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对“大转移”如此重大的问题“没有提出讨论”，是因为5 月
书记处会议后曾致电向共产国际汇报，但共产国际却迟迟没有回电。
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着手最初的准备工作。
“大转移”，在匆忙中加紧准备“三人团”中，周恩来负责“大转移”的具
体事宜。他从五个方面做了准备工作。
组织上的准备：为了适应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中行军作战的需要，1934年9 、
10月间，中革军委命令各军团成立后方部，规定：“在各军团内组织野战后方部，
凡军团医院、兵站运输队、教导队、补充团、修械所均包括在内。”
“这些后方勤务机关，由军团司令部实现其领导，由军团干部中，任命一后
方部长，统一指挥后方机关的工作，并于其转移中及配置中，负责管理。”
命令具体规定：一、三军团的后方部下应有“包括四个所的军团医院……
共七个所，其收容总数为三千五百人“：”一个中站三个小站“：”军团运
输队三百六十名。全军团内共应有扶子一千三百八十人“：”两个充实的补充团
（10月1 日编入），新战士共二千八百人“：”中等的修械所工人十名“
等。
命令要求：“军团后方机关应于10月1 日组织好。”
这一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签发的命令最后强调：“这一命令
完全是秘密的，只限于给军团首长，军团首长应依此命令下达个别命令，分别施
行。”
兵员上的准备：1934年夏秋，中央苏区再次掀起猛烈扩大红军的运动，从5
月至9 月，召集了红军新兵近十万人。
1934年5 月18日，中革军委发出宣言“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号召青年
踊跃参加红军。
9 月4 日，在“大转移”前夕，中革军委为扩大红军发出紧急动员令，并宣
布成立独立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个师，组成了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
政委黄甦，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物资上的准备：为确保红军“大转移”，后方赶制了弹药、被服，筹集了粮
草，赶做草鞋，准备了大量军用品。
叶季壮时任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他回忆说：在长征前几个月当
中……特别是整理了兵工厂，造炸弹（每月5 万个），翻造子弹（每月达70万粒），
修理迫击炮弹（共三千个）等，保证了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弹药及长征前得到
比较充分的补充，成了红军有史以来兵工
厂空前的成绩。8 月9 日《红色中华》报道：“福建胜利完成了借谷运动，
完成七万五千余担”，“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二十万双草鞋慰问红军。9 月15日
前完成十万双。”
1934年春夏，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同毛泽东的警卫员吴洁清从瑞金附近大
山里，取回1932年埋藏在山洞里的一百余万块银元，搬回瑞金。长征前夕，这些
银元都被分发给各军团。
军事上的准备：1934年5 月，周恩来派程子华赴鄂豫皖，领导红二十五军突
围转移。
8 月，任弼时、王震、肖克、王首道，率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湘
鄂西，与贺龙、关向应的红二军团会师。
9 月，寻淮洲、粟裕率红七军团北上抵赣东北与方志敏会合。
这些军事计划都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因而成为长征的前奏
曲。
同时，对红军主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斗争，从军事上也着手部署。5 月17日
中革军委命令，重新划分了江西、福建、粤赣、赣南军区及所属分区，明确其目
前任务分两个方面：一要在敌远方创造、扩大游击区域，开始游击战争，牵制吸
引敌人高度兵力于自己方向……二要在敌近后方翼侧及局部正面上建立强有力的
作战分区。新成立的赣南军区，由项英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及军区司令员，指导党
政工作。
舆论上的准备：1934年7 月至9 月，中央红军以“北上抗日”为基本口号，
深入进行了思想动员。
7 月4 日党中央《关于苏区纪念“八一”的决定》，要求提高部队的战斗情
绪及加强部队政治与军事的训练。每一个赤色战士都要深入地了解工农红军与日
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时期是更加迫近了。
7 月8 日，博古在瑞金演讲时指出：“目前的阶段中，我们已不能满足于宣
言与协定。时机已经成熟，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拨一部分的力量直接
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在这方面作了相应的决
定。”
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于7 月15日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
抗日宣言》，郑重宣称：“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受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
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
起来共同抗日。”
中央苏区纪念八一建军节，突出了“红军北上抗日”这一中心。中央政府、
中革军委命令“将北上抗日宣言和抗日的誓词，向全体部队宣布，并要传达到每
个战士中去。”
8 月1 日在瑞金举行了阅兵典礼，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率领受阅红军举行了
抗日宣誓。毛泽东讲话宣称：“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国红军随
时准备随着先遣队出发。”
这些舆论实际上作了红军主力准备离开中央苏区的思想准备。
主力红军大转移，谁去谁留的问题最复杂也最敏感。在“四面楚歌”的情况
下，谁愿意留下来呢？
党的高级干部谁走谁留，由博古说了算。
李维汉在回忆中写道：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
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
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
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
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
我负责管的是苏区中央局的人。中央局有组织局、秘书处、宣传部。组织局还管
妇女工作。中央局的秘书长是王首道，当时机要工作是邓颖超管的，李坚真也搞
机要工作，他们三人都是随军长征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有项
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见，也未
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但我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四个人，他们是
毛泽罩、周以栗、陈正人、贺昌。
毛泽罩在组织局工作，我问过博古，是否让他走。博古不同意，我就没有带
他走。以后毛泽罩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牺牲了。对毛泽罩同志的不幸牺牲，我长
期感到内疚。谢唯俊也在组织局工作，我把他带走了。
周以栗曾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李立三领导中央工作时派去的。他
是主张打长沙，攻大城市的，后来毛泽东把他说服了，放弃了攻打长沙和大城市
的计划。我在湖南时就认识他，而且很熟悉。1933年我到中央苏区时，他己在养
病，没有工作。长征时，博古决定把他留下，我也同意了。
陈正人，原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原来我不认识他，与他没有什么工作
关系。我到苏区时他在养病，长征时，也被博古留下贺昌，我对他很熟悉。立三
路线时，他是北方局书记，六届四中全会时被撤职。长征前他负了伤，曾到我那
里要求随军走。我问过博古，博古不同意。后来他牺牲了。
上述四个同志当时都在养病，没有工作，归组织局管。他们可以留下，也可
以带走，病人可以坐担架长征嘛。他们如果不应该留而被留，我是负有一定责任
的。虽然博古不同意他们走，但我是组织局局长，还有一定发言权，我可以争一
下，但我没有争。
古柏，当时是江西省委决定把他留下的。我与古柏没有打过交道，但我曾在
江西反对过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我也是有责任的。
古柏留在苏区，后来也牺牲了。
何叔衡留下，是博古他们决定的，我没有参与其事。
除了苏区中央局机关归我管以外，我还分管中央党校，从这儿调来的干部归
我负责，我把他们都带走了。长征时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潘汉年，我把这个部的正、
副部长都带走了。
中共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就这样被决定下来。
根据“三人团”的计划，“大转移”安排在10月底11月初实行。由于蒋介石
已发觉红军有转移的意图，命令各路军加紧进攻，前线战局急转直下，红军主力
很可能被四面合围，不走不行了。于是，“大转移”提前了近一个月。
蒋介石获悉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将突围出中央苏区的情报，是在破坏中
共上海局以后。李德这样回忆：当时上海局的领导人李竹声和盛忠亮，在或者被
枪杀或者叛变二者必居
其一的情况下，选择了后一条路，投靠了国民党秘密警察。他们供出他们一
切熟悉或者知道的情况，导致了白区很多领导干部被捕，中央和地方党的组织被
摧毁，很多重要文件被丢失。
蒋介石很可能就是这样知道了我们的突围意图，幸好只是一个大体轮廓，因
为具体的细节，特别是突围路线和日期，当时尚未最后决定，所以也没有告知上
海局。从很多情况来看，蒋介石其实已经得到一些关于我们基本决定的情报。第
一，我在上面已经提到，8 、9 月分第六和第七军团开始突围以后，国民党在后
方加强了封锁区的堡垒设置。第二，陈济棠突然递交停战声明。第三，我们从破
译的电报中获悉，蒋介石指示把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一个月。
在9 月的最后几天中，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
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作出相应的修改。
广昌战役后，蒋军的进攻速度尚不敢“长驱直入”，还是逐步堡垒推进，但
后来得知红军要突围，才各路军齐头并进，直驱中央苏区的心脏——瑞金。
李德制定的红军8 、9 、10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依然命令红军全线抵御，分
兵把守，但前方接连而至的失利，令其惊慌失措。
林彪、寻淮洲、罗炳辉的红一、七、九军团，在福建建宁与敌蒋鼎文、汤恩
伯第二路军六个师拼杀一个星期，无力抗衡，失守建宁城。
彭德怀红三军团与敌刘和鼎第九纵队四个师交战永安失利，永安城陷落。
敌南路军陈济棠部占领会昌筠门岭要塞。
敌李延年第四纵队占领福建连城。
敌薛岳、吴奇伟第六路军占领江西永丰龙岗。
8 月的高虎垴、万年亭驿战役，彭德怀、董振堂红三、五军团仿佛又打了一
场“广昌战役”。红军以步枪、机枪、手榴弹和大刀，阻滞汤恩伯、樊崧甫第十、
第三纵队五个师近八万人的进攻。在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红军与敌血战，
击溃敌军多次集团冲锋，虽杀敌数千，但红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伤亡二千三百
人，其中干部就达六百余人。最终，广昌以南阵地全部失守。
10月6 日，石城沦陷。
10月14日，兴国县城失守。
中央苏区仅剩瑞金、会昌、于都、宁都、长汀等狭小地区，人力物力资源濒
临枯竭，中央红军的处境十分危急。
突围，——只剩下这一条路，且刻不容缓。
“大转移”乎？斯大林一道模棱两可的指令“大转移”非同小可，5 月书记
处会议虽然作了决策，但还不能最后算数，必须共产国际同意，还得斯大林点头。
这是组织纪律，也是惯例。自1922年中共“二大”作出决议加入共产国际，中共
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后，凡重要的问题和重大决策，都必须向共产国际请示
报告。
5 月书记处会议作出把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以后，即通过中共上海
局向共产国际请示报告。
共产国际对瑞金这种燃眉之急的问题，并没有作出迅速的反应，迟迟没有回
电。
在尚未得到莫斯科指令的情况下，李德和博古不敢贸然执行“大转移”
的计划。正因为此，李德在制定红军5 、6 、7 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中，丝毫
没有把“大转移”的问题考虑进去，战略上依然是六路分兵把守，试图“御敌于
国门之外”；战术上仍然是“短促突击”，打“阵地战”、“堡垒战”；提出的
口号是“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
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
一个月后，即6 月25日，一道模棱两可的电令从莫斯科传来。共产国际认为
：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及后方环境等，亦
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
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
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的
扩大自己，以待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这个电文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可走，亦可不走。
这个模棱两可的指令，使博古和李德在决策上造成了失误。在8 、9 、10个
月的作战计划中，一方面作了“大转移”的准备工作，但另一方面，却又依然同
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提出“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命令红军继续分
兵守关，与敌人拼消耗。
由于博古、李德的决策错误，使红军失去了几个月的时机。
博古和李德没有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果断的决策，抓住战机实行突围，而过于
拘泥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当1934年9 月中共上海局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一举破
坏，中共完全失去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后，就立即显得六神无主、惊慌失措，仓
促实行“大转移”。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曾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共产国
际和苏联党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正因为此，尚不成熟的中国共产党，过于迷信
共产国际，过于迷信斯大林，把苏联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化。这也正是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悲剧所在。数万里之外的莫斯科的遥控指挥所造成的决
策失误，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教训是极其沉痛的。
这一方面，“三人团”中，周恩来的感慨可谓最深。
周恩来不会忘记1926年3 月的中山舰事件。倘若当时苏联代表团和共产国际
的顾问不是那么软弱，主张退让的话，而采纳张太雷、周恩来、毛泽东等坚持以
武力对付蒋介石的主张，也许，那段历史就要改写，可能就不会有后来飞黄腾达
的蒋介石。
1926年3 月，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抵达广州，视察和指导广东革命
运动。
布氏在苏联享有很高声望，是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苏共
中央组织部成员。他是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和攻占冬宫的五人小组成员。
在苏联内战期间，他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领导红军取得了多次战役的
胜利。在中国期间，他化名伊凡诺夫斯基。使团成员共十余人，其中有苏共远东
区书记库比亚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普谢、苏联红军指挥员隆格瓦、苏
联驻华武官叶戈罗夫和他的助手特利冯诺夫等人。
在广州，张太雷对布勃诺夫说：“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不久前他们曾
试图在第四军和第一军之间制造分裂。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
到处都是谣言和传单。”
但是张太雷的警告并没有引起苏联使团和苏联顾问的注意和警惕。
几天之后，蒋介石便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3 月18日，蒋介石指使其爪牙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给海军局代理局
长、政治部主任李之龙传达一道命令，要李之龙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
但是，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又矢口否认下过调遣命令，并指使他的
党徒散布谣言，说中山舰是擅自行动，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国民政府，建立
工农政权等。
3 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了广州内外交通，搜查了中山
舰，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团的住所，逮捕了李之龙等多人，扣押了
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这是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反对共
产党，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而制造的阴谋事件，是蒋介石阴谋夺取国民党和国
民革命军最高领导权的重要步骤。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布勃诺夫使团处于被软禁状态。蒋介石派部队去东山包
围顾问团司令部，并在顾问住宅附近布置了岗哨。苏联驻华顾问团的一位译员回
忆说：当时顾问团司令部前面的小花园站了一队士兵，被缴械的卫兵垂头丧气地
站在一边，其中一个稚气未消的士兵差点没哭出来。
不仅如此，蒋介石甚至在布勃诺夫门前也布了岗，虽然蒋知道布氏在苏联身
居要职。
事件发生后，布勃诺夫使团既没有提出抗议，也没有打算进行反击。
与此同时，广州的共产党人却作出与苏联使团相反的动作。
周恩来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中山舰事件
后，他向蒋介石提出质问。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聂荣臻在广东区委开会，主张
对蒋进行反击，认为从力量对比看，于蒋不利，反击取得胜利是可能的。在李富
春家中，周恩来还和毛泽东等进行讨论，大家都主张反击。
这一主张提出后，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未予采纳，而主张妥协让步，以致蒋
介石在军事上的地位更加巩固。
3 月22日上午，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派人去见蒋介石，询问蒋介石，这是对人
还是对俄的问题？蒋狡猾地回道说：“对人不对俄。”并希望鲍罗廷速回。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蒋介石提出撤换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
季山嘉和顾问罗加乔夫、拉兹贡，并要求加仑回任。
面对着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变的反革命行为和要求撤换苏联顾问的无理要求，
布勃诺夫一再妥协退让，甚至还为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辩解。
布勃诺夫一面承认：“广州20日事变，黄埔军队于短时间包围罢工工会及东
山俄人住宅，逮捕李之龙及其他五十余人，都是事变。”另一方面，他又说：
“但也只有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逮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之事。”
在他看来，蒋介石似乎并无恶意，只是孙文主义学会不断挑拨离间、制造事
端。他说：“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
俄反共。”
事件发生时，鲍罗廷不在广州。事发后，鲍离开北京，绕道张家口、乌兰巴
托、海参崴，经海路于4 月29日抵穗。
鲍罗廷一到广州，便根据布勃诺夫提供的处理意见同蒋介石进行会谈，毫无
原则地实行妥协退让政策。
直到1927年10月，鲍罗廷仍然坚信：“当时如与国民党中派分子分裂，那就
是大错误。”“如果中国共产党不作出让步，那就意味着同国民党合作的终止，
革命的力量就会局限在一个省里。”
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既打击了共产党，又打击了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
革命左派，逼走了和他有矛盾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从而控制了广东。
苏联代表团决策的失误，给中国革命留下了祸殃。
周恩来也还记得，1927年7 月末，正值南昌起义爆发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又
来了封电报。
当年挟共产国际指令从汉口赴南昌阻止周恩来举行南昌起义的中央代表张国
焘这样回忆道：由于罗明那兹的发动，中共常委会于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在汉口一
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维汉、张太雷
两中委，罗明那兹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范克，另外还有两位翻译
人员。
罗明那兹发言，首先说到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已有电令
禁止俄顾问们在任何情形下参加南昌暴动。除了这两件不如意的事外，他更进而
报告共产国际的回电，其内容是：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
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去。
罗明那兹那个实干的小伙子，也学会了一些官僚手法。他说：“看来这两件
事及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当面告
知。”他说话时望着我，并问是否可以派我去。
我看清当时情况，立即回答：“这任务既然是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
罗明那兹听了，显得有点丧气地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
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署名拍来的。”
张国焘带着共产国际的指令于30日急赴南昌，阻止起义。
这天夜里，前委会围绕着是否起义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
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等人坚决反对共产国际的指令，主张立刻起义。
谭平山竟气愤地表示：把反对起义的“钦差大臣”张国焘绑起来。
周恩来最后愤然以辞职相抗争，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叫我
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立刻回汉口向中
央报告。”
由于周恩来和全体前委成员的据理抗争，南昌起义没有被阻止住，于8 月1
日凌晨2 时终于爆发了。
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一支共产党军队的诞生，发出了共产党人武装
反抗蒋介石叛变革命的信号！
南昌起义的成功，完全出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料，他们因此而大失体面。
张国焘后来写道：在共产党圈子里，谁也不好再说南昌暴动不应当举行，更
不愿提到曾被阻止过的事。共产国际和其代理人都觉得曾经阻止过南昌暴动，究
竟是不体
面的事，如果在共产国际各支部中宣扬出去，更要引起许多是非。因此，他
们再不愿提起这件事了。
周恩来违抗“圣旨”，坚决果断地干了一件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意愿完全相
悖的事。他的英名也与南昌起义一道，载入了光辉的史册……
七年后的今天，共产国际这份“625 指令”，与南昌起义前夕的“指令”如
出一辙，使远在江西瑞金的中共领导人左右为难。然而，历史的悲剧总有谢幕的
时候。“625 指令”也成为教条主义者把持的中共中央所接到的最后一道共产国
际的指令了。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中断，一直到1936年才得以恢复。但那时的中
共中央决策权已不在王明、博古手中，中国革命的命运掌握在了代表中国的马克
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手中。
第八章红白战线上的秘密握手陈济棠与周恩来言和的秘密使者出瑞金城往西
走三十里，有个林木参天、石山环抱的地方，这便是梅坑。
梅杭原本是个名不见经传、闭塞贫寒的小村庄，1934年夏天，这里却日见光
彩，不可小视，成为中央苏区史上值得一书的地方了。
1934年7 月，中革军委巡视员孔荷宠、中革军委总动员部部长杨岳彬相继叛
变投敌。蒋介石根据孔、杨提供的情报，下令在南昌机场的航空队出动机群，接
二连三地对以瑞金沙洲坝为中心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驻地进行疯狂轰炸。
党中央和军委得悉孔、杨叛逃，立刻下达了疏散隐蔽与修建防空洞的命令。
尽管敌机投下的炸弹命中率较低，但也造成一定破坏，对正常的工作秩序构
成严重威胁：开“二苏大”的礼堂一角被炸坏；乌石垅村军委驻地周恩来、朱德
办公室三米处，也落下一颗五百磅的炸弹。虽未爆炸，但叫人捏一把冷汗。
于是，中央决定：马上将所有中央机关全部撤出沙洲坝，迁往沙洲坝以西三
十里外的梅坑区。
中央机关迁梅坑后，毛泽东、张闻天等所在的中央政府驻梅坑高围乡云石山，
博古等所在的中共中央机关驻梅岗乡马道口，周恩来、朱德等所在的中革军委机
关驻梅坑田心乡岩背厅下。
9 月下旬的一天，军委周恩来、朱德驻地来了个陌生人。他完全有别于平日
进出的红军官兵，从头到脚一副商人模样：质地考究的长衫，别致的礼帽，锃亮
的皮鞋。
来人不与任何参谋、干事打招呼，便在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的陪同下，径
直走进了周恩来的房子。
不一会儿，李克农从屋里出来，向好奇观望的作战局、机要局的参谋们和警
卫队的战士们，传达了周恩来的一道命令：没有紧急情况，任何人不得入内。
军委总部，原本就是个森严神秘的“禁区”。今天，这位神秘客人的到来，
更增添了这个“禁区”的神秘色彩。
周恩来伫立窗前，凝望远山。
“周主任。”来人一声称呼，打断了他的思绪。
“周主任”是黄埔学生对周恩来的尊称、惯称。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
主任，颇受学生们爱戴，故“黄埔生”一直都这么亲昵地叫他。
周恩来记忆力甚强。一见来人即想起曾在瑞金与之有过接触。当时是陈济棠
通过在广东做生意的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舅子引荐，派他来同红军作试探性
和谈的。
“幸会！幸会！”周恩来握着“陌生人”的手，客气地说道。
接着，“陌生人”撩起长衫，从内衣袋里掏出一封密函，双手呈给周恩来。
周恩来接过来函，先请客人入坐，然后开始阅读。
信是陈济棠写来的。
信使动身前，陈济棠非常慎重，单独召见。陈济棠当面交代任务，反复叮嘱
：“途中千万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丝毫闪失。信一定要面交周恩来，速去速
回。”
信中说：我准备派总参谋长杨幼敏和黄质文、黄任寰三人为谈判代表，你们
最好派你们的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
信的内容，正合周恩来所想。
第五次反“围剿”一年来，中央苏区连连丢城失地，无数战士血洒沃野，红
都瑞金亦陷重围。眼下，除南线局势较为平缓外，东、西、北三面则越来越紧张。
如何退敌，如何破围，能否发挥党的统战政策和策略，利用陈、蒋矛盾，在南线
找到突破口？连日来，周恩来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看完信，周恩来忙吩咐警卫员：“快，快去请朱老总！”
非常巧，周恩来话音刚落，门外即传来朱德的接话声：“报告周副主席，朱
德不请自到。”浓浓的四川口音，诙谐而爽朗。
“朱德！闻名已久的红军总司令！”陌生人眼前一亮。
等不及周恩来介绍，“陌生人”便“冒昧”地迎上前去，双手握住朱德的手
：“久仰！久仰！”满脸敬佩之色。
“这位是——”
未待朱德下问，周恩来忙将房门掩上，然后转向朱德悄声说道：“和平使者，
陈济棠派来的。”
“欢迎！欢迎！”朱德亦热情地握着“陌生人”的手说。
一番客套过后，双方就谈判中的具体事项、主要内容等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
见，并讨论了当时的形势及反蒋办法。朱德还亲自致函陈济棠。交“陌生人”转
呈复命。
这位神秘的“和平使者”到底是谁呢？由于当时的会晤、交谈是在极端秘密
的情况下进行的，现今已很难查证。
近五十年后，人们从《朱德选集》中只发现他姓李。
时至今日，他的真名实姓、军衔官阶仍然是个“谜”。
送走陈济棠的使者，周恩来、朱德连日来那种忧虑、烦闷的心情，似乎舒坦
了些。周、朱商定：将陈济棠其人其事，跟博古、李德谈谈。
5 月书记处会议决定，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红军战略
转移的所有工作。这样重大的问题，不通过博古、李德二位决策者，从组织原则
上说不过去。
陈济棠，广东防城人，字伯南。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在粤军中任连长、营长、
团长、旅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1928年后任粤军第四军
军长等职。此后，长期追随蒋介石，鞍前马后，冲锋陷阵，直至1950年随蒋逃至
台湾，1954年暴病去世。
然而，这位粤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南天王”，却绝非蒋总司令手下驯驯服
服、点头哈腰的走卒。“南天王”与蒋总司令，同床异梦、若即若离乃至于反目
成仇、兵戎相见也时有发生。
1929年春，陈济棠任第八路军总指挥。自打退了张发奎和桂系联军进犯后，
统一了广东全省，并占据了梧州，扼制了广西唯一通向海口的咽喉。
随着军事的胜利，陈济棠在极短时间里，迅速扩军，将原有的一个师扩充至
五个师。与此同时，还控制了广东的空军和海军陆战队。
1930年夏，蒋、冯、阎大战中原。陈济棠投桃报李，命部下蒋光鼐、蔡廷锴
率两师之众，开进津浦线，帮助蒋介石，与阎锡山部作战。陈济棠部下出奇兵，
攻克济南。不久，又出平汉线，与冯玉祥部大战。结果，大胜冯军。
战事结束后，陈济棠部下又全部开往江西与红军作战。真可谓东征西讨，汗
马功劳。蒋介石为笼络陈济棠，并使其能替他牵制住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故
指定中央政府将粤税收全部拨给陈济棠作军费。广东为富庶之区，税源甚丰，连
同省收入项下拨给的一部分，每月共达四百三十万，加上广西梧州税款，陈济棠
可收入达五百万以上。按当时规定，每师军费为三十万，而陈不过五个师，只需
一百五十万，剩余超额的经费多达三百五十万，这足够陈再养十个师！
1931年2 月，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于南京汤山。消息传到广州，军政各界震惊。
不几天，蒋介石由南京来一通“解释电文”，说：“胡先生对国民会议，坚持主
张不得议及约法，恐因此引起党内无穷纠纷，28日晚特与详细讨论，胡先生以政
见不合，欲辞本兼各职，并欲择地静居，谢见宾客，故于本日往汤山暂住。乃闻
谣传扣留，殊觉失实。”此文欲盖弥彰，反证实胡汉民确已和李济深相同命运，
被囚汤山了。陈济棠等人，无不怒形于色，愤慨万分。
胡汉民和李济深本有师生之谊，而粤军将领，包括陈济棠等大多数实权人物，
多系李之旧部，感情自然容易冲动。加之胡派首脑古应芬之流，上窜下跳，点火
煽风，不久，广州等地便掀起反蒋高嘲。陈济棠部下将领，纷纷主张用兵干政。
省主席陈铭枢外出时，古应芬、黄居素等说动了陈济棠。
4 月30日，国民党四位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成弗、古应芬以通电
形式发布“弹劾蒋中正提案”。5 月3 日，陈济棠率先发表响应通电。
一时间，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唐生智等人亦发出响应通电。孙科以调
解宁粤争端为名南下，到港后与汪精卫合流，相继抵达广州。27日，广州组织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汪精卫、孙科、唐绍
仪、古应芬、陈济棠、李宗仁、李烈钧、唐生智等十六人为国府委员，成立国民
政府。28日，发表宣言并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电，限于二十四小时内即行引退。
后来，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下野。
这便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宁粤分裂”?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