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着自己人，等敌冲过来再打。和
敌人打了一阵，抢占了一个山头。这时项英又不见了，到处找不到。这时看见山
下庄子里有电筒在照。那时苏区没有电池，我们没有电筒。
我要守着队伍，我一离开，队伍要垮。
我告诉那个排长，那边电筒一晃一晃，可能是敌人，也可能是我们人来联络。你带两个人去看看，可能贺主任（贺昌为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在联络，问清了告诉我。不要慌，不要开枪。我们的任务是过会昌河，现在才下半夜两点钟，三四个钟头天才亮。他去了。
全营共三百人，搞散了一百，剩二百人了，营政治委员还在。人们统统到山
里头做饭吃，等着会师。我分析敌人扑空后就会返回去，他们反革命不是那么积
极的。他们到了干部、瑞金还可以捞一把，那里有钨砂，有我们的书籍、机器、
印刷品等和粮食，他们可以发洋财。于是我们便休息，派人去找项英，他是中央
分局书记，眼睛看不到，给敌人抓去了可不得了。会昌河边还有枪声，这个情报
证明附近没有敌人，会昌河有敌人，我很为贺昌同志担心。
天开始亮了，可以看到人了。项英同志看到队伍也回来了。我们估计敌人起
码要在晚上才能够来，我们可以休息。六点多到七点钟，部队吃了饭睡觉。我和
连长、排长开了个会，研究继续突围的问题。
下午跟贺昌走的人也回来了，说贺昌同志牺牲了。
原来，贺昌的队伍出发渡过会昌河不久，就遭优势敌军的伏击。部队被冲散
了。在天门嶂山上，又遭到敌合围。贺昌指挥部队奋力突围，行至晓龙的归庄，
贺昌身负重伤。这时，敌军愈逼愈近，叫嚷着要捉活的。贺昌高呼“红军万岁”
的口号，将枪膛里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自己的心脏，显示了他对党对人民的赤
胆忠心。
贺昌、阮啸仙的阵亡、在陈毅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波澜。陈毅当即写了首《哭
阮啸仙、贺昌同志》的诗：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贺昌，山西离石人。1921年5 月加入共青团。1923年7 月转党。早年在太原、北京、安源、上海等地从事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五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任中共中央巡视员，先后主持重建湖南省委和广西党组织，指导井冈山的斗争和广西百色起义。1930年后任北方局书记、北方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31年到中央苏区，先后任兴国县委书记，河西道委书记，红三军团第五军政委，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主力长征后，任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中区分会委员，协助项英，陈毅领导南方老苏区的游击战争。
随贺昌一起突围的高级指挥员有周建屏（红二十四师师长）、杨英（红二十
四师政委）、李翔吾（中央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袁血卒（中央军区政治部敌
工部长）、郭如岳（中央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等。结果，杨英、李翔吾牺牲，周建屏负重伤，郭如岳被俘。
袁血卒回忆：3 月9 日下午3 时许，突围开始了，贺昌、周建屏、杨英等所
在的第三大队，先行从上坪山区出发。我和李翔吾带第四大队跟进。我们的任务
是抢渡安远河，然后占领会昌天门嶂山，掩护第三大队和项英、陈毅同志。我们
出发时，项英同志正发电报。当天晚上，我们安全渡过了安运河，到达天门嶂。
我们过河后，敌发觉我们的行动，当晚封锁了河道。这时，天下雨，河水猛涨。
项英、陈毅他们没有追上我们，被阻在河西。我们在天门嶂停留了一阵，但一直
未能同项英、陈毅同志联系上。
在天门嶂山上，贺昌同志负了伤，誓死不当俘虏，用手枪作了壮烈的自我牺
牲。周建屏、杨英等同志不知去向，大部分同志牺牲了。最后剩下我和李翔吾、
何侠、陈松林、廖得标、唐继章、钟伟生七人。我们被敌人发现了。
二百多“铲共团”扑了上来，犹豫等于死亡！我向大家说：“为了革命，冲
吧！”廖得标第一个冲下去，他背心中了一弹，扑倒在地。李翔吾负伤了。
他勉强跑到山脚下，大声喊道：“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同志们，前进吧！”
他就这样，在伤势严重的情况下，举起手枪，自我牺牲了。
经过整整十五天，终于走出筠门岭，来到广东梅县的衢潭圩。天大明了，大
家互相一看，只见每个人闪着通红的大眼睛，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脸黑得像挖
煤的炭灰佬一样……我们这四个人，我、何侠、唐继章、钟伟生经过千辛万苦，
终于胜利突出敌人的重围，于1935年3 月31日早晨到了上海。
后来，我们接上了组织关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又继续战斗了。
唐继章，一名死里逃生的红军战士。他当时在中央军区政治部当通讯员。
解放后曾任江西省红星垦殖场场长（享受厅级待遇）。他这样回忆当年突围
时情形：
我们百多人，牙没沾米，口没进水，顽强抗击着敌人。直到天黑时，敌人从
三面上山包围我们。在激战中，有的同志英勇牺牲，有的被敌人分割。
我和另外四位战士跟着李翔梧和袁政委两位首长，最后就剩下我们七个人在
一块了。
又过去了两天，我们仍在原地打转。这时，除了我身上背着的突围前组织上
发给的两包火柴、半两食盐、小小的一瓶糖精和一些银元，供首长以防万一外，
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大家的肠胃，早被折腾得咕咕响了。我们几个年轻战
士还挺得过去，但看到两位首长也同我们一样嚼树叶，心里觉得难过，真想去找
点东西让首长填填肚子。
晚上，我们五个战士，都请求首长同意我们中派一人去找食物。首长还以为
是我们年轻，人挺不住了，就同意派陈松林同志去执行这个任务。出发之前，首
长反复交待，不管能不能找到食物，天亮前一定要返回。
陈松林沿着溪水过了桥，朝对岸有几间草房的地方走过去。不料，那正是敌
人的一个据点。敌人发现有人，就开枪射击。陈松林不幸中弹牺牲了。
从此，谁也不再提起找粮食的事。
我们继续突围。来到一个山谷口，在朦胧的月光下，我们隐约看到谷口有棵
还没长叶的树，树叉好像有个哨兵模样的人，抱着枪在打瞌睡。袁政委低声说：
“唐继章、钟伟生，你们爬过去，摸掉他。”
我和钟伟生爬过去。我一看树不高，猛跳上去，一把抱着那个握枪的人。
猛然，一股冰凉的感觉，传遍了我的全身。接着，一股臭味难闻的腹水，从
那人口里喷了出来。这下我才知道，这是一具僵硬的尸体，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同
志。我心里一阵难过，小心地将尸体从树叉上抱下来放在地上，向他深深地鞠了
一躬。接着，我们六个人就从那位烈士身边走过。
一日清晨，我们又被还乡团包围。突围时，一位同志牺牲，李部长腰腿中弹。
我和钟伟生轮着半背半扶地护着李部长往前走。李部长突然把我们推开，喘着气
大声地说：“同志们，你们快走吧，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当时，我们感到
很突然。当我们往前走了几步，转过身要去扶他时，他已拔出手枪，对着自己开
枪了。原来，他伤势较重，怕拖累我们，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当时只有29岁。
李翔梧，河南洛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学习，1931年夏从
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转到中央苏区，先后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中
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红五军团十四军四十一师政治委员、红五军团政
治部秘书长、十三军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
郭如岳是临出发前被任命为红二十四师七十团参谋长的，没想到他的参谋长
没作了几天，便被敌军俘虏了。命运似乎在捉弄他。
郭如岳回忆：向天门嶂前进时，部队遭到敌人的截击，伤亡失散过半。第二
天，敌人派大部队沿山脚形成严密的封锁线。第三天，敌人开始清剿。山脚下到
处是密集的枪声，我们部队一面阻击抵抗，一面向天门嶂退去，入夜，部队伤亡
逃散已尽，只剩周建屏、杨英和我三人，连警卫员、勤务员、通讯员都没有了，
我们只好在山头上隐蔽下来。
突围出发时，我们只带了三天的干粮。第四天，我们三人钻进茂密的茅
草中，各走各的路，失掉了联系。夜深了，枪声停止了，我在茅草中来往摸
索着，低声呼唤着“周、杨，我是郭……”一夜过去了，始终没得到回声。
山顶上，就剩下我一个人。
第七天，郭如岳只能靠野草和沟里的水充饥，浑身上下无一丝气力而被俘。
被俘后的经历，郭如岳这样回忆：一会儿，来了个军官样子的，问我姓名，
职务，我说“姓郭，叫郭守康，是士兵”。谁知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小孩从远处
望了我一会儿就走了。小孩走不久，一个敌军官走来对我说，“你不是士兵，你
是参谋长。”我没作声。他又说，“那小孩认识你。”我只好承认是参谋长郭如
岳。他接着说：“你们的政委杨英被我们打死了，头割下来挂在那里呢。”
我在敌第八师师部关押了三个月。后来，敌人派专人将我押送到宁都，1935
年期间送南昌。江西省保安处判我十五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我才被释放出来，
我一直到处流浪、乞讨，作短工、零工，也作过长工，解放前夕又流落到上海。
上海解放，陈毅同志当市长，我去拜访陈毅。他将我介绍到九兵团任教导团
教育参谋。九兵团赴朝参战后，我于1953年转业回到老家。
项英、陈毅率领的一个营，仅仅一个晚上，就被打散剩下不足百人。项英失
踪后又归来了，陈毅总算放下心来。
贺昌所率先头部队失利的消息传来，项英、陈毅放弃了与之会合的打算。
项、陈决定找赣南军区去。项英、陈毅为了减小目标，决定分散开来，只带
了个警卫员。
在深山中，陈毅遇到一个很面熟的人。只见他面黄肌瘦，光着脚拄着棍子，
头戴一顶破钢盔。
这个人见到陈毅，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跑到陈毅面前一个劲地哭喊：“首长
啊，首长……”
陈毅定睛一看，原来是曾纪才。陈毅在赣粤边组建红二十二军时，他是赣粤
边的一个区委书记。红二十二军离开时，他担任新建的代英县县委书记。
陈毅书记安慰曾纪才，劝他不要哭。末了，又问怎么跑到山里来了？
曾纪才说：“我在代英当县委书记，人家来检查工作，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斗了我很久，这也错误，那也错误，把我的职务也撤了，罚我到红军里去抬担架。抬了两三个月，说我工作还不错，升为担架队长。主力红军撤退时，叫我押送一批土豪劣绅送外地。走到半路，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土豪跑了一半。这一来可糟了。更加证明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了。红军主力走了，地方上不要我，给我一张写明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介绍信，谁看了都不肯收留。这里推，那里推，眼看就要把我推出革命队伍了。”
“为什么不回家乡去？”陈毅又问。
“拿着这种介绍信，回到家乡又怎么办。家乡的土豪劣绅跟我仇深似海，我
全家都被反动派杀了，房子也给他们烧了。我离开党，离开革命队伍，还有什么
去处？”曾纪财哭诉着悲惨遭遇。“听说主力红军走了，老首长留下没有走，我
想找到老首长能收留我。我一路找到瑞金，瑞金县城被敌人占了，又打听到老首
长在仁凤山区。我拿着这个破钢盔，一路讨饭，讨到了饭，就用它热一下吃。平时就用钢盔遮风雨。现在总算找到了老首长，我就是死也死在革命队伍里。”
陈毅劝慰地说：“中央革命根据地失败了，将来总会总结经验教训的。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你也就不用计较了。现在我们在一起打游击好了。”
曾纪才点着头说：“革命中发生错误不能怪，特委、县委哪能那么正确。现在中央苏区丢失了，很惨痛，我来算这个帐不应该，我只希望将来重新作个结论。”
陈毅看着这位为革命任劳任怨、出生入死的好同志，亲切地说：“那当然，
我虽然不能代表党中央，但我将来可以向中央讲，你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项英、陈毅把突围计划告诉了曾纪才，问他这一带的路熟不熟。“路我很熟。”曾纪才说：“正面过河怕不行，可以绕到上游去偷渡，我有把握。”
当天夜里，由曾纪才带路，项英、陈毅向油山转移。在往油山途中，项英、
陈毅曾几度历险。
项英、陈毅安全地抵达油山，多亏了曾纪才。后来，陈毅派曾纪才到游击区
去做县委书记，发展党组织和游击队。战斗中，他英勇牺牲了。几十年后，陈毅
还忘不了他，说：“曾纪才是个好同志。”
中央苏区惨烈大突围，付出了沉痛的血的代价，万余人的队伍只剩下了一千
人。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许许多多党和红军杰出领导人、战将牺牲了：瞿秋白、
贺昌、阮啸仙、何叔衡、梁柏台、毛泽覃、李天柱、刘伯坚、古柏……
1957年7 月，陈毅同志在一篇回忆三年游击战争的讲话中说，那时，我几乎
每天晚上都做梦，梦见贺昌、阮啸仙、何叔衡、刘伯坚、李天柱等同志。
从1935年4 月开始，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人，
以油山为中心，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直至国共再次合作，改编为新
四军。
后记编者曾到“红都”，住在瑞金宾馆，发现内有一幢久无人住的别墅。经
打听，原来是50年代为毛泽东建造的。当时瑞金人以为毛主席肯定会回来的。很
遗憾，直至1976年9 月，一代伟人与世长辞，“红都”人也未宿愿以偿。人们猜
测着、议论着。其中一种说法是：瑞金，毛泽东虽然曾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心情愉
快的时光，但留给他更多的是难以言状的失意和惆怅。
不仅仅只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陈毅等一大批
曾在这片红土地上叱咤风云的红军将帅、中共高层领导人，也都未故地重游。
瑞金，毛泽东曾在这里把全国苏维埃运动推向峰巅；同样，“左”倾教条主
义者又把这股红色巨流引入了深渊。这块全国最大的苏区，以残阳如血的结局，
宣告了红军第一次“大决战”的失败。历史，留给中国革命多么深刻的教训，让
人反思无穷。
邓小平，与众不同。也是在瑞金这片红土地上，他第一次被打倒。在往后的
几十年中，邓小平又两度“靠边站”，原因无外乎重蹈旧辙——“右”。
然而，1972年12月，邓小平在第二次“出山”之前，竟千里迢迢回到了他阔
别了三十八年的瑞金。重温历史，老人感慨万千。他说，瑞金对中国革命作过重
大贡献。他还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不少坎坷，从来不平坦。邓小平来到会昌，当
看见“邓小平旧居”土屋后面那棵千年大榕树依旧傲然挺拔时，禁不住发出惊叹
：“这棵大榕树还在呀！”当年，邓小平是从于都告别中央苏区，迈上万里征途。在于都河畔，老人伫立良久，思绪万千，他默默无声地注视着奔腾不息的于都河，当年那幕人叫马嘶万众渡江大撤退的悲壮场面，仿佛就在眼前。邓小平说，长征离开于都时，我专门弹了一床四斤重的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今天我还在用……
瑞金，有诉说不完的神奇故事；长征，中国革命一个永恒的话题。
1996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为纪念中国革命这段伟大、曲
折、悲壮的历史，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萌
发了写这本书的念头。
在撰写过程中，我们使用了许多老前辈的回忆。他们当中，有些已谢世。
在此，深表怀念。同时，还参考了高文谦、王健英、戴向青、余伯流、石永
言、陈志凌、王廷科、刘良、李方晖、赵炜、金瑞英、陈家林等党史界同仁的部
分研究成果，一并鸣谢。由于时间仓促和作者水平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
请读者指正。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同志们，对这本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给予了大力
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1996年4 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