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非常悲观，把国事尽数托付于太子丹，带着部分大臣和王后嫔妃先行转移到了八百里外的令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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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军在代北战场上的胜利直接影响到了中原局势。
深秋，秦齐楚韩魏五国终于达成了盟约，秦齐楚三国在中原形成了对峙局面，中原短期内是不会爆发战事了。
咸阳松了一口气，秦王政和中枢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北，开始谋划灭燕大计。
公子扶苏上奏，恳请秦王政允许他率军攻打燕国。秦王政答应了，将其调往河北，与王翦一起远征燕国。
河北在秋收中大获丰收，虽然河北的农耕还没有全部恢复，河北还是羸弱不堪，但最起码今年冬天不会饿死人了，恐怖的大饥荒终于在河北失去了肆虐的能力，河北人终于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宝鼎上奏，督请中枢尽快决策攻打燕国。秦军越早攻下燕国，对代北战场就越是有利，对关东诸侯国的威慑也就越大，这可以大大加快统一进程。另外，宝鼎恳请中枢，重新起动西北策略的实施，利用楚国的支援尽快完成南岭大渠的开凿。这条大渠一旦开凿成功，对秦国来说意味着获得更大的疆土，意味着中土将获得更大的实力。
秦王政对代北局势忧心忡忡，他倒不是怕秦军守不住代北，而是秦军为了守住代北要付出惊人的代价，这个代价现在会影响到大秦的统一进程，未来也会影响到大秦稳定和发展。
秦王政书告宝鼎，在代北垦荒屯田是个办法，但这个办法显然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毕竟代北贫瘠，畜牧和屯田还是满足不了代北镇戍的需要，所以他建议修一条从咸阳直达阴山长城的驰道，有了这条驰道，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粮食物资的运输难题。
宝鼎大惊失色，急忙回书阻止。
第一卷 崛起 第357章 大秦直道
第357章 大秦直道
秦王政的这个宏大设想在历史上叫“直道”，由关中云阳到阴山脚下的九原，全长一千五百里左右。
这条直道出关中后，翻越山峦河川，贯穿整个河套地区。统一之前，河套地区全部被匈奴人所控制，所以它的修筑时间肯定是在蒙恬率军攻克河南、云中两地之后。从史籍上的只言片字来推测，这条连同关中和阴山的通道直到秦国崩溃后尚未完全完工，但通行是绝对没有问题，只不过没有达到“高速公路”的标准而已。
“直道”的修建不仅仅是为了向边陲运送军队和粮草辎重，它实际上是一项庞大的军事工程，它和长城一样，其目的是为了防御匈奴人的攻击，但在历史记载中，直道的命运和长城一样，都成了始皇帝的暴政。在大秦之后的两千多年里，直道和长城始终承担着护卫中土的重任，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大秦直道之所以能在数年时间里便修建成功并发挥作用，其实就和万里长城一样，也是由一段段现成的路连接而成，但其真正的目的不是开辟一条路，而在于实现其军事上的攻防控扼功能，从而提高和稳固“直道”的军事战略地位。
大秦崩溃后，从汉到唐，这条直道的战略地位都足以与长城相比肩。中土自宋而衰，直道和长城屡屡为北虏所控制，杀敌的武器变成了伤己的利剑，可谓中土人的一大悲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战争形式的变化，直道和长城的军事作用越来越小，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战略地，衰败和湮塞也就成了必然。
太史公在写到“直道”的时候，把它和长城一起列为始皇帝的“暴政”，所以当太史公在为大汉将士远征大漠而歌功颂德的时候，直接遗忘了直道和长城的战略地位，甚至把它们的名字都故意省略了。
太史公肯定是个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先祖曾是大秦最为显赫的军功贵族之一，不管是从学识上还是从感情上，他肯定知道“直道”和长城对守护中土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他也想把它们的功绩写下来，但为了生存，他只能去“迎合”大汉统治者的需求，去颠倒黑白，去欺骗一代代的后世子孙。
然而，正是因为太史公的“颠倒黑白”，我们这些后人才知道长城和直道，才对长城和直道始终怀着崇敬之心，即便我们在恶毒地诅咒始皇帝和大秦“暴政”的时候，也不敢对它们有丝毫的亵渎，我们甚至把长城当作了中土文明的象征。
太史公的伟大就在如此。拔开迷雾去看那些湮灭的历史，站在历史的废墟上再去用心读一读太史公的《史记》，不难发现，原来《史记》里记载了一切，只不过有些人读到的是充满谎言的故事，有些人读到的是藏在故事背后的真相，有些人读到的是真相里几千年的沧桑人生，有些人读到的是人生里所蕴含的天道法则。
宝鼎读《史记》，读到的是故事，到了这个时代，看到的是真相，但人的智慧不同，所处的阶层不同，所掌握的权力和财富不同，对真相的理解也就完全不同。
在宝鼎的记忆里，“直道”和长城没有可比性，长城是中土文明的象征，而“直道”不过是劳民伤财的“暴政”，所以长城直到今天依旧光辉灿烂，而“直道”早就湮灭在历史的废墟里，只剩下一抹对大秦的缅怀。
宝鼎关注南北战争，关注北疆防线，关注长城，但他选择性地遗忘了“直道”，他甚至想过当自己改变了历史轨迹，当大秦提前稳固了北疆防线，大秦就不会再去修“直道”了，始皇帝也就没有理由去实施这一劳民伤财的“暴政”了。
所以，当宝鼎看到秦王政的这封信，看到秦王政打算把关中、晋中和代北的大道连接到一起，拓宽夯实，把它修建成一条连接咸阳和阴山的通道，以便加强对代北的控制和加固北疆防御的时候，他立即就想到了“直道”，想到了劳民伤财，想到了大秦的崩溃，所以他不假思索地予以否决，竭尽全力反对修筑这样一条“高速公路”。
宝鼎提笔写信，详细分析修建这条“高速公路”的弊端，反复权衡其中的利弊，他不反对修，但现在不能修，统一之后也不能修，必须等到帝国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大秦国力非常强大的时候，再实施这一庞大工程。
这份信写到一半，宝鼎忽然发现自己说服不了自己，不管是从当前的北方战局还是从未来的南北战争出发，大秦都需要修建这样一条在军事上极具战略地位的“高速公路”，否则，大秦在南北战争中始终处于被动，始终是被动防御，这种被动将导致大秦在南北战争始终处于劣势，这种劣势如果得不到扭转，那么不要说击败匈奴人把它们赶到阴山以北了，恐怕就连云中都夺不回来，即使夺回来了也未必守得住。
当年大秦联合河西大月氏摧毁了匈奴人夺取河西的企图，北疆军趁机出击河南，横扫河南之地，斩虏万首，但匈奴人的大部队一到，秦军就不得不全线后撤，依靠长城奋力死守，其原因很简单，不是大秦的军队不够，武力不够，而是大秦的国力不足，财赋不足，无法支撑大军远征作战，更无法支撑大军固守河南之地。
赵国在代北的形势也是一样。赵国在其最强盛时期，都未能拿下河南之地，贺兰山对于他们来说虽然近在咫尺，但因为国力和财赋的原因，赵国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拿不下来，否则赵国可以东西夹击，把秦国的上郡、北地全部拿下，继而直接威胁关中，兵逼咸阳。
赵国代北有三道防线，阴山长城，苍头河的白道坂和杀虎口，然后就是青陂道，虽然李牧想方设法戍守长城，但一旦邯郸难以为继，长城马上就被匈奴人夺去了，只能退守第二道防线。当代北大地震之后，李牧连第二道防线都守不住了，这不是因为他武力不行，也不是代北军不能打，而是将士们饿着肚子打不过匈奴人。那时候如果不是秦军及时杀进雁门，守住了白道坂和杀虎口，可以肯定李牧连第三道防线都守不住，代郡十有八九要送给匈奴人。所以说，中土的国力和财赋直接决定了北疆的局势。
未来大秦有国力，有财赋，那么如何把这种强大的国力转变成北疆的实力，又如何把充足的财赋输送到北疆？正如秦王政在信中所说，代北垦荒屯田、自力更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代北镇戍的需要，大秦若想在南北战争把获得足够的优势，那就必须修建一条“高速公路”，以便让咸阳能直接指挥和控制北疆，直接给北疆运送军队和粮草武器。
宝鼎站在巨大的北疆地形图前，陷入沉思。
他不得不感叹，秦王政不愧是中土第一雄主，他的高瞻远瞩，他对未来的前瞻性思考，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卓越才能，的确让人拜服。
秦王政现在拿出来的这个宏大设想不是历史上的“直道”，这两条道路的路线不一样，长度也不一样，修建的难度也不一样，但修建这样一条连接咸阳和阴山长城的“高速公路”，其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则是完全一致。政治上就是直接控制，对北疆军政事务的直接控制，这是中央集权的需要，而在军事上则是“守外虚内”，把主力集结于北部边境全力与匈奴人作战，守住了长城也就守住了京都，一旦长城守不住，直道就成了阻止匈奴人南下的要隘，给中土的反击赢得了足够的时间。
直道，代表了大秦的国防策略，代表了大秦要赢得南北战争的决心和信心，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太多太大。
宝鼎对“直道”的理解彻底颠覆，直道在他的心目中再不是一条“高速公路”，而是大秦的根基，大秦的国策，大秦的未来。
宝鼎拿起秦王政的书信再次阅读。
看得出来，秦王政已经预料到宝鼎要在代北建封国，但宝鼎建封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割据称霸？是不是要做诸侯王？为此秦王政拿出了对策，就是要修一条直达代北的“高速公路”，以便牢牢控制代北。从这个目的出发，引申到军事上，修建这条“高速公路”的意义就非同凡响了，宝鼎即便反对，但对于中枢大臣们和前线统帅，包括代北地方军政官长们来说，这一策略无疑是正确的，不管对大秦还是对代北来说，都是利远远大于弊。
不过，秦王政局限于历史，中枢大臣们也是一样，在大秦没有攻占河套地区之前，他们还不至于高瞻远瞩到把这条“高速公路”修建在贯穿整个河套地区的战略位置上，但宝鼎是穿越而来，他知道大秦“直道”的位置，他现在更深刻理解了大秦“直道”的重要性，他已经把过去那种劳民伤财的幼稚想法彻底抛弃了。这条直道必须修，而且要尽快修，而且要修在它原来的位置上，把它的军事价值彻底挖掘出来，把它的战略地位提高到关系到大秦生死存亡的高度。
宝鼎把自己写的回信烧掉了，重新写了一封长信，还特意画了一张地图，然后十万火急送往咸阳。
秦王政读完宝鼎的书信，再看宝鼎画的地图，沉思良久，突然喜形于色，拍案叫好。
宝鼎拿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
宝鼎对整个北方战局的设想非常宏大，未来秦军不仅仅是夺回云中，把匈奴人赶到阴山以北，还包括占据河南之地，把贺兰山收入囊中，接着还要吞并河西，把大秦的西北疆域拓展到遥远的西域。
这是基于戍守关中，保护京都的需要。
若要确保关中的安全，首先要拿下代北、河南、河西和陇西，这样就建立了两级防御，但这样还不够，长城始终是被动防御，被动防御就要挨打，所以秦军还要越过长城，杀进大漠腹地，杀进西域，把大秦的防线推到更加遥远的地方，把大秦的疆土拓展到大漠和西域。
不管是远征大漠，还是远征西域，大秦首先要拿下河套地区，把东西两套，也就是河南和云中两地全部攻占。这两地距离咸阳太过遥远，而且路途艰险难行，所以当然有必要修建一条直通两地的“高速公路”。
宝鼎因此献策，“直道”路线起自咸阳，北上翻越子午岭、白于山、横山，与秦长城交汇，至河南境内，然后沿着秦长城东北而上，直达云中境内。这样一来，直道从咸阳到阴山脚下，全长大约两千余里，这基本上是咸阳到阴山的直线距离。
咸阳到子午岭南麓的云阳城有现成的驰道。
秦长城的北段就在西套的黑水口，就是黑水（大黑河）和大河的交汇之处。渡过大河就是云中的敕勒川，距离云中城大约百余里。云中现在控制在匈奴人手上，所以这条路暂时修到秦长城的北端黑水口就可以了。将来秦军攻占云中，咸阳可以通过两千里的直道，直接给大军供应粮草武器。
秦长城从黑水口到横山一段修建在河套的套内，基本上以草场、荒漠和丘陵地形为主。当年修长城的时候，就开辟了一条简易道路，否则长城怎么修？所以直道可以以此简易道路为基础修建，省时省力，而且又在长城以内，可以得到有效保护。
直道修建最关键的部分是翻越三座大山。
子午岭又叫桥山，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圣人条”。这个圣人就是华夏始祖轩辕黄帝。轩辕黄帝最早就在桥山一带活动，披荆斩棘，开辟荒蛮，而其陵墓就坐落于子午岭东麓的桥山之中，故而此山又有“圣人条”之称。
过了子午岭北上就是白于山，过了白于山东北而行就是横山。秦长城的白于山、横山段就修建在这两座大山的分水岭或面河背山地带，其城垣或堑山成障，或下部堑山上部夯筑，雄伟迤逦，当时的工程量非常庞大，但正因为有了修长城的基础，有了简易山道，那么在此山道上修建宽大直道的工程量也就相对小一些。
这样一看，工程量最大的就是子午岭。
子午岭在长城以内，其东西分别是葫芦水和马莲水，这两河河谷就是连接河南和关中两地的要隘。后世北虏入侵，不是走葫芦水方向的延川道，就是走马莲水方向的马莲道，另外就是过六盘水取道关中四大关隘之一的萧关。中土人在此三道抵御外虏，浴血厮杀，无数英雄儿女倒在了这片土地上。
直道要不要翻越子午岭？
走洛水，取道延川道，至上郡，同样可以抵达白于山，路程相差无几，而且工程量极小，只要在原来的驰道上稍加整缮即可。
既然如此，大秦修直道，为什么非要翻越子午岭，在崇山峻岭间挖山填谷，开辟大道？
看地图就知道了。河南之地的北虏若突破长城，必定走延川、马莲和萧关三道。萧关距离咸阳较远，而延川道的葫芦水河谷狭窄难行，唯有马莲道距离咸阳最近，而且河谷平坦，水草丰茂，是最好的攻击路线。
延川道和马莲河道是两条平行的河谷道，在子午岭的东西两侧，它们必须通过子午岭才能互相连接。子午岭上有沮源关 、雕令关、午亭子、老爷岭等险隘，这些隘口就是连接两个河谷道的主要十字交叉口，是延川道和马莲道的咽喉要道，它们和两条河谷道就此形成了一个交通网。
假如在子午岭开道，把这些隘口全部连在一起，那么“直道”既可以控制延川道和马莲道，成为京畿的屏障，又可以直接连通河套，把军队钱粮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到北疆边陲。
这就是直道走子午岭的军事价值，对咸阳而言，它是屏障，对北疆边陲而言，它是生死线，如此一来，直道的战略地位无限放大。
宝鼎在信中说，修筑数千里的直道，劳民伤财，我们要么不修，要修就修一条关系到大秦百年、千年、万年基业的生死存亡之道。
宝鼎所献的直道大计，归结起来可以称之为北疆策略，就像西南策略中的核心就是南岭大渠一样，北疆策略的核心则是两千里直道。
宝鼎的北疆策略很宏大，败匈奴，征大漠，平河西，开西域，而这一切的宏图大业全部建立在两千里直道上。
修不修直道？要不要实施北疆策略？想不想在中土统一后北上征伐，开疆拓土？
秦王政根本没有犹豫，斩钉截铁，坚决修直道，马上修直道。
修此直道，牵扯到关中内史、北地郡、上郡、太原郡、雁门郡等很多地方郡县，需要征调大量徭役，需要耗费大量的钱财物资。据中枢估计，直道所经郡县如果同时开工，日日修筑，保守估计需要十年左右，这必定影响到统一大业和北疆的安危。
中枢大臣们几乎是异口同声，一致反对。
第一卷 崛起 第358章 “直道”背后的博弈
第358章 “直道”背后的博弈
国事有轻重，有先后。当前统一大业为重，所以北部边疆的任务就是镇戍，就是固守疆土，中央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牺牲北部边疆的利益。攘外必先安内，这是常识。
中枢之所以要修筑一条直达代北的直道，主要目的是镇戍代北，是控制代北。此策着眼的是现在，追求的是短期利益，小投资小回报，而武烈侯拿出来的北疆策略着眼的是未来，追求的是长期利益，是要为开疆拓土做准备，投资大，但预期的回报却无法确定，存在着竹篮打水一场空的风险。
当初武烈侯为了拯救百万灾民，拿出了西南策略，这个策略也存在同样的风险，但南岭大渠的开凿局限在江南一个地方，武烈侯又巧妙的利用形势迫使楚国给予支援，再加上可以充分利用十八方镇的徭役，使得秦国还能始终维持这一工程的实施。
南岭大渠的主要功能是通航，如果不是因为险要的地形增加了开凿难度，这条不足百里长的大渠很快就能完工，所以它的投入和两千里长“直道”的投入根本没有可比性。
西南百越诸族的实力和大漠匈奴人的实力也没有可比性，大秦一旦修好南岭大渠，解决了南征大军的粮草运输问题，横扫西南还是有较大的把握，西南策略还是有完成的希望，而且这种希望就在眼前，可以说是看得见摸得着，但北疆策略呢？河南匈奴人和河西大月氏人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阻碍，目前铲除这道阻碍的希望都看不到，更不要说去远征大漠，甚至妄想着去西域开疆拓土了。
北疆策略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想，两千里长的“直道”根本无法支撑这个梦想的实现，所以大臣们一致认为，北疆策略就是武烈侯为咸阳挖掘的一个陷阱，是对咸阳试图利用“直道”牢牢控制代北的一种反击。秦王政本想拿根绳子捆住武烈侯，谁知武烈侯气魄大，一剑劈开一道万丈沟壑，然后在万丈沟壑里堆满无数的财富和显赫的功业，接着他诱－惑秦王政，要么你我一起跳下去，要么你我就隔着沟壑而立，你不要束缚我，我也不会威胁你。
当然，除了秦王政的亲信大臣，其他大臣是不会去质疑武烈侯的北疆策略，更不会去挑拔秦王兄弟之间的关系，相反，他们嘴里说着从大局出发，从统一大业出发，公开反对修筑“直道”，实际上却是蓄意阻扰秦王政进一步加强对代北的控制，以便在武烈侯以武力推动“封国制”的时候，暗中推波助澜。
秦王政的坚持，是否就是上当中计了？
当然不是，秦王政是一代雄主，他的眼光不是局限在现在，而是通达将来。他已经在国策变革一事上妥协了，假如政局发展对咸阳宫不利，导致他无力阻止“封国制”的实施，那么他只能想方设法，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在最短时间内结束“封国制”，从而推动国策再一次变革，坚定不移地走上高度中央集权制的道路。
封国制是过渡政策，这是武烈侯在其国策变革方案中一再强调的，并将其以律法形势固定下来，以防止封国势力逐渐坐大导致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武烈侯预测封国制要实施几十年，高度的中央集权至少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
秦王政坚持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自己有生之年可以实现理想，同时他也担心封国制的弊端在未来的岁月里对王国形成重大危害，导致兄弟阋墙，诸侯争霸，王国分崩离析，所以他决心在自己死去之前结束“封国制”，把这一过渡政策的实施时间大大缩短，从而确保后世子孙可以在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下牢牢控制中土，奠定大秦万世基业。
从这一理想出发，秦王政当然要修筑“直道”，要修建一条牢牢控制北疆边陲的路，这条路修好了，中央不但可以实际控制边陲几十万大军，还可以建立起一道阻御来自大漠北虏威胁的屏障，而这就是咸阳宫结束“封国制”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北疆策略是大秦的发展策略，是未来策略，是一种理想和抱负，其基础是中土的统一，所以现在可以束之高阁，但其核心部分的“直道”修筑却和北疆镇戍有直接关系，中枢无法视而不见置之不理。
中枢部分大臣坚持原有策略，直道修筑路线从关中到晋中，再到代北，工程量不大，却可以起到控制代北的作用，但秦王政改变了主意，接受了武烈侯的意见，坚持把直道修筑路线改为从关中到北地，由北地连通代北。直道要么不修，要修就要修一条关系到大秦生死存亡的直道。
争论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武烈侯开始出面干涉了，他在给秦王政回书的同时，也给左右丞相隗状和王绾，给国尉麃公，给御史大夫冯劫、驷车庶长公子豹、治粟内史冯去疾、少府王戊、内史公子成等公卿大臣各自写了一份言辞恳切的信，把自己的观点结合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利益等等，对未来局势做了一番详细的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直道”的修筑对大秦的未来是有利的，目前虽然困难重重，没有修筑这样一条宏伟“直道”的条件，但这个策略可以定下来，可以进行前期的论证、勘探和规划，等到中土统一了，条件具备了，再修也不迟。
武烈侯在给驷车庶长公子豹的信中还特意说到了一件事，中土统一前后，咸阳因为这场空前的胜利而陷入狂欢，君臣在权力和财富面前会有迷失之危，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失去目标和斗志，荒滛奢侈，大兴土木，甚至为了创建空前绝后的功业而穷兵黩武，最终搞得财匮力尽，民不聊生，王国更是因此动荡不安，危机四伏。
历史上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远古有商纣，中有周幽王，近代有吴王夫差，但忠言逆耳，这种话现在说出来非常“刺耳”，君臣都不爱听，所以武烈侯也不敢“大嘴巴”自找没趣，只能放在肚子里冷眼旁观，想方设法利用自身的权力不停地拿出发展策略，为大秦的前进指明方向，把大秦这驾飞驰的马车引向一条光明大道。
因此，修筑这样一条“直道”，虽然劳民伤财，但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有效扼制君臣在统一前后的迷失，阻扰他们穷奢极侈，把有限的财富消耗在修筑陵墓、宫殿、苑林等等这些对推动大秦发展毫无益处的生活享受上。既然大兴土木不可阻止，既然肯定要劳民伤财，那倒不如修直道，修长城，南征北伐，开疆拓土，如此一来，既能让大秦君臣在统一后有更加远大的目标，又能为大秦国力的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驷车庶长公子豹看完这封信，颇有感触。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居安要思危，现在中土还没有统一，武烈侯就在考虑统一之后的事情了，老嬴家能出这么一位天才，大秦何愁不兴？
武烈侯之所以再给公子豹的信中说到这些事，是因为在他看来，大秦如果到了生死存亡之刻，最值得信任最值得依靠的还是宗室，还是血脉亲人。
老嬴家的生死存亡和大秦的生死存亡紧密一体，王国利益某种意义上就是君王和其血脉宗室的利益。在这个时代，这是一种必然，所以宗室对王国的忠诚度最高，而宗室为了维持这种利益，常常不择手段地打击对手。士卿阶层就是他们的对手，就是和他们争夺王国权力和利益的对手。
士卿们热衷于追逐权利，为了权利不惜一切代价，他们的信仰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这是孔圣人说的话，是这个时代士卿阶层的生存法则，忠诚对于他们而言还不如一坨狗屎。
大秦的统一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统一思想和分裂思想大碰撞的时代，统一之后中土只有一个王国一个君主，士卿的生存空间实际上无限制缩小，他们失去了选择权，为了逐利他们就必须忠诚君王，而他们的灵魂深处则信奉“自由”，思想的自由，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放在中土就是诸侯争霸，就是诸子学术百家争鸣，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就是披着“仁义”外衣下的残暴和血腥。
这个时代的士人要生存，所以他们需要春秋战国，需要诸侯争霸，需要诸子百家，需要分裂和战争，但统一不可阻止，统一还是来临了。统一不仅仅是国土的统一，还包括思想上的统一，学术上的统一，生存法则的统一，律法制度的统一，而这些统一将最大程度地压迫士卿贵族的生存空间，削弱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于是统一尚没有完成，分封制就要“复辟”了，世卿世禄制也要卷土重来，“师古”的思想更是甚嚣尘上。
统一尚未完成，分裂的种子就开始扎根发芽，而这一切都来源于士卿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无止尽的掠夺。
这时候，唯一忠诚于大秦的就是宗室，维护大秦的利益就是维护宗室的利益，而异姓豪门贵族、寒门贵族却要掠夺大秦的利益，要喝大秦的血吃大秦的肉。
中央集权制的危害在这个特殊时代表现得尤其明显。如果一味地限制宗室，压制宗室，那么异姓士卿贵族将会肆无忌惮地掠夺权力和财富，中央集权制将会成为他们吞噬大秦的工具。历史上始皇帝不但压制宗室，还打击老秦人和楚系豪门，最终就剩下他最信任的法家士卿贵族，结果偏偏就是这些视忠诚为粪土的法家士卿大臣摧毁了大秦帝国。
武烈侯反其道而行之，分封宗室，保护老秦人和楚系豪门，利用宗室分封维护老嬴家的利益，维持王国的利益，利用老秦人和楚系豪门对抗朝堂上的法家士卿贵族，打击和削弱他们，扼制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掠夺。
如此大秦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向中土再一次分裂的方向前进，彻底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也是始皇帝终其一生都坚决反对的分裂道路。
这种道路不符合君王的利益，但符合同姓宗室贵族的利益，因为他们享受到了大秦统一所带来的权力和财富，同时它也符合异姓士卿贵族们的利益，因为分裂的中土才是他们的“乐土”，才能无限制地拓宽他们的生存空间。
历史为证，大汉建国后分封诸王，结果有七王之乱。三国归晋，分封诸王，结果有八王之乱，并把中土推进了四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乱的深渊。
所以除了秦王政和部分坚持大一统理念的法家大臣外，大秦大部分贵族们都支持分封，但这一刻的宗室还是忠诚于秦王政，尤其秦王政的儿子们，在秦王政驾崩之前，兄弟阋墙、手足相残、叛乱谋反的事情还是不会出现，但他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行了。在血脉关系渐渐疏远，在一心逐利的异姓士卿贵族们的推波助澜下，分裂是必然的，战乱也是肯定的。
所以武烈侯把封国制做为过渡政策以律法形势固定下来，力图在时机合适的时候果断撤藩，而秦王政更是想在自己驾崩之前，结束“封国制”的使命，把大秦这驾马车引向高度的中央集权制的道路，断绝分裂和战乱之祸。
统一前后，围绕着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围绕着郡国制度的实施，宗室贵族和异姓士卿贵族们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这个矛盾的直接表现就是异姓士卿贵族们会不遗余力的挑起中央和封国，君王和封君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一旦爆发，中土必然陷入分裂，于是异姓士卿贵族们的“理想”就实现了，他们将再一次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乐土”。
比如“直道”的修建。直道的修建需要动用整个王国的力量，对北疆的封国都有利。封国强大了，对中央就是一种威胁，就会损害到君王和异姓士卿贵族们的利益，于是他们必然反对，他们会诱使君王把这些财富用来修陵墓、宫殿和苑林，用来歌功颂德，用来享受。财富这样消耗，看上去是压制了封国，但实际上损害了整个王国的利益，双方的矛盾因此增大，对权利和财富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到了一定的时候，矛盾轰然爆发，封国叛乱，王国可能就此分裂。
武烈侯已经考虑到了封国制实施后，宗室贵族和异姓士卿贵族们之间的矛盾会不断增大，所以他未雨绸缪，在信中恳请驷车庶长公子豹，利用这段时间把更多的宗室送到朝堂上，让宗室掌握更多的权力和财富，继而确保大秦统一后，宗室在朝堂内外可以与异姓贵族相对抗，确保老嬴家可以始终掌控王国发展的方向，不至于让异姓士卿贵族们肆无忌惮地喝王国的血吃王国的肉，最后摧毁王国，让中土再一次陷入分裂。
通过这封信，驷车庶长公子豹对封国制的理解更为深刻。
封国制不仅仅是宗室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占据很大一块比例，在统一后帮助君王和中央更快更好更牢固地控制地方，还有一个重大作用就是把大一统的理念，把中央集权制的理念在广袤的中土大地上播种下去，开花结果，让异姓士卿贵族们，让低层士人们，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利用自己的智慧去开拓和谋取更大的权力和财富，让统一的思想彻底摧毁分裂的思想，让所有贵族们都能接受中央集权制，在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上去争夺权力和财富。
当然了，这是武烈侯的理想，是为了解决这个特殊时代里统一思想和分裂思想的大碰撞，是对从远古传承下来的“自由”的扼杀，从此中土就是“统一”，统一之下再无“自由”。中土太大了，中土人的智慧太高了，伴随“自由”的始终是分裂，是战乱，于是就要统一，要和平，而“自由”也就变异了，不再是原来的“自由”了。
中土人必须去接受这种全新的“自由”，这需要适应的时间，这就是国策上的过渡，这就是封国制存在的意义。
驷车庶长公子豹反反复复阅读了武烈侯的这封信，又把公子成等数位宗室大臣请到府上，大家共同商讨，最终取得了一致看法。
统一前后，存在着统一思想和分裂思想的大碰撞，而这种碰撞来源于“师古”和“从今”理念的冲突，但“师古”是主流，这是由千百年来的历史所决定，为此“堵”不是办法，必须“疏”，而“疏”之策就是实施中央领导下的郡县和封国并行制，由此引来的矛盾就是宗室贵族和异姓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争夺，中央和地方对权力和财富的争夺，这时候中央的异姓贵族和封国的异姓贵族们各为其主，中土因此面临着再一次分崩离析的危险。
如何最大程度地压制和缓解这种矛盾？首先就是中央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其次就是中央对地方郡县的绝对控制，只要中央有武力，有财力，那么就有足够实力削藩，撤藩，最终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制。
大秦统一后，战争并没有结束，南北战争的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中土的统一战争，大秦的军队大部分都在北部疆域，所以“直道”的修建直接关系到中央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关系到中央对地方郡县的绝对控制，因此，直道要修建，而且要尽快修建，把大秦统一前后所能调用的财富全部投入到未来的南北战争中，如此一来，中央始终牢牢控制军队，控制财赋调度，由此老嬴家就能始终控制国策的走向，由此就能压制和缓解各种各样的矛盾，尤其是君主和封君、中央和封国之间的矛盾，就此把中土分崩离析的危险逐渐化解。
这些宗室大臣们联名写了一份奏章，然后由驷车庶长公子豹独自向秦王政呈递。
公子豹和秦王政在御书房里商讨了足足一天的时间，最终得出结论，这条“直道”的修筑的确关系到大秦的生死存亡，不但要修筑，而且要马上修筑，没有条件那就创造条件，总而言之，统一中土之前，这条“直道”一定要完成，否则统一之后中土形势剧变，异姓士卿贵族们因为对权力和财富再分配方案的不满，因为生存空间的急骤缩小，因为对传承千百年的“自由”的追求，极有可能在暗中推波助澜，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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