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李默涵的部队每天有大量的实弹射击训练，由此产生的弹壳越来越多。怎么处理这些弹壳成了问题，就这么扔掉太可惜了，好歹都是铜的。那怎么办？李默涵决定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利用这些弹壳进行子弹复装。其实勤俭节约只是其次，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建立大规模军工厂打基础，让工人们先练练手艺。
负责这个项目的是新晋军官王启年，工程师名叫裴余庆，原来和清朝河南机器局的元老。
河南机器局与1898年4月建成投产，能仿造2磅子前膛炮、57毫米过山快炮、开花炮弹。1911年时月产枪弹四五万发、步枪数十支。辛亥革命后，河南机器局归河南督军管辖。1913年2月，改名河南兵工厂。厂下设枪炮厂、子弹厂、装药厂、木样厂、翻砂厂、熟铁厂、白药房。有机器设备126部，员工163人。日产炮1门、毛瑟步枪1支、枪弹3000余发。
不过名字虽然改了，但是管理的模式还是前清式的，动辄打骂、体罚工人不说，还市场拖欠工钱。于是，裴余庆带着一帮徒子徒孙就拿着李默涵登的广告来到商丘另谋出路。当时，李默涵的兵工厂还在规划当中，而且他也不想太过招摇，因此就专门为这批宝贵的技工设立了一个枪炮修理厂，名义上只是修理损坏的枪炮，实际上则是为日后上马兵工厂做准备。
裴余庆一听说让搞子弹复装，当时便胸有成竹的说道：“包在我老裴身上。我保证每个工人每月一千发以上，如果大人你给我配全了机器，我直接为你造新子弹都没问题。”
很快，每天都有马车将一批批空弹壳运到修理厂，裴余庆就指挥工人们开始利用现有的机器设备进行子弹复装。其实裴余庆进行子弹复装的办法和后世新四军二师兵工厂搞出来的那种子弹复装生产线异曲同工。当年新四军子弹复装生产线可以让八个工人组成的生产小组每年复装60万发子弹，而且大大节省人工，设备易于拆卸搬运。“不是有差距，就是还要磨合。”李默涵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这样的话，我怎么放心去接收青岛啊？”
刘慕圣昂起头，诧异地说道：“少爷，你真的要出兵青岛啊？”
马迁安说道：“袁大总统都不敢违逆日本人，咱们强出头，万一日本人大军来犯~”
“你怕了？”李默涵抢白道
“姥姥，谁怕谁是这个。”马迁安用双手比划了一个乌龟壳模样，“但是，就凭我们的兵力怎么能和一国交战呢？”
李默涵露出自信的笑，说道：“我可以断言这次就算日本出兵青岛，兵力不会超过三万。因为他们必须顾及英美的感受，出兵多了，会让英美尤其是英国担心日本是不是要趁机独霸中国，出兵少了又对付不了青岛的几千德军。所以，我断言，日本断不会出大军，更不会把战争规模扩大。”
刘世杰问道：“但是，如果袁大总统不同意我们出兵呢？”
李默涵答道：“我早想好了，我们就以志愿军的名义开赴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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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化传统不一样，西方推崇议会，而东方更推崇强人政治。中国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在明治时期，这种五相御前会议几乎就是一个形式。明治天皇和几个元老私下碰头，就能决定国家的方针大政。五相的御前会议在明治时期名义上是内阁最高权力会议，实际上却因为明治天皇根源老牌的强势，虽然体制崇高，但是也不过就是走个形式。
这种局面到了大正时代终于有了变化，自从大正登基以来，这位留着普鲁士式大胡子的天皇，却没有他父亲那样的控制能力。平时话就少，对于国家大事的兴趣，也似乎没有他父亲那么浓厚，所以在大正的时期，政府和议会反而是最活跃的。当然，后来随着军部的崛起和国家的法西斯化，政府和议会又处于了绝对的弱势地位。现在这个时候，五相御前会议，却是真正能够决定国家走向的最重要的会议。
“绝对~绝对~绝对不能错过这个天赐的机遇。”陆军大臣冈市之助一连用了三个“绝对”来加强语气，“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大日本帝国之所以能崛起，就是因为我们每一次都能抓住机遇。”冈市之助正襟危坐，说道：“日清战争，日露战争，每一次战争都是的大日本帝国国运昌隆。我们应该向德奥国宣战，同时趁机出兵胶州湾，一来中国素来富庶，二来山东又有德人多年经营，不比满铁多年辛苦维持收获差多少。”
海军大臣八代六郎说道：“海军可以趁机占领德国在太平洋中所有属地，但是青岛是个港口，陆军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从海上发动进攻么？”
“陆军的人当然是从陆地发动进攻。”冈市之助很肯定地说
“陆地？中国是中立国，你要从中国的领土上通过，是不是也做好了和中国军队交战的准备？”八代六郎毫不客气地说道。这个为官清廉正借着‘西门子案’对日本海军高层进行大刀阔斧整改的男人，虽然得罪了海军系井上良馨和东乡平八郎两位海军元老，但现在已经通过了种种手段在海军内部确定了自己的威望，目前可谓是掌握了海军大半的权力。他并不是反对侵占山东，恰恰相反，他是最坚实的好战派之一。
“什么都没有考虑周全就行事。这是非常复杂的行动，不能就这么鲁莽。”八代六郎故意挑着冈市之助的错。
“帝国陆军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可能情况的准备。”冈市之助吼道：“懦弱的支那人是不可能阻挡大日本帝国扩张的脚步的。”
与涨红了脸的冈市之助不同，外务大臣加藤高明不急不慢地说道：“我国并没有加入协约国集团。这次出兵，必须要以英日同盟为基础！没有邀请，是很难有名义的！国民的支持度也会有问题，”加藤高明是西园寺公望公爵元老一系的英美派政治家，担任外相之前长期任职日本驻英国的大使，自认为考虑问题向来比头脑简单的陆军高明，
大藏大臣若槻禮次郎清咳一声，说道：“那个，如果这就是陆军和海军的态度的话，我也说一下我的意见，很简单~~钱从哪里来？陆军部要动用多少军队？海军需要多少经费？财政去年赤字已达七千九百万日元~”
众人无语。会议的气氛顿时沉默了下来。
大隈重信喝斥道：“喂！在天皇陛下御前，大家这么没有分寸，还有帝国大臣的风范么？”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都低下头向大正天皇 表示歉意。
大隈重信看了一眼正襟危坐的大正天皇，他脸上没有任何反应，如果说他和一尊雕像比较有什么异同的话，那就是他会呼吸。大正天皇坐在那里连表情都没有变化，漠然地听着他的臣子在那里争执。
大正天皇本名嘉仁，日本第123代天皇。 今上天皇之祖父、昭和天皇之父，母典侍柳原爱子。大正天皇自幼骄横傲慢，性格暴躁，容易激动，一不高兴就用马鞭抽打他的侍从。大正天皇是个西方崇拜者，他留着德皇威廉式的牛角胡子，上面还涂满凡士林；他的穿戴看起来活像一个德国骑兵，经常骑着高头大马在宫中横冲直撞。大正天皇也是自幼多病，曾患脑膜炎留下后遗症，由于他患有脑病，精神状态非常糟，曾经在国会议事堂将诏书卷起来当望远镜（1913年），这件事以“望远镜事件”闻名于世。
大隈重信知道指望不上这个天皇，只能自己想办法。他沉声道：“帝国的基本国策是不能变的！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都会抱憾终身的。但是站在帝国邦交稳固的基础上，加藤君的意见我们也不能不考虑。我们既要出兵，又不能过度地刺激中国和英美。”
加藤高明说道：“英国对我们也是有所警惕，特别是职关于开拓长江流域利益，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取得英国的谅解和合作。不然我们的举动只能推动英国去支持支那，抗衡我们国威的扩张。那时虽然军队付出了牺牲，但是却不会有太大的成果！现在英国需要我帝国胜过帝国需要他们。远东和太平洋的海权需要帝国协助他们维持，他们在正式宣战之后，必定会邀请我国出兵，这是不用怀疑的！”
大隈重信便点头道：“诸君与我都是为我帝国之未来，相信贵族院跟诸位元老都会答应下来。帝国对独国宣战势在必行，胶州良港乃我海军西进中国大陆的最佳选择，山东更是富饶之土。我会随后知会在华公使日置君，由他代为向袁世凯转达帝国的意思。”
“另外~”大隈重信说道：“加藤君你要日夜监视，一旦欧洲传来宣战消息，便请你立刻前往英使馆，同英公使密议出兵中国。此次出兵，必须要以英日同盟作为基础！”由于暂时不能对外用强，李默涵只能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内部建设上。
没有发达的农业，不可能有发达的工业。话说有个伟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中国历史上就没少饥荒，而且历史上哪一个王朝对饥荒这种“天灾”都没有什么好办法。因此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吃饭问题对于中国来讲，确实是个大问题。
现在，李默涵作为一方军阀，也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在李默涵的土改计划里，三七五减租，用工业股票赎买土地然后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只是土改的第一部。这一步成功的话，就会产生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
这种小农经济依旧不是李默涵想要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削弱了农民对产品的购买需求缩小了市场减慢了资金的流通和资本的增长；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没有对工业的需求所以减慢了工业科技的发展；由于自然经济形式中土地的重要性导致即使有了大量的资金资本农民也用于扩张土地而不是进行技术革新和发展。
后世成功的农业模式有美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大农场模式，农场主自己并少量雇佣固定工人管理大面积的农场，实行大机械化自动化作业，大投资大回报大生产是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专业化高科技以及完善的配套服务体系是这个模式下的农场保持优势的根本。
在美国那边，一个农场主可以掌握千亩的土地，这就有利于集约化农业的发展，投入与产出集中、全机械化生产，管理也比较方便。而国内呢，每家每户几亩良田，有的条件好点，使用的种子、管理方法比较好，产出可能就比邻居家的高，但同时，他高效的管理方法以及技术因为土地和资金的限制，只能停留在一定的水准，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而更多的种植者，却还处于没有好种子、没有好管理技术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以通过集约化农业实现规模效益，实现农产品的最大效益，而咱们国家因为体制上和人口等问题则无法享有这些优势，效益也就差很多。这应该就是为什么小农经济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吧。
一个农场工人可能只是驾驶拖拉机播种，但在此之前，有专业机构已经检测了这块田地的土壤包括墒情肥力等诸多项目，相关机构也预测了今后的农产品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得到专业部门的信息资料作为参考的农场主会决定种植何种作物，此时专门的种子公司和肥料公司就会根据那块田地的特性和农场主的要求配送好种子和肥料。其后的田间管理收获仓储售卖都有专业的机构为之服务，我们都说一个美国农民养活多少人，但不要忘记这个美国农民后面还站着多少人为他服务。
这种模式对国家组织和农民个人的要求都很高，在眼下的中国显然做不到。一个国家如果想全面走向近代化就离不开农业的近代化，民国没有实现农业的近代化，导致国家的整体近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列强，这也是导致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另一大重要原因。
除了美国模式之外，后世还有一个比较成功的集约化规模农业经营的例子，那就是生产建设兵团下辖的各个农场，尽管同样是承包经营，每个职工都承包了一定的土地，但农场的职工却没有单干而是在各级农场的统一组织下，拥有各个专业的农业机械作业队，各个职工除了是某块田地的承包人的角色同时也是某个机械作业队的职工或者股东再或者同为股东职工，作业队是按在田块中进行收费作业获取利润，田块的承包者是赚取所收获作物的得款与支付承包费以及种子化肥等支出以及机械作业等的服务费用的差价利润。而且农场还作为提供良种市场分析预测等专业化统筹性的服务，这使得这些农场成为国内不多的能与世界先进的农业生产差不多同步的种植业产业。
李默涵的土地改革的第二阶段，就是建设以规模化的农业辛迪加，农业辛迪加就是建立一个生产建设兵团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成员以100－－200名工人组成一个连，一个连就是一个农场，在农场里单个民军拥有一定面积的田地，负责这片田地的日常管理，耕田播种灌溉收获以及突发性的灾害的防治由农场统一作业，种子化肥农药由农场统一调拨分配，种植计划也有农场根据上级计划和本农场条件拟定后报上级批准实施。在农场的机制内，单个成员既是自己所管理土地的拥有者又是农场的职工，在农场统一的集体劳作中，在他的地块，他是雇佣者，雇佣农场其他人为自己劳作，并按规定的价格支付费用，种子化肥农药以及灌溉用水都要支付费用，自己的地块上的出产尽管不能由自己支配出售，但却能按市场价格或合同价格折价，抵消前面花费和支付的租金税收后的所得就是自己的收入。这样成员的收入就与自己的地块的经营管理直接挂钩，保证了责权利的统一，能够调动民军的生产劳动热情，而农场在种植计划种子化肥农药等代表的技术支持和市场信息指导又在一方面上保证了这种农业是近现代化的大生产，田地由镇守使公署划拨出租加上农场的结构同时也保证了政府对农业改革的主导地位。
另外，农场里的成员也会接受军事训练，并挑选其中年龄较轻身体健壮的人组建农场民兵，而农场的连一级相当于原有乡村的乡级行政机构，营一级相当于镇级行政机构，结合大量征召基干农民，农场民兵的异地安置，以此彻底破坏原有农村中的士绅地主和宗族势力的统治基础，粉碎他们对农村政权的把持。这将为未来上级政府的政令得以顺利推行，避免出现好经被歪嘴和尚念歪的事情。
当然了，这些农业辛迪加自然不象后世那样叫做某某生产建设兵团，而是采用 当时比较时髦的名字——某某垦殖公司的名义出现。
不过，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李默涵土改计划的第一步就遇到了阻力。豫东的土地改革依旧在进行，但是阻力也依旧存在。部分在政府任职的公职人员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倒是老老实实的配合土地清丈工作，交出来的富裕土地，换取了或多或少的一叠商丘工业园的股票和债券，但是普通地主的抵抗情绪很普遍，越是距离商丘远的地区这种情况越是严重，甚至有地主豪强勾结土匪，武力抗拒土改。更有甚者，部分地区发生了袭击土改工作组的事件。
于是，党卫军内部一些激进派提出要武力镇压这些土豪劣绅，用枪杆子推进三七五减租计划的施行。
从内心来讲，其实李默涵是不愿意按照后世方式土改的，那种办法破坏性太大，但土地改革又是必须走的过程。以河南为例,全省土地八成几乎都掌握在土豪和地主手中。可地主阶层也并非一无是处，他们的子女全都接受过良好教育，很多人还出国留学，如果打得太狠，势必会导致这些人对新政权充满仇恨。打天下可以靠泥腿子，但是建设天下还是需要靠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自己之所以选择了三七五减租而不是别的土改方式，就是为了少流血，少积聚仇恨。
但是，几千年来传统思想的积淀，使得就是有那么些人转不过弯来。土地改革，解放生产力，推进工业化是必要也是必须进行的。谁如果要想要做拦路石，那么只能被敲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