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产生在堡垒主义下我
们只能取得小的战术上的胜利的理论，这无异于向堡垒主义投降。
（七）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是在有利条件下坚决的迅速的勇敢的向敌，
人反攻与进攻，以粉碎“围剿”。在不利条件下则可以以战略上的退却避免战斗
以保持红军的实力，等待与争取新的反攻与进攻的有利时机。有着坚强的红军，
即使苏区暂时受到损失也可恢复，而且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新苏区。同时
为了进行连续的战斗，必须经常给红军以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单纯防御
路线一方面不能粉碎“围剿”，一方面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正是敌人的持久战
所要求的。
（八）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是红军粉碎“围剿”的重要条件之一。十
九路军事变给了我们粉碎“围剿”的有利条件，但我们在军事上却完全不去利用。
（九）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决定退
出苏区后，依然无目的地在苏区内同敌人拚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
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在于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
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部队变成
掩护队。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必要的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原则上，而使自
己处处处于被动地位，遭受敌人打击，使原定目的不能达到，红军大量减员。单
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拚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
（十）决议更说到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所造成的不正常现象。
指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过去书记处
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不够的，最大的力量都放在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给养以
及其他后方工作方面，而很少注意战略战术的直接领导，没有清楚了解战争的指
挥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化为乌有。
但这一错误主要的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同时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博古同志不是整个
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十一）决议最后说到日前的环境依然有利于我们创造新苏区的。几个苏区
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
以使我们对于苏革前途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
中国苏革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
川的胜利，以及全国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革正在前进中。同时在全党前面
提出了严重的任务，指出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目前最中心
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滇以及蒋介石的部队。加强红军，扩大红军，发
动与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瓦解白军，坚持中央苏区、湘赣苏区等游击区域的游
击战争。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
任务。我们相信，这些任务是能够完成的。因此我们必然胜利。
书记处项英回电，表示拥护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
然而，围绕遵义会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所定性的“政治路
线“与”军事路线“错误的问题，陈毅与项英的看法分歧甚大。
争论归争论，但当此危急时刻迫在眉睫的是突围，立即突出重围，两人已达
成了共识。
九路突围，留下一串串血路工农剧社一直是跟着中央分局走，从梅坑到宽田，再到井塘村，尽管前方炮声隆隆，但剧社依然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剧社唱得最多最令人激动的歌叫“胜利的号炮”。歌词大意是：红军主力不久就要打回来，敌人的进攻不久就要被粉碎，前方隆隆的号炮声，表示革命不久就要胜利……
工农剧社隶属于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赵品三），负责人是石联星，
下分火星、战号、红旗三个剧团。
在井塘村，工农副社驻在中央分局对面的一个小山头，站在两个小山头上，
若用哨子吹都能听得见，但跑一个来回却要两个钟头。
中央分局会议决定突围后，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起草了一个突围转移的
动员报告。贺昌把传达任务交给了中央军区的敌工部部长袁血卒。袁是宁都起义
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后担任过团长、特科学校政委和红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全国解放后，袁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
一大早，袁血卒先去了工农剧社，起草动员报告奋战了一个通宵的贺昌对他
说：“剧团的孩子们太天真了，整天‘胜利的号炮’（歌词中的一句重句）。你
去告诉他们：我们中央苏区的形势是紧张的，任务是艰苦的，过分乐观的宣传是
脱离实际的。告诉他们，准备吃苦，准备爬山，准备背包袱打仗……”
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突围转移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对红军的战略
大转移实行严格保密，根本没有在苏区军民中进行思想动员。因此，在苏维埃政
权下生活和战斗的人们，满以为红军出征，也不过跟往常一样，一个月或两个月，打了胜仗，带着缴获的武器和俘虏回来，开个祝捷大会，大家欢欢喜喜。工农剧社天真的演员们，为此正努力创作，排演，操琴，练歌，准备胜利后的演出。他们还不知道当时形势的严重和紧张。
贺昌同志将这个任务分配给袁血卒，也有关怀他的意思，因为他爱人在剧团
工作。
中央苏区的局势十分严重，但一般苏区的干部群众并不知晓，因为“内幕”
一直被掩饰着。“胜利的号炮”的幻想很普遍。直到大突围前夕，不明真相的人
们还在争论这个问题。
陈丕显回忆道：一天傍晚，我向山腰走去。走着走着，忽然听到赣南军区政
治部的宣传鼓动员唐大炮的声音。他正提高嗓子向战士们说话：“现在正是国民
党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最后一次决战，等红军主力大捷，我们就要反攻。打
到南京去，直捣蒋介石的老窝！”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是相信他自己
的话，他一转身发现我已站在他的身旁，他情绪显得更加活跃。
战士们纷纷围拢前来，问这问那。有个战士问：“敌人到底有多少？我们能
不能赶走他们？”唐大炮一听这话就开炮了：“你这个脑袋我看要检查检查了，
你要知道，不怕敌人千军万马，只怕自己脑袋有问题。”
我开完会回到赣南军区司令部，迎面碰到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蔡会文同志对
我说，中央分局昨天晚上开了紧急会议，反复讨论了中央指示，陈毅同志说了，
事到如今，只有突围，冲杀出去，才有希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项英同
志已接受了陈毅同志的意见。
最后，蔡会文同志对我望了一望，像征求我的意见似地说：“你跟我一路走，你高兴吗？”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连说：“好极了，好极了。”
蔡会文，湖南攸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随部队上井冈山。曾任工农红军第四军连党代表、支队政委。1930年后任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政委，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粤赣军区、赣南军区司令员等职。曾荣获中革军委颁布的二等红星奖章。
项英、陈毅等对集中在西江、宽田、井塘村的红军部队和中央分局、中央办
事处、中央军区机关及赣南省委机关直属队作出了九路突围的计划：
（1 ）以独立第七团随李才莲同志由会昌穿插封锁线至汀瑞线边转至闽赣军区，进行游击战，如有可能再穿至博生以北去领导和恢复该地一带的游击战。
（2 ）以二十四师之四个连随陈潭秋同志到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在闽粤边
坚持游击战；
（3 ）以二十四师之四个连由汪金祥率领到寻南和平武一带进行游击战；
（4 ）以二十四师之四个连由李天柱、孙发力指挥，依靠寻南原有的游击
区向东江发展；
（5 ）以二十四师之二个连向云南挺进游击建立游击区，并与信南游击区打成一片；
（6 ）以二十四师之七十一团（约九个连）由龚楚、石友生领导由安南经油山转至湘南收容三十四师，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
（7 ）派独立三团由徐鸿、张凯两同志指挥并派在湘赣和湘鄂赣工作的同志，过信河到湘赣传达指示，留在该地领导游击战。
（8 ）留独立六团在赣南由赣南军区蔡会文及阮啸仙、刘伯坚同志领导指挥坚持游击战；
（9 ）中央军区司令部直接统帅二十四师七十团，周建屏、杨英兼团长、政委，在苏区穿插游击并与各苏区取得联系和指导工作。中央分局项英、陈毅、贺昌随七十团行动。
大突围就要开始了，人们即将离开中央分局，告别井塘村，各奔东西。
瞿秋白向项英提出，让工农剧社三个剧团作最后一次会演。项英同意了。
2 月7 日晚，下着凉雨，天气特别寒冷，但井塘村却火把通明，热闹非凡。
人们似乎忘记了数万敌军压境的严峻形势。
项英、陈毅、贺昌等中央分局和军区的领导都冒着大雨与大家露天观看这最
后一次演出。
演出的节目有《王大嫂》、《牺牲》等，编剧是苏区著名的戏剧家石联星。
晚会由瞿秋白亲自主持，他讲了话，并给优胜单位颁发了奖品。
两天后，瞿秋白和何叔衡、周月林、张亮等一同离开井塘村，在一个排的护
送下，向闽西长汀转移。然而，这一去竟不能生还。
韩进，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编委，长时间与瞿秋白共事，在
瞿秋白的领导下工作。数十年后，他依然深切地怀念瞿秋白同志。韩进在回忆录
中满含深情地写道：主力红军长征时，五个编委中，任质斌和徐明正两同志随主
力走了，谢然之后来叛变了，编委实际上就剩下我和秋白同志，报纸的工作由我
们两人负责，当时也没扩大编制，也不允许扩大编制，增加人员。
记得我还写了一首歌词，题目叫《游击队进行曲》，歌词分三段，每段四句
：我现在记得第一段是这样写：我们不许一枝梭标不见血，我们不许一颗子弹不
中敌，我们是工人农民的游击队，高举自己的苏维埃旗帜！
这首歌词在报上登出后，瞿秋白同志看了。他说：“这个很好嘛！谱一支曲
子让工农剧社的演员们去唱吧！”
我说：“我不会作曲，叫谁去谱呢？”
“让崔音波同志给谱吧！”瞿秋白同志说。
我跟瞿秋白同志共住一个套间，他住里间，我住外间，我们之间相处很好，
无话不谈。当时他也受“左”倾领导者的压制，但他始终没有讲过一句对中央、
对党不满的话。瞿秋白同志确实是个很好的同志。
2 月10日，项英、陈毅、贺昌率红二十四师七十团和中央分局、中共办事处、
中央军区机关直属队，离开井塘村，经会昌白鹅转移到于都南部禾丰地区。
按照中央分局的突围计划，2 月中下旬，各路部队分途突围。
2 月21日，项英向朱德、周恩来、洛甫报告了中央军区各部突围的近况，请
中央给予指示。
23日，中央致电项英，给予指示，并要求“不应把分局的人集中在一起，除
项英、陈潭秋、贺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队内负责工作。陈毅可独立
领导一个独立团。”
但项英还是决定陈毅和自己、贺昌一起走，陈潭秋去闽西张鼎丞处指导工作。
突围，为时已晚。各部一出动，即遭堵截。北部陈诚部队近十万人由北而南
压过来，南部陈济棠部队六万人严加堵截，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区的中央分局、中
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直属队已不能久留。
陈毅回忆此时情景时充满悲愤：四个月时间浪费了，弄得军心涣散，军队瓦
解，没有战斗意志了。亡国了嘛！人家万里长征到少数民族区域，到了死亡边缘，几乎灭亡；我们这里也差不多到了灭亡的边缘。这么大的国家亡了。经历了亡国的惨痛。中国这么大，却没有地方去了，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
这里喊捉，那里喊杀。咳，老头子、小孩子、妇女，满坑满谷，满村遍野地
跑，没有地方去。有的老百姓认识我，问我怎么办？说红军不该走，红军不走不会是这个样子。他们不知道红军不走也不行。动员他们回家，他们不回，跟着队伍走，越这样，越影响队伍。老百姓、伤兵大批跟着走，完全是敌人手上的战利品。真是一片国破家亡，很悲惨的景象。于是决定突围。
突围只能是九死一生。
李才莲所率独立第七团为第一路。第一路从瑞西的铜钵山区出发，原来欲往
闽赣边突围，可能的话转至江西省委、省苏所在地博生县（今宁都）领导该地区
的游击战争。但行至瑞金九堡时，部队即被打散。李才莲历尽艰难，收集溃部，
好不容易与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联系上，但即在一次突围战中壮烈牺牲。
1986年，当索尔兹伯里写作后来脍炙人口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仍然对李才莲其人其事不甚了解。后来，人们请教了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丕显，查阅了数不清的苏区文献和报刊，才略微查询到了李才莲的身世业绩。
李才莲，江西兴武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首任少共上犹中心县委书
记，广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儿童局书记，1934年接替张爱萍任少先队中央总
队长，红军长征后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等职。牺牲时年仅22岁。其妻池育华，自
1933年分别后再也未能相见。池已70多岁，现仍在其家乡兴国农村。
梁广，当时任全总中央执行部的部长，他担负着去上海为中央局搞电台的特
殊任务，要经过闽南交通线出海。因此，他随陈潭秋一路突至闽西。
1979年，梁广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陈潭秋和谭震林带了一个加强营，有四
个连，战斗力比较强。大约是春末的一天，我们从瑞金西南的一个地方出发。此
时，敌已在闽赣边境一带设置了重重封锁线，用六个整团的兵力对我们进行前堵
后追，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艰苦的战斗。
“在四都附近的一仗，我们仅有的一挺重机枪被打坏了，营长也牺牲了，震
林同志便亲自指挥。晚上，我们突破敌人的防线。插进旧县河南的一座大山里。
这座山很陡，崖壁上的路又窄，天黑不见五指。为防止暴露目标，行军一律不准
打手电，我们一个接一个，摸着绳子在崖壁上攀行。突然，潭秋同志一脚踏空，
哗地一下摔了下去。天亮时才在谷底找到他，只见他浑身血迹，左脚跌得趾断、
掌裂，耳朵也受了伤，他忍着痛，被我们搀扶着赶上了部队。
“根据情报，敌人正从四面包围上来，处境仍然危险。潭秋同志与我们商量，为了减少行动目标，决定分两路走：一路由谭震林同志带两个连随潭秋同志走小路；一路由我带两个连从大路穿插掩护，吸引敌人。结果，我们这路先到预定的集合点。等了不久，谭震林同志带着两个连也赶到了，大家很高兴。又经过几天艰苦行军，我们终于到达永定赤寨，与张鼎丞、邓子恢等同志会合了。潭秋同志在那里主持召开了有重大意义的闽西南军政会议，研究确定了游击战方针。”
在闽西随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的原福
建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伍洪祥回忆说：“在我们这块游击区里，还剩有近两个
团的部队和三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处于分散混乱的状态。在这严重关头，潭秋同
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立即召开闽西南党军政负责人紧急会议，宣布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谭震林为副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闽西南红军和各地游击队同敌人的斗争。这样，就解决了分散、各自为政的危险状况。这是潭秋同志很重要的功劳和贡献。”
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央苏区分局局长汪金祥和原湘赣军区副总指挥李天柱各率
红二十四师的四个连，向寻乌南部突围。1935年3 月25日前后，在安远、寻乌边
境清溪地区，遭粤军独立第四师堵击。激战三天三夜，部队损失惨重。汪金祥、
李天柱部各剩二三十人，于月底到达寻乌南部山区。
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和二十四师七十一团政委史友生等，率七十一团从禾丰
出发突往湘南。3 月2 日到达信丰安息、极富；在极富遇敌激战后，突至信丰境
内油山，其后转至湘南。
毛泽覃率一个连于3 月中旬从禾丰出发，经会昌、白鹅、小密，到达闽西，
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省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等会合。一个月后，毛泽覃在瑞金
红林山区不幸阵亡。敌军从毛泽覃身上搜出了其胞兄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
突围前夕，中央军区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张凯被调到独立三团担任政治委员，
独立三团团长徐鸿，政治部主任陈铁生。张凯在回忆中写道：陈毅同志找徐洪和
我去谈话交待任务，要我们立即去三团工作，准备分散突围。
中央分局原决定阮啸仙同志随我们团行动，后来因为他是赣南省委书记，又
决定他随赣南省机关部队行动，中央分局另介绍陈正人和彭儒同志同我们走。陈
毅同志在向我们交待任务时，反复叮嘱说，突围途中可能遇到敌人追击堵截，要
独立自主地处理一切问题，并要与当地党组织及根据地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依靠
群众求得生存和发展。
我们接受任务后，立即就到了该团。这时，敌已向禾丰地区进攻，独立团的
一部分队伍正与敌接触战斗。情况紧急，我们当即决定全团分成两路：一路由徐
鸿率五个连，一路由我率五个连，从信丰至赣县王母渡、大埠间，渡信丰河，向
南康、崇义、上扰方向前进，然后再到遂川、宁冈一带会合。我们的行动是很仓
促的。我率的一路，从于都的小溪出发，到达王母渡、大埠之间渡信丰河。由于
敌已沿河部署兵力防守，渡河未成功，损失百余人，只好折回向南走。当时还拟
从信丰、南雄之间插过去。
当我们经过龙布、重石、版公、古陂、安息圩等地时，沿途均遭到敌追击堵
截，部队损失很大，到达安远西南九龙蟑时，仅剩下一百五六十人。后来又转到
安远以南山地，找到了安远县委书记杜慕南，部队仅剩百把人。经商量，我们决
定收容被打散的部队进行整理，待后再去湘赣边去，因而就在安远以南地区坚持
游击战争。这时，已是3 月下旬了。
由徐鸿率领的一路同样没能渡过信丰河，部队损失更大。据有的失散人员说，部队被打散了，有的伤亡，有的被俘，究竟剩下多少人，到什么地方去了，都不清楚。徐鸿在战斗中不知下落。我们出动后就与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失去联系，以后一直没能联系上。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陈正人（解放后任江西省委第一任省委第一书记）
随独立三团突围，幸免于难。他1940年在延安写的《我的自传》中详尽回忆了当
时的情景：1935年春间，中央苏区红军第二次突围时，我那时还在病中，中共中
央分局项英同志因鉴于时局严重，在苏区无法找得着养病地方，遂决定我和以
栗同志分赴白区休养，并决定彭儒（陈正人夫人）同志和我同去。以栗同志后干
赴白区途中遭遇敌人牺牲。这个问题的决定和处理是经过了项英、陈毅同志的。
当时党给予我两年养病费，给彭儒一百五十元，决定我俩随一部队化装潜往白区。
我和彭儒于是年春间随独立三团出发，预计该部渡过信丰河，到信康赣去。
但没有达到目的。我俩随部队折转到安南县委游击区去，中间经数次激战，于寻
安边与广东敌独立第九师之一部打了一仗。我军败退，彭儒于是役中被俘去。我
们跟上了部队。最后，我乃与独立三团政治部主任陈铁生同志商量，由安远乡间
化装潜往白区，与陈一新周时走，由一熟悉往广东梅县的挑夫引道，遂于1935年
夏安全到达梅县，后与陈一新经潮汕到达香港。
彭儒同志被俘后，经她哥哥彭瑛营救获释。陈正人便潜往彭儒家乡湖南宜章
崎石乡下养病。1937年5 月，陈正人历经艰辛，辗转曲折，到达延安。
1935年2 月下旬，红军九路人马相继突出去七路，剩下的中央分局和赣南省
两路离开禾丰、转往上坪山区。
3 月初，红透了东南半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区域，只剩下上坪
山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
围困上坪山的国民党军近五万之众，而此区域的红二十四师七十团、独立团
不过三四千人。陈诚打电报给蒋介石称中央苏区的“赤匪”已悉数被围，生擒项
英、陈毅、贺昌等“匪首”已指日可待。中央军区决定，赣南省委、军区、省苏
及直属队突破封锁，到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去。
赣粤边于1934年11月经中共赣南省委、军区批准，成立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
军分区。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李乐天，特委副书记杨尚奎。
李乐天，广东南雄人。1927年考入江西大余省立第十四中学。1927年春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8年2 月参与领导南雄县农民武装暴动，同年8 月任油山游击队
负责人。1930年4 月任赣南红二十六纵队政治干事。1932年4 月任中共南雄县委
书记，1934年6 月任赣粤边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任信康赣雄特委（后改赣
粤边）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1935年3 月起，会同项英、陈毅等，共同领
导赣粤边游击战争。1936年1 月在信丰小河乡英勇牺牲。
杨尚奎，江西兴国县人。1928年参加革命，曾任兴国县委宣传部长、石城县
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粤赣边特委副书记，与项英、
陈毅坚持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建国后，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第一书记，
华东局书记等职。1986年在南昌病逝。
3 月4 日，中共赣南省委、省苏、省军区和《红色中华》、工农剧社等机关
部队，在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省委书记阮啸仙、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率
领下，开始突围。
蔡会文在突围前，曾作诗吟道：连天烽火炮声隆，惜别赤都情意浓。
重围突破万千重，挥戈直指油山中。
3 月4 日，赣南省的人马刚出动，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根据蔡会文的命令，以一部兵力配备重机枪连抢占牛岭制高点，拿下三号堡
垒。军区司令部、机关和警卫连，编在队伍中间；另一部兵力，在后面担任后卫
和做收容工作。
天渐黑，山路崎岖难行。有的同志爬上去又滑下来，但没有叫苦的。队伍到
达马岭附近，已是凌晨3 点多钟。稍事休整，吃了点干粮，即投入战斗准备。
东方刚露曙色，战斗就打响了。红军以猛烈的火力压住敌堡垒，机关枪和手
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先头部队如龙似虎，猛打猛冲，迅速越过了牛岭、马
岭这两道关口。
但是，省党政军机关在过时牛岭时，遭到了敌人的伏击。敌凭借优势兵力和
堡垒群，以猛烈的火力交叉射击，弹如雨下。接着，堡垒后面的敌军像疯狗似地
猛扑过来，将机关的队伍拦腰切断。
牛岭、马岭封锁线的激战异常惨烈，红军遭受了惨重伤亡，赣南军区政治部
主任刘伯坚、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等负伤被俘，省委书记阮啸仙中弹牺
牲。
刘伯坚本来目标就不小，加上骑一匹白马，更加引起敌人的注意。先是，他
骑的马负伤，他迅速跳下来，带着大家向敌人猛烈扫射，一鼓作气冲过了第一号
堡垒和第二号堡垒。当他冲出山坳到达信丰唐村时，不幸他的左腿又被流弹击中，刘伯坚的子弹也打光了，他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马岭、牛岭之战，前锋与机关被断成两截，蔡会文万分焦急，命令重机枪连
组成集中火力，用炽烈的火力从侧背打击敌人，接应机关和后续部队，无奈敌人
如潮似涛，疯狂而至，蔡会文高声大呼：“同志们，快往这边冲，快往这边冲！”
战斗一直打到天黑。蔡会文率领的前卫部队突破了牛岭、马岭封锁区。
陈丕显在回忆中这样写道：天黑了，雨还在下着。像头天晚上一样，没有一
点星光，找不到任何可以辨别方向的天然目标。
蔡司令员凭借着风雨刮来的方向，看着指北针上微弱的荧光，来确定前进的
路线。我紧跟着蔡会文，幸亏他个子高，依稀看得见他的身影。我就跟着他的身
影前进。羊肠小道上满是泥浆、断树、草丛和石块，战士们一路跌跌爬爬地向前
走去。
天亮时分，省委书记阮啸仙的警卫员余虎带来了阮不幸牺牲的噩耗。
蔡会文望着远方，脸色阴沉地轻声说道：“圣地埋忠骨、浩气贯长虹。
阮啸仙同志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同我们永别了。让他们留在革命根据地的
土地上吧！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阮啸仙，广东河源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五四运动。参与发起
成立广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为广州学生运动领袖。出席党的三大后，
任中共广东区委农运书记，同彭湃一起领导广东农运。1925年主持广州农民运动
讲习所。1927年在“五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广
州起义。六大时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1929年从苏联归国，担任过北方局组织部
长等要职。1931年入中央苏区，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
执行委员，中央政府审计委员会主任。长征后，调任赣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
政委。
梁柏台、刘伯坚被俘，阮啸仙阵亡，国民党军甚器尘上。《国民日报》报道
：本月六日，在罗坑、金沙、石寮一带，与伪赣南团及伪二十四师等匪相遇，双
方激战三日。直到九日，始将全部解决。查是役缴获械五百余枝，俘匪七百余人，中有伪中央委员兼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击毙伪中央委员阮啸仙等。
广东军阀余汉谋，以此为资本，向蒋介石邀功请赏。他在1935年4 月的《绥
靖公报》中写道：前经奉钧署转交下伪中央委员会布告悬赏购辑案，当以途远，
押解恐有疏虞，经本（三月）二十一日权予判处刘伯坚等五名死刑，即午提验正
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并经养法电请蒋委员长钧座将阮刘两犯奖金照案领发在
案。理合将判处该刘伯坚等五名死刑并执行日期，暨生前及伏法后与阮啸仙尸身
相片，供词备文呈请察核！俯赐准予备案；并乞转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武昌行营核准依此给奖，以励士气，实为公便！
谨呈驻赣绥靖主任顾附呈判处伪中央委员刘伯坚等五名生前及伏法后与击毙
中委阮啸仙尸身相片共一十四张供词一扣。
驻赣第六绥靖区司令官余汉谋与刘伯坚一同遇难的还有赣南军区政治部秘书
廖昔昆、独立第十六团参谋长陆如龙、中央政府办事处交通科长连得胜、贸易局
会昌分局乱石采办处营业主任王志楷等。
刘伯坚就义前，留下了气吞山河的不朽之作《带镣行》：带镣长街行，蹒跚
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作。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突围时，《红色中华》报社、工农剧社与赣南省机关的队伍一起，被敌隔断
突围出路，绝大多数被俘或牺牲。
韩进回忆：中央分局召开第二次会议后，陈潭秋同志就通知我突围到上海去
找党，同时安排突围的还有赵品三同志。我和品三同志安排在赣南军区。
我们到了赣南军区，突围时被编在林华支队。是蔡会文司令员将我们编入这
个支队去的。林华是支队司令员，支队下面有好几个连队。我和赵品三同志都化
装成红军战士，因为没有枪，手拿一支梭标。除林华知道我们的职务姓名外，别人都不知道。我们从于都南部的山区出发，在安远信丰交界地区被广东军队打散，我和品三及石联星等都被敌俘虏。敌人要我们交枪，我们就把梭标丢给了他们。敌人还从我身上搜走了那一百元票子，把我的一双较好的鞋也拿走了。
我和品三被俘后，押到信丰县城，由于没有暴露身份，所以后来也被当作普
通俘虏给放了。我们离开信丰经吉安、九江，辗转到上海找组织，但未接上关系。
支队司令员林华，后来也在战斗中牺牲。抗战时，韩进在山西遇见陈毅，并
汇报了林华的情况。陈毅说：“林华是个好同志。”
随这一路突围被俘的还有王贤远，他这样回忆道：我当时任中央苦力运输工
会委员长，原先准备参加长征。后来，组织认为我是赣州人，便于在当地工作，
才决定我留在苏区。
当时，我带了一个中队，任中队长，陈友生任中队指导员。我们的任务是掩
护赣南省机关部队突围，并在于都禾丰、黎村坚持游击。在战斗中我们中队也只
剩下十五人了。我们又在于都南部坚持了一个星期，最后，我也被俘了。
我被押解到了大余。在大余法庭上，敌人要我和刘伯坚、梁柏台同志对质。
尽管我和梁柏台（中央政府内务部长）在中央机关工作时经常来往，但在敌
人的法庭上，我们都装做不相识。他们保护了我，我没有文化，不出名，敌人搞
不清我的身份。对质后，刘伯坚、连得胜等同志在大余牺牲了。但是，我没听到
梁柏台在大余被公开杀害的消息。
我估计，梁柏台是被敌人秘密杀害的。那时，贺怡同志每月都到我家来一次
看报。她对我说：敌人的报纸上没有看到梁柏台的名字，也没有听到他在大余活
动，一定是被敌人杀害了，而且是秘密杀害了。
赣南省机关直属队一路，突围时一千八百余人，但后来随蔡会文突围出来仅
八十余人。
数月后，蔡会文及陈丕显等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目的地——
赣粤边特委所在地油山。
惨烈的突围，蔡会文感慨万千，赋诗两首。
其一为《渡桃江》：
三月渡桃江，江水滔滔不绝。休道人饥马乏，三军心似铁！
过关斩将敌胆寒，破贼围千叠，指顾油山在望，喜遂风云合！
其二为《突围行军纪事》：
料峭春寒浓，强敌跟踪，夜行山谷月朦胧，林密坑深敌惊胆，莫辨西东。
血染遍山红，士气豪雄，餐风饮露志若虹；倦卧茅丛石作枕，若醉春风！
项英、陈毅、贺昌所率中央军区司令部直属队是中央苏区九路突围的最后一
路，他们离开于都南部上坪山区的时间是1935年3 月9 日。
陈毅回忆当时的情景：当时贺昌同志很急躁，项英同志很拘谨，他一定要发
电报给中央（这一点还是好的）。在那样的情况下，无论如何要当机立断。五路
已经突围了，当天下午我们就要突围。下午太阳都落坡了，他一定要把电报发出
去。从早晨发报，一直到下午4 点钟才把电报发出，报告他们这个电台我们不能
再维持了，要转入游击战争。他一直呆在无线电台旁边，队伍在大路上等。贺昌
不能等了，他说他先走。我说你无论如何要过会昌河。你先过河掩护我们。
我们最后一批走，和项英同志一起走。他带着两个营先走了。
电报发完后，天已黑了，我们这才带上一个营出发。一走就打上了，队伍全
散了，营长也不见了。我抓住了一个排长，要他集合队伍，搜集了二三十人。我
告诉他，天黑了没有什么关系，不要开枪，别打?br />免费电子书下载shuba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