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她很谦虚，介绍了下面同志如何深入宣传鼓动，如何发动妇女做工作，如
何抓中心带全局，干部们如何模范带头等，但她很少谈到自己。阿金介绍的瑞金
扩红经验在《红色中华》登出后，在中央苏区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极大地推动了
苏区各县扩红任务的胜利完成。6 月2 日，瑞金突击队召开总结会，朱德、罗迈、
滕代远等参加了会议。朱总司令在讲话中称赞了瑞金的扩红工作成绩显著，罗迈
也表扬瑞金在扩红突击中“走上了模范县的道路”。会上，朱总司令代表中革军
委给瑞金县授了扩红优胜奖旗。阿金不仅领导突击扩红，还领导突击征粮。她忘
我工作，同样出色地完成了征粮任务，被誉为中央苏区收集粮食突击运动中的光
荣模范。
1934年10月，阿金和罗迈（李维汉）一起，随着长征的队伍离开了苏区，踏
上了新的征程。
第七章决策长征的“三人团”
5 月书记处会议，李德第一次提出“大转移”
进入中央苏区不过一年光景，主宰苏区的“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便由“铁
板一块”开始分化。
首先从王明集团中觉悟分化出来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
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
治部主任王稼祥。
1934年1 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召开了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
议。
博古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洛甫（张闻天）作了《中
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陈云作了《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
工会工作》的报告。
可以说，这次会议，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博古在报
告中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是
“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形势
十分严峻，但博古却不正视现实，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这次会议决定中央由博古负总责。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总书记。同时设立中央
书记处，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四人任书记处书记，成为中共最高权力核心。
在中央，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
张闻天，上海南汇人，又名洛甫，1925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赴莫斯
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张闻天是个才
华横溢的人。在莫斯科，他的优异成绩和才华颇受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山大学领
导人的赏识。回国后，很快得到王明器重并经王明指定进入临时中央。
还在1933年1 月，临时中央刚进入苏区，张闻天和博古就发生过分歧。
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3年1 月
17日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
宣言》。《宣言》号召：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
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
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泽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朱德。朱毛联名发布的三条
件，张闻天认为很好，很正确。作为中央宣传部长，他认为三条件既是宣传口号，
也是行动指针；既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群众讲的，也是对国民党上层军官讲的。
但博古不以为然。他以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口吻对张闻天说，三条件只是一
个宣传口号而已，只对下层士兵和群众，不对也不可能对国民党上层军官，并声
称，统一战线，只不过是一个策略问题。张闻天认为博古的观点是一种机会主义。
张闻天到苏区后，写了一些文章，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调
子很相近。博古看了以后不悦，专门为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写了一篇
文章《关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观点完全是从苏联搬来的，目的是为了驳
斥张闻天。
在对福建事变和十九路军的策略上，博古似乎采取了开玩笑的态度，在军事
行动上完全不配合；张闻天则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
尽管博古、张闻天在一系列政治原则问题上开始分道而行，但毕竟都是“莫
斯科回来的同志”，都是王明“钦定”的临时中央主要成员，张闻天和博古还没
有在公开场合和正式会议上发生争执。
张闻天后来这样表白当时他与博古相处的心态：“我却从来没见过一次博古
反对过任何问题上的‘左’。相反的，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
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的‘右’打击我，所以
我的反‘左’，常常是胆怯的，在反右倾中附带说及的，或者反一下‘左’，赶
快转过来说要反右。我现在反省，这主要的还是由于我的思想基本上没有转变的
关系，但他的极左态度摧残着一切新思想的生长这一事实，是无可怀疑的。”
其实，博古早就开始排挤张闻天。
六届五中全会后，紧接着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博古看来，党权、军权至关重要，所谓政权就无关紧要了，凡坐“冷板凳”者，
都放在中央政府里面。毛泽东被剥夺了军权，给了一个中央政府主席头衔，实际
上被架空。张闻天不听话了，也到中央政府去坐“冷板凳”。
1931年11月召开的“一苏大”，毛泽东可谓政权“独揽”：中央政府主席和
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两职一肩挑。如今“二苏大”，毛泽东的权力被分割。根据
博古的意见，中央决定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央政府主席，但人民委员会主席要交出
来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权如同“总理”，掌管外交、军事、劳动、
土地、财政、国民经济等二十一个部委厅院。
博古的这一手真可谓“一箭双雕”：派张闻天去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既可
以把张闻天从中央排挤出去；同时，又可以把毛泽东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然而，博古万万没有想到，张闻天被派到中央政府工作，非但没有与毛泽东
产生“争权”的矛盾摩擦，相反，张闻天却完全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后来，他竟
与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了与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唱对台戏的“三人团”。
中央政府设在瑞金沙洲坝，作为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很长的日
子。张闻天上任后，从中央机关驻地搬到了中央政府驻地，就住在毛泽东隔壁。
在进入中央苏区以前，张闻天就知道有个会带兵打仗的毛泽东，把农村根据
地从井冈山一直扩大到瑞金。囿于历史的局限，张闻天同样不可能超越“城市中
心”思想的樊篱，与过去的李立三和现在的王明、博古一样，认为毛泽东的老办
法老经验，在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革命高嘲马上就要到来之时，已经过时了，
不适应新的形势了，与党的进攻路线格格不入，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
进入中央苏区之后的一年里，张闻天与毛泽东在工作上并没有多少直接的接
触，不过听不少人说，毛泽东知识渊博，各方面经验十分丰富。尽管博古曾经说，
毛泽东很难对付，但张闻天相信，只要做人正派，坚持真理，宽
宏大度，就一定能与毛泽东相处好。张闻天初到中央政府，可谓“客人”。
毛泽东尽管年长他五六岁，但还是先去拜访了他。
张闻天很谦虚，见毛泽东来看他，开口便道：“我初来乍到，情况不了解，
政府工作还要向你多学习。”
毛泽东称张闻天笔名“思美”，张闻天感到很亲切，也改称“毛主席”
为“润之兄”。
一番亲切的寒暄之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了政府工作方面，说：“我喜欢在
下边跑，了解一些情况，比如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呀，盐的问题呀，米的问
题呀，房子的问题呀，衣的问题呀，生小孩的问题呀。我想，如果群众中的这些
问题解决好了，他们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自己自身的事。”
这次交谈以后，毛泽东又找张闻天长谈过几次，向他详尽地介绍苏区各方面
的情况。张闻天认真倾听了毛泽东的几次谈话后，发现毛泽东是一个循循善诱的
领导者，对一些问题的见解非同一般，特别是对根据地的情况十分熟悉。这些都
是书本上没有的。他心里想，毛泽东在根据地里一定做了许多具体、实际的工作，
不然，他不会掌握那么多的材料，于是也就对毛泽东产生起好感来。
由于毛泽东处于被排挤的地位，坐冷板凳，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多有歧视他的，
侧目以视。洛甫则不同，由于工作的接触，加之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他俩趋于一致，
他并不觉得毛泽东事事都会错，相反地认为毛泽东有些见解还高人一筹。于是在
人民委员会开会时，常常请毛泽东参加和指导，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譬如根据地
的经济工作，本来是人民委员会分管的，有人向他请示工作时，他还指示同时要
请示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过去管过这方面的工作，很有经验。
张闻天与毛泽东在政府共事的一段时间，通过互相接触，达到了互相了解，
一些看法和做法逐渐走向接近，并没完全按博古的意图去办。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作为“文官”，张闻天没有上过前线，前方战
况，他都是从电报、战报和会议上得知的。残酷的激烈战争，使一介书生的张闻
天不能不对军事问题也感起兴趣。在与毛泽东相处的日子里，接受了不少毛泽东
的军事思想。
毛泽东的寒舍里，没有苏联军事学院大部头的理论著作；毛泽东谈军事，论
打仗，不像李德那样，扯古罗马凯撒，扯法国拿破仑。毛泽东的床头，很容易摸
到一本《水浒》、《三国》或《孙子兵法》。毛泽东能绘声绘色他讲述“围魏救
赵”的故事，能脱口而出：“兵者，诡道也。”“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
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佚而劳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1934年5 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之间的矛盾，
终于爆发出来。张闻天公开指责起博古、李德亲自指挥的广昌战役是拚命主义。
由于这次书记处会议主要是总结广昌战役，所以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和广昌战
役策划者出席了会议。他在回忆这场初次正面公开交锋时写道：洛甫在军事上没
有经验，但对军事著作比较熟悉；他盲目地接受毛的论点，而他的表达能力却比
毛好，因此容易获得听众，尤其是他避免了毛在讲话中一直带有的那种民族主义
语气。洛甫和博古之间，由于广昌战役发生了
激烈冲突。洛甫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条件下，根本就不应该作
战。博古反唇相讥，说洛甫采取了1905年莫斯科起义以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采取
的态度，当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维克名言：“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拿起
武器。”同时博古提醒洛甫，关于广昌战役的决议，当时经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
一致通过，洛甫和毛也是同意的。
面对出乎意料的博、洛之争，周恩来、项英等人没有表示意见。
这次会议，几乎是博古和张闻天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毫不相让，唱完了
一台不欢而散的戏。
但博古对李德的信任却丝毫未减。
这一次书记处会议后不久，李德受中革军委的委托，制定了1934年5 月～7
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
这个计划要求：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
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
这个计划还包括：储备粮食，冬装，新建兵工厂，加强武装动员工作及部队
的整编等等。最后，还草拟了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了军队
的高级领导人。
5 月～7 月的军事计划，已提出了“大转移”，即后来长征的初步意向。
“大转移”的问题，在5 月下旬的第二次书记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会议批
准了5 月～7 月的军事计划，同时决定把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寻求外线作战。
用李德自己的话来说：“此时此刻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意义的。”
大决战伊始，李德和博古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提出所谓新的
军事原则，即打堡垒战、阵地战、短促突击，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到如今
不过半年工夫，红军节节败退，苏区日见缩小，当初的豪言壮语仿佛痴人说梦一
般。
但博古、李德并没有从一连串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主观上找原因，相
反，认为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敌人过于强大，苏区物质条件不好。但事实是：从力
量对比来看，第一次反“围剿”，敌军十万，红军不足四万，敌我力量是25 ：
1 ；第二次反“围剿”，敌军二十万，红军仍不足四万，是6 ：1 ；第三次反
“围剿”，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多，是10：1 ；第四次反“围剿”，敌军三十
余万，红军四万多；是8 ：1 ；第五次反“围剿”，敌军五十万，红军四万多
（未计地方武装），也是10：1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和
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第一至四次反“围剿”
时，则无此有利条件。
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中央政府领导后方倾尽一切力量支援前线，
支援红军，基本保障了前方的物资、粮食和兵员供给。
由此可见，李德、博古为自己推诿的理由难以成立，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5 月下旬的书记处会议，李德提出的“大转移”，并非后来“二万五千里”
那么遥远，只是迫于内线作战失利，而企图到湘西会合第二、六军团，寻求无堡
垒的外线作战而已。
其实，寻求无堡垒区域外线作战，早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初，毛泽东、彭
德怀等人就提出过。前前后后，还不只一次，但都被博古拒绝了。
博古、李德、周恩来——至高无上的“三人团”
“大转移”计划的保密极其严格。最初只有博古、周恩来和李德掌握。5 月
间，党中央常委会成员张闻天、项英和军委领导人朱德、王稼祥可能知道。
8 月间，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陈云、刘少奇及候补委员邓发、凯丰等才
知道。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是个别透露给他的。
直到9 月初，才个别向主力军团首长透露。
林彪和聂荣臻9 月3 日打完温坊战斗后，奉命回瑞金待命，军委副主席周恩
来找他们谈话。
聂荣臻回忆说：“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
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
“三人团”把保密工作看得万分重要。
李德这样回忆：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
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当时关于突围的传
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
部分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但是从9 月初开始，
中央红军的军团已经陆续回到休整地点。9 月底10月初，最后的决定作出后，这
些军团被调到待命地点。同时，向主要干部进行了相应的传达，而中层和基层干
部，不管是民政干部还是军队干部，直到最后还不知道上面提到的政治口号以及
关于蒋介石企图大举进攻的情况说明，出发前一星期，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含义。
1934年夏天，为准备中央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决
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
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
这一临时性的组织，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
权力机构。在“三人团”开会时，他们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会讲德、
英、俄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他们用俄、德、英、
汉四种语言，可自由地进行交谈。
博古即秦邦宪，江苏无锡人，出身书香家庭。1921年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
专门学校，在这里，他受党的杰出宣传家恽代英、萧楚女影响，开始变得热情活
跃起来。1925年，博古成为苏州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上海五卅惨案，他
热血，表示：“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鬼。”在
声讨会上，博古登台演讲，情绪激昂，当场口吐鲜血不止，听众莫不动容。同年
秋，博古考入上海大学。在这里，他听取了瞿秋白、恽代英、李达等人讲授马克
思主义。他刻苦学习，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不久，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6年，博古被军阀逮捕。获释后派苏联学习。从此，开始了博古革命
生涯的巨大转折。
博古极具读书的天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以优异的成绩，与王明一
道博得校领导米夫的赏识而受到器重。1930年5 月，他从苏联回国，先后任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局书记。1931年1 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持下，
六届四中全会上，他与王明一道进入了党中央领导层。顾顺章叛变，总书记向忠
发被捕，王明自感危险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周恩来又早已决定赴中央苏区。就
这样，博古被不正常的历史巨手在仓促而偶然的情况下，推上了中国共产党的权
力峰巅，担任了党中央总书记。
1945年5 月，在党的“七大”上，博古这样描绘自己当年登上总书记位置时
的情形：在上海中央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
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时，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
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
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
年团做了一个时期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
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
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了自己品质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
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
那就是我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
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
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
我说“好，就是我。”（笑声）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
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各方面的错误，
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
责人。
“三人团”中，李德掌握着军事指挥大权。李德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他在
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他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撒、塔西陀、拿破仑、弗雷德
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豫不决。据
熟悉李德的人们介绍，李德并不是只知道堑壕战和只赞成打阵地战。但是，李德
确实顽固地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确实反对红军将领们继续开展或恢复
毛泽东那种随机应变的作战体制。
博古不懂军事，完全迷信这位共产国际的街垒战专家，把红军指挥权拱手让
给了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一局中国象棋，请来了一位国际象棋高手。李
德还未弄清车马炮的关系，便仓促上阵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棋局”的处
处被动和失利，乃至于最终失败，无可挽回，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人团”中，周恩来的职责范围仅仅限于监督军事计划的实施。政治决策
权在博古手中，军事决策权在李德手中，周恩来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位“总参谋长”。
周恩来是中共久经考验的领袖之一。他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探索和领导中国
革命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密不可分，可以说是这一历程的一个缩影，而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则是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党在这一时期自身尚未成熟的特点，同
样也在周恩来身上表现出来。身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他亲身经历了党内发生
的三次“左”倾错误。
周恩来是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形成之时，即十一月扩大会议后，开始
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的。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是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导中国
革命的实践中所犯三次“左”倾错误中的第一次，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
处在危急关头，坚决纠正和结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的过程中发生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对历史的矫在过正，
是党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在实行正确的战略转变的同时而走过的一段弯路。
当时，周恩来并未参与中共中央领导，而是倾其全力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十一月扩大会议召开前夕，才奉命赶来参加，
并且在会上遭到惩办主义的打击，以他为首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受到警告处分。
只是由于周恩来投身革命以后，特别是在领导南昌起义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才干
为党内所公认，才被增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开始参与中央核心领导
工作。
在“左”倾盲动主义形成以后，作为已经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的周恩来，
对此负有一定责任。体现“左”倾盲动主义主要论点的《中国现状与中国共产党
的任务决议案》，是十一月扩大会议一致通过的，作为会议的参加者，周恩来是
举了手的。
“左”倾盲动主义是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后，作为全党的指导方针，贯彻到
各地执行的。这一点，从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通告和给一
些省委的指示信中也可以看出。在对中国革命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周恩来与
党内绝大多数人基本上处于同一认识水平上。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周恩来同意十一月扩大会议提出的“无间断的革命”
的口号。
在对革命形势的估量上，周恩来同样接受了“不断高涨”的提法。
如果说对于革命性质、革命形势这一类抽象的理论问题，周恩来一时未能弄
清的话，那么对于在实践中导致严重后果的举行全国武装暴动的“现时的总策略”，
尤其是其中一些过火的做法，周恩来则是从一开始就有所察觉，并且在实际工作
中有所制止和纠正。周恩来在批评共青团内存在的先锋主义倾向时指出：青年团
大部分主张试验，认为失败也不要紧，这也是孤注一掷的错误。
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一些省委的指示信中，对暴动的定义作了明确
的规定，指出：“暴动这一个名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以武装形式
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意义上。”“暴动的发动是要在工农群众继续不断的
斗争中才能产生，暴动的时间也要依着环境情形、斗争程度、革命情绪、组织力
量如何而定。”如果“斗争还没有起来，暴动便先决定，不是误解暴动，便是玩
弄暴动。”
促使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在全局上对实行武装暴动的方针
有所修正，并且开始实行转变，是由于广州起义的失败。这一转变突出地表现在
对待武汉暴动的问题上。这是实践中认识深化的结果。
在讨论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长江局制止武汉暴动问题的政治局会议
上，周恩来批评了共青团湖北省委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可能，轻率举行暴动的做法，
指出：“估量时局，共青团实有无动不暴的意见，可见他们的暴动观点并未成熟。”
稍后，周恩来等又决定停止原定的两湖年关总暴动，并对两湖的暴动重
新加以部署。
周恩来对“左”倾盲动主义的认识和制止，为我党后来纠正“左”倾盲动主
义准备了思想基础。这就是后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
》传达到中国后，中共中央能迅速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基本结束“左”倾盲动
主义的内在原因。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王明等人打着“反对立三
路线”和“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开始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周恩来、瞿秋白
等对这种反对中央的非法组织活动，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并且在尽可能范围内，
抵制了共产国际扶持王明上台的做法。
1930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来信。周恩来针对王明等人的活
动，特别强调指出：“已经知道了国际来信的同志，必须召集一次会议，要他们
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
党的方式上去。”
其后，周恩来又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一再点名批评
王明、博古等进行反对中央的非法组织活动和拒绝组织分配的错误，指出他们联
名写给中央的信，“中心是不承认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
“他们把这认为紧急任务，简直可以放弃中心任务”。揭露王明借以为资本的与
李立三争论中的许多“左”倾观点，“与立三同志同样是错误的。”强调指出：
“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目前“尤其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
志之超组织活动”。
在12月9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上，周恩来坚持按照原先的组织决定，要王明到
中央苏区去接受实际工作的锻炼。
然而，立三路线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央的领导威信，周恩来的这种努力已经无
力扭转整个局面。更为严重的是，党内许多对立三路线出于激愤的同志，也纷纷
卷入了王明等人掀起的反对三中全会，要求改组中央的风潮。
为了消除党内分歧，周恩来舌干唇焦地到处做说服解释工作，但仍无济于事，
而且许多人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对准三中全会的主持者瞿秋白、周恩来二人。
党陷入了一场面临严重分裂的空前的危机之中。
周恩来看到了这一点。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种种误解和泼来的污水，他
没有作什么辩解，没有计较个人的荣辱毁誉，而是忍辱负重，竭尽全力维系党的
团结。这一心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正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一段日子里，他表现得近乎软
弱，不仅对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承担了责任，甚至对种种恶意中伤，
也报以忍受和缄默。他努力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应意气用事，而应转
变态度，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起来，避免党的分裂，帮助党度过这一困难时期。
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于1930年12月中旬来华后，周恩来与瞿秋白又一道提出
退出中央政治局。
对于共产国际在六届四中全会支持王明上台，意味着党因此陷入了一次危害
更大的全局性“左”倾错误这一点，周恩来也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这
一危害的全部后果尚未充分暴露前，从政治上得出这一结论。
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党的组织原则的约束以及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构
成了周恩来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接受并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基本
原因。应该说，这种个人的失误，更多的是历史给整个党造成的悲剧，是中国共
产党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领袖和成熟的领导核心之前，无法摆脱因历史原因而形成
的过分依赖共产国际这一状况的必然结果。
应该看到，对“左”倾错误的贯彻执行，周恩来往往是被动的和不得已的，
即使执行，也并不是简单机械地照搬，而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主观认
识和客观实际，力所能及地在实际工作中有所抵制和补救。这构成了周恩来在这
一时期，乃至整个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对于王明路线的错误，周恩来在进入中央苏区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也可
谓上海中央来的“钦差大臣”，但周恩来担任了中央苏区最高首长——苏区中央
局书记后，并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开展以反右倾为主的反倾向斗争，而是首先纠
正了肃反扩大化。为。此，他受到上海临时中央的多次斥责和指名批评。
军事上，周恩来更是赞同毛泽东的一套军事原则，而每每与中央闹顶牛，于
是乎才有了宁都会议，有了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辉煌胜利，有了反对
“两个拳头打人”的建议，有了与博古、李德唱反调的支援十九路军的意见，有
了不同意阵地战、堡垒战打法而主张运动战的一系列电报……
正因为此，周恩来在1934年初奉调回瑞金，失去了军权，改为负责一些技术
性的组织工作。
正因为此，诸如六届五中全会的准备，“二苏大”的召开，都未令与闻。
之所以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是由于周恩
来具有的组织才干，在党内无人替代的缘故。这一点正如同六届四中全会周恩来
之所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由于王明所说的“为了实际工作的便利”一样。
这种情况，从为准备长征而成立的“三人团”内部分工亦可看出：政治上由博古
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自从成立“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重大政治问题
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从此时至长征，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会，
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成员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
“大转移”，如此重大的问题，只由“三人团”一锤定音。“三人团”
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李德的“独立房子”，一次在中央局驻地。当时决定，
主力西征，留下项英等组成苏区中央局，率领红军一万六千人，留在中央根据地
坚持斗争。研究留人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只
告诉他一个数字。
李维汉这样回忆：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
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
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
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
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
1934年7 、8 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
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
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名单，报中央组织局。他
还说，因为要去建立新苏区，需要选择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带走，也让省委提出
名单。听了博古的话，我才知道红军要转移了。根据博古的嘱咐，我分别到江西
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粤赣省委书记是刘晓。
政治局之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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