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粮食吗？
没有。
所以停止投降，继续造反。
在招降之前，杨鹤曾经认为，只要民军肯投降，事情就结束了，可是投降之后，他才明白，事情才刚开始。
光是神一魁的部队，就有三万多人，这么多人，怎么安置？
招来当兵，就别扯了，连自己手下那点人的军饷都解决不了，招来这些人，喝西北风？
赶回家种地，似乎也是白扯，年年灾荒，要能回家种地，谁还造反？
对于这个悖论，崇祯同志是知道的，也想了办法。
[1672]
他先找了几万两银子，安排发放。然后又从自己的私房钱（内库）里，拿出了十万两，交给杨鹤，让他拿去花。
应该说，这一招还是很有效果的，民军们拿到钱，确实消停了相当长的时间。
具体是多长呢？
我前面说过了，半年。
半年，把钱都花完了，自然就不投降了，该怎么着还怎么着，继续反！
为了活下去。
猛人出场
崇祯四年（1631），领了半年工资后，神一魁再次反叛，西北群起响应，而且这次阵势更大，合计有三十多万人。
搞到这个地步，朝廷极为不满，许多大臣纷纷上告。
杨鹤很委屈，他本来就不是武将。之所以跑来办这事，实在是被人弄来的，原来是吹吹牛而已，你偏认真。来了之后，都没闲着，天天忙活这事，钱花完了，人家又反了，我有什么办法？
崇祯更委屈，原本看你吹得挺好，觉得你能办事，才把你派过去。这么信任你，你招降了人，我立马就给你十几万两银子，连老子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你把钱花完了，这帮人又反了，十万两都打了水飘，你干什么吃的？
杨鹤委屈，就写信给崇祯，说我本不想干，你硬要我干，我要招抚，也是没有办法。
崇祯委屈，就写了封命令：锦衣卫，把杨鹤抓起来。
崇祯四年（1631）九月，杨鹤被捕，后发配袁州。
鉴于杨鹤的黑锅实在太重，由始至终，朝廷没人替他说话。
例外总是有的。
命令传出后，一个山海关的参政主动上书，要求替杨鹤承担处罚。
如此黑锅都敢背，是不正常的，但这个人帮杨鹤背锅，就是再正常不过了。
这位参政，是杨鹤的儿子，叫做杨嗣昌。
崇祯没有理睬，杨鹤先生的命运未能改变，依然去了袁州。
帮父亲背锅，看起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导致了两个重大后果。
从这份奏疏上，崇祯看到了一个忠于父亲的人。按照当时的逻辑，忠臣，必定就是孝子，所以他记住了杨嗣昌的名字。他认定，此人将来必可大用。
而杨嗣昌背黑锅不成，父亲被发配了，对他而言，莫过于奇耻。从此，他牢牢记住了那些降而复叛的人，此仇，不共戴天。
杨鹤离开了，但这场大戏刚刚开幕，真正的猛人，即将出场。
1677-1678
两年前，他跟着袁崇焕到了京城，守护北京，结果袁崇焕被抓，他依然留了下来。
一年前，他跟随孙承宗前往遵化，在那里，他奋勇作战，击退后金贝勒阿敏，并最终收复关内四城。
然后，他来到了西北。
对于这个人，我想就没必要多说了，从熊廷弼、孙承宗到袁崇焕，他都跟过，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阿敏，他都打过。
什么世面都见过，什么牛人都跟过，现在把他调回来，打农民军。
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跟着他回来的，还有一千人。
这一千人，是他的老部下，他们隶属于一支特殊的部队——关宁铁骑。
关宁铁骑，是明朝最精锐的特种部队，但人数并不多，大致在六千人左右，其中一半，在祖大寿的手中，曹文诏带回来的，只是六分之一。
而他的对手王嘉胤，手下的民军主力，在三万人左右。
王嘉胤什么来历，说法很多，靠谱的不多，但在当时那一拨人里，他是很牛的。之前我说过，在他手下，有个叫张献忠的小喽罗。顺便再说句，后来威震天下、被称为“闯王”的高迎祥（李自成是闯王20版本），都是他的人，给他打工。
而且这人很难得，很有点组织才能，连个县都没占住，就开始搞政府机构。但最搞笑的是，他还大胆地搞了机构改革，突破常规，明朝有的，他有；明朝没有的，他也有，不但有六部都察院，还有宰相。
当然，对于这些，曹文诏是没有兴趣的，到任后一个月，他就动手了。
按通常的说法，他率数倍于民军的官兵，以压倒性的优势，发动了进攻。
但事实是有点区别的，王嘉胤的兵力前面说过，是三万人，而曹文诏带去的人，是三千。
估计王嘉胤原先没在部队混过，也不大知道曹文诏何许人也，对曹总兵的来访，他倒不是很紧张，毕竟就三千人，还能咋样。
王嘉胤认为，就算曹文诏再强，就算他手下有关宁铁骑，但毕竟是十个打一个，无论如何，都是不会输的。所以他摆好了阵势，准备迎敌。
他太单纯了。
要知道，打了十几年仗，换了三任领导，从努尔哈赤打到皇太极，还能混到现在，光凭勇猛，十条命都是不够的。
曹文诏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勇猛，而是因为耍诈。
此人身经百战，通晓兵法，到地方后，压根没动手，先断了王嘉胤的粮道。
王嘉胤慌了，要坚守，没有粮食，要突围，又没法冲出去。
就这样，王嘉胤冲了两个月，终于，在他即将放弃时，奇迹出现了。
曹文诏的包围圈，竟然出现了漏洞，王嘉胤终于找到机会，冲出重围。
王嘉胤感觉很幸运，虽说被困了两个月，但好歹还是出来了。换个地方，还能接着干。
可惜他并不知道，曹文诏是一个没有漏洞的人，他所有的失误，都是故意的。
把人围起来，然后死磕，是可以的，但是损失太大，最好的方法，是把他们放出来，然后一路追着打。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王嘉胤逃了出来，逃出来后，就后悔了。
因为从他逃出来那天起，曹文诏就跟在他屁股后面，紧追不放，追上就是一顿猛捶，五天之内打了五仗，王嘉胤一败涂地。
更可气的是，曹文诏似乎不打算一次把他玩死，每次打完就撤，等你跑远点，下次再打，反正他的部队是骑兵。对此，王嘉胤极为郁闷。
其实曹文诏也很郁闷，谁让你有三万人，我只有三千，只能慢慢打。
打了两个月，王嘉胤崩溃了，王嘉胤的部下也崩溃了。在某个混乱的夜晚，王嘉胤被部下杀死，部分投降了曹文诏。
王左桂死了，王嘉胤也死了，剩下的，还有神一魁。
在所有的起义军中，最能打的，最能坚持的，就是神一魁。
为了彻底铲除这个心腹之患，洪承畴决定，跟曹文诏合作。
所谓合作，就是客气客气。就官职而言，洪承畴是总督，曹文诏是总兵，洪承畴是进士，曹文诏是老粗。基本上，洪承畴怎么说，曹文诏就怎么做，相当听话。
几年后的那场悲剧，即源自于此。
其实这个时候，神一魁已经挂了，真正掌控军权的，是四个人：红军友、李都司、杜三、杨老柴。
虽说头头死了，但势头一点没消停，光主力部队，就有五万人，聚集在甘肃镇原，准备进攻平凉。
所以洪承畴决定，一次性彻底解决问题。
除曹文诏之外，他还调来了王承恩、贺虎臣等人，基本上西北最能打的几个总兵，都到齐了。
到齐了，就是群殴。
群殴之后，民军撑不住了，决定向庆阳撤退。
1679-1681
想法是好的，可惜做不了。特别是曹文诏，由于他率领的关宁铁骑，每人都有两匹马，骑累一匹就换一匹，机动性极强，民军往哪跑，他就等在哪。跑来跑去，没能跑出去。
经过两个月的僵持，双方终于在镇原附近的西濠决战，史称西濠之战。
整个战役的过程，大致相当于一堂生动的骑兵训练课。刚开打，还没缓过劲，曹文诏就率军冲入了敌军，乱砍乱杀，大砍大杀，基本上是怎么砍怎么有。
砍完了，退回来，歇会，歇完了，再冲进去，接着砍。所谓如入无人之境，大致就是这个状态。
民军的阵脚大乱，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出了他的主力洪兵，连同贺虎臣的宁夏兵，王承恩的甘肃兵，发动总攻，敌军就此彻底崩溃。
此战，民军损失近万人，首领杜三、杨老柴被生擒（曹文诏抓的）。
残余部队全部逃散。
通常状态下，都打残了，也就拉倒了。
洪承畴不肯拉倒，打残是不够的，打死是必须的。
神一魁的四个头领，抓了两个，还剩两个——红军友、李都司。
这个艰巨的任务，由曹文诏接手，他率领自己的两千骑兵，开始了追击。
接下来，是曹文诏的表演时间。
面对曹文诏的追击，几万军队几乎无法抵抗，连战连败，死伤近万，主要原因，还是曹文诏太猛。
曹总兵是见过大世面的，最猛的八旗军他都没怕过，打半业余的民军，自然没问题。每次进攻，他都带头冲锋，打得民军头目胆战心惊，时人有云：“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
这种说法是客观的，却是不全面的，因为曹总兵不但玩硬的，还玩阴的。
在追击的路上，曹文诏的手下报告，他们抓住了一个叫李宫用的敌军将领，
按日常惯例，处理方法都是拉出去砍了，但曹文诏想了想，对手下说，放了这个人。
此后的事情，用史书上的话说，“文诏乃纵反间，绐其党，杀红军友。”
这句话的意思是，曹文诏放走了这个人，并利用他使了个反间计，忽悠了他的同党，杀掉了四大首领中的红军友。
其实我也很想告诉你，这个反间计到底怎么使的，只是我查了很多史料，也没查个明白，
有一点是肯定的，对民军而言，曹文诏，是最为恐惧的敌人。
人恐惧了，就会逃跑，逃无可逃，就不逃了。
神一魁剩下的，只有李都司了。
他很恐惧，所以他逃跑，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继续跑，是没有前途的。
所以他决定，不跑了，回头，决战曹文诏！
等等，再想想
想明白了，不跑了，回头，伏击曹文诏！
没办法，对付这样的猛人，还是伏击比较靠谱。
他们伏击的地点，叫做南原。
为保证圈套成功，他们围住了附近的一群明军，吸引曹文诏前来救援。
曹文诏来了，但在这里，他看到了敌军上千名骑兵，二话不说就追。
追到了南原，穿进了圈套，伏兵四起。
应该说，伏兵还是有点作用的，受到突然袭击，曹文诏的部队被打乱，曹文诏被冲散。
李都司估计是读过史书的，至少看过淝水之战，他当即派人在军中大喊：曹文诏已死！
很快，就喊成了口号，鉴于曹文诏不知被冲到哪去了，所以这个谣言很有点用，明军开始动摇。
然后，曹文诏就开始辟谣了，不用话筒，用长矛。
精彩表演开始，按史书上的说法，是“持矛左右突，匹马萦万众中。诸军望见”。
拿着长矛，左冲右突，单枪匹马在万军之中，如入无人之境，然后，大家都看见了他。
遇上这么个人，谣言是不管用了，伏击也别扯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大败，僵尸蔽野”。
数过来，这应该是第二次大败了。但对于洪承畴和曹文诏而言，还没完。
残余部队的残余继续逃跑，曹文诏继续追击，然后是大败、复大败，又复大败。一路败到平凉，李都司终于不用败了，洪承畴杀掉了他。神一魁的四大头领，最终无人幸免。
但到这份上，曹总兵还没消停，他继续追击残敌，竟然追到了甘肃、宁夏，连续几战，把残敌赶尽杀绝，至此，神一魁的势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西北之内，反军所剩无几。
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崇祯元年的三大民军领袖，就此结束。他们的戏份，在这个舞台上，他们注定只是个配角。
主角
配角死光了，但龙套并没死，因为活不下去的人，终究还是活不下去，头头死了，就另找活路。
秉持这个原则，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的残部，以及所有无法活下去的人，为了生存，继续战斗。
但鉴于陕西、甘肃打得太狠，他们跑到了山西。
虽说是半业余组织，但吃了这么大的亏，总结总结经验是应该的。于是，在王嘉胤部将王自用的号召下，所有剩下来的民军领袖，聚集在一块，开了个会。
会议的内容，是检讨教训，互相学习，互相促进，顺便再选领导。
其实也不用选，一般这种事，都是论资排辈。经过群众推举，王自用以资历最多，工龄最长，顺利当选新任头头。
鉴于曹文诏、洪承畴之类猛人的出现，大家共同认为，必须团结起来，协同作战。
当时去开会的，共有三十六支部队，史称“三十六营”。
跟以往一样，这三十六位头目，有三十六个外号，大致如下：
紫金梁、闯王、八大王、曹操、闯塌天、闯将、扫地王、黑煞神……
就外号水平而言，跟水浒传还没在一个档次上，梁山好汉们的文化程度，估计是够格的，什么急先锋、拼命三郎、花和尚，都是现代的流行用语，相比而言，扫地王之类的外号，实在让人不知所谓。
而且就人数而言，也差点，水浒好汉们，总共是一百单八个，这次只有三十六个，也就够个天罡。
但在某一点上，他们跟梁山好汉是很相似的，不可思议的相似。
你应该还记得，梁山好汉排队时，排在第一的，并不是及时雨宋江，而是托塔天王晁盖。
然而晁盖并不是真正的主角，因为后来他被人给挂了。
这次的三十六位老大也一样，排在第一的紫金梁，就是王自用，他是当时的首领，后来倒没被人挂，自己挂了。
真正的主角，是后面的五位，外号你要不知道，那就对个号吧：
闯王——高迎祥
八大王——张献忠
曹操——罗汝才
闯塌天——刘国能
最后，是最牛的一位，闯将——李自成
这是极为有趣的五个人，他们性格不同，关系不同，有的是上下级，有的是战友，有的是老乡，为了生存，揭竿而起。
然而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他们终将因为各自的原因，选择各自的道路，或互相猜忌，或者互相排挤，互相残杀，直至人生的终点。
终点太远了，从说起吧。
1682-1684
开完这次会后，各位老大纷纷表示，要统一思想，集中力量，共同行动。
这次开会的起义军，总兵力，近二十万人，开完后就分开了。
分开去打仗。
他们兵分几路，开始向山西各地进军。
崇祯得知，立即下令山西巡抚，全力围剿。
当时的山西巡抚，是个水货。
这位仁兄调兵倒很有一套，听说敌人来了，马上四处拉人，陕西、甘肃、宁夏的兵都被他拉了过来，光是总兵，就有三个。
但这人有个毛病，喜欢排兵布阵，把人调来调去，指挥乱七八糟，还没等他布出个形状，几路民军连续攻克多地，闹得天翻地覆。
于是崇祯恼火了，他决定换人，换一个能让这三十六位首领做噩梦的人——曹文诏。
曹文诏算是出头了。原先在辽东系，也就是个游击，荣归故里后，短短一年时间，就升了副总兵，现在是总兵。
山西总兵，大致相当于军区司令员，但按崇祯的意思，这个总兵，大致相当于总司令，因为根据命令，所有追剿军，都要服从曹文诏的指挥。
对于这个安排，三十六位头头是有准备的，所以他们决定，以太原一带为基地，协同合作，集中优势兵力，击溃曹文诏。
崇祯六年（1633），曹文诏正式上任，积极备战，准备进攻。
大战即将开幕，但在开幕之前，这场戏又挤上来一个人。
对这个人，曹文诏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到西北之前，他经常见到这个人。
此人之所以上场，是被崇祯临时硬塞进来。一般说来，但凡在历史舞台上混的，除个别猛人外（如朱元璋），艺术生涯都比较短，混个几年就得下场。
但这位仁兄，上场的时间实在很长，曹文诏下去了，他没下去，明朝亡了，他都没下去，直到死在场上，都是主角。
隆重介绍，第三个猛人——左良玉。
就知名度而言，左良玉是比较高的，在很大程度上，他要感谢孔尚任，因为这位仁兄把他写进了自己的戏里（《桃花扇》），虽然不是啥正面角色，但好歹是露了脸。
左良玉，字昆山，无学历，文盲。
左良玉的身世，是非常秘密的，秘密到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从小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长大，就这么个出身，你让他饱读诗书，就是拿他开涮。
没书读，也得找工作，长大以后，左良玉去当了兵，小兵。
他的成长经历，跟曹文诏类似，但他混得比曹文诏好，到崇祯元年的时候，就已经混到了都司。
顺便说一句，他之所以混得好，跟个人努力关系不大，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天启年间，他还是个小兵时，有一次机缘巧合，遇到了一个人。
当时的左良玉，实在没啥特点，谁都瞧不上，但这个人算是例外。看见左良玉后，惊为天人，说他很好，将来很强大，就说了几句话，建议朝廷给他提了个游击。
这位慧眼识才的仁兄，叫做侯恂，希望你还记得他，因为天启二年，他还曾经提拔过另一个人——袁崇焕。
按侯恂的说法，左良玉是个难得的人才，很快就会出人头地。
但事情跟他所说的，似乎还是有点差距，左良玉一直到崇祯元年，还是个小人物。
但不负侯恂所望，左良玉终究还是出名了，只是出名的方式，比较特别。
这事之前也提过，崇祯元年，宁远兵变，巡抚毕自肃自尽，袁崇焕来收拾残局，收拾来收拾去，就把左良玉给收拾了。
当兵的没拿到工资，才兵变，左良玉有工资，自然不参加，但手下的兵哗变，他负领导责任，就这么被赶回了家。
回家呆了几天，又回来了。
袁崇焕死后，孙承宗又把他召了回来，去打关内四城，就是在那里，他开始暂露头角，和曹文诏并肩作战，收复了遵化。
恰好，这段时间侯恂也混得不错，顺道给他提了副将，从此顺风顺水。
客观地讲，左良玉同志的进步，基本上是靠侯恂的。但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侯恂是个眼光很准的人。袁崇焕，他没有看错；左良玉，也没有。
根据史料记载，左良玉身材很高，作战很猛，且足智多谋。虽说没文化，但很懂兵法，每次打仗都给人下套挖坑，此外，他个人的战斗技术也相当厉害。
除作战外，左良玉还有点个人技术，他使用的兵器，不是长矛，而是弓箭。据说百发百中，而且左右手都能射箭，速度极快。
到山西后，果然不同凡响。
先在涉县打了一仗，大败之，然后在辉县打了一仗，大败之，最后到了武安，被大败之。
这是个比较奇怪的事，当时左良玉的手下，有七八千人，竟然被农民军全歼，他自己带着几个手下好不容易才跑回来，实在很没有名将风采。
不过不要紧，就算名将，也有发挥失常的时候，何况还有个不会发挥失常的名将。
曹文诏的发挥从未失常，对于皇帝的信任，他很感动。
猛人被感动，反映在行动上，就是猛打，猛杀。
崇祯六年（1633）二月，文诏开始攻击。
他追击的敌人，有二十万，而他的兵力，是三千人。
无须怀疑，你没有看错，这就是曹文诏所有，且仅有的兵力。
他的追击之旅，第一站是霍州。在这里，他遇上了自己的第一个对手——上天龙。
上天龙究竟是谁，就别问了。我只知道，他是死在曹文诏手下的第一个首领。
上天龙手下，有上万人，摆好阵势，曹文诏率军冲锋。
这位兄弟抵抗的时间，也就是那一冲的瞬间——一冲就垮。
垮得实在太快，所以头头也没来得及跑，就被曹文诏杀了。
他的第二站，是孟县。
孟县，离太原没多远，在这里等待着他的，是混世王。
混世王这个外号，是很有点哲学意味的，毕竟在世上，也就是个混。但曹文诏用实际行动生动地告诉他，混是容易的，混成王是很难的。
双方在孟县相遇，混世王的兵力，大致是曹文诏的六倍。
六十倍都没用。
曹文诏毫无费力，就击溃了混世王，混世王想跑，没跑掉，被曹文诏斩杀
当时的太原，算是民军的天下，因为这里是三十六营首领，紫金梁王自用的老巢。此外，如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等猛人，也都在那一带混。
曹文诏来后，就没法混了。
在他到任几个月后，史书上出现了这样的记载，“五台、盂县、定襄、寿阳贼尽平。”
曹文诏实在太猛，他连续作战，连续获胜，先后击溃十几支民军，但凡跟他作战的，基本都撑不过一天。此后，他又在太谷、范村、榆社连续发起攻击，“贼几消尽。”
其实打到这个份上，就算够意思了，但曹文诏是个比较较真的人，非要干到底，因为那个最终的目标，就在他的眼前——紫金梁。
曹文诏是明白人，他知道，就凭对方这二十多万人，即使站在那里不动，让他砍，三千人，也得砍上十天半月。
所以最快，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干掉紫金梁。
为实现这个目标，他发动了连续攻击，关于这段时间的经历，史书上的记载，大致是时间、地名、斩杀人数——曹文诏斩杀的人数。
短短十五天内，曹文诏率军七战七胜，打得紫金梁到处乱跑。先到泽州、再到润城、沁水，每到一地，最多一天，曹文诏就到，到了就打，打了就胜。
紫金梁原本的想法，是集中兵力，跟曹文诏死磕。
死磕未必能行，死是肯定的。
1691-1692
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他要不闹，估计这人还出不来。
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
具体跑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看准了就打一把，其余头领也差不离，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连四川也未能幸免。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能用狠招了。
崇祯七年，崇祯正式下令，设置一个新职务。
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就此登场。
在此之前，明代最大的地方官，就是袁崇焕，他当蓟辽督师时，能管五个地区。
光荣的记录被打破了，因为这个新职位，能管五个省。
这个职务，在历史中的称谓，叫做五省总督。包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权力极大，也没什么管辖范围，反正只要是流贼出没的地方，都归他管。
职位有了，还要有人来当，按照当时的将领资历，能当这个职务的，只有两个选择：：洪承畴，b：曹文诏。
答案是c，两者皆不是
任职者，叫做陈奇瑜。
陈奇瑜，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都察院御史、给事中，后外放陕西任职。
在陕西，他的职务是右参政，而左参政，是我们的老朋友洪承畴。
但为什么要选他干这份工作，实在是个让人费解的事。
就资历而言，他跟洪承畴差不多，而且进步也慢点，崇祯四年的时候，洪承畴已经是三边总督了，他直到一年后，才干到延绥巡抚，给洪承畴打工。
就战绩而言，他跟曹文诏也没法比。
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他，但无论如何，偏就是他了。
所以对于这个任命，许多人都有异议，认定陈奇瑜有背景，走了后门。
但事实上，陈奇瑜并非等闲之辈。
崇祯五年的时候，由于民军进入山西，主力部队都去了山西，陕西基本是没人管，兵力极少。
兵力虽少，民变却不少，据统计，陕西的民军，至少有三万多人。
这三万多人，大都在陈奇瑜的防区，而他的手下，只有两千多人。
一年后，这三万多人都没了——全打光了。
因为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作为大刀都扛不起来的文官，陈奇瑜同志有一种独特的本领——统筹。
他是一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善于谋划、组织，而当时的民军，只能到处流窜，基本无组织，有组织打无组织，一打一个准。
凭借着突出的工作成绩，陈奇瑜获得了崇祯的赏识，从给洪总督打工，变成洪总督给他打工。
对于领导的提拔，陈奇瑜是很感动的，也很卖力，准备收拾烂摊子。
这是一个涉及五个省，几十万人的烂摊子，基本上，已经算是烂到底了，没法收拾。
陈奇瑜到任后，第一个命令，是开会。
各省的总督、总兵，反正是头衔上带个总字的，都叫来了。
然后就是分配任务，你去哪里，打谁，他去哪里，打谁，打好了，如何如何，打不好，如何如何，一五一十都讲明白，完事了，散会。
散会后，就开打。
崇祯七年（1634）二月，陈奇瑜上任，干了四个月，打了二十三仗。
全部获胜。
陈奇瑜以无与伦比组织和策划能力告诉我们，所谓胜利，是可以算出来的。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孙子兵法
陈总督最让人惊讶的地方，倒不是他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打这些胜仗的目的。
打多少仗，杀多少人，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再打一仗，把所有人都杀光。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必须把所有的首领和民军，都赶到一个地方，并在那里，把他们全都送进地府。
他选中的这个地方，叫做车厢峡。
车厢峡位于陕西南部，长几十里，据说原先曾被当作栈道，地势极为险要。
所谓险要，不是易守难攻，而是易攻难守。
此地被群山环绕，通道极其狭窄，据说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扔石头，一扔一个准。
更要命的是，车厢峡的构造比较简单，只有一个进口，一个出口，没有其他小路，从出口走到进口，要好几天。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进了里面，要么回头，要么一条路走到黑，没有中场休息。
几万民军，就进了这条路。
这几万民军，是民军的主力，据说里面还有李自成和张献忠。
为什么走这条路，没有解释，反正进去之后，苦头就大了去了。
陈奇瑜的部队堵住了后路，还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射箭、扔石头，没事还放把火玩，玩了十几天，彻底玩残了。
想跑是跑不掉的，想打也打不着，众头领毫无办法，全军覆没就在眼前，实在熬不住了。
使用杀手锏的时候到了。
1695-1696
开会的地点，在河南荥阳，故史称“荥阳大会”。
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一次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会议。
参与会议者，包括所有你曾经听说过，或者你从未听说过，或者从未存在过的著名头领。用史书上的说法，是“十三家”和“七十二营”。
家和营都是数量单位，但具体有多少人，实在不好讲。某些家，如高迎祥，有六七万人，某些营，兴许是皮包公司，只有几个人，都很难讲，但加起来，不会少于二十五万人。
当然，开会的人也多，十三加上七十二，就算每户只出个把代表，也有近百人。
简而言之，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会，人多的大会。
根据史料留下的会议记录，会议是这样开始的，曹汝才先说话，讲述当前形势。
形势就别讲了，虽说诸位头领文化都低，还是比较明白事情的，敌人都快打上来了，还讲个屁？
有人随即插话，提出意见，一个字——逃。
此人认为，敌人来势很猛，最好是快跑，早跑，跑到山区，保命。
在场的人，大都赞成这个意见。
然后，一人大喝而起：“怯懦诸辈！”
说话的人，是张献忠。
张献忠，陕西延安府人，万历三十四年出生。
历史上，张献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夸他的人实在不多，骂他的人实在不少。
反映在他的个人简历上，非常明显。
但凡这种大人物，建功立业之后，总会有人来整理其少年时期的材料，而张献忠先生比较特殊，他少年时期的材料，似乎太多了点。
就成分而言，有人说，他家世代务农；有人说，他家是从商的；也有人说，他是世家后代；还有人说，他是读书出身；最后有人说，他给政府打工，当过捕快。
鉴于说法很多，传说很多，我就不多说了，简单讲下，这几种说法的最后结果：
务农说：务农不成，歉收，去从军了。
从商说：从商不成，亏本，去从军了。
世家说：世家破落，没钱，去从军了。
读书说：读书没谱，落第，去当兵了。
打工说：没有前途，气愤，去当兵了。
史料太多，说法太多，但所有的史料都说，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
无论是务农、读书、从商、世家、打工，就算假设全都干过，可以确定的是，都没干好。
为什么没干好，没人知道，估计是运气差了点，最后只能去从军。
从军在当时，并非什么优秀职业，武将都没地位，何况苦大兵。
当兵，无非是拿饷。可是当年当兵，基本没有饷拿，经常拖欠工资，拖上好几个月，日子过得比较艰苦。
但奇怪的是，张献忠不太艰苦。据史料记载，他的小日子过得比较红火，有吃有喝，相当滋润。家里还很有点积蓄。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有计划外收入。
而更奇怪的是，他还经常被人讹，特别是邻居，经常到他家借钱，借了还不还，他很气愤，去找人要，人家不给，他没辙。
这是更为奇怪的一幕，作为手上有武器的人，还被人讹，只能说明，这些计划外收入，都是合法外收入。
据说，张献忠先生除了当兵之外，还顺便干点零活，打点散工，具体包括强盗、打劫等等。
这种兼职行为，应该是比较危险的，常在河边走，毕竟要湿鞋。张献忠同志终于被揭发了，他被关进监狱，经过审判，可能是平时兼职干得太多，判了个死刑。
关键时刻，一位总兵偶尔遇见了他，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求了个情，把他给放了。
应该说这位总兵的感觉，还是比较准的，张献忠确实是个人才，造反的人才。
据说平时在军队里，张献忠先生打仗、兼职之余，经常还发些议论，说几句名人名言，比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等。
而他最终走上造反道路，是在崇祯三年（1630），那时，王嘉胤造反，路过他家乡，张献忠就带了一帮人，加入了队伍。
张献忠起义的过程，是比较平和的，没人逼他去修长城，他似乎也没掉队，至于爹妈死光，毫无生路等情况，跟他都没关系，而且在此之前，他还是吃皇粮的，实在没法诉苦。
所以这个人造反的动机，是比较值得怀疑的。
参加起义军后，张献忠的表现还凑合，跟着王嘉胤到处跑，打仗比较勇猛，打了一年，投降了。
因为杨鹤来了，大把大把给钱，投降是个潮流，张献忠紧跟时代潮流，也投了降。
当然，后来他花完钱后，顺应潮流，又反了。
1697-1698
此后的事情，只要是大事，他基本有份。三十六营开会、打进山西、打进河南、被人包围、向王朴诈降、又被人包围、向陈奇瑜诈降，反正能数得出来的事，他都干过。
但在这帮头领里，他依然是个小人物，总跟着别人混，直至这次会议。
他驳斥了许多人想逃走的想法，是很有种的，但除了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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