父母，养育强健之子女，始有强健之国民”
那时候喝牛奶不仅仅是喝牛奶，而是有我为祖国喝牛奶的豪情。李默涵因此决定在统治区内推广喝牛奶。引进荷兰的荷斯坦奶牛，执行开办养殖场。从学校的学生开始，免费提供每人每天一瓶牛奶。时间临近12月24日，西方圣诞节。
李默涵的老友斯特朗带着几个美国佬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商丘，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来考察商丘工业园有没有投资的价值。
和斯特朗一起来中国的美国人有三个，弗莱迪马汉、杰森厄哈特和菲利普斯希尔，这三个年轻的美国小伙子对对中国的异国风情充满了好奇，同时作为白人和发达国家的公民，使他们对这个古老而落后的神秘东方大国又有着先天性的优越感。
弗莱迪的爷爷老弗莱迪曾经是八国联军的一员，临行前，老弗莱迪告诉孙子，中国是个人们随地便溺，空气中充满人畜粪便臭气的地方。弗莱迪为此特地准备了一块洒了淡淡香水的手帕，准备到了中国之后随时捂鼻子。
不过，到了商丘之后，弗莱迪发现自己爷爷说的并不全对。商丘绝大部分的马路都很狭窄，而且还凹凸不平。因为没有下水道，所以经常可以见到积水的水塘。
可是一路上走来，弗莱迪并没有发现有几个人随地便溺。在商丘的街道上，有许多标记着“wc”的小房子，斯特朗告诉他们，这就是公共厕所。在商丘，谁要是随地便溺，会被警察抓 起来，罚洗公厕或者扫大街三天。在弗莱迪看来，商丘和污水横流、到处垃圾的美国贫民区比起来，市容也能算是个中规中矩。
街边的商铺，店主和伙计自发的清扫门口的道路，垃圾被装进专用的箱子里，几辆带着摇铃的马车会定时把这些垃圾装走。街上的行人行色匆匆，每个人都穿的干干净净，即使是已经看不出本色的旧衣服都浆洗的笔挺。还有一些街道两旁的房屋都拆除了，从堆放在路边的材料来看，似乎是在拓宽道路。
晚上，李默涵同时在镇守使公署宴请了斯特朗和法兰克恩，李默涵用流利的英语和两个老外谈笑风生，其他作陪的人只能陪笑。
在交谈中，李默涵发现原来斯特朗和弗莱迪马汉、杰森厄哈特和菲利普斯希尔都是共和党支持者，而现任美国总统是民主党的威尔逊。随着交谈的深入，李默涵发现斯特朗和弗莱迪马汉、杰森厄哈特和菲利普斯希尔对民主党的不满，或者说他们两个是这个时代的美国愤青。
美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发言权与它的国力相比极不相称，甚至还不如没落的法国，更无论老牌帝国英国了，在国际联盟上铩羽而归不得不说是美国发言权不够强大的表现，这也让很多美国人耿耿于怀。在民国同样如此，美国对民国的影响力不仅远远落后英国，还远远落后日本，仅仅与法国相争第三的排位。
而涉及到对一个国家经济控制力的很重要的数据投资和贷款总额和份额，美国尽管在一战爆发后迅速的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贷款，但由于之前的基数太小，总额只有1211亿美元，占民国外国投资总额的6，仅仅排在第六位。英国还是以7457亿美元，3696的份额排在第一位；日本以4664亿美元，2312排在第二位；俄国以2131亿美元，1056排在第三位；法国以1977亿美元，98排在第四位；德国由于存在大量的投资仍以1641亿美元，813排在第五位。
李默涵在美国在青岛接受问题上对日本妥协为由头，说道：“美国是一个强大文明的国家，不应该对日本做出让步的。可惜我不是美国人，不然我一定会投票给一个强硬派的总统，狠狠地给小日本一个难堪。”
杰森厄哈特摸着酒杯，有些醉意地说道：“谁说不是呢？可是就算我是美国人也无能为力，我是有一张选票，可能起到多大作用？”
斯特朗也接着酒意，说道：“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名叫丹尼尔，是共和党里一个部门的主管，听说共和党将在下一届退出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作为总统候选人。”
不过，在李默涵的记忆力，这位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在1916年的大选中败给了现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这个伍德罗?威尔逊干了件坑中国的事情，1917年11月，美日双方就中国问题签订了《蓝辛—石井协定》，以出卖中国、牺牲中国的利益作为代价，达到美日关系缓解的目的。北京政府外交部强烈抗议美日出卖中国的行径，声明“中国政府不因他国文书互认，有所拘束”。中国舆论指责协定对中国主权的干涉，普遍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对自称为中国“好友”的美国也深感失望。
伍德罗?威尔逊之后的美国总统名叫沃伦?甘梅利尔?哈定，共和党人。这位总统虽然被评为美国历任总统上最失败的一位，但是哈定授权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于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召开华盛顿会议，商讨限制裁减海军军备以及远东和太平洋问题。而主持这个会议的就是以254对277票败给了现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时任国务卿的查尔斯?埃文斯?休斯。
现代许多国人可能不知道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但一定都知道华盛顿会议和《九国公约》。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关于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警、关税自主、取消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合理要求均遭列强拒绝。会议期间还讨论了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强烈要求收回山东主权和废除“二十一条”，在美英斡旋下，中日两国于1922年2月4日在会外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及其附约。规定：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本将胶州湾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其全部开为商埠，并尊重日本在该区域内的既得利益；日军撤出山东，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向日本赎回，前属德国人的煤矿由中日合办。这样，山东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日本在山东仍继续保持相当大的势力。
但是《九国公约》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在中国占有的优势地位，使日本受到一定的抑制，这个公约在10年间阻止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最后，李默涵拍着胸脯表示，自己愿意出资帮助共和党人参加美国总统选举，于是乎一个别有用心的中国军阀和四个美国愤青达成了一个异想天开且看似相当荒唐的协议。当然，他们谁都不知道这个协议会对后来世界局势的变化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呃？”袁世凯笑问：“怎么说？”
杨度笑道：“我派去商丘的人回来说，那些老财现在又一个个说李默涵的好话，说他是办实业的好手，能点石成金。”
袁世凯更加奇怪，问：“之前不是告李默涵强霸田产的吗？听说好多人把他十八辈祖宗都骂了个遍。”
杨度笑着把李默涵三七五减租和土地换工业股票的办法耐心地讲给袁世凯听。袁世凯听完之后若有所思，然后问道：“皙子，我怎么觉得这法子不错呢？”
杨度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说道：“听着是不错，但是李默涵可为，大总统却难为。”
袁世凯皱起眉头，随即又舒展开来，说道：“是啊，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小子财大气粗，不知道从哪里弄来那么多钱，办那么多工厂，可以向地主赎买土地，我可是穷的叮当响。”
杨度又说道：“至于张勋和李默涵动兵一事我也查清楚了。李默涵在虞城县张王集搞减租分田，有个名叫张广德的乡绅武力抗拒，叫李默涵给灭了一门。张家宗亲中有个叫张文生的，是张勋手下，他瞒着张勋出兵想给自己宗族报仇，结果反倒让李默涵手下一个叫肖文龙的小子打得丢盔弃甲。”
“哈！”袁世凯乐了，他端起茶杯轻轻呷了一口，说道：“张勋此人首鼠两端，还尽给我惹麻烦。”
杨度说道：“我以为，张勋根基深厚，李默涵根基浅薄，借李默涵的手杀一杀张勋的威风也不错 。”
“嗯！”袁世凯心里对张勋早有芥蒂，二次革命时张勋在南京那一场近似复辟的闹剧弄得袁世凯很是不爽。
除此之外，最让袁世凯不满的是张勋依旧和前清的宗社党勾勾搭搭。那时逊清的王室恭亲王溥伟住在青岛，一批不甘心下台的遗老政客们□集于他周围。溥伟乞求德国皇帝帮助恢复清朝，德皇之弟享利亲王亲自到青岛向溥伟表示同意，声称如复辟实现，德国将承认帝国新政府。此后，德国不断向张勋提供枪炮武器。
溥伟等人密锣紧鼓，抓紧筹备，最后决定于1913年4月7日，由张勋率兵从兖州出发，顺津浦路北袭济南，作为活动的第一步骤，然后再直捣北京，拥逊帝宣统复位。他们已经起草了复辟中的各项文书告示，拟定了成功后的人事安排，就待实施，却又作罢。原来张勋拉兖州镇守使田中玉参加复辟活动，田表示应允田中玉又向山东都督靳云鹏报告，靳一边向张表示支持，一边却下令加强济南防守，断绝津浦路交通，还又密电急告袁世凯。袁闻讯后马上作出部署，派冯国璋作迎战准备，一时之间风声鹤唳，气氛紧张。张勋见状，便不敢再轻举妄动，转而责备靳云鹏，矢口否认有欲起兵的事情。这样，一个筹备多日的复辟计划使胎死腹中了。
对于这个不听话的跟班，袁世凯也觉得有必要教训一下。“不过，皙子啊，这个李默涵现在和张勋大打出手，是不是也有点太得理不饶人了呢？”袁世凯指了指手边的椅子，示意杨度坐下。
杨度说道：“这个年轻人好出风头，最近据说接了一张美国洋行的军服订单，赚了不少钱，还给那些手里拿着股票的地主老财们分了红。又用了个什么经济开发区，找了几个美国人打幌子，说要联系美国大公司去商丘投资。这些可把那些见钱眼开的土财主们哄得一个个跟吃了人参汤一样，把他那个股票炒得比黄金海值钱。”
袁世凯笑了，说道：“这样才好啊，好出风头就容易得罪人，把人都得罪光了，就只能死心塌地跟着我走了。我到觉得，这小子还有点本事，还真有点儿打算收为我用的意思。”
杨度笑道：“大总统打算扶植新人？”
袁世凯脸色有些暗了下来，他叹了一口气，说道：“段祺瑞、冯国璋那些老北洋们现在觉得自己翅膀硬了，越来越不听话，越来越难以驾驭了。”
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以后，精力分散，无暇专管军事。“北洋三杰”中的王士珍退隐正定，安于山林生活；冯国璋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外调南京，任江苏都督，在中央长期任陆军总长兼总统府军事处长的则是段祺瑞。随着职务的提高和权力的增长，段祺瑞已不甘对袁世凯俯首听命，更不愿当一个有名无实的陆军总长，因此，对一些大事，他往往擅自决定，并在军中培养自己的势力，他的亲信学生和部属，如除树铮、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都担任了要职，在陆军中隐然自成派系。
对段祺瑞执掌军权，实力膨胀，袁世凯深有疑虑，但当时他正准备恢复帝制，不得不依仗段祺瑞。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热衷于实行帝制，希望能当上皇太子及皇位的继承人，他托阮忠枢去游说段祺瑞，想让段祺瑞率北洋将领来一次联名通电，拥袁称帝，不料被段祺瑞一口回绝。袁世凯得知此事，当然对段祺瑞更加忌恨，决定逐步夺回他的兵权。
袁世凯听从袁克定的献计，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硬把正隐居正定的王士珍请出担任办事处坐办。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参谋总长及大元帅所派高级军官，均为该处办事员，须每日到府办公。如此一来，陆军部名存实亡，总长段祺瑞退为办事员，袁世凯把全国兵权又总揽手中。
至于冯国璋，实际上，宗社党人除了拉拢张勋之外，还为亟待分化和瓦解北洋嫡系军队，增加自己手中复辟的筹码，又把政治目光投向了冯国璋。冯国璋随着自己个人地位的提高，追权逐利的yuwg也随之膨胀，武昌首义时他奉命率北洋军攻占汉口，炮轰武昌时就萌发了“另立门户”的念头并付之实施，他寄希望于清廷，企图在其支持下，一鼓作气攻下武昌，到时就可以“中兴名将”的资格来摆脱袁的控制，自己成为一方霸主。因此他托人向隆裕太后启奏要求拨饷四百万，愿独立承担平叛任务，但这却与袁世凯的意愿相违反并被袁发现，立即从前线将其拉下来，这使得冯的计划落空。
民国后冯国璋小心翼翼地维系着与袁的关系，又与居在青岛的溥伟暗中往来，进行政治投机。冯国璋1912年9年出任直隶都督兼民政长官，宗社党人此时更看中他手中的权力及其所处的战略地位，遂使人前往与其磋商，“面约复辟之举”，“并请速进行”。胡洞悉作为冯的首席幕僚，极想独树一帜，抱着政治投机心理?br />免费电子书下载shuba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