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雨两季而明显激烈、平缓。雨季时越军收缩兵力，进行休整，游击队则进行『马蚤』扰、袭击；旱季时，越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游击队则进行转移、周旋。游击队的战略方针是避免同敌人优势兵力发生正面冲突，发挥自己擅长的游击战术，开展长期战争，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壮大。
1982年6月，西哈努克、乔森潘、宋双等抗越三派力量真正地走到了一起，成立了联合『政府』，西哈努克为『政府』首脑，宋双为总理，乔森潘则负责军事。有关各方团结协作、统一指挥、共同抗越，抵抗力量发展得更快了，到1984年，三方武装超过8万人。
随着苏联全球战略的收缩，它从阿富汗撤回军队，越南从柬埔寨全面撤军也势在必行。越南的悲剧就在于其逆世界和平的形势而动，并想依靠苏联这个大国来建立所谓“印度支那联邦”。
1989年9月26日，占领柬埔寨长达11年之久的越军撤走最后一批部队。
曾经在战火中哭泣的吴哥窟，第一次拭泪展颜，迎接将要到来的和平。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90 “汪辜会谈”
——为改善两岸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1993年4月27日～29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了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10年来，尽管两岸政治关系不时僵持对立，但“汪辜会谈”及其成果对推动两岸事务『性』商谈、加速两岸经贸合作和各项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产生了深远影响。
(1)建立了两岸制度化的协商与对话机制
“汪辜会谈”被定位为“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与功能『性』”，是两岸落实“九二共识”的重要成果，也是1949年以来两岸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公开进行的最高层次的会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尤其是会议达成《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四项协议，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来使海峡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建立起制度化的协商机制，二来为两岸经济、贸易、文化及人员往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高度评价“汪辜会谈”是“成功的”、 “有成果的”，“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国际舆论则评论会谈是“两岸走向和解的历史『性』突破”。
“汪辜会谈”后，两会就两岸交流衍生的问题先后进行了17次事务『性』商谈。由于台当局一直企图借“司法管辖权”谋求“对等政治实体”地位，两会会谈波折不断，“两岸劫机犯遣返”、“偷渡犯遣返”、“两岸渔事纠纷”三项事务『性』议题不是无法达成协议，就是虽然达成协议，却因台当局干涉而无法签署。但应该看到，两会沟通渠道的畅通及两会事务『性』协商的进行，推动了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
1995年1月，江泽民『主席』提出“八项主张”，为两岸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年5月，两会商定7月在北京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由于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进行分裂活动，规划中的第二次“汪辜会谈”被迫取消，两会各层级商谈被迫全面中止。
中共十五大再次提出两岸及早开启政治谈判的建议，强调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灵活的措施。迫于岛内外促谈压力及选举需要，台当局不得不采取了一些较务实的做法。1998年10月14日，辜振甫率团到祖国大陆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受到江泽民、钱其琛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上海，汪道涵与辜振甫两度会晤，并达成“四点共识”，包括进行政治、经济对话，加强两会各层级人员的交流互访和汪道涵应邀在适当时候访台等。辜振甫来祖国大陆参访及两岸进行的高层接触、对话，是两岸高层在祖国大陆领土上进行的第一次直接接触，不仅打破了台湾当局长期以来对于两岸高层政治『性』接触的禁忌，开启了两岸实质上的政治对话，还标志着自李登辉“访美”以来的两岸紧张关系得到改善。
然而，就在两会原则确定汪道涵于1999年秋访台后不久，李登辉却于1999年7月抛出“两国论”，汪道涵的访台计划未能实现，两会之间的接触、商谈、交流和日常联系被迫再次中断。陈水扁上台后，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抛出“一边一国”论，致使两会对话和协商无法恢复，两岸政治僵局无法打破。 (2)两岸互为重要贸易伙伴 “汪辜会谈”和两岸事务『性』商谈，解决了不少两岸交流中衍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两岸同胞带来了两岸关系缓和、稳定发展的信心。因此，尽管台当局推行“戒急用忍”和“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大陆经贸政策，但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仍取得了长足进展。
最明显的是，两岸间接贸易发展速度惊人，经济互补互利局面正在形成。“汪辜会谈”当年，两岸贸易额达14395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9426％。2002年，两岸贸易额更高达44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据外经贸部公布的统计数字，1993年～2002年，两岸贸易额累计约为2350亿美元，是1978年～1992年两岸贸易额的8倍多。目前，两岸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大陆市场正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大陆(包括香港)已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
与此同时，台商投资祖国大陆成为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汪辜会谈”后两岸缓和气氛的影响，台商于1993年掀起了投资大陆的第一次高『潮』，投资项目l万多个，协议金额9965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3139亿美元。2000年以来，台商冲破当局封锁，掀起了投资大陆的第二次高『潮』，岛内排名前1000家企业中有50％已经赴大陆投资，就是最好的证明。到2002年年底，台商投资大陆共55万个项目，实际投资约331亿美元。此外，台商投资大陆还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向以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为主，大企业、大项目、高科技企业逐渐成为主流；投资地域不断扩大，“上海热”、“青岛热”、“西部热”在近几年纷纷涌现。
两岸人员往来规模迅速扩大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大陆积极推动两岸各项交流和人员往来。迫于岛内外压力，台当局于1987年11月有限度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但由于台当局限制重重，两岸交流极不平衡，处在“来多去少”的单向交流状态。在两会的共同努力下，尤其是在“汪辜会谈”缓和气氛的带动下，海峡两岸在1992年～1994年初步实现双向交流。
两岸交流从文化交流起步，目前已发展到教育、科技、体育、医『药』卫生、新闻出版、宗教民俗、金融税务等领域，并逐渐向深层次、专业化发展。以两岸青少年交流为例，祖国大陆组织接待了台湾各类青少年访问团，同时组派中央少儿合唱团、少儿杂技团等赴台演出、比赛和交流。作为对台青少年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祖国大陆高校自1994年起开始招收台生(339名)，至2002年底共招收台生5000多名。再以两岸新闻交流为例，自1992年年底开启双向交流以来，台湾记者赴大陆采访已超过9000人次；不过，由于台当局的限制，大陆记者赴台专案采访或“驻点采访”仅400人次。
与两岸交流发展相适应，两岸人员往来的规模也迅速扩大。1993年，两岸人员往来首次突破150万。1993年～2002年底，两岸人员往来累计约2300万人次，是1987年～1992年往来总和的5倍多。这其中，两岸居民通婚也发展较快。1998年两岸居民通婚仅100对左右，1997年达l万多对，迄今累计近8万对。
值得一提的是，两岸人员往来的层次也不断提高。民进党上台以来，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萧万长分别于2000年、2001年率团访问大陆，成为国民党到台后赴大陆访问的最高层级人士。 (3)两岸“通航”、“通邮”不断向前发展 长期以来，台当局把“三通”视为谋求“对等政治实体”地位的筹码，以“台湾安全”、 “官方谈判”和“国际航线”等诸多借口，拒不开放“三通”。但随着“汪辜会谈”以来两岸经贸合作、各项交流与人员往来的迅猛发展，岛内各界尤其是工商界强烈要求“三通”。在祖国大陆的积极推动下，两岸“直航”一步一步向前发展。回顾“汪辜会谈”以来两岸通航的发展过程，有许多“闪光的亮点”值得一提。
在海上通航方面，1997年4月，福州、厦门与高雄启动“试点直航”，结束了海峡两岸48年来商船不通航的历史。2001年8月，台“交通部”批准高雄办理与大陆之间的“海空联运作业”，使两岸直航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小步”。从2001年1月2日起，台当局分阶段开放金门、马祖与福建沿海的货物和人员直接往来，即“小三通”。
在空中通航方面，大陆控股的澳门航空公司和港龙航空公司先后自1995年12月、1996年8月开始，分别经澳门、香港机场时不需要换班机，只要更改班号，就可以“一机到底”飞行两岸。2003年“台商春节包机”是1949年以来第一批飞往大陆的台湾民航客机，戳穿了台当局所谓“两岸直航不利台湾安全”的谎言，在岛内引起强烈反响。
两岸电信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但发展速度惊人。目前，两岸直达光缆和卫星电路已达3000多条，并相继开办了电话、电报、数据通信、电子信箱、移动电话漫游等业务。台湾公布的数字显示，2002年两岸问通话量快速增长，通话次数为3832亿次，比2001年增长421％；通话时间为1232亿分钟，同比增长481％。
不难看出，两岸商谈与对话、人员往来与交流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对两岸同胞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增进了解和互信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主要的是加深了台湾同胞对“一国两制”的认识。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91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1992年的中国，有两件大事最引人注目：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和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南巡谈话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来的第二次大解放。十四大以邓小平南巡谈话为基调，吹响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大胜利的号角。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14年前，他率先反对“两个凡是”，热情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同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促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始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安徽、四川等地的农民冲破“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禁区”，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尝到责任制的甜头。又是邓小平支持了农民的这一创举，他在1980年5月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在邓小平和党中央的支持下，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农村全面铺开，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93％。农村打破“大锅饭”，实行联产承包，解放了生产力，使我国农业连续6年(1979年至1984年)获得大丰收，并有近一亿农民转入或部分转入非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迅速发展，农民生产水平大大提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90年，全国已有乡镇企业1820万个，容纳9200万个农村劳动力，年创产值9500多亿元。为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按照邓小平从实行生产责任制出发提出的城市改革的总体思路，指出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是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此后，城市企业兴起了实行承包责任制的高『潮』，到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的面已达75％。经济改革促进了工业的发展，1984年至1988这5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人们的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铁、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量增产。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兴办经济特区，也是邓小平首先提出和热情支持的。1979年，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谈到发挥广东的优势时，邓小平提出了办特区的想法。他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作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在邓小平的倡导下，1979年、1980年先后开辟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1～2月问，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特区，充分肯定了特区建设的成就。同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确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随后又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州、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发区。1987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又批准海南建省并办成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特区的开辟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使我们能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使两亿人口的沿海地带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1987年召开了党的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历史功绩，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述了党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斗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这条路线的简明概括。十三大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条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在一系列的关键问题的决策中，在建设、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开拓中，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党的基本路线形成不久，就遇到了严峻的考验。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随后，东欧、苏联的社会制度相继改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邓小平在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后就明确指出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没有错，要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但一些人仍对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扩大改革开放产生动摇，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对“和平演变”问题产生认识上的偏差，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种状况反映在理论上便产生了计划与市场之争，姓“资”与姓“社”之争。在这场争论中，许多该出台的举措不能出台，许多重大决策不能实施。人们的思想无形中又被套上了新的枷锁。解放思想，冲破阻力的任务再一次摆在人们面前。
就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到南方视察，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谈话。他在谈话中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充分地肯定了10多年改革开放成就，对近几年来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和实践的许多重大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区姓“社”不姓“资”。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南巡谈话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完全赞成邓小平的重要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石击起千层浪。邓小平南巡谈话逐渐深入人心，迅速掀起了改革的热『潮』；增加开放县市，外资从四面八方涌入中国，创历史新纪录。一度沉寂的中国股票市场空前活跃，万人炒股，b股票(以人民币计面值、供海外法人和自然人用美元现汇买卖的股票)挺进世界，行情看好。房地产业迅速升温，从沿海到内地都纷纷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争取尽快地改造旧城、开发新地。上海的浦东开发，加快了进度，放宽了政策，成为吸引国内外投资的一片热土。人才市场竞争激烈，重奖有功之臣的政策纷纷出台。许多人扔下“铁饭碗”，投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下，中共十四大于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应到代表1989人，特邀代表46人。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十四大精神集中体现在江泽民的十四大报告中。十四大报告的起草历时7个多月，3000多人参加修改，共修改了620多处，前后十易其稿，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十四大报告回顾了14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对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战略决策作出郑重的结论。其中最为重要的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了更全面、更完整、更系统的新概括。报告指出，“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禁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的最可靠的保证。”
十四大报告提出了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同时，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为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被一些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报告从关系全局的十个方面阐明了90年代的主要任务。
十四大报告还阐明了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问题，内容丰富而深刻，是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胜利前进的纲领『性』文件。
大会选举出189位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30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共319人；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08人。大会同意关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大会还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认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南巡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将使1992年作为中国思想解放、事业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重要而载入史册。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92 民主南非大会
——南非政治变革进入实质阶段
从1991年底开始，南非进入政治变革的实质『性』阶段，由全国19个政党组成的多党制宪谈判开始举行，即“民主南非大会”第一会议，旨在制定一部种族平等的民主新宪法，并对未来的政权结构展开谈判。此时已接任非国大『主席』的曼德拉提出尽快建立临时权力机构。德克勒克也表示要尽快建立分享权利的『政府』。但对过渡『政府』的组成、作用和存在期限，『政府』与非国大分歧很大。
1992年5月15日～16日，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未能在成立过渡『政府』问题上取得进展。非国大决定从6月16日起开展一系列罢工、静坐、游行和集会活动，向当局施加压力。第二天，就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惨案。
6月17日夜，200多名手持枪支和长矛的武装黑人冲进约翰内斯堡郊区博伊帕通镇的黑人居住区，残忍地杀害了48名黑人，并疯狂地洗劫该居民区。博伊帕通惨案使南非政治气氛更加恶化，也使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黑人内部矛盾昭然于天下。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白人当局有意扶植黑人传统部族领导人，给他们以各方面的优惠与特权，特别通过“黑人家园”制度，让上层黑人执掌本部族的大权。这些上层人物、部族领袖、“黑人家园”领导人就成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特殊的受益者。非国大等民族解放组织力量的壮大，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前景，使“黑人家园”的旧秩序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少数黑人家园领导人敌视非国大，对抗民主进程，像夸祖鲁的布特莱奇、西斯凯的戈佐和博普塔茨瓦纳的曼戈皮。其中，最有名气的、对非国大威胁最大的是布特莱奇。
布特莱奇是祖鲁族部落酋长。1976年担任“黑人家园”夸祖鲁首席部长。70年代初，布特莱奇为了自己在夸祖鲁的影响乃至南非黑人的影响，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组织“民族自由”，简称因卡塔。因卡塔原意是黑人『妇』女顶水罐用的软垫，引申意思是减轻种族歧视对黑人的压力。1975年改名为“全国文化解放运动”，仍沿用因卡塔的简称。成员一般为夸祖鲁中的祖鲁人(祖鲁族为南非第一大黑人部族，约有600万人，主要居住在夸祖鲁)。1990年7月，布特莱奇将它又改为“因卡塔自由党”，总部设在德班。并大量在非祖鲁族中招募党员，意在成为和非国大抗衡的全国政党。
布特莱奇和因卡塔运动政治主张的核心是通过温和、渐进的改良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虽主张黑人多数统治，又强调照顾白人的利益；主张使南非成为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和多党制民主国家；这个党也反对国际对南非制裁，认为制裁的最大受害者是黑人而非白人。70年代，布特莱奇和非国大关系尚好，他坚持南非『政府』应无条件释放曼德拉，使非国大合法化。当时非国大认为，因卡塔的出现可在某种程度上暂时替代被禁止的非国大，充当领导黑人反种族隔离制度的领头人。
80年代开始，两党对抗日趋明显。非国大怀疑布特莱奇在非国大长期处于非法状态的情况下，“披着非国大外衣”追逐因卡塔的利益。因卡塔吸引了众多白人和温和的黑人，也引起非国大的警觉。从1983年起，两党分歧演变为暴力冲突，手段也变得更加残忍。1983～1991年，共计约6000名黑人在双方冲突中丧生。1992年至1993年上半年，又有3500名黑人丧生。
部族矛盾也是两党暴力冲突的主要原因。因卡塔成员多是祖鲁人，非国大成员多是科萨人。曼德拉、坦博、西苏鲁这些主要领导人都是科萨人。而自德克勒克执政以来，南非『政府』一改过去视布特莱奇为合法黑人领袖，转而以非国大及其领袖曼德拉为主要黑人代表，与之商讨南非政治前途。布特莱奇深感倍受冷落，日益加深了对非国大的不满。为了提高自己在决定南非命运的制宪问题上的发言权，在改革后南非政坛上争得一席之地。布特莱奇频频发动政治外交攻势。他频繁出访欧洲、非洲和美国。在国内，因卡塔就非国大关于经济国有化、坚持制裁等主张大做文章，煽起了相当一部分白人和黑人中产阶级对非国大的不满。因卡塔还暗中策划，纵容它的基层成员对非国大成员进行暴力袭击，还同白人右翼组织暗中勾结，旨在打击非国大。黑人部落保守势力与白人右翼的共同暗中勾结，旨在打击非国大。黑人部落保守势力与白人右翼的共同利益，是在未来新南非中保持他们各自领地的自治或独立『性』。
因卡塔暗中挑起的黑人内部暴力冲突，同南非军警暗中支持、纵容因卡塔进攻非国大也有关系。南非国防军曾于1986年在纳米比亚“河马”基地秘密培训了200名因卡塔骨干分子，这些人在90年代都成为因卡塔“武装力量”的中坚。从1990年至1993年，南非舆论揭发出大量证据，证明南非情报机关、秘密警察『插』手了黑人城镇的暴力行动。每当因卡塔成员使用长矛、大刀等传统武器挑起冲突时，警方总是立刻赶到出事地点，表面上主持公道，实际上却站在因卡塔一边。
布特莱奇在白人和温和派黑人中影响的扩大，他暗中挑起的暴力冲突，他同南非『政府』的默契，使非国大逐渐认识到无论现在和将来，因卡塔都是南非重要政党，其基础祖鲁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因此，非国大改变了排斥因卡塔的做法。然而，由于这两大黑人政党在除必须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外的几乎所有政治问题上都有分歧，都想成为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的新南非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两党的冲突仍持续不断，从1990年7月至1993年9月，两党追随者之间的暴力冲突已夺走1万多人的生命。
博伊帕通惨案后，黑人暴力事件急剧升级，南非形势急转直下。非国大加紧在国内给德克勒克『政府』施加政治压力的同时，针对1990年2月以来国际社会对南非制裁有所松动的局面，派曼德拉频繁出访欧、美、非、亚各国，呼吁国际社会不要放松对南非的制裁，指出国际社会制裁特别是经济制裁曾是促使南非开始改革的重要条件，当前迫切需要加紧制裁以迫使当局放弃拖延，加速变革。在非国大、曼德拉的有力外交攻势下，欧美各国重申继续进行1985年以来的全面制裁。这使白人温和派认为，坚持对抗只会使南非走向全面内战，那时“白『色』孤岛将被黑『色』风暴所吞没”，他们给德克勒克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求他对非国大的要求让步。1992年3月，南非白人就德克勒克『政府』的改革进行公决，参加投票的人中近70％支持德克勒克的改革方案，这使德克勒克消除了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曼德拉也没有走极端，他头脑很清醒，明确指出，内战对黑人白人都是灾难，谈判僵局必须打破。非国大执委会决定举行曼德拉与德克勒克的会谈，达成谅解备忘录。此后，非国大与『政府』进行多次双边会谈，逐渐达成了谅解。
1993年4月1日，“民主南非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参加谈判的成员由19个扩大为26个。到7月2日第三次多党谈判取得巨大进展，决定在1994年4月27日举行南非历史上首次不分种族、一人一票的大选。7月26闩，多党谈判宪法起草委员会向多党谈判委员会递交了临时宪法草案，这个宪法将只在过渡时期即制宪时期有效。这个草案经多党会议审议后于年内经南非议会特别会议通过后生效。9月23日，南非议会经过3天多的激烈辩论，以211票对36票的压倒优势通过了一项建立过渡时期行政委员会的议案。该委员会将监督1994年4月大选的筹备工作。由这个多党组成的委员会筹备大选而非现任南非白人『政府』筹备，这是德克勒克当局向非国大作出的让步。
1993年11月17日，南非议会特别会议通过了过渡时期临时宪法，同时通过了关于过渡时期国家武装力量的决议，这一决议决定改组现存的白人国防军，建立一支由现存的国防军和各黑人解放武装合编的各种族混编的新型军队。当日，曼德拉和德克勒克还签署了关于大选及过渡时期政权安排(总统、国民议会、参议院和内阁)的协议。同一天，议会还取消了四个黑人家园。
根据上述宪法、议案和协议，南非将分两步实现政治过渡。第一步，通过1994年4月一人一票的大选，产生制宪议会和过渡期为5年的民族团结『政府』；第二步，按新宪法选举产生南非新『政府』。
然而，一片光明的地平线仍不时掠过几片乌云。白人和黑人保守势力都不肯接受现实。右翼保守势力不断以暴力冲突或抬高要价来阻挠大选的如期举行。右翼保守势力的主要代表是白人极右组织阿非利卡人民阵线和黑人的因卡塔自由党。这两个组织于1993年10月与其他白人右翼政党和3个“黑人家园”组成“自由联盟”，同非国大和『政府』公开对抗。
简单地说，白人保守势力要求承认白人的自决权，建立一个“白人家园”，甚至主张在纳塔尔省北部建立白人国家。因卡塔自由党则要求在宪法中明确保留祖鲁族“黑人家园”，并给予其立宪、财政、军事、外交等方面高度的自治权。总之，黑白人保守势力的?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