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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长跑――读共产党历史（贰）

    三十年后

    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的中央工作会议由邓 小 平主持，鉴于当时毛泽东不参加许多会议，邓 小 平以照顾毛泽东健康的理由劝毛亦不参加此会。但是，毛泽东不仅愤而到会，而且对刘少奇在毛泽东强调农村阶级斗争的发言中途插入不同意见而更为愤怒。次日，毛泽东再次到会，并带来党章和宪法摆在与会者面前，然后说：“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不让我讲话”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拿着带来的那两本书用更严厉的语气说道：“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条也看一下，那是讲民 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另外）结一个共产党”（萧心力主编《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

    毛泽东也强调公民权利，毛泽东也强调党员权利。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里没有使出“杀手锏”说不干了，因为这时的 正规权力体系可能也会（沉默地）表示：你说不干就不干吧。刘少奇就在宣传要学习美国的首任总统华盛顿：两届任期结束后，他自愿放弃权力不再续任。事实上新中国的约翰亚当斯总统已经上任了，并且似乎深得人心。中央政治局（毛所谓的第一独立王国）、书记处（毛所谓的第二独立王国）、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人民日报》、“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中共权力体制的高层代表越来越不听毛泽东的话了。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中也坦言：“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也有这样的情况。” 毛泽东弟弟曾愤斥毛说共产党不是毛氏祠堂，亦可由此知问题之一面。

    “人相食，是要上书的（刘少奇语）”，同时，因大跃进等事件，一些长期受到毛泽东信任的人（如江渭清等）转而顺从刘少奇，也给毛泽东以强烈刺激，无疑更使毛泽东坚定了把刘少奇搞下台的决心。1964年12月，毛泽东当面向江渭清表明对刘少奇不满。时间流逝，地方大员仍将刘少奇奉为神明在毛泽东想象中，刘少奇已严密控制了全党，而毛泽东的话已到了差不多没人听的地步。（参高华《解读〈江渭清回忆录〉》）

    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没循“说服”等工作方式，他已明白时移事易，很可能即使说也说不服了，于是，他发誓要把有些人弄出去，甚至要另外结一个共产党。

    毛泽东的这次震怒和被某些人的刺激，远超过1959年与彭德怀的斗争，那时有多少中央要员和地方大员敢疏毛趋刘？那次也仅所谓的“彭黄张周”这么几个人，那时只是杀鸡给大小猴王们看看，也只震怒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和“我就不信军队不听我的，不听我就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军队出了问题，传战将上山，军队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有人把他当假猴王了，于是毛泽东曾当面“很不领袖风格地”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于是又找林彪来置换斗争对象以重获威信，于是他要（先秘密后公开地）启动另外一个组织以摧毁自己建造但渐行渐疏的中共正规系统。文化大革命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