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捷，且大度热情，令我们感觉是在与朋友交谈，一点也不拘谨。周谈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当我们谈到一些事情时，他都会先专注地洗耳恭听，待对方结束话语后，周会迅速地作出反应。我们讨论每一个问题时，周最后都会直接、明确地对该问题作出表态和答复。他的每一个表态、答复，都鲜明、清楚地体现了其原则或立场。整个会谈中，周从未含含糊糊地兜圈子或所答非所问，亦从未回避过任何问题。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智慧及坦诚的人品。
记得周说：“你们下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就不会在了。”当时闻此言甚为惊讶不明白何意，直到19 76年周逝世后回想起来，我猜测他那时是否已料到自己的癌症病魔来日不多了。提到台湾问题时，周答：“台湾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我注意到周的态度相当温和，没用当年流行的政治口号“一定要解放台湾。”与周交谈感觉他对西方持友善态度，他多次表示愿意与西方交往和发展友好关系，并期望与美国接触。比如周说：“我们始终都在关注着西方还有美国各方面的情况。请你们来访，就是希望与西方人民、政党和社团互相间增进了解和发展友谊。你们不久就会看到我们将与西方国家开展往来，中国也肯定将会对西方敞开国门。”周又特别强调：“我对中国与西方及美国发展友好关系，持乐观的态度。”
3周坦诚“我们现在还很落后”
周还希望我们谈谈中国之行的观感。我们都回答：“很好。”这个回答的背景，一来是出于礼貌客气，更重要的则因为我们每天的参观日程都由中国官方安排陪同，所到之处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布置的，当然我们所见、所闻、所吃、所玩都很满意。周是位有魅力的人，我甚至觉得周很喜欢西方人。他感兴趣地了解北美大学的情况，但周没提到他曾在欧洲留学的经历。不过周告诉我们他从前有过一些西方朋友，并充满感情地回忆了他自己与西方人的友谊，特别是他与白求恩的个人友谊。周还问我们在中国吃中餐的感受，很关心我们是否喜欢和习惯。代表团中有一位华侨，周问他祖籍是哪里人。他答：“广东中山人”。周马上说：“你知道吗，中山的篮球队满威风的。那里出足球名将，他们的个子也比较高。”周还尤其关心西方左派政党及左派革命的现状，打听西方人民反越战的形势，及加拿大、美国共产党的近况如何。他还询问有没有共产党人在北美的政府或国会内担任要位。我们回答，北美共产党的势力远达不到在政府及国会内任职的高度，共产党还是小党缺乏影响力。周对于北美共产党还相当薄弱十分感叹。我们又汇报说，西方人民反对越战的声势越来越高涨，要求政府停止越战的呼声已成为大潮流。周还询问了西方人民对政府的态度、意见，及反政府示威游行的趋势。
周坦诚：“我们现在还很落后，还没有达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我们还需要一步步的革命，这将会是长期艰巨的斗争。”我非常吃惊周坦白中国还很落后，因这与中国媒体的宣传及中国官员的口径是那么不一样。其他中国官员的口气及报刊上，皆通篇颂扬中国的大好形势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及人民生活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真正的国富民强。而在中国以外的西方世界里，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周进一步说：“中国的事情很复杂，也存在着许多不平衡和落后的方面。这都需要一步步地来发展。”我明显感受到周对改革发展中国的雄心壮志，尽管他没有用“改革”这个他逝世后数年才出现的名词。同时我也明显地感受到周欲言又止的无奈与压力。周左右两侧的张春桥、王洪文黑着脸所释放出来的“沉默压力”，及这二位文革闯将对周一言一行的监视，在坐的我们也都感受到了，可以想象周所遭遇的政治困境。我们继续发问“中国文革什么时候会结束？”周答：“文革是复杂的，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运动中有些事情做的太过分，文革中的一些情况我们控制不了。红卫兵太冒进，武斗太过分和失控。”然后周明显地不愿多讲，我感觉周对文革有意见。我们最后询问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如何，周答：“不错。”
周在三小时的会见中反复表示：“非常高兴见到你们，我们把你们当做朋友。我对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持乐观态度。”周的诚恳、务实、健谈、友善以及他的智力，还有他对西方及西方人的善意，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谈笑风生、有问必答、从容不迫的周相比，张春桥、王洪文则显得冷漠和不自然。
4眼见形势一片大好
我们曾向外交部提出会见毛泽东主席，中方的回答是：“毛主席日理万机。”我们问毛的身体如何，答：“非常健康。”我们也提出见见江青。回答“旗手的革命工作很忙。”我们又提出能否拜会林彪副主席，答：“林副主席也很忙。”
我们每天在中国的活动都由外交部人员安排和陪同。参观南京中山陵时，南京市委官员介绍这座国民党时期的国都时说：“南京曾是敌特的老巢，这个城市的对敌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还隐藏着一些反革命份子。”另一则花絮是，在西安下榻的宾馆吃早餐时，厨师从里面走出来礼貌地询问我们想吃些什么，我们回答想吃中国菜。没料到厨师显出非常非常吃惊的表情说：“你们外国人想吃中餐？”我们答：“对呀，我们不是在中国吗。”他说以前来这里的外宾(我估计是苏联人)，都要求他做地道的西式早餐。那顿早餐我们吃的津津有味，厨师瞧见我们喜欢他的厨艺高兴极了。只是端上来的食物太多我们吃不下，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我们，当时还以为中国人每天的早餐都是这么大的饭量，感叹中国人可真能大吃大喝。
由于不知晓我们这些老外是在“搞特殊化”，还以为在中国所享受到的待遇就是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因中方给我们放过一部介绍中国人民生活的纪录片，有中国百姓围着餐桌吃晚餐的情景，画面上中国人个个开心地享受着丰盛的美味。这些活生生地美好画面，与以往在西方所闻中国人贫穷的谣言，那么地不符。在中国旅行期间，由于中国人已很久没有见过西方人了，于是很多中国人没想到我们来自北美，他们以为苏联人又回来了。1971年8月我们乘火车经过徐州时，车厢过道上一位母亲抱着个三岁的男孩在溜达，由于天气酷热我的衣领是敞开着的，当我经过男孩身旁时，那男孩伸出手来一把揪住了我的胸毛。他就这么死死地抓着，直眉瞪眼盯着这些奇怪的毛，我怎么哄他都不肯放手。这时男孩的父亲赶过来大叫道：“快放手，他是个鬼。你要是抓住鬼不放手，这个鬼就会把你提走下地狱去喂恶魔。”那男孩听后吓得哇地一声嚎哭起来。我试图劝慰他，我刚一开口男孩更惊恐地浑身颤抖。
在上海虹桥人民公社，我们有机会与当地公社社员一道在集体大食堂吃“大锅饭”。食物丰盛得应有尽有，有肉有鱼、有鸡有蛋，有蔬菜豆腐，还有汤和水果，引得代表团成员们皆佩服羡慕中国翻身解放后的农民，天天如过年般的富裕生活。根本不像那些游水逃到香港的大陆难民所形容的，所谓中国农村饥荒遍野的惨状。我们也被领到城市里的食品店、百货店随意看看，抬眼所见货架上皆琳琅满目、丰富多采。眼前所目睹的事实证明，西方报刊上关于中国生活用品、食品短缺，商店内外到处是龙蛇阵的报道，全是些不攻自破的谣言。瞧，我们眼前是一派多么繁荣的景象，店堂内也很清静，根本见不到几个顾客更没看到任何排队现象。我们还来到上海宝钢及一间纺织厂参观。一般来说所有的参观程序都一样，进门后先由厂领导介绍工厂的历史及解放后翻天覆地的新变化，再就是当前文革日新月异的风貌。然后由客人提问，我们常常感兴趣一些技术情况及产量如何，厂方每每爽快地对答如流，特别是产量的吨数，我至今印象里仍是个可怕的天文数字，因太庞大记不清具体数字了。只记得每年都会“超过历史以往的水平。”当然参观工厂时我也发现他们的设备非常陈旧，我见到一台机器上标着1929年制造的字样。但我什么也没说。每次参观完毕后，我们都被邀请与厂领导一起吃顿好饭。这每每引发起西方人对中国人工作午餐高质量的赞叹。因在西方，宾客若参观当地的公司、工厂、学校等任何机构，都会被邀请到该机构的餐厅吃顿普通的工作餐，绝不会特别为来访的客人开小灶。由于我们是些中国情况“白痴”，误以为我们每到一处所享受的“工作餐”，就是通常中国老百姓天天吃的“工作餐”。当然无论如何没想象到，我们每天在中国的见闻都是被刻意安排出来的，待我知晓真相时已是文革结束几年后的事情了。
5台上是样板戏，台下是另一番戏
卫生部官员介绍新中国的医疗卫生成就时，我们得知中国人享受公费医疗。我们参观了神奇的针刺麻醉手术。一位浑身插满中医针头的妇女躺在手术台上，非常神奇的是，她虽然被麻醉了但神志仍然清醒，还可以与医生交谈。医生从她的肚子内取出来一块大肿瘤。手术完毕后，那妇女即刻自己走下手术台，并走出了手术室。中国针灸魔术看得我们叹为观止。但当那位病妇迈进旁边的一个房间时，我瞥见她正摇摇欲坠，两位护士跑过来一左一右地扶助了她。我们还参观了上海展览馆，当时正在展出的是，中国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制造的机械设备。事隔31年后的上个月我又去过上海展览馆，那天正红红火火地举办上海房地产售楼会。当然在中国期间我们白天到处“随便走走”，晚上被安排观赏文娱演出。看过现代京剧《沙家浜》、芭蕾舞剧《白毛女》。与中方文艺工作者联欢时学会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每当我们高歌这首文革时期的领袖颂歌时，次次都取得轰动效果，在场的中国人皆掌声雷动地加入到合唱中来，每个中国人的表情既神圣又慷慨激昂。我们也教会了中国人唱加拿大民歌《red river vlley》(红河谷)。参观北京的一所中学时，校方赠送了我一幅红卫兵袖章，至今这件历史文物仍摆放在我家的客厅里。在延安共产党干校礼堂，我看到正前方悬挂着一幅共产党领导人毛、周、朱和林彪的合影，过了几年后我再次看到这幅合影时，相同照片上的林彪已不知去向了。
在中国期间，我们每天参观那些惊人成就的工厂、学校、医院、人民公社，还有“江山如此多娇”的名胜风景，餐餐享受过年般的盛宴。但在我们下榻的宾馆里，我发现中方对西方人还是相当警惕的，或者说我们随时被监视着。比如一天在北京饭店，一位法国记者打来电话要求采访。当时我就发现房间的隔壁有人在监听。宾馆走廊里总有三三两两的便衣闲逛着，这些便衣与服务员的模样不同极易辨认出来，而且他们都懂英文。也常有人敲房门进屋来一下子是送开水，一下子是送茶杯什么的。
有一次与西安附近一个市的市长会面时，我们也遇到了尴尬。市长身旁的翻译是位年青的女孩子，那个时代中国已闭关锁国了一段长时间，英语人才匮乏，即使会讲英语者也因未有机会与外国人实践，其英语显得生硬或不是地道自然的英语。那位市长致欢迎词后，小姑娘开始了她的翻译。待其英语一出口我们都大笑起来。小姑娘的英语不仅是“古典版”，而且还用的是非正式的俗语。她翻译的是：“we're tickled pk to see you (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们)。”没想到外国人的轰笑会惹来如此之大的麻烦。那位市长误以为外国人是在嘲笑他，一下子铁青着脸当着外宾的面，大声斥责那可怜的小姑娘没将他的话如实翻译。姑娘被骂得顿时委屈地大哭起来。这下子我们惊惶失措起来，在西方无论发生什么意外，主人都不会在客人面前怒骂自家人，因为会见客人时发怒，这是对客人的不敬也暴露出主人的涵养欠佳。我对那位女翻译的遭遇十分难过同情，代表团成员也为此非常狼狈，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由于我会汉语，便责无旁贷地替女翻译开脱，好言相劝铁青着脸怒气冲冲的市长，解释这不过是句英语玩笑。我向他保证，外国人绝不是在嘲笑他。总算平息了这场风波。去年我看电影《刮痧》时，其中男主人公，一位在美国生活工作的华人，他在其美国老板面前责打自己的小儿子，还说打自己的孩子是为了给老板面子。美国人不领情地喊道：“打孩子是为了给我面子，这是什么中国逻辑。”显然中西待客礼仪有多么大的差异。
6满嘴文革口号的陈永贵
那个年代流行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我们被特意安排前往大寨参观社会主义的模范农村。在大寨我们看到地里的庄稼都茁壮成长着，玉米似胳膊那么长。农民养老院里，几位悠闲的六、七十岁退休老人在下棋、读书、晒太阳，一院幸福的晚景画面。这些老人邀请外国客人与他们一起下田试试，我们来到一块地里参加翻土劳动，为春耕播种做准备。老外们个个累的汗流夹背呼呼喘粗气，实在不是这些中国老人的对手。老农民一边给我们做示范，一边笑我们虚弱无能。他们指着我们的白皮肤说：“你看，你们这么白，汗毛这么浓这么长，一看就知道没有经过风雨，不是劳动人民。”就这样，我们西方人在中国退休的老农民面前丢了脸，显然中国的农民不仅比外国人身体棒，而且更能吃苦耐劳。
从北京去大寨的来回，劳动模范出身的副总理陈永贵陪伴了我们三天。印象最深的是，此人头上总缠着白毛巾而且烟瘾极大，他的长烟袋抽完一袋后就接着再装上一袋。三天里陈永贵说了不少话，但回想起来又觉得他什么也没说。因为他没说过一句正常人的话，只要一开口就离不开政治术语、革命口号，要不就背诵毛主席语录。比如提到大寨时，陈的自豪尽显无疑。他说：“大寨是战无不胜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方针路线指引下，自力更生改天换地的硕果。”要不就是：“我们革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冲天，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农业年年大丰收”三天里陈永贵不呼口号就不会说话，最后待他一开口吐那些豪言壮语时，我的脑袋就开始犯晕。由于我当时完全是中国政治形势盲，因此对这位“口号机器”的举止很是奇怪，怀疑他精神是否有问题。
7结束中国考察后遗留一堆问号
1971年的中国之行在当时文革的政治环境下，我们所到之处看到的皆是一片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结束“考察”后，留给外国人的印象是中国的确是社会主义的天堂，中国人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还有工业、农业年年超过历史最好水平的增产增收，人民公社集体大食堂里的美味午餐，商店里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如图画般地完美，这令我脑子里一直存在着一个问号？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当时中国对外封闭这么多年，外国人无从了解其“庐山真面目”，我的疑问也自然无法找到答案。这也就是当周恩来总理询问我们对中国的观感时，我们也只能就自己的所见所闻不断地回答：“好、好，很好。”后来在北美听到过一则黑色幽默。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一位40年代留学美国的中国人，他曾是尼克松的校友，当时中方担心尼氏若心血来潮打算拜访从前的华人校友，这可如何是好？因此为了这个万一的可能，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于是就在尼克松抵达北京前夕，这位尼氏校友被临时从反革命牛棚里借出来，安排住进北京一座事先布置好的独立四合院里。这位先生一夜间从地狱跨越到天堂，家具、电器一应俱全的豪华住所令其一下子晕头转向起来，在“自己家里”他根本找不着东西。尽管尼克松到访后并未会见这位昔日的校友。
到了1973年林彪反党集团垮台，1976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1978年邓小平复出重新执政。中国开始了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革，这时候我才有机会了解到许多文革时期“假、大、空”和“放卫星”的内幕。1979年我第二次回中国访问时，与一位旅居加拿大的前国民党高官同行。这位前国军想探望自己过往大学时代的恋人，那位女士40年代时左倾积极投奔了延安革命圣地，双方就此分道扬镳。电话约好其昔日恋人来我们下榻的宾馆会面，可是左等右等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女士打来电话表示她被拦在宾馆门外，因为涉外场所中国人禁止入内。于是前国军决定亲自登门拜访，进到女士家里时，其惨状令这位先生一下子老泪纵横。革了一辈子命的昔日恋人，刚刚被摘掉右派帽子从农场特赦回城，两间破败的房子里上下铺栖身着三代人。她的儿子表示，他从单位的电视上看到市委领导会见并宴请这位从加拿大归来的统战对象。儿子愤愤不平地发牢马蚤说：“如今你们这些昔日的反革命都成了坐上宾。这可真是，革命者不如不革命者，不革命者不如反革命者。”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外国人去中国访问、旅游开始越来越方便，我才有幸见识到一个改革开放后真实自然的中国。
1到天安门广场游行
我第一次踏上中国正值1976年10月初，我是19 49年红色中国成立后，首位被允许进入中国留学的英国人。临来中国前在伦敦，一位几年前从大陆冒死游水逃到香港的中国人，与我聊起了中国的文革。此公的父亲是台湾人、母亲是日本人，在文革中他被诬陷为台湾和日本双料特务。他到伦敦定居后娶了位华裔太太。他告诉我，每当他讲述自己在文革中所遭受的摧残时，其太太无论如何不相信这些遭遇。总怀疑地问“这怎么可能是真的？你真是个恐怖故事杜撰家。”
那年我刚到北京时正赶上庆祝粉碎四人帮，我们语言学院的留学生也被组织起来与百万北京市民一道，沿街游行至天安门广场，去“举国欢庆揪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时刻”。至今我仍认为那是我所见识过的世界上最隆重、壮观的游行场面，第一次也是生平唯一一次，使用了长安街上帐篷围起来的、数十个下水道被掀开铁盖的临时厕所，并排与四十多名妇女一起蹲在那里方便。记得那时候我们的教室里并列悬挂着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主席和华国锋主席的画像。还记得那时候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是“继续批邓。”恰好有位新西兰来的同学，他报到时填的姓名是“dun邓肯”。学校负责干部一看眉头就拧起个疙瘩来，说：“邓肯，这名字可不行。这不等于肯定邓小平吗？眼下全国都在深入揭批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你这名字太有政治问题了，得马上改。我看就改成‘邓布(不)肯’或‘邓南(难)肯’吧。”
2留学生中没有苏修、美帝份子
我在北京培训了半年汉语后转入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那时复旦的外国留学生只有近三十人，大都来自“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朝鲜、越南，及中国称为第二世界的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学生，还有不少“非洲兄弟”。而“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人，自然是留学生中的一支主力军。没有苏修帝国主义份子，也没有美帝国主义份子，只有一位“唇齿相依”的日本人，但没有“水深火热中”的南韩人。留学生宿舍楼里张贴的宣传画则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刚踏进留学生楼时，不明白为何楼外筑有一道与外面隔离起来的高墙，校留学生办公室负责人解释“那是为了防止‘坏份子’对国际友人搞破坏。”每一位外国留学生都被安排与两位中国同屋同住，我的一位女同屋叫超英，这个名字很有历史纪念意义。50年代中期，毛泽东号召“赶美超英”，于是那个年代出生的许多孩子就被冠名为“超英”。中国陪住的任务之一，是记录外国人的“起居注”，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被汇报给校保卫处。因为阶级斗争的弦一刻也不能松懈。后来我读到台湾人翻译的，美国人李敦白撰写的《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the n who styed behd》，其中毛泽东著名的一道咒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被译为“只要你能掌握住阶级斗争，它立刻就会产生效用。”这显然是没有大陆生活经验的台湾译本。
中国同屋与我们交谈时都十分谨慎敌特观念尤其强，比如我打听她们父母从事什么职业时。她们只回答：“我父母是工人阶级。”或者“双亲都是贫下中农。”从不透露家人具体的工作职位。我们对此非常不解。我们也不可以与中国同学、同屋一起外出上街，而留学生想要离开上海到附近的苏州、杭州旅游，是不可以自己去火车站购票的，得提前好几天向留办打申请报告。几天后下来的批复结果，有时是警告我们“不许乱走乱动”。即使报告得到批准，外出时也会有数位留学生办公室的老师及校保卫处的工作人员陪同我们前往。比如我们五位留学生游览杭州时，就有三位上述单位的老师随时随刻陪伴左右，住在事先为我们联系好的涉外饭店，出入都结队而行。当然我们外国留学生在生活上是有些“特权”的，留学生宿舍里有暖气供应，中国学生宿舍楼则没有，我们有机会每天去浴室洗澡，而与我们同住的中国同屋则只可以每星期洗一次澡。
3下工下农接受再教育
76年复旦曾发生一位法国女留学生与中国男青年相恋故事，中国男青年为此召来牢狱之灾。直到邓小平复出后法国女郎致信他，经邓小平亲自批准，她的中国恋人才得以释放赴法与其团聚。他们的中外联姻被认为是文革后首宗涉外婚姻。既然与中国同学接触会为他们惹来麻烦甚至灾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谨慎。临毕业前夕，留学生打报告希望请中国同屋们一道去上海动物园参观，喜出望外的是报告最终被批准，我们得到了唯一的一次与中国同学外出的机会。外国人在当时艰苦朴素的中国环境下还有另一个“特权”，就是可以随意着装。那个时代的中国抬眼皆是蓝绿色的制服海洋，西方称为“毛装”。在上海的外国人则喜欢去丝绸商店买来中国花布制成中式衣服，穿出去时每每惹来一群的围观者。中国同学绝不能这般花里胡哨的，会被批判为是资产阶级的“臭美”，生活作风有问题。我那时为了与中国同学打成一片，平常我也穿上中国人的制服，因我是深褐色头发再彻头彻尾地女干部装扮后，中国人都说我像新疆人。但我与一位英国女同学在南京路上逛街时麻烦就大了，这位女士金发碧眼且瀑布似的金黄卷发直泻肩头，一路上我们身后尾随着数十位张着嘴巴、直眉瞪眼的好奇者，到了商店里也是一圈的围观人群，呆呆地瞪大眼睛盯着这个“女妖精”。虽然那时候中国人常被训导“不许围观外国人。”最后还是警察赶来驱散了人群。
1976、1977年时留学生也如中国大学生一样，得下工接受工人阶级的改造，和下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离校前的欢送场面十分鼓舞人心，人人手里举着彩旗和纸扎的大红花，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到广阔天地里去锻炼的中国同学们都肩背行李包还得自带洗脸盆，他们将在农村扎根一个月。冬季时我们留学生被安排到半导体厂，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星期。还记得雪花飞舞的日子里住在无暖气的职工宿舍，冻得披上工人师傅的蓝棉大衣。我们也都带过来了自己的被子，但无需像中国同学那样自备脸盆。夏收时我们也下过农，住在农民家里帮忙收割西红柿、萝卜。农家无厕所和自来水，因此有机会见识了我一生中的奇观，我的中文老师蹲在屋内的马桶上，在其私人时间面对着我，边方便边谈笑风生，这在西方即使再充满想象力的人都不可能想象到眼前这一幕。在国外是不可能有机会观赏旁人方便的，而这位在我面前宽衣解带者竟然是自己的老师，这一幕真令我记忆犹新。76年时外宾在中国受到特殊保护很安全。但有次我乘公车时，钱包还是被盗了。两星期后的一天，两位警察来登门拜访，他们是在找到了我的空皮夹后按照里面的学生证寻来的。他们诚恳地向我道歉说：“虽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还有阶级敌人，还存在着复杂的阶级斗争。对于国际友人被盗，我们十分抱歉，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做的还不够好，还请你多批评指正。”
4亲历最初中国改革开放
在北京和上海留学期间，我们每星期都必须参加政治学习，声讨四人帮的罪行。后来不再继续批邓了，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开始陆续得到平反。我们这些年青的留学生不懂中国的政治，便不知深浅地提问：“前年批判刘少奇的卖国主义，说他是阶级异己份子，可现今你们的政策路线不就是曾批判过的吗？”老师只有报以苦笑。我们现代文学系的课本76年时通通是鲁迅和毛泽东的文章，小说只有《艳阳天》和《金光大道》。77年开始可以读到巴金的作品。电影看的是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的革命主旋律，11月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就看《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那时候最时髦的段子是“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77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我突然从校广播中听见了莫扎特的音乐，我警觉地意识到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一个了不起的信号。在此之前，中国大地上西方腐朽的靡靡之音得到了彻底的清除和批判。不久后我又观看了重新解禁了的歌剧片《红湖赤卫队》，当时“红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一下子就成为我的最爱。80年代初，有中国朋友看了法国电影《老枪》后与我聊天，才得知当时流行一介特有的名词叫“内参电影”，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幸一睹，老百姓是无缘享受的。与如今中国大地上劈天盖地的好莱坞大片，天壤之别。以致于我今天看到来英国留学的中国青年人，与西方青年一道津津乐道谈论西方的流行电影、歌星时，感觉恍如隔世。
76年时我们也去看过足球、乒乓球比赛，体育场内都悬挂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条幅。那个时代的中国观众堪称是世界上最文质彬彬的，即使足球射进门后也听不到一声的欢呼，自始至终全场观众都是静悄悄地端坐着，场内广播也不断地提醒大家：“禁止大声喧哗。”那时读中文报纸可比现在容易，报刊上的词汇有限都是些政治谩骂，不是大揭大批就是打倒，还要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一下子就看完了一张。现在街上的报摊书报、杂志目不暇接，我那文革时代学的“帝国主义走狗、无产阶级先锋队”等术语，如今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天我想告诉中国人“我家后面有一个花园。”但我出口的是文革词汇，说成“我有一片自留地。”中国朋友个个笑得前仰后栽的。故用我的文革汉语水准来读这些新时代的刊物，我已很难读懂了，好多改革开放后的新名词都不认识，也才感受到中文如此美不胜收。还记得76年岁末时，我读过《大众电影》上刘晓庆的一文，题为：《我是电影战线上的一名新兵》。前年我又拜读到她的新文，题为：《我是中国的亿万富姐》。
70、80年代时，来中国的西方人临行前的准备是颇费功夫的，从食品、服装到洗发水、药品等日用品都得自己背到中国来。那时中国城镇的商店门外到处都是龙蛇阵，什么大葱队、白菜队、排骨队、豆腐队。购买食品、日用品得凭名目繁多的票证，市民手中都攥着一堆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手表票、鞋票等等。我的同屋一天下午买回来一双绿色的“解放胶鞋”，实际上这双鞋她穿着小一号，但当时商店里大一号的鞋都卖光了，“卖光了”是那个年代中国商店里售货员的口头语。于是我的同屋便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双“小鞋”，因为时值月底她手中的鞋票次日即过期作废。文革后听到过一则关于票证的黑色幽默，当年林彪倒台后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一位农村公社书记，在揭批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道：“他林彪反党集团想逃跑，革命群众是不会让阶级敌人轻易得逞的。我们只要扣发这一伙人的副食证、粮票，看他们还怎么吃饭，这帮坏蛋们不久就会饿死了。”
我们学校里一位法国朋友，在街头的那间“工农兵副食店”，排在面包队里40分钟后好不容易快挨到他了。这时听到前面一位老妇询问售货员：“同志，这面包新鲜吗？”售货小姐不高兴了，大声回敬道：“您这是什么话呀？当然新鲜了，昨天才做的。”法国人闻后吓得撒腿逃窜。怎么可能隔夜的面包今天居然还敢卖。由于那个时代面包是奢侈品，我们留学生就自己动手土法炮制，用大学食堂里的馒头切成片，自制了铁丝架全当烤面包机，将馒头片架在煤气炉上烘烤成“吐司tost”，再用中国人夹煤饼的铁夹子翻面，没有黄油、果酱，就抹上芝麻酱。最具创意的要算是喝咖啡，有同学从欧洲探亲带回来稀罕的咖啡，我们用中国瓷茶壶泡上，冲咖啡时没有过滤纸，那时候中国的卫生纸十分粗糙，我们就在茶杯上铺上一张卫生纸来过滤咖啡渣滓。
直到80年代后期大城市里的涉外宾馆、友谊商店都不允许中国人入内。大概是85年时，一位美国人携其华人太太进北京饭店，该太太被门卫挡在门外，因为她是华裔长着副中国人脸。美国先生气愤地一通抗议，在世界各地皆没遭遇过不让华人入内的歧视。他的吵闹声惊动了饭店高层，这才被破例让进门。过了两天这位太太去友谊商店，门卫照样一见中国脸就二话不说地拦下来。那位太太诧异地问：“昨天我与先生一同来过，没问题。为何今天就不行了呢？”门卫答：“昨天你是陪老外来的，今天你一人过来就不能放你进去。中国人就是不让进。”
5中国人应珍惜当今的改革开放
如今一些中国朋友与我聊起往昔来，对以往毛泽东时代充满了怀念。认为过去虽然大家都穷，但那个时代官员生活简朴、廉洁奉公，而且社会治安好，无下海、下岗，也没有现今一切向钱看的商品经济大潮的人欲横流，以前人与人之间充满助人为乐的友爱。但我希望中国人不应好了伤疤忘了疼，过去的那个政治炼狱时代，人民所遭受的身心迫害，我是亲历过的。比如7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被通知参加紧急政治批斗会。一位政治上积极靠拢组织的女同学正在申请入党，为了表示自己对党组织的忠诚，她将致海外亲人的信奉上党的书记过目。信上的一句话立刻被政治觉悟、革命警惕性都极高的领导识破。女同学在规劝家人返乡报国时说了这样的一句话：“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于是她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批判她将光荣、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别有用心地诬蔑为“狗窝”。这太反动透顶了，是典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位可怜的女生为此被批斗了无数次，每天写悔过书。80年代末，一位当年从不搭理我的女同学来到我下榻的宾馆探望。提起往昔来，她回忆说，当年她姐姐在一间大百货商场里任职，其职责是着便装每天从早到晚在商场里巡逻。专门监视是否有中国人与外宾交谈，若发现敌情，姐姐会当即凑上前去记下谈话内容，然后一五一十地向保卫部门汇报。由于这位同学知晓与外国人交谈的严重后果，故当年的她对外国同学便极其地回避。
中国人对政治迫害的恐惧回忆，就连到了80年代后期仍心有余悸。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黯然下台时，一位英国人的哥哥是撒切尔夫人的经济顾问。中国朋友得知后十分同情地问他：“你哥哥这下该大祸临头了吧，他一定会被抓去蹲监狱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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