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高在一旁说话了，“这么说，章邯的誓言值得信任。”
王翦微微点头，指着案几上的书信说道，“武烈侯的这封信就是为了让我们相信章邯。”
“章邯建下如此功勋，其地位越来越高。”公子高摇头叹道，“这几年武烈侯全力培养他，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将成为我大秦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麃公抚须而笑，“我们老了，年轻一辈的崛起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句话的含意就深了，公子高沉默不语，王翦和王贲也陷入沉思。
今日大秦的君王太过强势，在政治理念上也与贵族们背道而驰。中土统一后，秦王政更为强势，集权和分封的矛盾更为激烈，如果发生冲突，很难说不会重蹈当年昭襄王和武安君玉石俱焚的覆辙。
武烈侯是不是因此而改变了策略，转而与秦王政“合作”，避免在冲突中两败俱伤？也就是说，他竭尽全力把公子扶苏推上储君之位，是为了把分封的实现寄托在秦王政驾崩之后？
秦王政还能活多少年？假如他像昭襄王一样，活个七十多岁，把几任储君都耗死了，那对大家来说就是个噩耗了。不过，这个时代的长寿者毕竟太少，秦王政终究要升天，秦王政不在了，大秦的国策肯定要发生改变，“分封”的机会也就来临了。
欲速则不达，先维持大秦的和平统一，在这段时间里大家各自发展实力，然后等待时机来临，则水到渠成，这是个好办法。
“武烈侯的态度才是关键。”王贲说道，“咸阳宫不会相信武烈侯，大王肯定是想借助南北战争来遏制和削弱北疆武力，这一点毋庸置疑。未来几年，不管我们向哪个方向走，始终维持与武烈侯的盟约关系还是至关重要。”
“我也有同样的看法。”麃公说道，“武安君是个惨痛的教训，我们不能重蹈覆辙。现在武烈侯既然主动示好，我们不能拒绝，以避免彼此间矛盾进一步扩大，引发更大的冲突。”
王翦望向公子高，“吴侯的意见呢？”
“我若想在江东立足，并拥有一定的实力，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公子高说道，“或许五年，也或许十年，或许更长，谁也无法确定，但有一定是肯定的，当咸阳宫把全部力量集中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必然无力遏制和打击地方势力，相反，为了让地方支持中央的决策，为了让中央财政能够支撑南北战争，咸阳宫肯定会迁就地方势力，甚至给地方郡县以更大的权限，这就给我们发展壮大地方势力赢得了足够的时间。”
王翦和麃公互相看看，目露赞许之色。公子高也长大了，这番话说得颇有见地，足见其心智正在不断地成熟。
“武烈侯要打南北战争，所以他需要国内的稳定，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持，也需要有人帮他镇戍东北疆。”公子高继续说道，“这时候假若中央和地方对抗严重，地方郡县联合起来抵制中央的命令，甚至阻扰中央决策的实施，那么必然会激怒武烈侯，逼得武烈侯和咸阳宫联手镇制地方，兔死狗烹恐怕也就在所难免了。”
王翦略加沉吟，然后抬头望向王贲，“范增是否抓到？”
王贲摇头，“估计随项氏残军一起逃往江东了。”
“你想想办法，尽快把这个人抓到手。”王翦说道，“我马上写信给武烈侯，与他具体商议一下东北疆的镇戍。”
秦王政下令，大军一鼓作气，杀进江东，吞灭楚国，完成中土的统一。
五月下，秦军在王翦的指挥下，沿江挺进，一路攻城拔寨，势如破竹。
六月下，秦军攻打江东重镇吴城，克之。
七月下，秦军攻打余杭、钱塘两城，克之。
楚王负刍拒绝逃跑，于钱塘城被俘。
楚国贵族率残兵败将继续南撤，在句章立新王。
九月，秦军基本攻占江东。楚国贵族携带新王撤到闽越的东欧，联合闽越、东越人负隅顽抗。
章邯率军撤回江南。
荆轲据彭蠡镇戍九江郡，出任九江郡守。
吴侯公子高领江东封国，江淮、江东等郡县皆由关东系和老秦贵族控制。
王翦率军镇戍江东，一边辅佐公子高稳定江东郡县，一边率军剿杀楚国余孽。
麃公率军镇戍两淮，辅佐楚侯公子昌。
蒙武率军镇戍山东，辅佐齐侯公子骧。
十二月，秦王政令告天下，中土一统，举国同庆。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正月，大秦吞并天下，举行统一大典。
“王”更号为“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自称为“朕”。
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
废除溢法，自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乃至万世，传之无穷。
始皇帝采纳五德始终说，以周为火德，秦代周，为水德。改历法，以十月为岁首。衣服、旌旄、节旗皆尚黑。
当咸阳沉浸在喜庆之中的时候，从南到北却传来不好的声音。
匈奴人再攻河西大月氏，北地也遭到了匈奴人的掳掠，燕人反攻，辽西再燃战火。
迁徙关东富豪一事一直进行的不顺利，尤其山东、两淮地区，小股叛乱此起彼伏。今冬沂山周边的胶东、琅琊再起叛乱，两淮的淮阴、高邮也发生叛乱。
江东刚刚开始迁徙富豪，叛乱随即爆发，而藏匿在会稽郡南部山林中的关东贵族联合百越诸族频繁袭击郡县，楚国残军也纠集闽越、东越人反攻江东，一时间江东局势异常紧张。
丞相隗状、王绾、御史大夫冯劫等公卿大臣联名上奏，恳请始皇帝以统一大业为重，在遥远的边疆地区加设封国。
按照大臣们的设想，西北疆要设一个封国，东北疆要设一个封国，山东和两淮要再设两个封国，江东、江南也要再设两个封国，甚至有大臣建议在巴蜀的西南蛮荒之地也要建一个封国。
面对潮水一般涌来的分封之议，始皇帝有些招架不住。如果仅仅是外廷大臣们要求分封还好对付一点，现在就连内廷的众多亲信大臣也极力劝谏始皇帝加建封国，始皇帝就感觉形势失控了。
紧接着，大臣们再度联名上奏，恳求始皇帝修改爵秩等级制度。
中土统一了，中土之主的封号是“皇帝”，那么爵秩等级制度肯定要改。皇帝之下，理所当然是王爵，王下面是公爵，公爵之下才是二十等军功爵。
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封国之主的封号应该是“王”，这样才能体现一方诸侯的身份。如此一来水涨船高，功勋卓着的功臣们的爵位就能从“列侯爵”上升到公爵。过去封君的最高爵位就是侯爵，现在由侯爵升到公爵，其衍生的权力和财富自然要增加，这才是公卿大臣们的目的，他们要在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中攫取更多。
然而，假如始皇帝同意加建封国，同意修改爵秩等级制度，实际上意味着他在“分封”一事上的让步。
历史上始皇帝在统一之初，以铁腕镇制功臣，强行把分封之议压制了下去，而伴随着这一举措的就是遏制和打击功臣，把王翦、蒙武、王贲、羌廆、杨端和、冯毋择、李信这些功勋卓着的大将的兵权统统剥夺了，无论年纪大小，一律赶出朝堂，赶出军队。
看看历史上的大秦南征，其统率竟然是一直名不见经传的屠睢、任嚣之流，而几年后的北伐，其统率竟然是蒙恬，由此可以推测一下，王翦、蒙武、王贲、杨端和这些在统一大战中建下显赫功勋的将军们都去哪了。尤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十二年后秦王政死了，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大乱，这时候出来力挽狂澜的竟然是章邯，而章邯之前从未在历史记载中出现，那么不得不问一下，王翦、羌廆等人当时在哪？假如他们年纪大了，都死了，那王贲、李信这些人应该还在吧？为什么他们自大秦统一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历史记载中？
始皇帝肯定把这批功臣们镇压了，至于是解甲归田还是血腥诛杀，那就不得而知了。总而言之一句话，统一大战中的功臣们不可能在十二年里全部死光了，一大批功勋卓着者总能活下来几个，但既然在大秦生死存亡之刻，由章邯、王离出来力挽狂澜，那只能说明这些功臣们都死了，都死在始皇帝发动的政治风暴之中。
今日形势和历史上的形势不一样，今日大秦有功勋卓着的太子扶苏，有声名显赫的公子宝鼎等宗室和外戚大臣，这在历史上都是没有的政治势力，所以始皇帝不可能像历史上一样，以自己的铁腕强行镇制功臣们，摧毁分封之议。
始皇帝必须在分封上让步，别无选择。
深夜，御书房。
始皇帝非常疲惫，斜躺在火盆边，默默地凝神沉思。
宝鼎坐在案几旁边，不停地翻阅着文卷。
“没有想到，你和朕一样，竟也成了众矢之的。”始皇帝叹了口气，摇头苦笑。
宝鼎略略皱眉，把文卷推到一边，也坐到了火盆边上。
始皇帝死守分封的大门，但宝鼎联合贵族们硬是推开了这扇大门，虽然这扇大门目前的开度非常有限，然而，分封大潮呼啸而来，始皇帝和宝鼎即便联手抵御，也无法让这扇大门保持原有的开度了。
“你这位太傅现在可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始皇帝看到宝鼎眼里掠过一丝恼怒之色，不禁揶揄道，“稍不小心，恐怕有灭顶之灾啊。”
始皇帝原先一直对宝鼎颇有怨言，毕竟当初是他逼迫咸阳宫打开了分封之门，他无法相信宝鼎的诺言，现在他倒是相信宝鼎的确是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了，因为朝堂上公开反对加建封国的大臣就是以公子宝鼎为首，假如没有公子宝鼎的坚决反对，始皇帝认为自己已经妥协了。
“我说过，该出手的时候就得出手。”宝鼎神色冷峻地说道，“王翦、麃公的年纪都大了，做什么事都力求稳妥，但两淮和江东在目前局面下，过份稳妥就是软弱，就会助长叛逆的嚣张气焰，所以必须换两个人去镇戍两淮和江东，血腥镇压，绝不姑息。”
“王翦和麃公都是功勋卓着的上将军，这时候把他们一起调回京城，未必合适。”
始皇帝显然不愿意在此刻把两位老将军一起调回京城。
“西北疆局势紧张，让王翦去主持西北疆军事，让麃公镇戍北地，这个理由足够了。”
始皇帝考虑了一下，微微点头，“朕认为，把王贲调去镇戍东北疆，让他远征辽东最为合适。王翦和麃公调离，王贲则去镇戍东北疆，那谁去镇戍两淮和江东？”
“从北疆调人。”宝鼎说道，“让司马尚去两淮，让司马断去江东。”
“司马尚？”始皇帝没想到宝鼎要把司马尚放到两淮，颇感惊讶。
“我已经控制了代北，司马尚没有必要再留在北疆了。他应该得到重用，让关东人看一看，我大秦并不亏待降将，只要你给大秦建功，一样可以封侯拜将。”
始皇帝想了片刻，露出一丝笑容，“山东那边呢？”
“让蒙武镇戍上郡。”宝鼎毫不犹豫地说道，“冯毋择和李信随王贲去远征辽东，镇戍东北疆，互为牵制。”
“谁代替蒙武、冯毋择镇戍山东？”
“从中枢调人吧。”宝鼎用力一挥手，“这一次，中枢要动一动了，很多人在这个位置上坐得太久，有些忘乎所以了。”
第一卷 崛起 第425章 何谓统一？
第425章 何谓统一？
在政治斗争中，有时候即便摧毁对手，也未必能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化解危机，所以不管在人事上做出何种调整，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策，最终还要靠国策、政策上的一系列有助于化解危机的调整才能达到目的。
贵族们对分封的追求是强烈的，持久的，这个大潮来势凶猛，无论是加固堤坝还是掘口泄洪，都未必能够像预想般的达到满意的效果。
宝鼎在这件事上态度明确，必须是有条件的分封，必须走郡国制的道路，所以，在目前条件下，绝对不允许加建封国。现在在京的皇子不仅年纪小，而且普遍没有功勋，再到战场上建功勋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南北战争是何等艰苦的战争？在那等艰苦的条件下，皇子们即便去“摘桃子”，那也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功勋的皇子不能封君，不能领封国，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一旦打开，二十等军功爵制度也就名存实亡，这将严重损害寒门贵族的利益，对帝国的发展极其不利。
“封国绝对不能再建。”
宝鼎把自己的理由详细阐述，把未来局势的发展做了一番详尽的推衍。封国越少，对中央的威胁就越小，将来撤藩也就越容易。
“周武王分封，导致中土分裂，战乱更是长达八百余年。这是血淋淋的教训。”宝鼎说道，“若想让帝国代代延续，那就必须走中央集权制的道路，但因为分封有八百年的传承，这种传承深入到贵族的血液和骨髓里，统治着他们的思想，所以必须要有个过渡制度，由分封制过渡到郡国制，再由郡国制过渡到高度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这是唯一的也是最有可能让帝国平稳实现中央集权制的办法。”
始皇帝已经接受了宝鼎的这种政治理念，不仅仅是因为当前形势不具备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他个人和他的追随者们也意识到大秦王国和大秦帝国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是疆土和人口的区别，更重要的是思想理念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来自八百余年的文化传承，所以只能一步步来，步子走得太快，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必然会导致国内矛盾激烈化，最终危害到的必然是帝国的国祚。
既然决定了要一步步走，那就存在一个快慢问题，始皇帝还是求快，还是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中央集权，他认为有个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进行过渡足够了，但宝鼎求慢，他甚至提出了用一百年用数代人的时间去完成思想文化上的转变这一惊人说法。
“皇帝这一封号最早来自于你的提议。”始皇帝说道，“王爵也是你提出来的，现在朝野上下一致要求再一次修改爵秩等级制度，其实就是给朕两个选择，要么建封国，要么修改爵秩等级制度。你既然坚决反对建封国，无疑就是支持修改爵秩等级制度了？”
这两个选择其实都体现了贵族们对权力和财富的攫取。建封国就要封无功勋的皇子为封君，那么就要修改爵秩等级制度，所以归根结底，这两个选择其实就是一个选择，必须修改爵秩等级制度。
贵族们追求分封的策略也是一步步来，先修改爵秩等级制度，通过这个制度来获得更大更多的权力和财富，壮大自身的实力，有了实力，大家联合起来的力量就更大，就能逼迫咸阳宫在分封的道路上走得更快。
“爵秩等级可以改。”宝鼎说道，“但修改的仅仅是爵秩等级。”
始皇帝马上明白了宝鼎的意思，爵秩等级可以改，可以设王爵、公爵，但由爵秩等级衍生出来的权力和财富却不做任何变动，或者变动极少，以此来遏制贵族们对王国权力和财富的掠夺。
始皇帝明确拒绝了加建封国，然后授权太傅公子宝鼎主持修改爵秩等级制度。
宝鼎提出了修改原则。
非嬴氏皇族，不得封王。嬴氏皇族功勋不足者，不得封王。嬴氏皇族功勋卓着者，唯皇子才可领封国。
爵位可世袭，嫡长子袭爵位，但无功勋者，世袭爵位逐代递减。
一级爵位为王爵。王爵以封国王为一等，食邑万户以上的王爵为二等，食邑万户以下的王爵为三等。
二级爵位为公爵。公爵同样以食邑户数分为三等。
这两级爵位同等于过去的封君爵。
三等爵位就是列侯，也就是二十等军功爵的最高一级。
宝鼎把这个爵秩等级制度的修改方案拿出来之后，朝堂上一片哗然。没有人敢公开得罪始皇帝和武烈侯，但大臣们可以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
可惜的是，武烈侯公子宝鼎太强悍了，他是大秦宗室，一等封君，主掌北疆军政，权势倾天。他主持爵秩等级制度修改，结果他自己不从中攫取任何利益，其他人怎么办？总不至于说，我比你功勋大，我要比你拿得更多吧？
不过不管怎么说，爵秩等级制度还是修改了，始皇帝还是让步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贵族们勉强也能接受。来日方长，慢慢来，等到武烈侯发动南北战争，陷在战场上出不来之后，事情就有转机了。
始皇帝下诏，正式公布新的爵秩等级制度。
公子将闾、公子高、公子峤、公子骧、公子昌五位领封国的皇子封王爵。
武烈侯公子宝鼎功勋卓着，食邑宛城五万余户，封王爵，爵号武烈王。
两位丞相隗状、王绾，太尉公子腾，御史大夫冯劫，驷车庶长公子豹，武成侯王翦、郑侯蒙武等七位上公大臣加封公爵。
九卿等上卿中枢大臣，广武侯麃公、临洮侯羌廆、舞阳侯杨端和、通武侯王贲、安平侯司马尚等上卿将军爵封列侯，食邑不等。
其余文武大臣的爵位都加升一级，就连普通士卒都封了个初级爵位，唯独遗憾的就是由爵位衍生出来的权力和财富增加甚少，但聊胜于无，总比爵秩等级制度修改之前要好，最关键的是爵位可以世袭啊，这才是最大的好处。
封赏之后就是人事调整。
中枢和地方郡县的人事仅仅做了微调，这是保证稳定的需要，而军队的调整力度却非常大，一连串的人事调整让人眼花缭乱。
武烈王公子宝鼎全权负责整个北部边疆的镇戍重任，其大行辕安置于离石要塞。
整个北部边疆的镇戍一分为四。
王翦调任西北疆军事官长，麃公镇戍北地，与陇西的镇戍军统率羌廆同受王翦节制。
蒙武调任晋西北军事官长，上郡、太原郡和河东郡的镇戍军全部受其节制。
代王公子将闾出任代北军事官长，雁门、代郡、上谷郡的镇戍军受其节制。
王贲出任东北疆军事官长，燕山南北、辽西、辽东等地都是其镇戍辖地。
司马尚调任两淮军事官长，辅佐楚王公子昌镇戍两淮。
司马断调任江东军事官长，辅佐吴王公子高镇戍江东。
中尉卿张唐调任山东军事官长，辅佐齐王公子骧镇戍山东。
内史公子成出任中尉卿，戍卫京师。
甘罗出任内史，出任京畿军政官长。
赵高回京，出任御史中丞一职。
很明显，统一战争刚刚结束，咸阳就开始调兵遣将，要发动南北战争了。
进行南北战争，驱逐北虏，守护长城，这是最为冠冕堂皇的进行军事统率大调整的借口。把秦军能征善战的悍将和最精锐的军队全部集中到北部边疆，正好实现了守外虚内的国防策略。
然而，咸阳朝堂上的各政治派系控制地方郡县，发展地方势力的最强后盾就是这些声名显赫的军队统率和百战之师，如今始皇帝做出了进行南北战争的决策，以此为理由，把这些统率和军队统统调到北部边疆戍守长城，实际上就是遏制和打击了地方势力，为中央加大对地方郡县的控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赢得了足够的时间。
始皇帝在武烈王公子宝鼎的支持下，突然来了这么一招，顿时让那些打算在自己控制的地盘上大干一场的功臣们措手不及。
是不是没有对策？当然不是，山东、两淮和江东的形势都非常紧张，这时候无论是调动镇戍军统率还是抽调精锐军队，都将加剧地方形势的恶化。
于是以丞相为首的公卿大臣们纷纷上书劝谏，阻扰这一人事调整方案的实施，各地镇戍军统率和封国王、地方郡县官长们也是急奏咸阳，恳求始皇帝考虑到地方郡县的实际困难，暂缓或者放弃调动镇戍军。
始皇帝勃然大怒，在朝堂之上厉声警告，违抗命令者，严惩不贷。
武烈王公子宝鼎也公开支持始皇帝，他警告文武大臣们，不要把目光局限在中土，抬头看看长城外的匈奴人，一个正在威胁中土存亡的敌人已经逼近了长城，中土可以说是岌岌可危，这时候个人或者集团的利益绝对不能凌驾于王国利益之上，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都要以大局为重，要绝对遵从始皇帝和中央的命令。
武烈王的公开支持让贵族们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
始皇帝手上有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刃，假如逼得始皇帝拔剑相向，后果不堪设想。
功臣们选择了屈从，纷纷率军赶赴北部边疆。
接下来，始皇帝和中枢大臣们开始商议南北战争的攻击策略。
按照武烈王的设想，南北战争的主战场就在西北疆，为此，直道修筑至关重要，但在直道修筑完成之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要完成，那就是国内局势的稳定。
国内局势的稳定牵扯到方方面面，就当前形势来说，最为急迫的是东北的辽东战场和东南的闽中战场，秦军必须彻底击杀盘驻在辽东的燕人和盘驻在闽中的楚人，只有把这两国余孽从肉体上彻底摧毁，那么影响到国内局势稳定的最不安定因素就算完全铲除了。
为此，武烈王提出的建议是，今年秦军的主要攻击目标是东北的燕人和东南的楚人。这两个战场各有特点，辽东战争是过于遥远，粮草辎重运输不便，而闽中战场则是距离江东太近，而江东又是刚刚拿下来的疆土，依靠这片疆土上的粮草辎重去征伐楚人，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稍有不慎就是前方攻击不利而后方叛乱迭起，大军进退维谷。
打仗必然牵扯到中央财政，而中央财政即便在实施了增赋加税、掠夺关东富豪和向巨贾赊贷等诸多措施之后，也依旧是入不敷出。
始皇帝和武烈王公子宝鼎再度取得了一致意见，今年的财政主要保证南北两个战场的需要。考虑到南北战争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准备，而目前长城一线的镇戍军基本上可以保证阻御匈奴人的攻击，所以暂时维持长城镇戍军的数量，从山东、两淮和江东各地抽调出来的军队在洛阳集结后，则马上解散归乡，以减少中央财政的支出。
直道修筑依旧暂时中止。其他中央和地方无助于恢复经济增加赋税收入的工程项目统统搁置，若有违令者，严惩不贷。
在始皇帝的强行干涉下，大秦开始艰难地走上了在保持稳定基础上的发展战略，但距离宝鼎所希望看到的“休养生息、轻赋薄徭”之路还是有巨大的差距，中土的普罗大众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土的统一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代变革期，帝国的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无论谁来统治这个新生的帝国，都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帝国的内忧除了中央财政的拮据、普罗大众的困苦、关东六国在统一后的混乱，等等这一些可以用眼睛看到的危机，还有眼睛看不到的实际上更严重的忧患，那就是思想文化上的激烈碰撞。
中土的统一表面上看是疆土的统一，但从深层次来说，它应该是文化上的统一，而文化上的统一才是最为艰难的。帝国并没有完成文化上的统一，中土文化的统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才算真正的完成了。
“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就是来源于思想文化上的差异，而思想文化的碰撞如果不能解决或者缓解，那么不要说始皇帝打算在十年二十年内结束过渡期实现中央集权是一种奢望，就连武烈侯宝鼎打算在百年内过渡到中央集权制的想法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要解决帝国最深层次的思想上的矛盾，就必须在政治体质上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个改革不仅仅包括决策制度，还要包括教育制度，而官学和教育制度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大秦的决策制度就是廷议制度，也就是国事决策必须经过朝议，先由中枢小范围商讨，然后再由文武百官进行大朝议，最终结果才是决策。
这一制度来源于周王朝，周王朝的国事决策先由百官廷议已经形成定制，而这种定制由春秋到战国一直得到诸侯国的传承，但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法治国后，秦国的廷议制度是最完善的也是执行的最为坚决的。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比如修长城，发动对外战争这种国事，廷议制度当然可以让君主得到最好的决策，反之，比如制定基本国策、册立储君、人事调整等国事，就不是廷议制度可以解决的了，甚至根本就不会经过廷议来完成决策。
为什么解决思想文化上的碰撞首先要修改决策制度？
很简单，帝国是在吞并关东六国之后而建成，关东六国有自己的思想文化，有自己的国策制度，等等，总而言之，帝国若要完全吸收和融合关东六国，首先要制定一系列有助于吸收和融合关东六国的制度，而这个制度的制定仅靠秦人是肯定不行的，必须让那些了解关东六国的人加入到大秦的决策层，这样拿出来的制度才能符合统一后的帝国的需要。官学和教育制度也是一样，也是首先产自决策层，由决策层来决定帝国的官学和教育制度，而官学和教育制度恰恰是解决“集权”和“分封”矛盾的根本所在。
谁最了解关东六国？
不是关东六国的贵族，他们是统治阶级，他们看不到普罗大众的疾苦，只有出身寒门的大贤才是真正了解关东六国的人。
关东六国的大贤从何处召集？
就是从齐国的稷下学宫，那里汇集了中土诸子百家，大贤云集。
秦国吞并了齐国，也就吞并了稷下学宫，于是齐国把稷下学宫的博士、名士等大贤全部“请”到了咸阳，统统征募为博士。博士参政议政，参加朝议，就此形成一种议政制度，而这就成了大秦决策制度的一种有效补充。
始皇帝之所以建立博士议政制度，其本意是把中土各个各区域的政治势力兼并后，打造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新的政治利益核心。如此一来，始皇帝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文化如何统一。
博士本身就是多元的文化载体，这些博士分别来自关东六国，体现着不同的思想文化和代表着不同区域的政治利益，把他们集体纳入帝国的权力核心，就如同“车同轨，书同文”一样，体现为以秦文化为主体下的一种多种亚文化的互相兼容和吸收，但在兼容和吸收之前，中土不同的思想文化之间首先爆发了激烈的碰撞。
这时候，始皇帝才意识到，大秦必须寻找到一种与统一局面相适应的新思想新文化，否则，大秦不可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统一。
第一卷 崛起 第426章 权当笑谈
第426章 权当笑谈
大秦的官学是法学，大秦的教育制度是“以吏为师”，虽然宝鼎曾经努力在咸阳和大梁筹建类似于稷下学宫这种半官方组织的大学府，但最终受制于剧烈动荡的形势和大秦官僚们的蓄意阻挠，半途而废。
那个时候宝鼎就已经预见到大秦在完成疆域上的统一后，很难完成文化上的统一，不过当时他并未意识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战国文化竟然是导致帝国崩溃的深层次原因。
春秋战国的文化也是不断发展的，诸子百家各有其长，但其中显赫者还是墨家、道家、法家和儒家，尤其道家、法家和儒家更是人才辈出，形成了系统的学术理论。
以法家为例，商鞅“任法”，申不害“用术”，慎到“重势”，到韩非则集“法、术、势”而大成。
儒家则是自孔子始，到子夏开创西河学派广为传播，其后有曾子一派主张“修身治国”，而孟子则主张“王道”和“仁政”，到了荀子则主张以“礼”治天下，以“仁义”和“王道”来统一天下。
今日大秦朝堂上，“礼治”和“法治”之争是主流，而“师古”和“从今”两种治国理念更是激烈碰撞。
“礼治”一派主张“师古”，从周礼，封土地，建诸侯，他们的背后有豪门贵族的支持。
“法治”一派主张“从今”，以法治国，中央集权，他们的背后是帝国的皇帝，还有以武烈王公子宝鼎为首的坚持“大一统”理念的贵族集团。这个集团处在帝国权力的颠覆，拥有强悍的实力，但正因为傲视群雄，才有高处不胜寒之忧，只要一步错，则万劫不复。
四月中，宝鼎要离京赶赴北疆，临行前，他向始皇帝辞别。
始皇帝很憔悴，给人一种身心惧疲的感觉。帝国统一，国事繁忙，而始皇帝又事必躬亲，岂能不累？
宝鼎劝他，“过去陛下审阅的是一个王国十几个郡县的奏章，如今帝国有三十多个郡国，每日奏章无数，陛下通宵达旦，身体如何支撑？”
想到历史上始皇帝在十二年的时间里五次巡视天下，巡视途中依旧不知疲倦地处理国事，过度劳累恐怕就是他五十岁便撒手归西的重要原因。
“朕也想增加人手，也想让中央诸府有充足的人员，但财政拮据，短期内恐怕很难改变目前的状况。”始皇帝抬头看看宝鼎，笑道，“如果你能留在京师就好了，朕或许就能轻松一些。”
宝鼎苦笑，“北疆形势没有取得根本性好转，南北战争没有决出胜负之前，我回转京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尤其是现在，一帮老将云集北疆，很多事情变得异常复杂了，我必须亲自坐镇大行辕，以确保北疆局势在可控范围之内。”接着他指指案几上的文卷，对始皇帝建议道，“太子在外征战多年，文武兼备，适当的时候陛下也应该让他帮忙处理一些国事。”
始皇帝的眉头微微皱起，眼里掠过一丝不满之色，“当初谁让他拜淳于越为师的？”
宝鼎知道始皇帝担心什么。淳于越正是主张“礼治”，“师古”分封的博士领袖，几年后正是他和周青臣在朝议中的争论把“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公开化了，最终导致了“焚书”一案的爆发。此案表面上看是儒家和法家在学术理论和治国理念上的尖锐冲突，但实际上是“集权”和“分封”之争，是持“集权”思想的法家大臣们与持“分封”理念的豪门贵族之间的一场血腥博弈。
“焚书”一案不仅烧毁了传承数百年的中土文化，也宣告了帝国在中土文化统一上的失败，同时也是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
当初宝鼎对大一统的认识还没有现在这样深刻，他并没有意识到中土文化的繁荣源自中土分裂这个特殊的大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是由分裂了数百年的土壤催发出来的，它汲取着一代代中土人的鲜血和生命为营养，所以才绽放得格外灿烂，流芳千古。
中土统一了，这时候疆土统一，政治统一，制度统一，文字统一，等等，但唯独无法统一的就是文化，文化如何统一？
始皇帝别出心裁，把稷下宫的博士制度，一种半官方的智囊团，将其修改加工后，变成官方的决策层机构，也就是博士议政制度。始皇帝试图用这种办法来吸收和融合中土不同的思想文化，最终寻找或者创建一种新思想新文化。
始皇帝把这件事想得简单了。虽然说博士议政制度可以做为中土文化统一的象征，它的建立从制度上对中土不同思想文化进行了综合，并非常高明地将其纳入了帝国的政治轨道，然后再用统一和集权来保护主流文化，并相应地制约和改良异质文化，最终实现不同文化的兼容和吸收，继而产生适应统一后的中土的新思想新文化，但自商鞅变法以来，法家学术思想在大秦取得主导地位，深入到大秦文化的价值核心层，决定着大秦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使得法家思想在大秦拥有了雄厚的社会基础，一切不同于法家思想的其他文化观念，都会遭到大秦人的排斥和打击，于是，单纯的文化统一不再单纯，它也不可能单纯，它实际上直接影响到了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
只要牵扯到利益之争，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比如儒家文化和法家文化的矛盾，军功贵族和博士官僚的矛盾，秦国和关东六国之间生死仇怨，等等，总而言之，博士议政制度自实施以来，其弊端越来越大，已经让始皇帝对关东六国文化的宽容态度逐渐动摇。
宝鼎在这件事上的态度随着对“大一统”理念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也是愈发感觉无助。
他知道始皇帝在文化的统一上失败了，正是因为这种文化统一上的失败导致“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彻底爆发。秦王政举起了屠刀，不仅屠杀了中土文化，也屠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