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考入湖北美术专科学校，因在校领
导学潮被逮捕，后被中共解救送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国后历任中共泰和、万泰、乐安县委书记。1933年4 月，苏区中央局委任他代
理中共湘赣省委书记，5 月任省委副书记。陈洪时和任弼时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
学曾是不同届的同学。任胡子看起来很深沉，而陈洪时却有点阴沉，谭余保不喜
欢陈洪时，尤其是陈洪时任代理书记期间，整湘赣省湖南方面的同志是不择手段
的，这给谭余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此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个人主义严重，
喜欢自以为是，和许多同志关系也处得不好。
因此，当省委按照中央指示确定陈洪时任湘赣省委书记时，任弼时、张子意、
吴德峰、肖克、王震等同志都不同意，谭余保还专门向任弼时请示过这个事，但
最后还是按中央的指示决定把陈洪时留下来往省委书记。
“留就留吧，不想那么多了。在当前这种危急关头，我尽力同他搞好协调就
是了。”谭余保心中默念道。
不知不觉，天已经大亮了。谭余保立起身，晃了晃沉重的脑袋，走到屋内用
冷水擦了把脸，草草地吃完早饭，没有休息也没有搭理劝他休息的警卫员，就重
新开始了工作。
8 月7 日，红六军团大部队九千多人从遂川横石和新江口出发，在红独立第
四团的配合下，踏上了西征的漫漫征途。
红六军团的突围，并没有减轻湘赣苏区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致力“围剿”
中央苏区多年，很清楚湘赣苏区对中央苏区的战略意义，要彻底打垮中央苏
区，对处其右翼的湘赣苏区不进行彻底“清剿”是不行的。因此，国民党当局在
湘军大部追击红六军团的同时，并未给湘赣苏区留下喘息的机会，仍然用重兵
“进剿”湘赣苏区。
9 、10月间，国民党正规军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李抱冰的第五十三师，罗
霖的第七十七师，王东原的第十五师，朱耀华的第十八师分别驻扎在吉安、安福、
遂川、泰和、莲花、茶陵等地，在江西地方反动武装的全力协助下，以六七万的
总兵力，在湘赣边四周形成了对湘赣苏区的新包围圈。
然而，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并没意识到形势的恶劣，他仍然乐观地认
为：目前苏区形势开始趋于好转，红军主力牵制着几十万的白军尾追而去，苏区
的活动中心可以暂时平静。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区部队应四处出击，扩大影响，
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头，再一举恢复失去的根据地。作为湘赣苏区一把手的陈
洪时还利用自己的权力把这种思想形成决议，用以指导湘赣苏区的斗争，而丝毫
不接受谭余保、彭辉明他们的立足打游击战争的劝告。
在这个“左”倾决议指导下，苏区红军四处出击，和敌人死打硬拼，虽英勇
作战但终因力量悬殊，以卵击石，恶果就立刻显露：红独一团、红独二团被打散
；红独三团被迫从永新石灰桥突围，转移到泰山根据地，中余被阻，团长刘启明
牺牲；红独四团则被迫转到桂东，在汝城、资兴一带活动。
这样，湘赣苏区便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成了十几块。省党政军机关所在
地牛田圩与上下左右的联系也被割断了，党政机关在牛田圩难以立足了。
10月中旬，垂头丧气的省委书记陈洪时召集谭余保、彭辉明等党政军领导在
牛田圩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部队的转移问题。
当时形势十分紧迫，对转移，大家是一致的，只是对向哪里转移还稍有争议。
部队转往何处的问题一提出，会场内便议论纷纷。有人提出向老根据地井冈山转
移，谭主席当即起身表示反对，他说：“井冈山离牛田很近，游击条件也很好，
但现在不能去。1930年王佐、袁文才被杀，其旧部一夜之间全部反水，既打国民
党，也打共产党，我们在那里已没有群众基础，我们不能去！”
谭余保望了望在座诸位，然后说：“我以为，我们应该挺进武功山。”
说完，他疾步走到墙上那幅破旧不堪的地图面前，指着地图说：“武功山位
于湘赣两省边境，与罗霄山脉交叉而过，由东北向西南横跨赣西、湘东，延绵一
百六十多公里。山高体大，丛林茂密，山峦重叠，山势险要，周围还伴有太平山、
柑子山、棋盘山、铁镜山、五里山等数十座大小山峰，方圆八百余里，回旋余地
很大，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进行游击活动的理想天地。”
停顿片刻，谭余保接着说：“这里还盛产粮食，山上还有野菜、竹笋、蕨根
等充饥之物。更重要的是，这里山民纯朴，又是老苏区，人心向着共产党，有很
好的阶级基础。”
在旁边默不作声的军区司令员彭辉明此刻接上话茬补充说：“在武功山区游
击，我们还可以利用湘赣两省敌人的内部矛盾，保存自己，发展自己。”
省委书记陈洪时没有作声，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当然他也不想表示反对，一
来武功山西北附近就是他的老家，但已是十年有家不能回，很想借机回家看看。
二来，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他的确也不知道部队应该往哪里走，更何况“三巨头”
中的二人都同意了，他又何必成为众矢之的呢！
这样，1934年10月18日，湘赣省委党政军机关和红独五团在高度保密的情况
下，离开湘赣苏区长期经营的中心地带，向武功山方向移动。经吉安的天河、敖
城，越过安福的金田、严田、浒坑等地，突破了多条封锁线于31日进入泰山根据
地，与先期突围到达的独立三团会合。省党政军机关驻安福袁家村。
然而，到了武功山区之后，深受“左”倾错误影响的湘赣苏区的主要负责人、
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老毛病又复发了。他没有把当初进军武功山区的初衷
放在心上，在军事上也没有采取游击战的方法，而仍然奉行“左”
倾路线的那一套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白天作战，夜晚宿营，烧碉堡，打民
团，斗恶霸，分粮食，贴标语，搞宣传，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使部队目标显露。
当强敌进攻时，又采取碉堡对碉堡，死打硬拼的消极防御手段，对整个斗争前途
缺少一个总体的把握，总寄希望于“红军打几次大胜仗，敌就会撤走，苏区就得
以恢复，轰轰烈烈的革命局面就会到来”。结果，千里迢迢奔赴武功山区的湘赣
红军游击队一进武功山就处于被动挨打之中，败绩不断传出：11月中旬，江西保
安团二个中队偷袭袁家村，红军进行了阻击战，省委机关暴露，转移到安福境内
的长源头、芦台村一带。
12月下旬，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一部纠集莲花、萍乡诸地保安团，直扑湘赣
省委机关驻地长源头、芦台村。独立三团、五团与之展开阵地战，从上午一直打
到夜晚，终因寡不敌众，趁黑撤出，至此，湘赣苏区全部失守；
1935年1 月下旬，国民党第七十七师罗霖部坐镇武功山区，放火烧山，采取
蓖梳战术“进剿”红军游击队。2 月初，省委派到山外指挥作战的军区司令员彭
辉明，在莲花境内的虎头岭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2 月9 日，省委率领独立三、
五团在观音形、双树坪一带活动时，遭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四六○团偷袭，在撤
退中，仅有的一部电台被损坏，从此湘赣苏区便与党中央和红六军团失去了联系。
战斗连接失利，被敌人称为“丧家之犬”的湘赣苏区部队已是疲惫不堪，军
威荡然，尤其是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的牺牲，在部队中产生了沉重和巨大的冲击波。
彭辉明，广西人，中共党员，1929年12月参加邓小平、韦拔群、张云逸领导
的百色起义。1931年随红军进入湘赣革命根据地，并留在湘赣边区工作，任永新
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红十七师五十一团团长，第三分区司令员等职，1934年10月，
被中革军委任命为湘赣军区司令员。彭辉明是个文武双全的红军指挥员，打仗冲
锋在前，平时对部下十分和蔼，而且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
威望。
彭辉明司令员的牺牲，在湘赣红军中引起了一种悲观失落的情绪，部队中的
“反水”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尤其是一些重要负责人的叛变。先是省苏副
主席肖行麟，再是红五团政委谭富英，红四团政委旷珠权，红四团团长李宗保…
…这样，不到半年，红六军团转移后的五个独立团的领导干部，或牺牲或叛变，
便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是红三团政委刘培善，一个是红五团团长曾开福，兵力也
从当初的五千人退减到几百人。
整个湘赣部队迷漫着一股失败的气息！
1935年5 月，湘赣省委常委会在湘赣党政机关临时驻地——太平山召开，省
委书记陈洪时（此时已兼了军区司令员）主持会议，省苏主席谭余保，省委宣传
部长谭汤池，妇运部长旷金媛，白区工作部部长刘炳高，省委秘书长龙承绪和团
省委书记王用济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在太平山上参天古木下用毛竹临时搭起来
的茅棚中召开。与会者个个正襟危座，表情严峻，气氛显得凝重而又紧张。
省委书记陈洪时叹了一口气，苦笑着首先开腔，他说：“同志们，当前情况
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的部队都被打得差不多了，而主力红军还不知在哪里，和党
中央联系不上，看来我们有必要改变一下斗争的方式。”
他略微停顿了一下，望望四周，然后缓缓地说：“我想，既然目前形势不利
于我们，与其在山里坐以待毙，不如将省委机关转移到安源去，依靠工人，开展
城市斗争！”
话音刚落，省苏主席谭余保就“呼”地一声，站了起来，他指着陈洪时，说
：“当初，部队还有实力，你要死打硬拼，现在，老本被你拼光了，你却要往白
区转移，你这算什么？”
谭余保显得很激动，声音宏亮，双眼圆睁，接着厉声斥道：“你这是逃跑主
义！省委机关搬出武功山，决不是斗争，是逃跑！党中央要我们留下来，就是要
湘赣边区坚持红旗不倒，就是要让苏区群众看到希望！红旗卷起来了，还谈什么
斗争，还谈什么希望！武功山这么大，湘赣苏区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到白区去？”
团省委书记王用济也立起身，用缓和的语调责备说：“老陈，那样做是不对
的，将来是要犯错误的！”
面对谭余保的怒斥和王用济的责备，陈洪时冷汗直冒。他强打笑脸申辩道：
“老谭，不要那么大火气嘛，这咱们不是在商量吗？况且，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
想法，如果不行，我们再另行打算嘛！”
此时，茅棚中又一片寂静。当时，其他同志心态如何，已无法考究。
过了片刻，陈洪时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开腔了，不过这次语气上显得更加谨
慎。他说：“同志们，我这里还有一个方案，提出供大家讨论。鉴于当前的恶劣
琅势，为了湘赣红旗不倒，我建议咱们兵分两路，避免作战目标太大。一路由我
和龙承绪、旷金媛、刘炳高几位同志留守太平山，联络北路，开辟白区；一路由
老谭和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发云同志前往湘南与蔡会文、方维夏联系，寻找失去联
系的红五团，收拾残局，整理武装再图发展。另外，谭汤池、王用济几位同志可
到莲安萍特委去开展群众工作。”
这个建议最终被与会同志接受。
会后，谭余保、王用济、谭汤池都离开省委朝计划的目标而去。
谭余保他们走后，陈洪时又把白区工作部部长刘炳高派往萍乡一带做群众工
作，把旷金媛派往攸县温水地区工作，还把几位女同志如易湘苏、段初英等安置
在山上交通员家中。1935年6 月上旬，他自己便带着老婆张运秀、秘书长龙承绪
和医生及特务班的人员共十二人离开太平山来到萍乡、攸县边界的蛤蟆山。6 月
14日陈洪时便在老家萍乡投敌叛变。
当时任秘书长的龙承绪有个回忆，较详细地描述了陈洪时叛变的经过，文中
这么叙述：谭余保走后，陈洪时带我们在南山住了五天……农历初五这一天，陈
洪时带领我们从太平山的茅棚里出发，到了离茅棚不远的一个姓龚的家里吃中饭。
中饭后，陈洪时找到我和译电员，说这次行动是到萍乡去组织省委，转入城市地
下活动，并要我和译电员就地留下，等萍乡那边搞好了再下山去萍乡。于是……
我俩被留下，当天傍晚，陈洪时便带着他的妻子张运秀、特务班长、医师以及士
兵共九人，夜行到萍乡陈洪时的家里。
农历五月初十晚上，陈洪时便派了一个便衣到了龚家。便衣说是陈洪时要他
来迎我们去的，说那边已经搞好……
这天晚上，我俩在便衣的带领下，连夜往陈家赶，天亮时到达……吃完饭，
陈洪时叫我、译电员、医生及特务班长、士兵等一起谈话。陈洪时说：“红军离
开这里很久了，我们在这里不能工作，不能生存，要想救自己的命，只有向国民
党投降。”
十一日，在陈洪时的家里杀了猪，摆了七八桌酒席。同吃的除我们外，还有
……国民党政府官员。早餐后，国民党政府派了两个排的军队，一个排陪同我们
步行到老关站搭火车到萍乡，向萍乡县政府投降。另一个排则留在陈洪时的家里，
进行保护工作，深怕谭余保派红军来抄陈洪时的家。
我们到达萍乡的第二天，危宿钟（萍乡县长、江西省第二区“剿共”司令部
司令官、第二行政公署专员）便专程去南昌请示我们投降的有关问题。
等了二十多天，却未见危回萍乡。据招待员说，我们这些投降的人不是一般
人，陈是中共中央委员、湘赣省委书记，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也处理不了，要报
告南京政府才能解决……
后来，陈洪时叛降之事果然捅到了南京，蒋介石亲自过问，并电令危宿
钟，准委陈为湘赣边区上校招抚员，留在保安四团工作。陈洪时便鞍前马后，
极力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效劳，天天带着地方保安团队反动武装上山“清剿”
红军游击队，并专做“招抚”工作。
陈洪时就这样叛变了。长征途中的任弼时同志知悉陈洪时叛变后，曾沉重地
对肖克、王震、张子意等同志说：“谭余保同志当时就不同意陈洪时留下，我们
没有听他的意见……”
由于陈洪时的叛变，中共湘赣省委原来的“三巨头”到现在只剩下谭余保一
人。湘赣边区各地党组织也都被破坏，湘赣的革命斗争陷于混乱、溃散之中，湘
赣地区的革命火焰行将熄灭！
然而，湘赣苏区这面红旗是歪而不倒，最终却又被人高高擎起！
此人就是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
太平山常委会以后，谭余保和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发云就往湘南寻找蔡、方部
队。6 月20日，他们来到了茶陵县尧水花棚村边的山上。刘发云借口回家看看，
便一去不复回了。谭余保意识到南下的行动已经暴露，同时又担心太平山上的省
委机关，于是日夜兼程赶回武功山。当他在棋盘山与茶攸莲县委书记吴金莲会合
后，才得知省委书记陈洪时已经叛变投敌。于是他就留在棋盘山，并派吴金莲下
山，联系失散的同志。7 月，谭余保主持召开了湘赣省委紧急会议，这就是有名
的湘赣边“棋盘山”会议。这次会议宣布撤销原省党政军机关，成立了以谭余保
为书记的临时省委和以谭余保为主席的省军政委员会、以曾开福为司令员的游击
司令部。新的领导机构重新确认了以武功山为依托，相邻地区为回旋开展游击战
争的斗争战略。
从此，湘赣边区斗争走出低谷，由衰转盛，一直坚持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1938年2 月，湘赣边区游击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一大队，奉命开赴抗日前线。
1938年9 月，在湘赣苏区坚持斗争十几年，时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谭
余保赶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由于肺病发作，留下疗养，并进入延安
马列学院学习。解放以后，谭余保先后担任了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监委主任、省
纪委副书记、湖南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副省长等领导职务。1963年，调任
中南局监察组组长兼中南局常委。197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1980
年1 月，谭余保病逝北京，走完了他八十一年极富传奇色彩的光辉人生历程。
第十一章中央苏区惨烈大突围项英，唯一留下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5
月书记处会议后不久，项英便知道主力红军将实行“大转移”。但什么时候走，
谁去谁留，他不得而知。是年7 月下旬，项英以中央代表身份，赴闽赣前线巡视。
此前，张闻天曾在闽赣巡视，项英此行是接替张到闽赣巡视，帮助工作。与项英
同赴闽赣巡视的还有毛泽东的胞弟、中华苏维埃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毛泽民的
主要任务是督促征粮、扩军工作。9 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项英忽然接到中央电报，
要他速回。
他策马疾驰，星夜兼程，赶到瑞金梅坑中共中央所在地。博古单独找项英谈
话。
“项英同志，前方情况怎么样？”
出乎博古的意料，项英的回答及表现的神色竟然是那么乐观。“前线将士很
英勇顽强，誓死保卫苏区的决心很大。”“是的，很好。”博古感到一丝慰藉。
停顿少许，博古把话题一转，把这次谈话的中心意思说了出来：“为了更有
力地打击敌人，保卫苏区，近期主力红军将离开中央苏区，寻求外线作战。中央
决定，留下一部分部队牵制敌人，保卫苏区，同时决定你留下来，领导苏区的斗
争。”
项英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因为中央高层领导谁去谁留的问题，博古没有提到
政治局会上讨论，也未征过他本人的意见，这两个月以来，他一直在前线巡视。
项英为之一怔，的确感到突然。从博古郑重的语气中，他感到这已不可能改变。
博古望着项英，等待着表态。
双方目光凝视，一阵沉默。
“我没有意见，服从党的决定。”项英坚定地表示。项英的回答，令博古由
衷地欣慰。他握住项英的手，信任地说：“项英同志，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呵！”
在博古和李德看来，中央政治局成员中，项英是留下来主持工作的最佳人选。
1937年4 月，继埃德加。斯诺之后，斯诺的妻子尼姆。威尔斯也到陕北采访，
她后来写成了一本《续西行漫记》。她未能见到项英，但在陕北的项英的战友们
向她介绍了这位传奇式的领袖人物。
尼姆。威尔斯是这样描述项英的：项英，从前一个武汉工人领袖，据说是共
产党中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作为一个兼具军事和政治才能的人，是跟毛泽东并
肩的。有人告诉我，“他在共产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
现在四十出头的项英，是最早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之一。他的父亲在他孩子时
便死了，把孀妇遗落在极端的贫穷之中。她试当裁缝来养活她的孩子们，儿女到
山中去采集干草和柴当燃料出卖。
项英十五岁做典当学徒，几年后地位升高了些，学会稍能读书。他敏锐
地自觉到自己是穷人却帮助富有的重利盘剥者去剥削别的穷人的这一种矛盾
；大半便是这一种对于重利盘剥的不平的洞鉴，使他后来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
平汉铁路罢工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他即辞去典当伙计，离开湖北黄吱县他出生
的乡村，以便把全部时间贡献给党的工作。
虽然他据说外貌并不动人，可他有一种有力的个性，懂得怎样获取社会一切
下层阶级的信任和援助。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他是在各种工会里的党的组
织者，一九二六年是战斗的湖北总工会秘书，这工会支配武汉区的工人运动。虽
然向忠发那时是个工会的主席，据说工会的所有计划和政策，都是项英所草拟的，
他以“向忠发的灵魂”而出名。一九二六年末上海工人运动极度高涨的时期中，
项英当上上海总工会书记，并是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之一。那以后，他一向是中
国同业协会运动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做过支配这个运动到一九三一年的李立
三信任的副手。
项英进苏区时，他做政治局的委员，在苏维埃政府中占着负责的地位，在红
军主力于一九三四年离开南方去“长征”之后，项英留在后面，指挥一切余下的
苏维埃活动……
在中央政治局成员中，除了毛泽东、朱德，就数项英在中央苏区的时间长。
眼下，数十万大军如乌云压顶，人心思动。在这种情形下，谁愿意留？
谁不想走？留下来，意味着死亡！
然而，项英却危难受命留了下来。
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组成，项英
任书记。
与此同时，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
地区”，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林彪、彭德怀、董振堂、周昆、罗炳辉所属第一、三、
五、八、九军团先后撤出前线阵地，向瑞金、会昌、于都等地集结。周建屏、杨
英第二十四师和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团等部，接替了主力的防务。
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发布“大转移”
命令。
命令指出：“兹将军委总司令部及其宜属队伍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
组成野战军同时行动，即以叶剑英同志任纵队司令员。”
第一纵队下辖彭雪枫、罗彬、武亭、陈赓和宋任穷领导的四个梯队。博古、
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都编在这个纵队，邓颖超、康
克清以及电台、干部团也编在这个纵队。
与此同时，又编了军委第二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
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李维汉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为
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
第一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第二纵队代号“红章纵队。”
10月10日下午5 时，“红星”纵队第一、第四梯队率先由梅坑、九堡等地向
于都进发。
前所未有的长征开始了！
“三人团”中，李德走得最迟。他还应项英之约留了下来，作了一次深深的
长谈。
谈话只有三个人：项英、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李德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项英约我
进行一次个人谈话。因此护送我的人员就落在后面了，第二天才赶上了纵队。中
央纵队像所有的长征队伍一样，也只是在夜里、在黑暗的笼罩之下行军。同项英
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
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项英显得非常乐观，虽然蒋介石这时已经开始了新的“围剿”，并且于我们
的独立部队在各处只能与敌人进行周旋，粤军此时在南昌也同样加紧向前推进，
兵临会昌城下，他仍然认为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并非不利。未被敌人占领的连成
一片的苏区还有两万五千至三万平方公里，另外还有一些是被敌人或多或少截断
还存在的苏维埃地方政权的“岛屿”。把这些地区都算在内，留下的居民仍有二
三百万人。当然也应该估计到，这个数字会相当快地减少下来，因为可以肯定地
说，进攻的敌人不仅会占领和“清洗”少数还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县城和所有比较
大的村镇，而且也会把沿途的村庄和这个地区中心的富庶平原扫荡一空。然而，
项英并不气馁。一、两个星期以来，所有危险地区的撤退工作已经在进行。民政
机构、干部和储备物资都转移进了难以通行的山区。自愿跟随他们撤退的还有老
百姓中最有觉悟，特别是参加了地方自己组织的那部分人。当然，项英对迟早会
来的经济困难，也感到颇伤脑筋。
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
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顾及到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谈话中选
词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
无疑，项英的“乐观”是不切合实际的。后来，项英在反省这段历史时这样
说：当时我们接受党中央给予的训今，执行保卫苏区的任务，可是没有明确的、
深刻的对当时的环境情况和整个斗争的前途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以为野战军出动
在湘西建立了新的苏区，必然使中央苏区的周围环境有个大的变化，进攻的敌人
便大部被吸引到湖南去，这样便于我们战胜敌人的进攻。我们估计敌人只能占领
大的圩场和城市。最低限度我们可保持许多不相联系而偏于乡村的苏区，准备在
适当条件下配合野战军举行反攻，恢复被敌占领的城市和己失的苏区。因为这样
的估计和认识，自然不能正确地决定我们整个方针。
因为对斗争形势估计有了错误，就不能迅速转变我们在军事上群众斗争上应
有的转变，以迎接新的斗争，必然照旧继续过去大规模的作战方式来反对敌人的
新的进攻。游击战争的口号虽然叫得很响，但真的游击战斗没有在各地广泛发动
起来，这样在敌人新的进攻之下就遭受了不断的打击和损失。
在军事上，正因为对斗争形势的估计有了错误，必然使游击战争不能正确地
实际地开展起来，对于群众的游击战争的领导和发动更是差得很。虽然我们己放
弃了阵地防御战转变为运动战，放弃了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转为游击战术，
但是在总的方面仍然是采取大兵团的作战的方针，实际上是消极的防御。
1937年11月7 日，项英到达延安。12月7 日，他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三
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报告详细地汇报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过程，并
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严于律已的精神，总结了经验和教训。12月13日，中央政
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区游击工作的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游击区的同
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
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
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
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贵的胜利。
决议还强调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
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
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10月10日，陈毅才知道“大转移”的秘密送走了李德，项英顾不上彻夜未眠
的困倦，便立即到中央医院探望陈毅。
陈毅是8 月28日在兴国高兴圩战役中坐骨中弹负伤的，他当时任红军西方军
总指挥和江西军区司令员。起初陈毅认为自己的伤情无关紧要，便在前方野战医
院治疗。不几天伤势骤然恶化，几乎不能下地，由担架抬到了瑞金梅坑中央总医
院。那儿住的，全是从前线下来的省军级高级干部。
转到中央医院，虽说比野战医院强多了，但当时战争环境，条件很差，医院
虽有x 光机，但没有发电机，照样开不了刀。陈毅住在中央医院个把月，但一直
未能动手术，弹片在体内，伤势总不见好转。
中央医院离中共中央机关仅两百米，陈毅住院这么久，始终都未见中央主要
负责人来看望过。在博古眼里，陈毅是毛泽东路线的人。
陈毅跟随毛泽东可谓久矣。1928年3 月，他与朱德领导湘南暴动上了井冈山。
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兼第十
二师师长。在红四军中，陈毅的地位仅次于朱毛。1929年1 月，他与毛泽东、朱
德向赣南闽西进军，创建中央根据地，含辛茹苦，功勋卓著。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陈毅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陈毅成了毛泽
东忠实的战友和毛泽东路线的坚定执行者。
红军主力“大转移”，博古、李德把陈毅留下来，借口很简单，负了伤，行
动不便。但同时还有一种考虑，项英政治上领导，军事上毕竟有些欠缺。
陈毅虽身负重伤，但打仗有一套，在苏区很有影响。他留下来，有一定的号
召力，也可稳定人心。博古、李德对陈毅也有顾忌：他毕竟与中央路线不合拍，
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他不放心。所以，中革军委离开了，成立了中央军区，统帅留
守的所有红军及地方武装，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未能挂职。
“大转移”前夕，陈毅就有所察觉，因为总医院也动起来了，医疗设备开始
装包打捆，不远处的中央机关的东西搬进搬出，忙个不亦乐乎。
陈毅对病友们说：“可能有大动作。”
陈毅正式得知“大转移”的消息，是10月10日，即中央机关撤出梅坑
往于都进发的当天。代表中央来看望陈毅并通知他的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
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
周恩来对陈毅说：“中央决定留下你坚持斗争。你斗争经验丰富，特别是有
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和苏区几次反‘围剿’的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
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周恩来还告诉了陈毅中央的决定：中央和军委撤出后，在苏区成立中央分局
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委员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中
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
项英在送走李德后，便急匆匆地赶往医院去看陈毅，他知道陈毅是员战将，
想看看陈毅对今后有些什么想法。
项英对陈毅很热情，问长问短，亲自端水送药，十分关切陈毅病情，并嘱咐
院长用最好的药。项英对陈毅说：“你的病好了以后，我们一同大干一场。”
陈毅第二天就被项英派人用担架接到了中央分局机关。
然而，项英没有料到，陈毅对时局的估计与他相去甚远。
当天晚上，项英在中央分局会上传达中央的部署和讨论今后斗争问题时，就
与陈毅发生了意见分歧。
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有第二十四师和独立三、七、十一团；江西军区一、二、
三、四团；赣南军区六团；闽西军区三个团；杨、赣军分区十三团以及登贤独立
团和各县独立营共一万六千余人。
项英热衷于大兵团作战，他主张“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还提出“准备
配合红军主力进行反攻”。在项英的计划中，除了扩充队伍，大摆摊子外，还打
算搞军事学校，搞兵工厂，一切如同过去，企望再搞起一个大的根据地。
他不愿意把得力的干部分配给地方，不愿把比较像样的武器装备分配给地方
部队和游击队。相反，他主张把地方游击队改编成独立团，将勉强出院的伤病员，
都充实到红二十四师主力部队。项英说：“我们有主力二十四师，再加上独立团，
这十多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
项英希望打硬仗，打大仗。他说了很多，谈得很乐观，似乎看见了不远的胜
利。
与其相反，陈毅倒把困难想得很多，把局势看得较严峻。
陈毅提出要改变旧的斗争方式。“过去是大规模的根据地，扩大红军，突击
征粮，从上面布置，贴标语口号，出版报纸，发布新闻，大兵团正规作战，地图
上作业；设医院兵站，积草囤粮；政府摊开办公，门房收发，签字收据，文件抄
得清清楚楚、印刷出来，一印好多本发下去；开会要一个星期、十天，一个负责
人报告要三天三夜，从国际形势谈起……这一切
免费电子书下载shuba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