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江南镇戍官长杨端和、两淮镇戍官长张唐、江东镇戍官长麃浚和岭南镇戍官长王嵩也上奏施压。
地方郡县官长的奏章也蜂拥而至，劝请始皇帝马上稳定政局，调整国策，确保大秦对中土的控制。
始皇帝和咸阳宫终于承受不了重压。正月底，始皇帝下诏，由丞相隗状、太尉公子腾并廷尉卿李斯，联合审案。
二月初，在始皇帝的催逼下，武烈王公子宝鼎不得不拖着一条受伤的腿，离京赶赴北疆。
二月中，冯氏一案审结，冯劫罢黜，贬为庶民。冯去疾贬为庶民。冯毋择降爵。冯鸷等十几名官员枭首，二十多名冯氏一系官员流放，余者尽数被驱，冯氏及其子弟门生永久禁锢。
权势显赫的冯氏就此衰落，关东系遭到沉重打击。
第一卷 崛起 第435章 余波未息
第435章 余波未息
这场风暴前后历时近半年，但如果加上武烈王公子宝鼎在去年年初所遭遇的危机，以及他为摆脱危机和展开反击所做的一系列布局，咸阳政局在过去的一年里可谓惊心动魄，掀起的惊涛骇浪一次次猛烈撞击着新生的帝国，导致咸阳危机四伏，中土更是惶惶不安，随时都有崩溃之祸。
帝国诞生之初的这场政治对决，以两败俱伤而收场，侥幸的是，因为在对决之前中央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军权，稳定了军队和地方镇戍力量，确保帝国平安渡过了此次危机。
三月初，太子扶苏结束了西北巡视，返回咸阳。
郎中令蒙嘉、皇帝客卿司马空和博士淳于越等关东系大臣回到咸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详细了解这场政治风暴的经过，并“清点”关东系在这场风暴中的损失。
经过一番“梳理”，再分析整个风暴的发展过程，蒙嘉等人不禁暗自惊悸。这一轮博弈，就算他们待在京城，亲身参与其中，也是必败无疑，而且关东系的损失会更大，虽然关东系会给对手以重创，但最终的结果必然损害到大秦自身，谁也不敢保证那时候还能否维持帝国的稳定。
武烈王以进行南北战争为借口建设新北军，不但让中央一定程度上集中了军权，还改善了始皇帝和老秦人的关系，缓解了双方之间的矛盾，这才是关东系必败的关键所在。
始皇帝集中了军权，才敢于打击豪门贵族来压制分封，才会纵容和默许武烈王挑起老秦人和关东系之间的厮杀。当然，他对这轮政治风暴的估计也不足，他也没想到大秦本土贵族竟然联合起来，彻底摧毁了冯氏。
王翦、麃公等老秦统率返回咸阳增加了本土老秦贵族在朝堂上的力量，张唐和杨端和等老将军们又控制了地方镇戍，与朝堂的本土老秦贵族形成了呼应和支援，但本土老秦贵族同样担心风暴太大，危及到帝国安危，所以在武烈王的指挥下，目标明确，直接摧毁冯氏，毅然放弃了对蒙氏等关东军功豪门、对李斯、周青臣等关东寒门贵族和对淳于越等关东博士集团的攻击。
为了确保一击而中，以武烈王为首的大秦本土贵族先是利用太子西巡和北军建设，把蒙氏兄弟和司马空、淳于越等关东系重量级大臣全部“骗”出了咸阳，接着在风暴肆虐的过程中，绝不牵连除冯氏以外的其他关东系势力。
关东各派系之间本身就存在矛盾，尤其像冯氏这样的“参天大树”假如受到损失，对关东其他派系攫取更多权力和财富有直接好处，所以初始关东其他派系并没有出手相助，相反，冷眼旁观者众，甚至还有落井下石的，但等到事态严重了，危机扑面而至，关东其他派系意识到冯氏这棵“参天大树”要倒了，这场风暴已经损害到他们切身利益，打算出手救助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候冲进风暴，即便是蒙氏也有可能被席卷而去，更不要说其他人了。
大秦本土贵族没有对整个关东系实施打击，并不代表大秦本土贵族没有这样的实力，而是不愿意双方打个两败俱伤甚至玉石俱焚，最终危及到帝国安危而已。蒙武回京后瞻前顾后一筹莫展，李斯、周青臣、叔孙通等人更是意见相左争论不休，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结果当始皇帝怒不可遏奋不顾身地冲杀在最前面的时候，关东系却踌躇不前，不敢和大秦本土贵族拼个你死我活，不敢把这场风暴推向全面失控的险境。
冯氏及其势力覆灭了，彻底覆灭，一夜间灰飞烟灭，就连东山再起的希望都没了。
始皇帝非常愤怒。冯氏是他的股肱之臣，这些年为他鞍前马后鞠躬尽瘁，功勋卓着，但大秦本土贵族竟然给了他一个大巴掌，在帝国建立之初就把这样一个受他庇护和恩宠的豪门贵族彻底摧毁了。这就是打他的脸，扼杀他的权威，是可忍孰不可忍。
始皇帝毫不犹豫，奋力还击，罢黜了左丞相王绾，驱赶了王翦和麃公这两位老将军，驷车庶长公子豹也被其赶出咸阳回雍城养老了，武烈王公子宝鼎更是被其一脚踢到了北疆，中枢数名老秦系大臣也受到连累，不是被降职就是被外放。
齐王公子昌也遭到了始皇帝的严厉责斥，不得不上书请罪。齐王府相和山东郡县官长或罢免，或降职，山东官场来了个“大地震”。同样官场“地震”的还有晋中的河东、太原和上党三郡，河北、中原、两淮的地方军政官长也在这次风暴中大量更换。
大秦本土贵族，尤其是老秦人，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冲杀在最前面，损失惨重，尤其在中枢，更是遭到了沉重打击。
始皇帝趁此良机，重建中枢。
丞相隗状独揽相权的美梦仅仅做了三个月就被无情击碎。
始皇帝力排众议，以非常强硬的态度，破格提拔廷尉卿李斯出任大秦左丞相。李斯不仅仅是关东系的重量级人物，是寒门军功贵族的代表，更重要的他是法治的坚定支持者，是“集权”的急先锋。
这一任命，直接打破了豪门贵族对中枢核心位置的霸占，直接让始皇帝和法家大臣们在未来的帝国决策上赢得了一定的优势，十分艰难地把帝国向“集权”的道路上推进了一小步。
接着始皇帝以公子豹告老还乡，皇族事务急需一位掌管者为借口，免去了武安公公子腾的太尉一职，让公子腾接任驷车庶长，主掌皇族事务。
主掌皇族事务的驷车庶长虽然位同三公，参与国事决策，但其在国事决策中发挥的作用岂能和主掌帝国军事行政权的太尉相比？始皇帝以冠冕堂皇的借口，再一次打击了大秦本土贵族。
郑公蒙武出任太尉。关东系在国事决策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御史大夫由外戚建成侯赵亥出任。赵亥虽是外戚，但他是赵人，在大秦时日太短，没有自己的根基，无法被大秦本土贵族所接受，所以赵氏外戚必然要借助关东系的力量。
赵亥连升数级，不但进入中枢，还位列三公，这不但意味着赵氏外戚自“嫪毐事件”遭到打击后的重新崛起，也意味着大秦本土贵族失去了对帝国中枢核心位置的霸占。
至此，帝国的新中枢建设完毕。
右丞相隗状，左丞相李斯，太傅、上将军公子宝鼎，太尉蒙武，御史大夫赵亥，驷车庶长公子腾。六位上公大员，帝国的中枢核心，关东系占据了一半席位。
九卿中，主掌帝国财政的治粟内史和少府成为争夺的焦点。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让朝野上下目瞪口呆。
始皇帝下诏，甘罗出任治粟内史卿，赵高出任少府卿。
甘罗是楚人，赵高是赵人，都是来自关东的寒门军功贵族，但他们不属于关东系，而是依附于大秦本土贵族。从“集权”的角度来说，始皇帝肯定要控制帝国财政，重用与其政治理念相同的关东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甘罗和赵高的确符合始皇帝的需要，然而，这两位是武烈王公子宝鼎的部属，因此，始皇帝的这一任命就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了。
这是始皇帝与武烈王的妥协？由此进一步联想，这场政治风暴是不是兄弟两人联手的杰作？
接下来一系列的人事调整似乎验证了帝国贵族们的猜想，这场风暴背后的秘密的确太多了。
两淮镇戍官长张唐回京，出任大秦的护军中尉。代替张唐镇戍两淮的是老秦人王昕。
江南镇戍官长杨端和回京，出任大秦的大监军。代替杨端和镇戍江南是楚人桓炀。桓炀是桓齮之子，之前是代王府的相。
北军西行辕官长、临洮侯羌廆回京，出任中将军，领蓝田大营。
武勇侯李信代替羌廆，主掌北军西行辕。
始皇帝在重用关东系大臣的同时，也没有继续打击大秦本土贵族，而是善加安抚，重新调用了一大批功勋大将。
直到五月，这场风暴的余波才逐渐平息。
最后的嬴家是始皇帝和中央。
始皇帝虽然失去了冯氏这个股肱，但借助冯氏的“死亡”，始皇帝重创了老秦贵族，并乘机打击和清洗了晋中、河北、中原和山东四地的地方势力，加强了中央对这些地方的实际控制。
始皇帝的脸被“打”了，但帝国中央对军队和地方郡县的控制力却得到了加强。从帝国的立场来说，这场政治风暴利大于弊，不但有利打击了地方势力和豪门贵族对分封的追求，也为帝国稳定中土和巩固统一果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南方的春耕顺利结束，北方的夏收即将开始，随着笼罩在咸阳城上的乌云散去，大秦政局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好消息也从各地频频传来，最好的消息无疑就是山东、两淮和江东等地的叛乱终于给武力强行镇压了下去，中土终于艰难地迈进了大一统时代的和平时期。
刚刚结束的政治风暴历时近一年时间，席卷了整个中土，大秦的统治阶层遭到了重创，无论是坚持“集权”的贵族集团还是坚持“分封”的贵族集团，都在风暴中损失惨重。
侥幸的是，历史没有重演，这场由“分封”贵族集团发起和推动的政治风暴，虽然其本意是挑起始皇帝和武烈王的厮杀，让这对兄弟手足相残，但最终这对兄弟在共同的政治理念的驱动下携手抗敌，棋高一着，在形势最为危机时刻来了个惊天大逆转，反手一击，给了贵族集团以沉重打击。
当咸阳政局渐趋稳定之刻，大秦的统治阶层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始皇帝是中土之主，而武烈王是大秦第一权贵，两人的力量都过于强大，更让人恐惧的是，两人在政治理念和治国策略上取得了一致，所以不论是坚持“集权”的贵族集团还是坚持“分封”的贵族集团，在新时代来临之刻，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不得不暂时放弃蠢蠢欲动的心思，转而搁置本集团的政治理念，老老实实地沿着既定国策，集中力量恢复国力，稳定中土。
这一刻不论是中枢大臣还是中央官员，不论是地方封王还是地方郡县官长，都不敢再叫嚣着“分封”，以免遭到始皇帝的雷霆打击，也不敢公开鼓吹“集权”，担心激怒武烈王遭到致命一击，大家都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跟着始皇帝的步伐前进，始终遵从咸阳宫的命令。
风暴结束了，在辽东建封国的事情再也没人敢提了，而即刻发动北伐的呼声也停止了。
五月中，太傅、上将军武烈王公子宝鼎在离石要塞的北军统率部召集东西北三大行辕官长，诸军将军等北军统率进行军议。
军议的核心内容就是建设和发展北疆，确保北疆武力。
宝鼎拿出了建设和发展策略，其中第一条就是直道修筑。围绕着直道修筑，宝鼎拟制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其基本原则就是利用北疆自身的力量帮助咸阳修筑直道，比如调用军队挖山添谷以减少徭役征发，而参加直道修筑的将士一律授予军功，此策既节约了国力，又锻炼了军队，还给将士们赢得了军功，利国利民利军队，一举多得。
第二策就是大力推进以垦荒屯田为主的边疆农耕和以建设牧马苑为主的边疆畜牧，同时给予商贾更多的优惠政策以加快山泽之利的开发和利用，以此来推动边疆城镇和市榷的建设。
此策的关键是人口迁徙，边疆需要大量的人口，为此，宝鼎和北军统率们向始皇帝和中枢建议，把各地参加叛乱的罪犯及其家眷全部流放边疆，其中像胶东即墨、两淮彭城这些屡屡叛乱的地区，则干脆把城乡人口整体迁徙到边陲，而像江东等大江南部地区的叛民则迁徙到岭南，如此既能减少关东地区的叛乱，又能帮助南北两疆进行戍边和发展，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第三策就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北疆镇戍策略。宝鼎的建议是，结盟河西大月氏，攻击云中匈奴人，以东西两翼的牵制，来帮助秦军在中路进军河南，占据贺兰山，继而把匈奴人在漠南的防线拦腰斩断，然后秦军利用河南的战略位置，向西与大月氏夹击匈奴的右方王诸军，向东则与代北大军东西对攻拿下阴山。
这一攻击策略是出塞作战，需要直道修筑的完成，更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持，所以宝鼎联合北军统率上奏，恳请始皇帝和中枢马上实施休养生息之策，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国力，不要再增赋加税，横征暴敛了。过度压榨中土之民，等于杀鸡取卵，是竭泽而渔的短视行为，最终会伤害到帝国，更影响到中土的稳定和存亡。
奏章送到咸阳，始皇帝和中枢大臣们意识到武烈王又要干涉朝政了，他这是以武力为后盾，胁迫中央调整国策，把以稳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调整为他所始终坚持的以“与民休养”为基础的致力于稳定中土的战略。
以右丞相隗状、驷车庶长公子豹、治粟内史甘罗和少府卿赵高为首的中枢大臣借助武烈王公子宝鼎的这份奏章，马上举起了“休养生息”这面“大旗”，坚决主张“稳定”战略，要求实施“轻赋薄徭”之策，并有限度地重开市榷，鼓励私人营商。
始皇帝和以左丞相李斯为首的中枢大臣则坚决要求维持既定战略，维持既定的赋税和徭役政策，进一步遏制工商业，集财赋于中央。
“休养生息”之策对稳定帝国的好处不言而喻，但此策一旦实施，名义上是“让利于民”，“官不与民争利”，“先民富，然后则国强”，但实际上受益最大的是贵族集团和地方郡县，这将导致中央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
民富了，普通国民吃饱穿暖了，家里有余粮了，而地方富豪也是重新崛起，那么很显然，地方势力就大了，尤其那些富裕郡县，因为地方上有钱有粮了，实力强了，其欲望必然膨胀，必然导致其对抗中央。
前两年中央为稳定新占领地区，掠夺地方财富，把关东六国的大约十万户富豪全部迁徙到大秦本土，这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小工商业者。此策实施后，受到直接打击的就是中土工商业，可以说，此策把中土工商业打得一蹶不振，咸阳很轻松地就完成了“重农抑商”的政治目的。
中土几百年来各诸侯国都大力发展工商业，以工商业来增加赋税收入和收购稀缺资源，如今中土统一了，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当然需要“重农抑商”，但帝国在统一之初不是“重农抑商”，而是直接摧毁了私营工商业，试图以官营来垄断中土工商业，这直接侵害了贵族集团的利益，当然会遭到激烈抵制。
从中央集权的立场出发，军、政、财等权力都要集中，但如此一来，地方利益如何保证？贵族们的利益如何保证？普通国民的生存如何保证？所以必然发生尖锐斗争。
第一卷 崛起 第436章 为何恐惧？
第436章 为何恐惧？
加建封国的事暂时不敢提了，北伐之议也暂时搁置，那么朝廷理所当然要休养生息，要恢复国力，只是国策应该怎么走，是集中财赋于中央，继续增赋加税，以加强王国之利，还是让利于民，轻赋薄徭，让中土之民安居乐业？
这两种不同的国策走向涉及到“集权”和“分封”之争，中央和地方之争，中央若想阻止“分封”就必须遏制地方势力的发展。
在这种尖锐矛盾下，虽然中土之民至今还背负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并没有享受到中土统一给他们带来的任何好处，尤其是山东、两淮和江东等地，此起彼伏的叛乱和国民不堪重负有直接关系，但中央以北部疆域面临匈奴人入侵重压，南北战争中开战在即，中央财政无力支撑为借口，坚持增赋加税的财政集中政策，确保中央可以长期有效地遏制地方势力，继而以此来阻止“分封”扩大化，把帝国迅速推向中央集权的轨道。
咸阳为国策走向问题，从五月下一直争执到七月初，持两种治国理念的贵族集团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始皇帝和李斯等坚持“集权”的贵族在廷议上自始至终处于被动，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当前这种政局下，来自关东系的蒙氏等军功豪门和关东博士集团也站在了大秦本土贵族的立场上，也认为大秦应该休养生息，应该轻赋薄徭，利用目下国内外形势渐趋稳定的有利条件，全力以赴恢复国力。
随着时间的延续，地方封王、郡县官长和镇戍统率也逐渐加入到这场国策走向的争论中。无疑，地方官员当然要从地方利益出发，所以他们纷纷举起了“稳定”这杆“大旗”，以国民的困窘为借口，反对中央财政集中，反对中央对国民的横征暴敛，强烈要求中央让利于民，让国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继而赢得稳定和发展的有利局面。
形势对始皇帝和李斯等法家大臣越来越不利，但他们信念坚定，即便面对汹涌澎湃的洪流，也是岿然不动。
然而，中央的任何决策，最终若想得到忠实执行，并实现决策者的最终目的，那就必须赢得整个统治阶层的支持，至少需要赢得统治阶层绝大部分人的支持，假如帝国绝大部分贵族都反对中央的决策，那么决策肯定得不到忠实执行，决策者的目的肯定实现不了，甚至出现与决策者的目的背道而驰的现象，那对中央权威的打击就非常严重了。
七月下，武烈王宝鼎再奏始皇帝，详细阐述休养生息的必要性。
始皇帝和李斯等法家大臣所忧虑的不过是贵族们利用休养生息之策壮大地方势力，继而与中央形成对抗，最终迫使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形成割据自立的事实，导致帝国与中央集权这一基础国策渐行渐远。
宝鼎以当前形势为基础，给始皇帝做了一番预测。
宝鼎过去曾有预测，在帝国统一后的十年内必然爆发南北战争，所以他给了始皇帝五年的准备时间，这样在后五年内，帝国大军可以随时投入到南北战争之中。如今时间过去了三年，但直道修筑没有完成，国内形势尚不稳定，大秦至今没有做好南北战争的准备。
进行南北战争的前提就是国内局势的稳定，中土的统一。相比起来，直道修筑不算什么大事，北疆常备军和预备役加起来有近六十万，只要把部分军队投入到直道建设，就可以大大缩短建设工期和财政支出。
国内局势若想长期稳定，其关键不是咸阳政局的稳定，而是国民的安居乐业。
若先取之，必先予之。帝国国民尤其是关东黔首必须切身感受到帝国带给他们的统一的好处，他们才会认同帝国，才会守护帝国，才会为保护他们的亲人和财富而誓死一战，反之，假如他们像过去一样挣扎在死亡线上，整日面对的都是死亡的威胁，他们对大秦的仇恨会如日俱增，他们会仇恨秦人，会仇恨帝国，这样当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即便中央通过横征暴敛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但国内的矛盾也必然轰然爆发。
想像一下，当帝国的军队正在长城以北，正在大漠上与匈奴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国内矛盾突然爆发，各地叛乱蜂拥而起，甚至地方势力也乘机割据，帝国拿什么去镇压叛乱？中央拿什么去阻止诸侯分封？
假如南北战争在未来四五年后爆发，那么留给帝国的准备时间的确不多了，而备战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让帝国国民休养生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赢得他们的认同，这样当南北战争爆发，当匈奴人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要把他们重新打回“地狱”的时候，帝国的国民会爆发出最强大的力量，他们会在保护中土和保护亲人的呼喊声中，与帝国齐心协力、同仇敌忾、联手抗虏。
帝国的未来不在于中央的治国策略，而在于帝国国民的安居乐业。
帝国赢得了南北战争，赢得了功勋，赢得了权威，赢得了国民和军队的支持，试问，那时候即便地方势力强大了，又能强过中央吗？中央有几十万忠诚的将士，而哪一个地方势力会在未来几年内形成足以抗衡中央的武力？中央有千千万万的国民的支持，而哪一个地方势力会在未来几年内赢得整个中土庶民的拥戴？
宝鼎质问，陛下为何恐惧？陛下为何失去勇气？陛下为何失去自信？陛下对自己、对中央、对大秦军队、对大秦国民都没有信心，那还拿什么去强大和发展帝国？
宝鼎一连串质问让始皇帝陷入沉思。
当天晚上，始皇帝在御书房召见了李斯、蒙嘉、赵亥、周青臣、司马空和蒙毅。
始皇帝把宝鼎的奏章递给几位大臣，请他们仔细阅读。
蒙氏叔侄在这场国策争论中虽然公开支持始皇帝财赋集中之策，但这是出于维护始皇帝的权威，维护关东集团利益的需要，实际上他们在于始皇帝的私下商讨中，还是隐约透露出妥协之意。
这倒不是因为畏惧大秦本土贵族，也不是因为冯氏的覆灭给了他们沉重一击，而是从蒙氏这个军功豪门的立场来说，他们希望自己在帝国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取更多，而且他们对帝国未来的预测还是“分封”压倒“集权”，这从太子扶苏的政治立场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太子扶苏的政治理念和始皇帝的政治理念有严重分歧，这在咸阳不是什么秘密，虽然始皇帝安排在太子扶苏身边的都是关东系的法家大臣，但太子扶苏在外征伐的时候正是其成长的关键时期，因此深受武烈王公子宝鼎的影响，而且其性格不够果敢，更没有杀伐决断的凌厉手段。可以想像，将来扶苏如果继承大统，必定是一个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的皇帝，这必然导致地方势力坐大，中央集权受阻，国策十有八九要偏离预定轨道。
太子扶苏的现在和未来也影响到了始皇帝的决策。始皇帝不可能只考虑现在，他考虑得是帝国的千秋大业，所以很多决策的实施，他都必须考虑到对帝国十几年后甚至几十年后的影响，因此始皇帝非常急切地要集权中央，试图在他有生之年实现中央集权的理想。
蒙氏靠军功起家，现在的权势是靠三代人流血流汗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拼搏而来，所以他们的行事风格非常稳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在政治上更是讲求妥协策略，在妥协中谋取利益。蒙氏从蒙骜开始的三代人经历了一场场政治风暴，但每一次蒙氏都有惊无险地渡过了危机，并且始终赢得了君王的信任，权势日盛，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冯氏和蒙氏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冯氏是韩国的世代豪门。冯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家分晋之前，由此可以想像一下冯氏在政治上的豪门风格。正是这种风格葬送了冯氏，就如同熊氏外戚遭到昭襄王和始皇帝两任皇帝的打击一样。豪门贵族权势倾天，很多时候太嚣张太狂妄，所以必然挨打。
蒙氏历大秦四代君王而不衰，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蒙氏是脚踏实地做事的人。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讲条件，也不讨价还价。事情做完了，做好了，君王赏赐多少我就拿多少，从无怨言。君王就喜欢这样的臣子，所以军功贵族历来为大秦君王所器重。豪门贵族不一样，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他们首要考虑的不是为君王做事，而是谋算着如何获利，在获利的前提下为君王去做事。这就是本质区别。
李斯、周青臣、司马空这些法家大臣也属于寒门军功贵族，他们的现在和未来都建立在军功上，而始皇帝这位君王和他们的政治理念又完全一致，目标和理想都是一样，所以他们当然要“士为知己者死”了。追随这样的君王，既能建功立业，实现毕生的追求，还能获得大利益，怎不让这些人肝脑涂地，鞠躬尽瘁。
但是，无论是蒙氏，还是李斯等人，都不敢在这个时候，就武烈王的这份奏章和他在奏章中的一连串质问发表意见。这不仅仅关系到立场问题，更关系到存亡大事。
刚刚过去的政治风暴就像一层厚厚的阴霾笼罩在帝国贵族们尤其是关东贵族们的心上，压得大家喘不过气来。
始皇帝是一代雄主，而武烈王公子宝鼎则是一代天骄。这个时代像武烈王这样的大权贵不是普通贵族可以抗衡的，比如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那都是主宰王国命运的大权贵，其实力常常超过了君王，甚至直接掌控了君王的生死存亡。
刚刚过去的那场风暴已经证明了武烈王的实力。在最初那等恶劣的情况下，武烈王一人一剑回到京城，然后逆转政局，摧毁冯氏，重创老秦人，帮助始皇帝成功胜出，最后如果不是始皇帝拿着宝剑逼着他离开咸阳，恐怕死去的人更多。
最后的嬴家当真是始皇帝吗？像蒙氏、李斯这样处在权力顶端的人心知肚明，始皇帝也不过是武烈王整个谋划中的棋子而已，否则始皇帝也不会在最后关头把他赶出咸阳，让他去掌控北军。那不是始皇帝对他的信任，而是始皇帝无奈之下的一种妥协。始皇帝也玩不起了，再玩下去，恐怕整个关东系都名存实亡。
武烈王始终是这场风暴的核心，但他又始终把自己藏着最安全的位置，操控着这场风暴。武烈王是最后的嬴家，所以当始皇帝结束这场风暴后，武烈王马上递交了奏章，威逼始皇帝修改国策，让帝国实施休养生息之策。
其目的是什么？当真是他嘴里所宣扬的与民休养，让中土之民安居乐业，享受中土统一带给他们的好处？不，不是，武烈王真正的目的是发展地方势力，把帝国一步步地推向分封。
武烈王深谋远虑，又高瞻远瞩，他根本就没有把“分封”的希望寄托在始皇帝身上，而是把帝国的未来放在太子扶苏身上，所以当年他把扶苏带在身边言传身教，所以他重重布局不惜代价把扶苏推上储君之位。
可以想像一下，以武烈王目前的实力，连始皇帝都不得不与其妥协的强大实力，将来扶苏继承大统后，大秦是谁的天下一目了然。
李斯、周青臣、司马空等坚持“集权”的法家大臣根本没有退路，只有与始皇帝齐心协力，在始皇帝的有生之年遏制和打击地方势力，把帝国推向“集权”的轨道，确保帝国的未来，但前提是，必须扼杀武烈王，即便杀不了他，也要把他的实力削弱到极致。
然而，这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而已。
当年谁能杀掉孟尝君？孟尝君不篡国自立，临淄的齐王就欢呼不已了。在这个时代，诸如像孟尝君这样的宗室权臣是不屑于篡国的，倒不是受制于礼法，或者追求美好的名声，而是利益得失不成比例，相比较而言，他们更享受控制王国和君王命运的那种唯我独尊的感觉。
平原君和信陵君在各自王国的地位虽然不能与孟尝君凌驾于君王至上的那种超然地位相比，但每到关键时刻，他们的君王不得不纡尊降贵，把他们请出来支撑大局，而他们也一次次的力挽狂澜，这就是实力的证明。他们的君王不是不敢杀他们，而是不能杀他们，他们就是王国的鼎柱，关键时刻还要靠他们的实力来戍卫国祚。
至于春申君，他之所以被杀不是因为考烈王的崩亡，而是他已经八十岁了，他没有时间去继续掌控楚国的命运，假如他年轻十岁，还轮得到李园这种跳梁小丑猖獗于世？
这个时代的宗室权贵对自己的王国还是非常忠诚，比如孟尝君，他的封国在当时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但他始终没有背叛齐国，没有背叛自己的宗族。从过去各诸侯国的宗室大权贵的历史来推断，武烈王肯定忠诚于大秦，忠诚于老嬴家，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便他做了诸侯王，他也是大秦的诸侯，他也会像历史上的那些大权贵一样，忠贞不二地戍卫自己的帝国。但武烈王肯定是主宰帝国命运的大权贵，他的人生十有八九就如同过去的孟尝君，除非他死了，否则他始终掌控着大秦。
大秦自商鞅变法开始，就不遗余力地削弱贵族们的实力，所以大秦这一百多年来，还没有出现诸如像孟尝君这样的宗室权贵，然而，现在大秦终于还是出现了一位足以与孟尝君相比肩的大权贵，虽然始皇帝一直想方设法压制他，但因为大秦的贵族们需要一位“领袖”在统一前后重新拟制新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方案，武烈王公子宝鼎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现在，与武烈王对抗，事实上就是与大秦的本土贵族集团对抗，正因为如此，始皇帝不能杀他，相反，还得通过他来协调和改善与本土贵族集团之间的关系。杀了武烈王的后果是什么，始皇帝不敢想，而李斯等人却非常肯定，那后果肯定是帝国的崩溃。
帝国的贵族们对始皇帝和中央的“集权”国策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中土统一了，疆土遍及四海，权力和财富无限制增长，但始皇帝和中央就像一位贪婪而吝啬的土财主，非要把这些权力和财富收入自己的囊中，赏赐给功臣们的就是一根没有肉的骨头。
是可忍孰不可忍，帝国的贵族们一个个就像饿极了的野狼，瞪大血红的眼珠子，等待着一拥而上的机会。杀了武烈王，等于拱手送给帝国贵族们一个割据自立的借口，一个分封诸侯的机会。
当前形势下，缺少了武烈王这位大权贵对帝国贵族们的压制，始皇帝和他的追随者们也就失去了推进中央集权的时间，所以，大家都需要武烈王，而武烈王将带给帝国什么？
武烈王需要一个和平统一的帝国，这是武烈王为之奋斗的理想。
这给了大家无限的念想。只要有一个和平统一的帝国，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那么中央集权是可以的，分封诸侯也是可能的。
第一卷 崛起 第437章 彪悍李斯
第437章 彪悍李斯
御书房的气氛很凝重，甚至有些窒闷。
始皇帝的无上威严和武烈王的犀利锋锐再加上笼罩在他们心上的厚厚阴霾，让李斯、蒙嘉等人始终保持沉默，不敢轻易说话。
始皇帝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承受不了重压要向武烈王妥协？抑或，他打算坚决阻御并展开反击？武烈王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布局？他这一次要攻击的对手又是谁？
“说说北疆局势。”始皇帝打破了沉默，“在诸位爱卿看来，北伐大概何时爆发？这场征伐将给大秦带来何种影响？”
李斯、蒙嘉等人即刻意识到始皇帝的态度，他要反击，无意妥协。几位大臣互相看看，眼神在瞬间内经过“碰撞”，各自寻思对策。
始皇帝的目光转向了李斯。
李斯绝对没有想到公子豹的一个大巴掌把他打到了丞相公的位置上。在过去的那场风暴里，当冯氏成为众矢之的，蒙氏兄弟和淳于越、伏生等关东大臣被“骗”出京城的时候，整个关东系就靠李斯扛“大旗”了，而李斯没有畏怯和退缩，当仁不让，奋力“阻击”，最终帮助始皇帝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而他本人一跃登上丞相公的位置就是始皇帝最后胜利的“果实”之一。
始皇帝对他有知遇之恩，李斯当然要“士为知己者死”，要为始皇帝“冲锋陷阵”，帮助始皇帝实现“集权”的理想。
“匈奴人是否统一并稳定了大漠？假如匈奴人的确统一了大漠，匈奴人是否会入侵中土？假如匈奴人的确要入侵中土，匈奴人是否有能力突破我们的防御，越过长城？”李斯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是否有北伐的必要？守外虚内的国防策略是否符合当前大秦的发展需要？”
李斯的声音回荡在御书房里，猛烈冲击着蒙嘉等人的心神，让他们纷乱的思绪霎时陷入了极度的混乱。李斯太“彪悍”了，竟然质疑南北战争之策，竟?br />免费小说下载shuba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