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挨批后，拒不承认“错误”，并给正在瑞金叶坪的毛泽东写
信，反映情况。
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博古那里。他说：“毛泽东犯了错误，毛泽覃、谢唯俊
也犯了错误。他们都很顽固，不但不认错，还对党发泄不满，互相通信，这是派
别活动。”于是乎，博古提出要亲自主持一场批判会。
博古把罗迈找去，说：“江西省委在宁都召开总结会，你同我一起去。”
江西省委设在宁都县七里村。博古首先找省委书记李富春谈话。
自中央决定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以来，李富春及省委一直采取消极回避态度。《斗争》发表连篇累牍的文章，江西省委却不表态，党内亦未讨论。2 月28日，迫于压力，李富春不得已违心地发出对会、寻、安的指示。究其根本，是想帮邓小平过关。不料，这竟引起中央的大为不满。在江西虽未直接点李富春的名，但已有所指了。
博古郑重其事地告诫李富春说：“作为省委书记，你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态度
是非常错误的。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有的只是狭隘经验主义！中央的路线，
是进攻路线；进攻路线，就是国际路线。而国际路线是绝对正确，不容置疑的！”
“博古同志，我不是怀疑中央路线，我只是对反罗明路线斗争不太理解，反
江西罗明路线是不是要这样大张旗鼓，我觉得……”
没容李富春说完，博古就厉声训斥道：“李富春同志，我警告你，还有江西
省委，若不悬崖勒马，立即转变态度，向罗明路线开展猛烈冲击，将受到党纪制
裁。”
回到家中，李富春向夫人蔡畅吐露了与博古谈话的内容。他们思索，进攻路
线不单是中央指示，而且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代表国际路线。国际的背后
是斯大林，难道斯大林还会有错吗？
他们不敢再往下想，不敢再怀疑了。
4 月16日的省委工作总结会由博古亲自主持，咄咄逼人，煞有介事。
会议一开始，罗迈代表中央组织局宣布决定：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党内外一切职务。
十分出乎人们的意料，罗迈在宣读决定之后，大声说道：“把邓小平、毛泽
覃、谢唯俊、古柏的枪缴了！他们不配带革命的武装。”
省苏保卫局局长葛耀山率人上来缴下了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和古柏的手
枪。会场气氛瞬时森严起来。
作为省委书记，李富春没有坐在主席台上，而是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眼前这一切，使他万分忧愁和矛盾。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兼妇
女部长，站在另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博古定下会议基调后，人们开始发言批判。
危秀英，当时是省苏妇女部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专门为主席台上的领导
倒茶（解放后，她曾任华南农垦总局副局长，江西省委委员、省妇联主任）。她
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妇女部的邓石香也上台讲邓小平怎么怎么不对，她下台后
上厕所，我也跟进去说：“石香，你混蛋，我们做妇女工作，跟他们没有工作关
系，你怎么可以胡说八道？到台上摆什么威风！”石香不服，一拳打过来，我们
俩当场就要打起来，蔡畅大姐听到后，把我拉出来，说，秀英，不要乱说话，要
杀头的。我那时年轻气盛，只觉得石香不该胡说。会议结束后，邓石香被调到中
央组织局工作。
会议开了数日。博古接急电返回瑞金。临行前，他让罗迈留下主持会议，并
又把李富春训导了一番，要他按中央的精神作总结。
罗迈发挥着博古的调子，说：“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
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
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本不相信党
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悲观失望的取消
主义的道路。”
李富春的总结报告称江西党内有“三个怪物”，即所谓“江西罗明路线”、
“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领导方式”。邓、毛、谢、古“就是这一怪物的代表”：“省委实际对单纯防御路线（罗明路线）采取了自由主义的调和态度”，官僚主义这个怪物“简直在全江西横行，从省委直到区委都一样”。李富春不得已说了一通违心话。
这场由博古亲自发动、主持的“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尽管“布尔什维
克的火力”非常凶猛，但在“左”倾教条主义者面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并未放弃原则。他们在会议上和所写的申明书中，以共产党人的坚定原则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态度，捍卫和坚持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中央组织局局长罗迈蹲在宁都，要邓、毛、谢、古作深刻反省，一次，二次，三次，“检讨”作了不少，但总过不了关。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作出谁正确谁谬误的评判。
李维汉（罗迈），曾代表“正确路线”，三次要邓、毛、谢、古作深刻检查
；五十年后，虽已耄耋高龄，但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
的话：反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
“罗明路线”，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
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后几十年，我就再没有反对过
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了。
邓小平，当年曾因坚定地执行毛泽东的路线而蒙受政治生涯和个人生活的双
重打击，毛泽东却把邓小平因他而挨整挨批之事记了四十年。1972年，邓小平在
林彪事件之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自己的一些想法。毛泽东在信上作了批
示。其中第一条这样写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
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改组军委，周恩来、朱德大权旁落。
1933年1 月，博古、洛甫等人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一向大权独揽、发号施
令惯了的博古，一到瑞金，使把中央苏区党政军权全部抓到自己手中。
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前，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苏区中央局。
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苏区
中央局，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设立在苏维埃区域的领导机构，指定项英、毛
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上当地的两个人，组成苏区
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未到任，由项英任代理书记。
1931年4 月中旬，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中央苏区，项英
被免职，毛泽东任代理书记。1931年底，周恩来从上海到瑞金，正式就任苏区中
央局书记。因周恩来长期在前方领导红军作战，所以苏区中央局实际上由任弼时、项英主持。
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不久，在瑞金召开了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成员会议。博古提议，中共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以博古、洛甫为常委，博古为中央局总负责人，任弼时为组织部长，洛甫为宣传部长，顾作霖为少共中央局书记，刘少奇为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
博古深知，在以战争为首要任务的苏维埃区域，军权十分重要，不抓军权，
不掌握军队，一切都将无从谈起。过去，军权抓在毛泽东手中，掌握着几万军队，很不听话。中央说往左，毛泽东偏往右；中央要积极进攻中心城市，毛泽东却偏偏要把军队拉到山沟，打什么游击战争，为什么？军队在握。
自古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说。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的军权，博古和中央局以为军队该听话了。没想到，
周恩来掌握了兵权，竟也学起毛泽东来。本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方针是“拒
瞿留周”。即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里，给周恩来留一席之地——“打他的屁
股，而不是赶他走”，没想到周恩来居然如此不合作，与中央和中央局的指令每
每顶牛。博古号召反罗明路线，张闻天写文章提出反“军队中的罗明路线”，周
恩来却在6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上，当着博古和张闻天的面，说什么“红军
中没有罗明路线”，几乎跟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一个腔调。毛泽东在会上企图翻案，说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错啦，打赣州错啦，不能搞“积极进攻”。博古明明代表中央肯定了宁都会议，周恩来却拧着干，说应该让毛泽东留在前线，要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作用。周恩来全唱了反调，与中央路线不协调。
博古很难想象，周恩来留过洋，吃过洋面包，到过马克思、列宁的故乡，当
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长期从事城市暴动工作，照理应该言行与国际路线
一致，与中央同步。可怎么一到苏区竟被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的毛泽东同化了，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津津乐道，亦步亦趋？博古对周恩来放心不下，特别担心他手中的兵权。第四次反“围剿”，周恩来与中央局唱对台戏，但却让他打胜了，而且打得相当漂亮。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在写给爱将陈诚的手谕上都哀叹：“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沉痛！将馁兵弱，危急存亡，思之心痛，不寒而栗……”一时间，周恩来的名字，在红军中，在苏区内外，如日中天。何况，他还有那么多南昌起义的部下和黄埔军校的学生！为了防止出现毛泽东第二，博古要抓军权，而且必须亲自抓。
1933年5 月8 日，根据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委会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由前方移到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
作战时，由项英任代主席。
这一来，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就由临时中央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周恩来很清楚，中央5 月8 日的决定，博古是要掌握兵权，要在后方瑞金遥
控前线；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完完全全掌握在博古等人的股掌之中了。
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早在第四次反“围剿”之际，博古等就觉得周恩
来很不听话，屡屡抗命，遂起拿下周恩来、朱德，直接指挥中央红军之意。
1933年1 月29日，蒋介石抵南昌，亲任“剿匪”总司令。大战迫在眉睫。
局势的发展，已不容许红军内部对作战方针再进行争论。2 月3 日，周恩来、
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说“连续的战斗立刻就要到”，要求中央局对前
方只给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关于具体布置，“似宜属之前方。”
中央局寸步不让。次日复电曰：“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
攻击坚城。”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宜”，“乘胜威胁南
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并斩钉截铁地说：“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
这样，强攻南丰已成为不容讨论而必须执行的硬性命令。
2月7日，周恩来不能不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击南丰的军事部署。
但他声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同日，他再电中
央局，表示：为着寻求机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似不宜先在攻坚上损伤过大的战
斗力，如损伤过大而又不能攻入，则更挫士气。请求你们考虑。“
周恩来还同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
活动的机动余地和应有的职权，但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充耳不闻，执意不理。
周恩来、朱德只得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向南丰开进，并于12日完成对南丰的包
围，傍晚发动全线进攻。
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立刻作出反应：一面命令南丰守军第八师据城坚守，一
面令所属三个纵队迅速增援，三路分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城下，一举
加以歼灭。
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敌情突变，周恩来、朱德毅然决然当机立断，不待请
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立刻改变原有军事部署。
2 月13日晚，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南丰工事险要，我军强
攻未克，伤亡较大，而敌六个师已分三路前来增援。据此情况，我们遂改强袭南
丰为佯攻，决心消灭增援部队。求得干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
个消灭之。“
从14日开始，周恩来、朱德留下少量部队继续佯攻南丰，并以一部兵力伪装
主力，向东面黎川方向转移，将敌之第二、第三纵队吸引而去；主力四五万人则
秘密撤至南丰西南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完全按照前线总部的算盘
来打。黄陂、草台岗两役，痛快干脆，歼敌近三个师二万八千余人，红
军取得辉煌战果。
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朱德指挥取得了胜利；第四次反
“围剿”，周恩来、朱德指挥也取得了胜利。可以说，红军已有了自己英明杰出
的统帅。但是，博古却不以为然，他只相信共产国际，崇拜外国军事家。他要推
行积极进攻路线，必须仰仗、依靠洋顾问。在博古的一再催促之下，王明在莫斯
科上下奔波，共产国际终于派出了一个总军事顾问。
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此人，就是后来在西班牙战争
中名声大噪的克勒贝尔将军。
这位总顾问从欧洲出发，经美国、日本，在1933年的春天方才到达临时中央
所在地上海。总顾问住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并没有到中央苏区。仅凭共产国际
的指示、中央苏区红军情况的书面报告，总顾问迅即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完全
否定过去，而又标新立异的计划——“两个拳头打人”。不日，将此电告瑞金的
中共中央局。
博古乃一介书生，不会打仗，更全然不懂中国苏区这场特殊条件下的战争。
接此电文，如获至宝，喜不自禁，不管洋顾问这一军事计划是否可行，遂以中共
中央局名义致电前方的周恩来、朱德，全文转达了这一计划，令其坚决执行。
1933年6 月13日，周恩来、朱德在前线接到了中央局的指示电。这份长电批
评红一方面军“把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
面配合作战”。并且判断，蒋介石与闽、粤敌人有矛盾，而在中央苏区北部采取
守势，不易攻击，所以要求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这就是所谓的
“两个拳头打人”。
根据这个电令，红一方面军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先到闽西打敌十九路军，然
后北上打抚河以东敌人，最后会攻抚州。另一部分留在永丰、崇仁、宜黄、乐安
地区进行钳制性作战，待东方军有进展后再北上会攻抚州。
中央这个长电在前方将帅中引起很大反响。周恩来、朱德表示根本不能接受。
周恩来说：“‘四反’后，我与敌交战十二次，每次均予以重大杀伤，至少歼敌
一团以上。入闽作战地域多贫瘠，给养筹措困难；况且，目前我军已有断炊之虞！”
朱德也说：“集中优势兵力，这是我们过去战争最深刻的经验，不能分开嘛！”
接到长电的当天，前线总部立即召开了各军团领导干部会议，讨论中央的电
令。
彭德怀说：“一军团和三军团是两个兄弟。分开打，就要打败仗；集中打，
就经常打胜仗。过去的经验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彭德怀反对中央电令。
他最深刻的教训是打赣州及后来的水口之役。打赣州，一军团放着没打，他
的三军团和五军团等部英勇无比，但兵力不集中，歼灭战成了消耗战，吃了大亏。
林彪、聂荣臻、罗荣桓、滕代远、董振堂、朱瑞、罗炳辉等都有亲身经历，
与彭颇有同感，都反对一、三军团分开。
前方将帅会议的结论：中央的长电是主观的、错误的，不能执行。
6 月18日，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局，对长电提出不同意见。
指出：“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
同日，周恩来又单独致电博古、项英，不同意他们对前方的无端指责。
周恩来说：“如果我们待机是守株待兔，当然是错误；但自黄陂战后，每次
转变阵势，确是有机可待。”
博古见前方拒绝执行长电，大发脾气，说：“中央的指令不容拒绝执行。”
6 月23日，周恩来连续两次接到中央局严厉斥责的电令后，万般无奈，表示
：“绝对服从你们的命令，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金）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即宁都）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题非电文所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们愿（原）意也。“
中央局予以拒绝。7 月1 日，中央局以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名义，致电朱德、
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周建屏、肖劲光、叶剑英等，断然发布《军委关于东
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宣告组建东方军，实施“两个拳头
打人”的计划。全文如下：朱、周、彭、滕、周、肖、叶并转肖、邵、周子昆、
曾日三、薛、黄：为迅速建立和完成抚河以东的作战地区，着以三军团（暂缺第
六师）、十九师为东方军组成部分，任彭德怀兼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
为配合作战，三十四师及闽赣军区，各独立师团营不论，归彭、滕就近指挥，并
以袁国平兼东方军政治部主任。东方军直接受一方面军朱周指挥，望各部通电联
络。
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项英竟直接电令彭、滕，彭、
滕也径向项英报告，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治委
员兼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连接转电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周恩来、朱德形同虚设，更加无所事事。彭德怀、滕代远、周子昆、曾日三
等则愈发“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
7 月中旬至9 月下旬，周恩来、朱德与博古、项英等，就东方军预期作战方
针、部署与延长时间、扩展区域诸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周、朱一次次建议
被撂置、遭否决，与博、项矛盾日甚一日，难以沟通。
就在这时，博古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
到达瑞金。博古仿佛看到了救星一般。于是乎，把红军指挥的大权，拱手交
给了这个德国人。
李德，何许人也？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德国共产党员。
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1932年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派来中
国。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只是把教科书中的条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
阵地战的经验，硬搬到中央苏区强加推行。瑞金的同志们因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
军事顾问，对他相当尊重，他就大权独揽，发号施令起来。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
修权在回忆录中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
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
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
进反对意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
地道的‘太上皇’。”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处境的困难便可想而知了。他虽还在前线，但对重大
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力已被剥夺，只能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又往往不被理睬。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李济深、陈铭枢和十九路军将领树起了反
蒋的旗帜。
11月24日，周恩来向中央局报告：蒋介石进攻福建，将以由浙入闽为主要方
向，以由资溪、光泽入闽为辅助方向。建议以红第三、五军团侧击进攻福建的部
队。由于周恩来对这样规模的军事行动已无权决定，只能在报告中希望中央局早
作决定。
中共中央局却从“左”倾观点出发，对福建人民政府抱着完全不信任的态度，拒绝给予支援。
11月25日，中革军委给红一方面军的训令说：“我们不应付出巨大的损失去
同这路敌军作战，还是让十九路军去替我们打击该敌。”这样，周恩来支援福建
事变的建议被搁置起来。
12月13日，军委又决定并电告周恩来、朱德，袭击敌运动中的单独部队计划
取消，将红军主力西调，由第一、三军团组成西方军，去劳而无功地攻击永丰一
带地区的敌人堡垒线，而不去向东配合十九路军作战。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事实上已使周恩来在前线无法正常地工作了。
12月16日，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愤慨地指出：由于中央不了解前线实际
情况，“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请求“在相当范围内
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令给我们。”
这个电报更加触怒了中央局。于是，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提出建议，
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原前方
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独立师、团作战。
12月20日，项英致电朱德、周恩来等：中革军委决定将原属红一方面军各部
组织为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方面军司令部即回瑞金。
1934年1 月4 日，周恩来、朱德从前方回到瑞金。
2 月3 日，周恩来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这以后，周恩来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只担负一些技术性的组
织工作。许多重大问题，如六届五中全会的准备、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
等，他都没有与闻。
宁都会议，毛泽东丢了军权；李德一来，周恩来、朱德军权旁落。从此，十
余万中央红军和数百万苏区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一个不懂军事的人和一个外国洋
顾问的手中。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爆发前夜，红军权力的交割，给这场“大决战”
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第二章两个“拳头”砸“堡垒”——血肉模糊沟口大捷，博古亢奋不已1933
年9 月，中央苏区平静了半年之后，终于在这块5 万平方公里的赤色疆域上，爆
发了一场恢宏壮阔、惨烈空前的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战争。
是年夏天，蒋介石坐镇江西省会南昌，亲任“剿匪”军总司令，调集了六十
六个师二十八个独立旅共三百二十个团，计六十万兵力，苦心筹划对中央苏区的
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痛心于以往屡次惨败的教训，一改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战
术，而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所谓“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
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
得隙则攻”等原则。他还聘请了数十名德、意军事教官，以德国元帅冯。赛克特
为首席顾问。
蒋介石在庐山称，这次与中共决战，“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须成功成仁。”
倘“大家再不能振发革命精神，再不能立定决心，鼓起勇气，来消灭当前这个最
大的敌人——强悍的土匪，那么国家立即就要灭亡了！我们也就不仅是生无立足
之地，而且要死无葬身之地”！
经过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后，毛泽东路线在中央苏区和红军中已被彻底
摒弃。临时中央路线得以在苏区和红军中畅通无阻，贯彻执行。面对蒋介石穷凶
极恶的第五次“围剿”，博古为首的中央于1933年7 月24日，发布了《关于帝国
主义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认为，第五次“围剿”与
反“围剿”将是一场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大决战，是关系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
道路之间谁胜谁负的大决战，是国家对国家，大军对大军的决战，是两个政权的
大决战。苏区党必须粉碎敌人的新“围剿”，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10月18日，中央政府发布了《为粉碎第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号召全
苏区人民，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为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全部胜利而
战，为苏维埃共和国而战。
博古这回完全抛弃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而实行了一整套全新的战略战术原
则：——“御敌于国门之外”
——“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
——“扩大并保卫苏区”
——“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两个拳头打人”
——“全线出击”
——“以堡垒对堡垒”
9 月26日，蒋介石亲赴赣南前线督师。28日凌晨，蒋军嫡系陈诚部第八纵队
三个师攻击苏区黎川城。大决战序幕一拉开，蒋介石试图“旗开得胜”，占领中
央苏区的北大门。
这时，彭德怀的东方军还远在福建将乐、顺昌围城攻打闽系军阀刘和鼎部。
彭德怀围城已多日，敌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几乎弹尽粮绝，频频向上司第
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求援，并打算弃城突围。
刘和鼎是红军的老冤家。第二次“围剿”时，毛泽东指挥红军横扫七百里，
从江西一直打到福建建宁，令其丧魂落魄。后来，刘与红军交手，都是连战皆败。蒋介石得悉彭德怀东方军围攻将乐，遂急电刘和鼎，令其死守，同时又调五个师精兵驰援。
就在此时，中央苏区北大门告急。为“御敌于国门之外”，博古电令彭德怀
速回援赣，“消灭逼近黎川之敌，进而会合抚河以西力量，全力与敌在抚河会战。”
9 月28日，东方军开始北移。彭德怀、滕代远率东方军右纵队（辖红三军团
第四、第五师和红七军团第十九师），取道大干、桥头、泽坊，于10月3 、4 两
日，集中于泰宁县新桥地区。红五军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朱瑞率东方军左纵队
（辖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经将乐县的高滩、积善，亦于10月
3 、4 两日集中于泰宁县大田地区。
也就在这一天，黎川失守，红都震惊。彭德怀再接急电：日夜兼程，迅速向
黎川前进。
10月4 日，彭德怀、滕代远部东方军右纵队与董振堂、朱瑞部东方军左纵队，同时开抵闽赣交界之福建泰宁集结完毕。次日，向江西黎川以北硝石进发。
就在东方军集结泰宁的前一天，陈诚部第八纵队司令周浑元获悉，洵口地区
有红军千余人，并判断为非红军主力部队，乃决定派所部第六师第十八旅旅长葛
钟山率第十七旅第三十一团和第十八旅第三十四团及第五师第二十七团与黎川保
卫团一部，赴洵口游击侦察。
4 日午夜，敌自黎川轻装出发。5 日晨，先头部队第三十四团到达洵口后即
向湖坊飞鸢方向警戒，并派出侦察分队。随后，敌第二十七、第三十一团等部也
先后到达洵口、石狭地区。6 日晨，葛钟山发现飞鸢有红军活动，即令第三十一、第三十四团向飞鸢攻击前进，第二十七团为预备队，置于洵口待命。
红三军团第四师为右纵队的前锋，在向硝石进发途中，一抵飞鸢，即与敌第
三十一团遭遇。此时，是中午13时许。
张锡龙、彭雪枫指挥所部对敌展开猛烈攻击。接火后，敌三十四团也赶来参
战。激战四小时，敌不支，溃退洵口，就地组织防御，企图固守待援。
东方军乘势围攻麇集洵口之敌。彭德怀总指挥立即用无线电向所属各部下达
了战斗部署：张锡龙、彭雪枫部第四师由飞鸢东向西面攻击。
粟裕部第二十师取道飞鸢至横亭由北向南攻击。
陈伯钧、宋任穷第十三师，周昆第三师由报高经湖坊进抵海岭、白沙间占领
阵地，截断洵口至黎川通路，并侧击由黎川前来增援之敌。
洪超、陈阿金第六师，周建屏、吕振球第十九师分别置于王秋窟、飞鸢，为
预备队。
7 日拂晓，东方军各部向困守洵口之敌发起总攻。激战至10时，葛旅三个团
除第三十四团一个营据守山顶土寨负隅顽抗外，其余悉数就歼。
正当东方军围歼葛旅之际，驻黎川之敌第九十六师两个团奉命星夜赶赴洵口
增援。7 日9 时，援敌进至白沙以北之马鞍岭、鹅峰岭时，遭东方军第
五师寻淮洲、乐少华部第十五团顽强阻击，未能通过。
东方军在歼灭葛旅后，除一部兵力继续围困洵口山顶残敌外，主力转兵白沙
方向，围攻援敌。敌仓皇逃往黎川。
洵口之役，红军共歼敌三个团，俘敌旅长葛钟山以下一千一百余人，缴获机
枪二十九挺，迫击炮二门，长短枪一千零八十四枝，无线电台一架。东方军伤亡
七百余人。
蒋介石受此打击后，命令部队严加守备，严防红军进攻硝石等地。
1933年11月11日出版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用了第二版三
分之一篇幅，这样报道了洵口遭遇战大捷：前方通讯飞鸢沟口战役的经过转战数
千里的红军，今日已奏凯歌回师江西了。刚到江西的第一天中午，恰恰吃过午饭，在继续向飞鸢前进中，忽然枪声远远地传来，前兵与敌人遭遇。好勇敢的战士，立即就抢夺了敌人的阵地。我们向俘虏弄清了敌人的部署后，便登山向敌人侧翼运动，几十挺机关枪向敌人扫射，一声冲锋号，就冲到了敌人身边，手榴弹似暴雨般向敌人洒去，雪白的刺刀，杀到了敌人的头上，敌人的血染红了我们的刺刀，敌人的尸体，摆满了山腰。这时太阳西下，暮色渐浓，敌人便乘此持枪仓皇向林山窜退，而我们乘胜猛追，直追得敌人屁滚尿流。一天的战斗告一段落，结果击溃了敌人三个团，打伤了敌人的团长，缴获无从计数。
第二天天还是漆黑时，我们便又出发了，一个个都精神抖擞，向洵口前进。
在距洵口两里的地方，前兵已接近敌人的排哨。那时天渐明了，大地笼罩着浓雾，只影影焯焯，瞧见敌人在对面山上运动。不上一点钟，敌人的四周都已经摆布着成千成万的红色战士，有的在那里开党员五分钟会议，有的在那里高唱冲锋杀敌歌。不久，总攻开始了，不上三十分钟，我们的队伍便冲到了敌人身边，特别是我们四、五连的动作真是飞快，悬崖峭壁的高山，一个冲锋就上去了。炸弹打得好激烈，刺刀拼得真带劲。杀得敌人断头断手，粉身碎骨。呜呜的嚎声、杀声、唉哟声，震动了大地。一霎时，敌人便落花流水滚了下去，我们顺利占领了敌人最重要的阵地。
蒋介石的反动派，还企图死灰复燃。他们约莫集结一营人又向我们反冲锋。但我们丝毫不为他动摇，沉着地应战，一顿炸弹、轻机关枪，就把敌人压了下去。
今天敌人真该死。四团人和一个旅长，一个都没有跑掉。我们友军打到了敌
人的后路，一个一个都把他捉了起来。
但洵口战斗刚结束，由黎川增援的敌人又来了两个团。但这算什么呢？我们
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给他以迎头痛击。不上一点钟，又打得他落花流水，两团人去了一大半。不是他们溜得快，又是一个不留呢。
今天是杀得如何有劲呵，每团指战员都与敌人肉搏了一二次。二连连长一投
梭标便杀伤了敌人六七个。七连排长曾顺生同志已经病了七天工夫，在战场上还
能马刀一举，就随随便便杀伤敌人几个。一连有两个年纪不上十六岁的小英雄，
当敌人反冲锋时，他俩实行拼手榴弹的比赛。打得好，又抛得中，打得敌人连头
都不敢抬。
看！人山人海的俘虏兵，遍山遍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