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不是火上浇油？
朱德没有顾及那么多，他继续说道：“野战司令部宣布撤出广昌是明智的，
但太晚了。早撤，三军团就不会受那么大的损失。彭德怀同志虽建议过，但司令
部没有及时采纳，我也有责任。”
朱德一表态，各军团指挥员又七嘴八舌议论开了。
在这种情形下，李德觉得再推诿不作声难以平复会场激愤的情绪，终于通过
伍修权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通：“广昌战役没打好，我要负责任。
“为什么没打好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工事没有做好，我们的堡垒不够结实，
敌人进攻的队伍很密集，我们没有办法实施突击。
“现在，我们还是要加强防守，要修筑更好的工事，阻击敌人的南下攻势。”
李德还没说完，博古就把话题接了过去：“敌人占领了广昌，下一步他们向
哪里进攻？他们要攻占建宁，威胁我赤色首都瑞金。敌人侵
入我赤色区域，要把我们苏区和红军分割开来，所以，我们要很好地研究对
策，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苏区，保卫瑞金……“
这个会，开了几个小时，到深夜才散。
会开完后，博古、李德又找彭德怀谈话。李德无丝毫自我批评之意，闭口不
谈广昌战役失败的经验教训，仍然大谈他那老一套，譬如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如
何组织火力等等。
彭德怀一下子火了，气愤地说：“在敌人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
就有十次失败，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
“彭德怀同志，你的看法太偏激了吧？”李德根本不容这样否定自己的战术。
彭德怀对这种固执的上司，也毫不留情：“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
弹！”
彭德怀继续批评道：“你们的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我军自第四次反‘围
剿’后，就没有打过几次好仗。”
说这番话，彭德怀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在《自述》中他写道：“我尽情地、
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
彭德怀指出指挥上的最大失误就是兵力不集中，把亲如兄弟的一、三军团分
开，尽打击溃仗，劳而无功，有耗无补。他说：“团村的待伏战斗，如果一、三
军团不分开，集中使用，就能消灭敌军三个师十五个团。我们就能缴枪缴弹，俘
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敌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则靠取之于敌，
你完全不懂这样的道理。
“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旅，想延滞半天消灭最后被围的一个营都不准，
前方指挥都没有这样的机动权，硬要叫军队钻到硝石，几乎把三军团让敌消灭掉。
“你们坐在瑞金指挥的第二次南丰进攻战，几乎造成一军团的全军覆灭。连
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点上都规定了，实际上这一带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
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
团早就被你送掉了。
“这次广昌战役你们看到了吧！你是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六年了，
可见创建根据地之不易。‘崽卖爷田心不痛’，被送掉！“
这段话，大大地激怒了李德。《彭德怀自述》中描述当时的情景甚为精彩：
这段话，是伍修权同志翻译的，李德没有发火。我知道没有全翻，如果全翻了，
哪有不发火的道理呢？我请杨尚昆同志重翻了。这时李德咆哮起来：“封建！封
建！”他跳我高兴。他继续骂我，说是因为撤掉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
意（撤职是事实，但不知为什么），我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现在是究竟怎样
才能战胜敌人，这是主要的。我骂了他下流无耻，鄙视了他。那次，我把那套旧
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
顾虑了。
怒不可遏的李德并不能把彭德怀怎么样。回到瑞金后，李德逢人便造谣说彭
德怀右倾。
广昌血战，并不能使博古、李德警醒。李德在他拟定的1934年5 ～7 月作战
计划中，仍然贯穿着“不放弃苏区寸土”的“短促突击”的思想。
中革军委理论刊物《革命与战争》上仍然在积极卖力地宣扬着“短促突击”
理论。这回，李德不再是孤家寡人地自拉自唱，他开始发动群众了——动员所有
主力部队的指挥员替他吹，证明他新战术的正确性——动员一军团长林彪、五军
团长董振堂、总司令朱德，甚至地方部队诸如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闽浙赣军区
总指挥方志敏等，当然也包括他的老“对头”、三军团长彭德怀。
高虎垴阻击战胜利后，彭德怀被指令写一篇文章。彭德怀在《自述》中这样
回忆：这是利用特殊地形，采用反斜面山脚边，完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打的。
他们抓住了这点大做宣传，来说明他们所谓“短促突击”如何如何，借机会
指定我写一篇证明他们的“短促突击”战术正确的文章。当我写了以后，他们就
把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保留了，而不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却被删去。特别删去了
“这是特殊情况下取得的胜利，而不能证明短促突击是合适的”一句，修改为相
反的意思，即证明“短促突击”是正确的，同时经过修改后，没有取得我的同意
就发表了。
第五章“赋闲者”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病”了，住进福音医院在赣南会
议上横遭指责的毛泽东心中甚为不快，加上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后的忙
碌，使他身心极为疲惫。毛泽东向别人透露了想休养一段时间的意思，本来就嫌
他碍手碍脚的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立即顺水推舟，很快就批准了
他的请求。1932年2 月的一天，毛泽东偕妻子贺子珍及十三名警卫战士登上了东
华山，从此开始了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的隐居生活。
东华山，位于瑞金县叶坪乡南三十里处，是一座红岩山冈。山顶上有一座古
寺庙，坐东北朝西南，庙四周翠松古柏环绕，树木葱郁，一条山间小道蜿蜒而下。
毛泽东就住在古寺庙左厢房，警卫战士居右厢房。
“真是个休息的好地方啊！”毛泽东情不自禁地赞叹。
当晚，毛泽东召集全体警卫员开会。他问大家：“你们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警卫战士异口同声地说：“保卫主席安全，让主席休息好！”
毛泽东笑着又问：“还要做什么呢？”
警卫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说什么好。
毛泽东说：“我想利用这段时间，给你们上文化课，学时事，你们还年轻，
要抓紧时间学习。”他见大家还是不吱声，又说：“你们不要为我担心，如果你
们学习得好，我心情就愉快，心情一愉快，病不就好了嘛！”会上，毛泽东亲自
为他们安排了学习计划，上午——文化学习，两个小时；下午——时事学习，两
个小时；晚上自习——一个小时。
第三天，警卫战士便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毛老师”耐心、认真地言传
身教，东华山小住五十来天，天天如此。
读书、看报是毛泽东从小养成的癖好。以前忙于指挥作战，难得闲暇静下心
来享受读书乐趣。现在有时间了。他津津有味地读着不知看了多少遍的《孙子兵
法》、《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如饥似渴地读着他的老朋友“郑爱
群”送来的报纸。
“郑爱群”就是傅连暲，汀洲福音医院院长。福音医院是一家教会医院，傅
连暲是那里的名医。1925年底，傅连暲在连城认识了邓子恢，邓子恢把瞿秋白著
《新社会观》推荐给傅连暲，从此傅连暲思想日渐激进。1927年8 月，他收留了
在南昌起义中负伤的陈赓。1929年3 月，毛泽东率红四军打下汀州后，专程前往
福音医院拜会傅连暲。从此两人便“称兄道弟”，当时毛泽东就拜托他代为订报。
毛泽东后来几次大病于生死之间，都是傅连暲妙手回春，使毛泽东几次幸免于难。
后来傅连暲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说是来养病，其实根本坐不住，除了读书，看报，教警卫战士学文化
外，还经常出入东华山附近各个村落，走村访户，关心着老俵们的柴米油盐。附
近老俵听说毛主席在山上养病，便经常成群，携带猪肉、鸡蛋上山来看他，
毛泽东总是热情接待，并借机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
阴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毛泽东破例放了一天假，对警卫战士说：“我们和
老俵一起闹元宵去！”他们兴致勃勃地来到黄沙村。老俵们听说毛主席
要来和他们一起过元宵，纷纷拿出家藏的干鲜果品请毛泽东品尝。毛泽东与
老俵们看戏，观花灯，度过了难忘的元宵节。
东华山休养期间，毛泽东处理了一件重要的事。一天，毛泽东在1932年2 月
16日出版的《申报》读到一条启事，引起了他的警觉。原来这天的《申报》刊登
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即周恩来。当年他在天津参加《觉悟社》
时，入社的社员皆以“xx号”为笔名，周恩来排第五名，便以谐音“伍豪”为
笔名。此时周恩来已在中央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正在指挥红军作战，怎
么会脱离共产党呢？显然，这启事纯属捏造，混淆视听。
毛泽东感到事关重大，当即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起草了布告，
为周恩来辩诬：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职务，不但绝对
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
是屠杀工农兵进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徒的造谣污蔑……
后来在“文革”中，江青等人为打倒周恩来，便翻历史旧账，遭到毛泽东的
断然驳斥，说：“此事早已查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毛泽东在东华山一住就是五十来天。3 月中旬的一天，项英突然飞马而至，
对正在给警卫战士上文化课的毛泽东说：“恩来同志请你下山。”
原来，正如毛泽东所料，红军攻赣州不克，而且伤亡惨重，周恩来遂派项英
搬请毛泽东下山。
“我一有工作，病就好了。”毛泽东不顾贺子珍的劝阻，当天便下山，于是
便有了漳州大捷。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受到重创的毛泽东没有回到瑞金，而是策马东行，
来到汀州的福音医院。
“郑爱群”——毛泽东的老朋友傅连暲院长一见毛泽东，便连声道喜。
原来，贺子珍十四天前产下一男婴，毛泽东喜得贵子！
贺子珍祖籍江西永新。家境尚可。小学毕业后又进入永新城一教会学校——
福音学校女生部学习，毕业后当了小学国文教师。
1924年，与贺子珍哥哥贺敏学过从甚密的共产党员欧阳洛来到永新，使永新
有了共产党的种子。通过贺敏学，贺子珍认识了欧阳洛。这年夏天，贺氏三兄妹
贺敏学、贺子珍、贺怡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贺子珍还担任了永新县第一
任青年团书记，不久她转为中共党员。
四一二大屠杀的冲击波也波及到永新，贺敏学等人被逮捕入狱。贺子珍在经
过中共永新县委同意后，写信给井冈山的“山大王”、贺敏学的同学袁文才，求
他搭救永新监狱中的共产党员。
袁文才果然讲义气，1927年7 月27日，他会同王佐率部攻打永新监狱，救下
了贺敏学等人。后来贺子珍与贺敏学随袁文才、王佐一起上了井冈山。
这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脚下的宁冈古城。毛泽东与袁
文才在大仓村会面。袁文才将手下部将一一介绍给毛泽东，最后介绍到十七岁的
贺子珍：“这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
毛泽东连声说：“看不出！看不出！”便又问了她的姓名，自言自语地说：
“哦，祝贺的‘贺’，善自珍重的‘自珍’！”
毛泽东住在茅坪八角楼。毛泽东一天总要往袁文才住处走上几回，见到
贺子珍总要跟她聊上几句，贺子珍也常常充当袁文才的通讯员，给毛泽东递
个消息传个话什么的。贺子珍佩服毛泽东的才智学识，毛泽东喜欢贺子珍的俏丽
坚强，两人相爱了。
袁文才洞察秋毫，便充当月老，将他们俩推入洞房。
1928年初夏，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合了。婚后，贺子珍担任井冈山前敌委员会
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转战赣南闽西。
1929年，贺子珍产下一女孩。当时正值红军二打龙岩，战事频繁，贺子珍只
得把女孩寄养在一当地老百姓家，说日后再来接孩子，并送上十五枚银元。
后来，毛泽东之弟毛泽民去接孩子，回答是：“孩子已不在人世了！”
贺子珍痛哭了一场。实际上这女孩并没有死，而是几经转卖，历尽劫波生存
下来，解放后被中共中央办公厅确认为毛泽东之后，如今她已儿孙满堂，在福建
安度晚年。
1932年，贺子珍再次怀孕，临产前，毛泽东将贺子珍送到福音医院。十四天
前，傅连暲亲自接生，贺子珍顺利产下一男婴。
心情倍受压抑的毛泽东见到了患难与共的妻子及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心里暂
时得到了宽慰。
贺子珍生下孩子后，身体虚弱，便请了一个奶妈，奶妈给孩子取名为“小毛”。
毛泽东听说“小毛”之名的来历后，也忍不住笑了：“人家喊我‘老毛’，
我的儿子当然就是小毛罗！”
毛泽东立即给儿子取了大名，叫毛岸红意即生在红区，长大当红军。当然，
也沿用了岸英、岸青、岸龙的岸辈。
傅连暲将毛泽东安排在离福音医院半里路的一座幽静的小洋楼住下。
在福音医院，傅连暲仔细地为毛泽东检查了身体。毛泽东发低烧，傅认为这
是过度劳累的结果，劝他好好地休息。
毛泽东还是闲不住，每天要看大量的书籍报纸，再加上对红军和根据地前途
的优虑，身体日见消瘦虚弱，有一天竟吐起血来。
看着自己的丈夫遭受着病痛与不公正待遇的双重煎熬，贺子珍只能暗中落泪，
她所能做的，就是抱着小岸红给毛泽东逗逗乐。
红军长征时，贺子珍不得不忍痛将小岸红托付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妹
妹贺怡、妹夫毛泽覃。1935年一次战斗前夕，毛泽覃将小岸红临时托付给一老俵
看管，说战斗结束后来接，并记下地址。不料想毛泽覃就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从
此小岸红下落不明……
1950年，贺怡出任吉安地委宣传部部长。她心中始终惦念着岸红，在一次乘
吉普车寻访岸红途中，车翻人亡……
在福音医院，毛泽东与攻打漳州时有一面之交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重逢。罗腰部有伤也在福音医院治疗。他们谈得十分投机。罗明对毛泽东的才干很是佩服。出院后，他便回到福建省委，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毛泽东“那一套”，结果横遭打击，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
1934年4 月，正是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保卫战的关健时刻，可毛泽东却“悠
然自得”地云游到了苏区南大门会昌来“养病”。
粤赣省委书记刘晓与毛泽东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
热情地迎接毛泽东的到来。
会昌，是中央苏区粤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所在地，中央苏区南大
门。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国民党粤军不断向北挺进，先后占领了会昌以南的
寻乌、安远、信丰等县，威胁到了中央苏区南线。毛泽东来会昌时，其南门重镇
筠门岭已失守。
尽管不在其位，但毛泽东在会昌却成功地谋了一次政。
在粤赣省委驻地文武坝，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调查南线战事情况。
当他闻知南线主力红军第二十二师是在闽粤敌军强大压力下被迫退出筠门岭
的，便打电话给二十二师政委方强，告诉他们撤是对的，并仔细询问了南线情况。
后来，毛泽东亲自来到二十二师驻地宫山塘，指导红二十二师进行整训，布
置战略战术。
“毛总政委。”二十二师官兵还是这样称呼他。
“毛大帅。”师参谋长孙毅称呼毛泽东更是特别。
也就在广昌保卫战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打得惨烈的时候，毛泽东却在
对二十二师布置李德等人根本瞧不起的战术。毛泽东说，要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
装打游击，钳制敌人。他还说：要采取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的打法，集中优势兵
力，打击敌人弱点。他还说：什么“堡垒对堡垒，”什么“集中对集中”，这叫
以卵击石！
十几天后，从南线传来消息，第二十二师在四五天内连续打了几次胜仗！
南线暂告平稳。
在会昌，毛泽东又一次将他久违了的游击战术发挥到了极点，算是过了一次
瘾。毛泽东到会昌一住就是两个月。1934年7 月23日，毛泽东登上了会昌后，会
昌城一收眼底，绵江如带，奔涌而下，一派江南秀色！然而此时反围战况日益恶
化，中央局已急电要毛泽东返回瑞金。
同天异景。这里的风景却如此之好！
回到文武坝，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
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巅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
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毛泽东说，打仗也要搞建设尽管毛泽东没有了党权、军权，但博古没让他闲
着。
1933年2 月，博古找毛泽东谈话，让他在苏维埃政权系统领导查田运动。
博古特别交待毛泽东，要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
坏田”的原则来搞，对老区要重新分田。新区要实行“正确的土地分配”，“要
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
博古明明知道毛泽东是不同意这种土地分配政策的。
毛泽东犯难了。他清楚，博古他们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要全盘否定他领导的中
央苏区的土地分配成果。名曰查田，就是指责过去的土地分配不正确，看你毛泽
东敢不敢于自己否定自己……
毛泽东是个很守纪律的人，博古是代表党组织来谈话的，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何况毛泽东是中央政府主席，领导查田运动，是地方事务，名正言顺。
毛泽东雷厉风行，但没有按博古交待的原则去办，而是深入基层调查研
究了一番。他派土地部秘书王观澜到瑞金叶坪乡，和县、乡负责人杨世珠、
朱开铨选点试点。毛泽东反复交待他们不要急于铺开。
然而，博古等人早在查田运动开始之前，就在《红色中华》等大造“地主不
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舆论，结果查田运动初期就走入歧途，各地越查越“左”，变成了查阶级。一时地主富农越查越多，许多中农、富裕中农被升为富农、地主，有的地方一代没查出名堂，就查二代、三代，甚至三、四代，直到查出第几代祖先是地主、富农为止，然后以“古”论今。实际上贯彻了一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左”倾土地政策。
许多中农、贫农、工人叫苦不迭，地主富农面临绝境，小商小贩纷纷破产。
苏区一时怨声载道，他们不明白，共产党本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何以一下子
变得如此……苏区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因素。
不断有人来找毛泽东，求毛主席为他们作主。
原来就不同意这种搞法的毛泽东愤怒了。眼见得“左”倾政策损害了中央苏
区人民的利益，损害了苏维埃事业，也影响了党在苏区的形象，毛泽东坐不住了。他说：“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查田的目标是查阶级，而不是查分田。”
“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作地主对待。”
“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
毛泽东大声疾呼：“要坚决反对查田运动中的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
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不顾“左”倾路线占上风的势态，尽力减少“左”的土地政策带来的
损失。他根据实际情况，区分三种区域，作了不同的部署：在发展区域的中心工
作是没收与分配土地，在斗争落后区域的中心工作才是查田。毛泽东还为一些农
民“平反”，使许多被人为拔高成分的“地主”、“富农”重新回到了贫农、中
农行列。叶坪乡一位贫农因为其曾祖父有一些土地，在查田运动中被定为地主，
没分到田。在毛泽东的关照下，还了贫农的本来面目。这位农民带着全家跪在毛
泽东面前……
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又惹恼了博古等人，他们指责他又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是“不可救药者”，后来干脆将他的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也撸掉了，只剩下了有名无实的“国家元首”一职……
毛泽东专事后方工作，有声有色。
前方打仗，后方也要建设。在他的领导下，中央苏区成立了各级国民经济部，下设设计局、调查统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组指导委员会、对外贸易局、国营企业管理局等单位。
战争状态中的苏维埃国家怎样进行经济建设，马恩经典中没有现成的答案。
毛泽东经过一番思索，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制定出苏区经济的总方针和一系列
政策。他说：“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
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经济力量供
给战争。”要“加强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
提”！
毛泽东还提出了具体目标：第一，要把农业放在经济建设第一位。他说：
“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
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应，
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
第二，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与保护私人经济同时并进。
国营经济要尽可能加以发展，合作社经济可以成为苏区经济的巨大力量，要
加强；私人经济是上述经济的补充，只要不违法，就应加以提倡和鼓励。
第三，大力发展赤白贸易，调剂商品和货币流通。根据地日用工业品奇缺，
农副产品又滞销，工农业剪刀差扩大，毛泽东据此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利用
私人资本，保障贸易自由。
第四，发展根据地的财政金融事业。毛泽东认为光靠打土豪、没收筹款不行
了，要靠税收和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源。
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国营企
业发展到三十二家，各种生产合作社二千二百个，私营工商业发展迅猛，赤白贸
易搞活，每年有三百万石粮食出口，各种生活日用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苏区，金融
事业蓬勃发展，发行了公债一百八十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三百万元！
根据地经济建设及其成就，不仅维系了红色政权，支援战争数年之久，而且
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既懂政治又懂经济的治国之才。毛泽东作为这场经济建设大舞
台上的主角和导演，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打仗是行家里手，经济建设，毛泽东也
是内行。
中央苏区时期，各项事业都很红火，还办起了两所大学，一所是苏维埃大学，另一所是红军大学，都是毛泽东提议创办的。
中央苏区建立初期，毛泽东就指示各地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工农群众的文
化水平，保证工农及其子女享有教育的优先权。一时，各类新型学校相继建立，
义务教育、社会教育普遍开展。
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思考着筹办更高层次的学校。1933年8 月16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委员会会议，提出在瑞金建立苏维埃大学的设想，毛泽东亲自兼任校长。
大学校址选在了沙洲坝上一片黄土岗上。茅草当瓦、竹片为床的大学于1933
年9 月正式开学，共招学员一千五百名。毛泽东每星期都要为学生讲一次政治课。学校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
1933年4 月，毛泽东随中央政府机关从叶坪搬至沙洲坝。毛泽东住沙洲坝元
太屋。
这是一个具有赣南乡村特色的标准农家住屋。一棵高大挺拔、浓荫蔽日的古
樟挺立在屋外，从树旁的小门进去是一个小院子，院里铺满了鹅卵石，显得整洁
而又宁静。毛泽东与贺子珍就住在小院后面的正厅。
一天傍晚，毛泽东正在院前大樟树下与村里的杨大伯聊天。只见一个老俵挑
着一担浑浊的水从身边经过。毛泽东很奇怪，便问道：“这么脏的水，做什么用
呀？”
“吃呗。”老俵答道。
毛泽东往水桶里一看，浊水里竟有小虫在蠕动！忙关切地问到：“没有干净
一点的水吗？”
这时杨大伯接口说道：“唉，毛主席，不瞒你说，我们沙洲坝就是缺水，人
吃、浇地、洗衣、洗菜，全靠那边池塘里的水！”
担水的老俵放下水桶，指着前面的山脚补充说：“那边山脚下有一股山泉，
就是路远水少，半天才能挑上两担。自中央机关搬进来以后，村里一下子多了上
千人，吃水就更困难了。”
这一晚，毛泽东怎么也睡不着，中央政府机关的进驻，增加了群众的生活负
担，毛泽东愧疚不已。
第二天，毛泽东在村里村外转了一圈，尔后找来乡主席、杨大伯等人，商议
水的问题。
毛泽东提议说：“能不能在村里打井？”
“打井？唉！我们这里自古以来都没有打过井啊！”一位长者说。
“这井怎么打法？”
“我看可以试试。”
“就怕打不见水。”
大家七嘴八舌，最后同意毛泽东提议，决定在山脚泉水边打井。
几天后，果然打出了水。可是吃了几天，就没有人再去挑水了。就连红军战
士送上门的水也被偷偷地倒掉了。人们又回到塘里去挑脏水吃。原来，山脚井边
是墓地，群众犯疑，认为那水吃不得！
毛泽东体察群众的风俗和心境，重又找来乡干部商议，寻找新井位，再打一
口井。
井位选好后，毛泽东带领中央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动手，提的提，挖的挖，毛
泽东还亲自下到井底，铺上沙石、木炭……
井打好了，见到清澈的水溢出来，老俵们个个喜笑颜开，围着毛泽东表示感
谢。为了铭记毛泽东和红军的恩情，乡干部给这口井取名为“红井”。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后，敌人多次填塞这口水井，沙洲坝人民为了保护它，
与敌展开了一次次激烈的斗争，最终还是将它保留下来了。
1950年，瑞金人民为了迎接毛泽东派来的南方老根据地慰问团，对这口水井
行了维修，并在井旁树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并人，幸福想念毛
主席。”
在沙洲坝，毛泽东还率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帮助当地修了一座桥，为乡政府
起草过《春耕生产大纲》，为一对对新人当过证婚人毛泽东干地方工作期间，花
了很大精力下乡搞调查研究。白天，毛泽东走村串户，晚上开座谈会，掌握了大
量的第一手材料。后来根据调查，毛泽东写了《长冈乡调查》，收入了《毛泽东
农村调查文集》。
邓小平手上只剩下一份《红星》1933年盛夏的一天，正在宁都接受“劳动改
造”的邓小平突然得到通知，要他返回瑞金红军总政治部报到，担任总政治部秘
书长。
“又可以工作啦！”满心欢喜的邓小平一扫受压抑打击的不快，兴冲冲地来
到白屋子——红军总政治部，向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报到。
“王主任，您好！”邓小平迎上前去，与正在卧床养病的王稼祥紧紧握手。
见到这个充满活力、目光炯炯的年轻人，王稼祥特别高兴。
邓小平到红军总政治部任职，是王稼祥亲自点的将。
王稼祥，安徽泾县人。青年时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10月先后入莫斯科中山
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后一直在中央从
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1931年他与顾作霖、任弼时一起，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
身份进入中央苏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曾追随过王明“左”倾路线，对毛泽
东说三道四。但到中央苏区后，通过与毛泽东交往，加深了对毛泽东的理解，转
而支持毛泽东的工作。1932年在宁都会议上，他不顾多数人的意见，反对剥夺毛
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正因为如此，便开始受到博古等人排挤。
1933年3 月，他在第四次反“围剿”前线负重伤，被送到瑞金养伤。王稼祥
对博古等人各种排除异己，变着法整毛泽东的做法十分不满，对很有才干又遭不
公的邓小平等人的遭遇十分同情。他亲自打电话给博古，要求将邓小平调到红军
总政治部任代理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就这样来到了红军总政治部。
听说自己来红军总政治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办《红星报》，邓小平十分高兴。
他办报可以说是行家里手。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因为办小报出色被周恩来、
李富春等封为“油印博士”。在瑞金任县委书记时，又领导创办过《瑞金红旗》
报。长期的党务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炼就了他敏锐的观察、思维能力和
生动、朴实的文字风格。
《红星报》是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它是1931年12月11日由中革军委总政
治部创办的。创刊之初，定为五日刊，但实际上是不定期，一般是四开四版，有
时两版、六版或八版。邓小平接手《红星报》时已改为三十二开油印期刊。
白屋子一间十多平米的房间成了《红星报》编辑室及邓小平的卧室。
上任第二天，邓小平便同他手下三名办报人员分头深入红军指战员中，搜集
对《红星报》的反映，听取他们办报的建议。经过反复调查研究，他对如何办好
《红星报》心里有了底。
根据调查所得来的对《红星报》的反映及当时的形势，邓小平对创办《红星
报》有了改革思路。
首先，就是将《红星报》恢复成原来的四开铅印报纸形式。原来的油印期刊
式报纸虽便于携带保存，适应部队频繁的战斗生活，但出版周期长，不能及时有
效地报道、反映部队生活。恢复四开铅印五日刊，加强了《红星报》的时效性。
其次是建立通讯员队伍。邓小平认为，通讯员是报纸的主力军，所以他把目光盯
在了广大指战员身上，注意充分发挥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积极性。他亲自起草了一
则《优待投稿同志》的启事，经王稼祥同意后发出，产生了热烈反响，一些文化
水平较高的指战员纷纷加入到通讯员队伍中来。邓小平还协助一些军团配备了战
地记者和通讯员。在邓小平的努力下，《红星报》通讯员队伍最多时达五百多人。
邓小平还发现，以前出版的《红星报》内容比较单一，形式较呆板，一些长
而空的文章既占了版面又没有针对性。针对这种情况，他先后办了“最后通讯”、“捷报”、“前线通讯”、“革命战争”等
二十多个栏目。邓小平办报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文章一定要短小精悍，通俗
易懂。重要的文章不得超过四千字，一般的报道只有几百字。说是办报，其实人
手极少。连邓小平在内只有四个人。报纸每五天出版一期，每期近万字，数十篇
文章，从征稿、写稿、编辑加工、版面设计甚至校对，邓小平都要亲自动手，工
作量很大，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
1933年8 月6 日，停刊几个月的《红星报》以崭新的面貌与广大红军指战员
见面了！朴实无华的?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