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馈保凰宄保端迨?刑法志》规定，“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则坐家质作”；宋唐时期对脱户者同样严惩不贷，主管户籍的官吏也受到牵连；明朝法律规定：“凡民户逃往邻境州县，躲避差役者，杖一百，发还原籍当差。其亲管里长，提调官吏鼓纵及邻境人户隐蔽在己者与罪。”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又颁布榜文：“今后里甲邻人、老人所管人户，务要见丁著业，互相觉察。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作何生理，干何事务。若是不知下落及日久不回，老人、邻人不行赴官首者，一体迁发充军”。
政府通过户籍的整顿和严密的“什伍相保”、“什伍连坐”制度强制百姓，力图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这种政策的确能收到一时之效。但它的成效是以百姓具备相对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为前提的。一旦政府和官吏横征暴敛，或遇天灾人祸，在贫困的煎熬和饥寒的交迫下，任何禁令，都将成为一纸具文。
历代政府之所以重视户籍管理，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借此为国家的生存筹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料。
由于人口与赋役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政府千方百计将人口控制在特定的地域范围中，限制其流动，甚至把任意离开户口所在地视为一种犯罪而加以惩处。如金朝规定：“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所者，元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明朝规定：“其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
在农业社会，以土地为主的生产经营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本来就具有制约人口流动的客观条件，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从外部加强了这种安土重迁的特征，人身的束缚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封闭，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曾出现过特权户种、民籍户种和贱籍户种等类别，其户籍地位逐级降低，界线分明。其中，特权户籍以宋代的官户最为典型。它可享受以下特权：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罚等。作为特权户种的官户在宋代以后消失了。民籍户种是平民百姓拥有的户籍，是主体户种，包括民户、匠户、灶户和铺户等。这些人是国家赋役的重要承担者，其社会地位基本相同。而贱籍户种的社会地位低于平民，包括军户、录户、杂户、乐户和丐户等。
严格的户籍管理不仅体现在对人口生存地域的控制上，而且体现在对人口等级、职业的控制上，即同人口的地域流动一样，人口的等级、职业也被户籍标识得清清楚楚；不同等级、职业间的流动受到制约，户籍是世袭的。如军户、匠户和杂户就具有非常突出的世袭性。军户自东汉末和三国时出现历朝各代均实行世袭制，以达到“兵之子恒为兵”的目的。三国时期，军户的儿子世袭为士兵，女儿也只能在军户内嫁人，形成了户籍对婚姻的制度性限制。杂户主要是指拥有各种技能、技巧的专业户。北朝时就规定他们的子弟要世袭父业，不得进学受教育。匠户主要是指各种手工业者。唐朝政府对官府掌握的手工匠户的世袭性作出了明确规定，《大唐六典》卷7载：“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宋元以后控制更严，《元史?刑法志》载：“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
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户籍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1914年元旦，李安生到了北京之后，与国会议员们的第一次见面，谈的便是这个问题。
“农业社会中的美国人没有封建式的桎梏，他们对自由、民主的推崇，他们的个人主义传统，对教育的崇尚，对法律的尊重，广泛的社会流动机会，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使得他们对推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尤为热衷，他们在新世界看到了美好的前景，机会对每一个勤劳、肯干的人都是敞开的，即使是贫困的新来者，经过一代的努力往往也能成为中产者，可以说，农业社会时期的美国是中产阶级的乐土。”
“我国为何不能效仿，或者说，借鉴美国的经验，在中华民国大地上尝试一下？让一个贫穷的百姓，有希望能够过上小康的生活。什么是小康，吃得饱穿的暖，能有余钱，安居乐业。也能下下馆子，甚至出国旅游一趟。总不能都是外国人来我国旅游，咱们的老百姓也要走出去看看外国是个什么样。”
刚开始听李安生说的很严肃，可到后来就有些诙谐幽默，让会场的气氛为之一松。
不过，也有许多议员不以为然，李安生具有美国背景，什么都推崇美国，是不是太过了些？
或者说，称呼李安生为美国帝国主义代言人也不为过，对了，李安生与德国帝国主义的关系也很好。
并不是所有的议员都支持李安生，所以，李安生还需要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来争取更多议员的支持。
《中华民国约法》必须要尽快出台，以此来为李安生登顶铺平道路。
正当李安生在国会与议员们互动的时候，袁世凯却优哉游哉的来到了奉天，对奉天进行访问。
所到之处，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作为前任大总统，他急流勇退，赢得了相当崇高的美誉。
此时，他正在参加一个慈善联合会举办的助学仪式，他老袁如今也是这个联合会的名誉董事之一。
他虽然贪财，却也知道取之有道，这个有道，自然是听从李安生的建议，回馈社会，然后凭借崇高的声誉，使得家族企业有所进步。
他也总算是慷慨了一回，捐了不少钱。
小雀儿乖巧的坐在了春桃的身边，年方二十的她，已经出落的亭亭玉立，端的是一个标致的小美人儿。
作为李安生的义妹，她也成为了抢手货，无数少年俊彦趋之若鹜，追求她的人可是从她的办公室门口，排到了学校大门口。
忘了说了，小雀儿如今可是一位中学教师，去美国留学了两年半，也算是小有成就。
她听从李安生的建议，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是啊，人民教师，现在许多教师都是来源于人民。
师资力量的缺乏，使得过去的许多旧知识分子都成了回炉货，翻新货，他们接受了系统的突击培训，专门在他们原有的基础上，促使他们成为了小学师资力量的主力军。
目前中国要推行十年义务教育困难重重，大量的缺乏教师，这始终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总不见得让教师过度劳累倒在教台上的事件，频频的发生罢。
为此，他可是求助了美国与德国方面，政府也好，民间也好，发动了这两个国家对中国进行教育援助。
小雀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回国的，她也成为了广大回国支教的华侨青年大军中的一员。
由于她的出现，曾经的东三省总督府，多了不少她的仰慕者，使得位于总督府的奉天小学与奉天中学成为了东北教师配备最为到位的学校。
她可是奉天中学一朵花，人见人夸。
如今这朵花，穿着合身的教师裙，挺括的毛呢大衣，像模像样的装淑女呢。
要是她的追求者们知道她其实并不是淑女，而是个小恶魔，不知道会不会吓到吐血。
想当年，李安生可是没少在牙尖嘴利的小雀儿身上吃尽了苦头。
每次小雀儿见到李安生都要狠狠的挖苦讽刺一番，似乎是一点都没有因为李安生水涨船高位高权重而有所收敛。
在她的心目中，李安生永远是那个被她们从冰天雪地中救回来的一个傻瓜蛋加倒霉蛋，永远都是那个有些愣头愣脑的李二愣。
李安生是怕她怕的要命，这小丫头片子的嘴，可真真是要命，也不知道哪个倒霉蛋能娶上她。
小雀儿忽然优雅的打了两个喷嚏，用手绢轻轻掩着口鼻，引来一阵的关注。
哼，哪个不要命的在背后说姑娘我的坏话？
小雀儿脸上带着浅浅的笑，心里却恨恨的想着，牙齿磨了磨，乖乖，真要命。
要是追求她的那帮年轻俊彦们知道此刻小雀儿心中所想，只怕要下巴都掉到地上。
追求小雀儿的年轻俊彦之中，自然也有附炎趋势之辈，谁不想借着小雀儿的关系，成为李安生的近人。
谁都知道，李安生很念旧，对春桃、林虎、洪老六等一干旧人很是照顾，对小雀儿这个义妹也是无比宠爱。
要是能够娶上小雀儿，简直就是一步登天，故而，无数富商大贾，世家大族纷纷鼓动子侄前来追求小雀儿。
对于这些投机倒把之人，跟苍蝇一般，很让小雀儿心烦，每天都让她厌烦透了。
偏偏她姐姐春桃还逼着她，常在她耳边念叨，耳提面命，要让她装淑女。
哼，淑女，什么时候把本小姐惹恼了，让你们好看。
她恨恨的咬着牙，眼神却越发的温柔妩媚起来，这个小魔星，简直就是个头上长角的。
不过，她心中倒是有一个人，让她觉得与众不同，念念不忘。
那个家伙，是个很有趣的人呢，跟安生大哥一样，一样很有趣。
她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影子，瘦瘦弱弱，很文静的样子，却是个战功累累的战地英雄。
安生大哥叫他小广西，其实他叫做曹伟，他总是腼腆的笑着，但是却有情有义，血性刚直。
她也听说了当初小广西在广西闹兵变时的故事，结果小广西以待罪之身，给发配到了外东北，如今又调回来，到了奉天教导师之中。
她特别喜欢去稿军时，看到小广西那副迷迷糊糊却头脑无比精明的样子。
这个坏家伙，哼，居然每次去都躲得远远的，下次让本姑娘抓到，有你好看。
她哪里知道，小广西曹伟早已经识破了她的真面目，这个外表淑女其实小魔星的腐败女，每次见到她都是逃得远远的，有多远就逃多远。
小雀儿使小性子，搬出李安生来吓唬蓝天蔚都没用，免谈。
这次慈善活动很正式，这是因为有教会的人参加。
中华民国崇尚信仰自由，也允许外国教会的自由传教。
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会和传教士就妄图用“十字架征服中国”，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鸦片战争后，由于中英《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便给教会和传教士的侵略活动提供了合法的依据。二十四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中，明文规定允许在五口通商地区建造教堂、医院，遂使传教士的宗教活动和侵略活动有了牢靠的据点。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遂以《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为护符，以本国驻华公使为后盾，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内地城乡，建设教堂会所，进行各种侵略活动。他们扬言:“准备在每个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设立光辉的十字架。”
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中，个别人在传播西方文化、增进中外联系上，做了些有益于中国的好事；多数人是信仰虔诚、但深受殖民主义和宗教神学影响，企图用教、天主教来“挽救”“异端横行”的中国，自觉不自觉地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扩张服务；更有一部分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主义分子，以征服者自居，并在“圣洁”面纱的遮掩下充当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急先锋。
第二卷 黄金之路 第四百三十一章 教会学校
第四百三十一章 教会学校
由于清政府的羸弱，之前教会在中国到处霸占民房地产，经营高利贷，包庇走私，强夺百姓生计，残酷剥削中国人民；勾结地主恶霸，招徕地痞流氓，称霸一方，为害乡里；包揽词讼，私设“班房”，拘禁中国百姓，破坏中国司法主权；搜集各种情报，充当间谍和谋士；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纠纷，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宣传奴化思想，进行文化侵略；以教堂为营垒，暗藏武器弹药，以屠杀中国人民；为本国出谋划策，攘夺中国利权。
他们起了侵略者的大炮所不能起的作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教会侵略，早就激起了首当其冲、深受其害的广大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强烈反抗。
同时，一些地主、富绅和地方官吏也因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受到教会侵略势力的损害，而愤懑不平。由此而引起的同外国教会的纠纷、抗争，当时被称为“教案”。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借着信仰自由的名义，开始限制教会的这种行径，事实上，自从中俄战争之后，中国各地的许多教会都循规蹈矩起来，变得顺从许多。
至少李安生治下的东北，就没有让教会的日子好过多少，很是辣手打击了一番教会势力，要是敢违法乱纪，就要受严惩。
李安生就东北的教会学校，也是作出了批示，真正促进东北地方教育事业的，予以褒奖，要是别有用意的，一律严厉打击。
教会学校不仅从幼稚园到大学研究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校体系,还自行建立了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拟订教育法规，设置视导人员，管理和监督各校行政和教学设施。从上世纪 70年代起的“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到90年代“中华教教育会”，以及后来的发展，都已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权责范围。
目前只有东北强力限制了教会学校的权力，逐渐的在收回教育主权，其他地方还在等着东北的处理结果。
教育主权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绝对不能假手于人。
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各派教会以培养为教会服务的牧师、教师和为外国在中国经营企事业服务的人员为目的，在中国创设的各级学校，通称为教会学校。天主教会（旧教）设立的学校以法国为主，教会（新教）设立的学校以美国为主。
教会学校作为外国对中国文化教育侵略的组成部分，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产物。不平等条约的缔结，给各国教会在华传教办学以合法的权利。如1844年 7月的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 并设立医馆、 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同年10月中法《黄埔条约》规定：“……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 医人院、 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地方官会同领事官, 酌议定佛兰西人宜居住 宜建造之地”。1845年中英《上海租地章程》和1868年中美《续增条约》等亦作了同样规定。起初仅限于通商口岸，后来则伸入内地省份。1906年清学部咨各省督抚为外人在内地设学无庸立案文，更起了保护的作用。
天主教会在中国办学，首推1850年建立的上海徐汇公学，近年来有所发展，尤其北京、南京、汉口、兖州、香港和天津地区。
在东北，原先以东正教为主，如今多了许多美国教会，不过相比全国其他地方，东北的美国教会要循规蹈矩的多，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了子的东正教上头。
几番辣手整治，总算是将子弄了个半死，乖巧多了。
如今李安生准备在东北树立一个典范，那就是教会参与到慈善办学中来，利用教会中好的一面，抑制其恶性的一面。
收回教育主权是必须的，但还要进一步利用教会。
毕竟，教会拥有大量的办学资源，许多教会人员都是无比合格的教师，最主要的是，他们还大部分人还会说流利的汉语。
上哪里找这么一帮好教师啊，不利用他们简直就是暴殄天物。
虽然教会之前的教育以宣传推广西方文明为主，但是，并不是没有办法消除这种恶毒教育影响的办法。
也只有李安生敢用双刃剑，而且乐此不疲，别人是没有这个胆气的。
等到他上台执政，便要在推广义务教育的同时，逐步的在全国压制教会对于教育主权的侵夺。
首先第一个办法，便是要在教会学校中加入中方神职人员，上爱国主义思想课，嘿嘿，外国佬宣扬西方文明怎么好，我就来个爱国主义教育，而且，相当的有用。
另外，他也让国会拟定《外人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以及与教育部一同推出《私立学校规程》等，内容规定教会学校“校长须为中国人”,“外国人不得为董事长或董事会主席”,“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作了某些限制。
等到这些步骤做的差不多了，他还准备进一步把外国天主教会和教会在中国设立的各级各类学校分别合并于中国自办的学校。
目前还不是时候，而且教会学校的规模庞大，处理起来，稍有不慎，害的可是无数的无辜孩子。
根据去年年底的初期统计，全国天主教会办的普通男校有3518所,学生83757人；女校2615所，学生53283人；师范学校 16所，学生612人。上个世纪 50年代以后在上海设立的徐汇女学、明德女学、类思小学、圣芳济学堂和在天津、汉口设立的法汉学堂，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高等学校有1903年法国耶稣会在上海设立的震旦大学，许多教区还曾设立孤儿院、启蒙学校和教授高初中课程的“高等学校”，许多修院也培养男女修生。
教学校的产生，首先是 1818年英伦敦会传教士r马礼逊在马六甲设立的英华书院。
鸦片战争以后，正教会、伦敦会在厦门,北长老会在广东,公理会和英圣公会在福州、 宁波、 上海，巴色会和礼贤会在广东，英长老会在厦门、汕头、台湾，美以美会在福州、江苏、浙江以及华中、华北、华西，循道会在两广、两湖，浸礼会在山东、宁波，内地会在西北、西南省份，南长老会在江苏、浙江，公谊会在四川，教会在南京、上海，浸信会在两广，贵格会在江苏、安徽，英美会在四川，来复会在安徽、江苏,遵道会在湖南,信义会在两湖各地，都先后设立规模不等的义学、主日学、日间学校、寄宿学校以及以“英华”、“中西”、“格致”、“三一” 等命名的学堂或书院。
外国教会凭借了这些学校，可是将触手伸到了中国的无数角落，甚至是偏远地区。
1844年“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女传教士亚尔德西在宁波设立的女校， 1850年英圣公会在香港设立的圣保罗书院，1853年公理会教士卢公明在福州设立的格致书院，1864年美长老会教士狄考文在山东登州设立的文会馆（中经广文大学堂发展为齐鲁大学），1881年美以美会教士林乐知在上海设立的中西书院(后与苏州博习书院合并成立东吴大学)，都是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学校此外还有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包括农业、护士、商业）以及不列入学制系统的盲、聋、哑学校，孤儿院等。
根据去年年底初期统计，全国教高初级小学6599所，学生184481人，中学校291所，学生15213人。
1890年新教传教士上海会议后,教会确定新方针,把着重点放在高等教育方面。除外，教会办的其他高等学校都是在20世纪正式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如东吴大学 1901 年设立于苏州，文华大学（原博文书院设大学部）1903年设立于武昌，夏葛医科大学（后改为夏葛医学院）1905年设立于广州，协和医学校1906年设立于北京，沪江大学（初名浸会大学）1908年设立于上海，1910年设立于成都， 金陵大学 1910年设立于南京，之江大学（后改为之江文理学院）1911年设立于杭州，华南女子大学(后改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13年设立于福州。
这些学校多由几个教会和几所书院联合组成,有的由不同国家的教会合办（如华西协合大学由英美加三国教会协作），有的是后来分立出来（如文华图专原为华中大学的一个系），有的是中外团体合办（如湘雅医学院由湖南育群学会与美雅礼会联合办理），有的原先由教会创办，后移交中国办理（如夏葛医学院），等等。这些学校都经过其本国教会和本国州立大学（美属教会设立的）认可立案，颁发学生毕业文凭。它们在组织上参加在华教大合托事部，经济上接受本国教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组织的支持。
外国教会如今已经渗透到了教育的每个层面每个角落，又得到了国际财团的支持，自然是日益壮大。
李安生目前也由得这些教会学校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添砖加瓦，只要能够想办法消除外国教会对学生的文化侵略，他还要予以褒奖。
教会普通学校早期的主要是“圣经”、英语、自然常识。后来随着外国在中国政治经济势力的伸展，除重视英语外，也讲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设置音乐、体育课程。
毕业生既是教会机构宣教人才的来源，也是邮政、海关、洋行和外国在华经营的银行、厂矿职员的主要来源。
高等学校设文、理、农、医等学院，包括哲学、中外文学、历史、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新闻、会计、银行、工商管理、国际贸易、图书馆、档案、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工程、农业、森林、蚕桑以及音乐等专业。各校都聘请一些著名的学者任教，理科设备比较充实。燕京大学的社会学，东吴大学的法律，沪江大学的商科，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华西协合大学的医科、 牙科， 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的农科等，在中国比较闻名。
但不论大学、中学，都不放弃宗教教育，有的大学仍保留着神学科或宗教学院的设置。
既然你不肯放弃宗教教育，那么，加点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如何？
现在由不得这些教会不答应，他的残暴名声在列强中可是人尽皆知的，谁想要不服气，来尝试一下好了。
今天是中国的慈善联合会在东北的一次重大助学活动，自然也邀请了教会方面的人参加。
其实，不仅是东北的教会，主要是邀请了直隶、山东与山西等地的教会人员前来，这也是在进行一次暗示。
让这些教会人员看看东北的教育成果，看看东北的各大教会对东北各省政府的支持，再执迷不悟，李安生在北京上台后，可就没这么容易放过他们。
袁世凯饶有兴趣的看着身周的一切，他也是个脑子极好用的，也看出了一丝苗头。
大摇其头，将来李安生执政之后，这些外国佬只怕有的头疼了。
尤其是列强各国，必须要尽快端正姿态，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
中华民国选择了一名强势的总统，自然会有相应的措施。
反正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他在奉天等地参观一圈，便会到五大连池去住上一阵子，然后去北海看看。
那边的油田搞的不错，规模庞大，连美国人都极为震惊，抱有浓厚的兴趣。
李安生当初力主海军主力舰全部使用油煤混合动力或者是全部燃油锅炉，还遭到了世界一致的笑话。
连朱尓典都告诉他，李安生想要指望文莱的石油，那是不现实简直就是在冒险。
一旦与其他国家开战，在海上运输无法保障的情况下，中国的海军舰队只能在港湾中当固定炮台，暴殄天物。
这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费尽心机，耗费大量财力物力的中国海军舰队，弄出这么大一个软肋漏洞来，简直就是废品舰队。
中国的在造的两艘战列舰，居然还是使用燃油锅炉，中国是个产煤大国，有无数的优质煤炭资源，居然不烧煤。
难道凭借美国之星的关系，就可以高枕无忧？
当初袁世凯还是对李安生抱着一丝希望，总觉得李安生没有这么弱智，不可能犯下如此明显的错误。
果然，就像是未卜先知一样，北海果然发现了世界级的油田。
袁世凯甚至在猜想，难道李安生真的未卜先知？
难道李安生处心积虑的打一场中俄战争，也有这些因素在里头？
这里头有着太多太多的玄机，不过，李安生出道以来，已经创造了太多太多的奇迹，再多上这么一个，也不为过。
他只能这么认为，李安生早就知道，外东北或者西伯利亚有大量的石油资源存在。
目前中国在汽车与内燃机行业上开始后来居上，并不落后于欧美列强，无数的汽车从东北各地的生产线下来，充斥着中国的许多道路之上。
将来公路建设也变成了一大重要投资方向，毕竟汽车开始不断的增多，中国拥有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汽车，由于价廉物美，不仅供给自身，还大量的出口。
东北的农业机械化也产生了大量的汽油机或者柴油机牵动的农用机械与农用车，在这上头，每年需要的石油资源就是海量。
而随着东北经验越来越普及推广到其他省份，对农用机械与农用车的需求将会越来越旺盛。
北海油田是个赚钱的聚宝盆，连袁世凯都知道，这个油田将会带来大量的获利。
当初李安生组建东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时候，许多人都在犹豫，但袁世凯却是二话不说，便凑出了数百万元的资金，投入到了东西伯利亚石油公司。
他不相信别人，却相信李安生，这家伙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到现在没有失手过。
果然，北海油田的发现，让举国，中国终于成为了有油国，而且，一下子就脱贫致富，成为了富油国。
真是造化弄人，两百多年前所谓的满清大帝，居然将这片土地拱手让人，而如今通过武力强行收回，这才知道，这块土地是多么的值钱，底下的资源是多么的富庶。
不仅有石油，还有黄金，就像袁克定所说的，哪怕是在庙街的更北，也无法阻挡大量的人口迁移，他们为了黄金而来。
其实中华民国真的要感谢李安生，感谢中俄战争，感谢《中俄圣彼得堡和约》，是李安生亲手拿回了这块两百多年前就拱手让人的土地。
袁世凯很搞不懂，李安生到底是凭借什么手段，使得沙皇尼古拉二世乖乖听话，居然肯同意这么一个苛刻到几乎难以接受的和约。
不过，这也是李安生的本事，换做其他人，只怕早就葬送了大好形势。
这次老袁只是想要看一看东北在教育上所作的努力，以及一些具体的成效，想要开开眼界罢了。
他的心思还是在北海，在更北的北方，有生之年，能够享受一下获取财富的快感，也是件幸事。
第二卷 黄金之路 第四百三十二章 李大总统
第四百三十二章 李大总统
1914年3月1日，《中华民国约法》正式公布。
《中华民国约法》共九章65条，彻底的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为总统制，但仍保留内阁，内阁总理及其各部都作为总统的辅助。
外交大权归诸总统，宣战媾和缔约不必经由参政院。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还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的实际权力非常广泛。总统直接组织和领导政府。政府不对国会负责，只对总统个人负责。总统有权接受各部总长的辞职或解除其职务。内阁由总统指定的官员组成，只是总统的集体顾问。国家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完全分立，权力相互制衡。议员和政府官员不得相互兼任，国会无倒阁权，政府也无解散国会的权力。但国会行使立法权受总统的制约，如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可行使否决权，但国会再以2/3多数通过，不经总统批准即可成为法律。总统的权力也受国会的制约，如总统对政府高级官员的任命要得到参议院的认可，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如违宪犯法，国会可提出弹劾。总统制定官制，任用国务总理及外交大使，不必经由参政院。采用总统制，取代临时约法之内阁制。正式宪法应由国会以外国民会议制定，总统公布。总统应有紧急命令权。总统应有紧急处分权。
美国的三权分立有时候太过笨重，导致美国政体运行效率低下，李安生只是借鉴了美国的总统制，制定了属于中华民国自己的宪法。
这部宪法是为他让位的，总统一任为五年，可以连任，但连续任期不能超过三届，每任的前三年后国会有改选权。
也就是说，如果遇到一个昏庸至极的总统，或者在执政期间无法与议会、选民达成一致，那么他只能祸害三年。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是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一切皆有可能。
总统制之所以被李安生所看中，主要是因为总统制有助于维持政体与政局的稳定。在总统制下，总统由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并有固定的任期。而在议会制下，行政首长及其所属政党必须取得议会中的多数。这种多数通常很不稳固。再者，在总统制下，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分离，立法机关的成员不能担任内阁成员。这样使得行政首长在组阁时不太受其所属政党的牵制。
一个民主政治体制蜕化为独裁的可能性取决于该体制内部的分权与制衡机制的有效性。在总统民主制下，三权分立和纵向的分权机制能够有效地防止总统制政府沦为独裁。没有法治和分权制衡，任何民主体制都极易沦为独裁，不独是总统制，议会制也是如此。
即便李安生提前预防，反复推动，权力阶层中依然混进了许多投机者野心家，甚至是不学无术者，比如许多议员连民主的含义都不懂，让他们来给人民自由，简直就是开玩笑。
中华民国并不适合议会内阁制，之前段祺瑞的种种努力在无数隐形的反对力量的阻挠下付诸东流，这就是个鲜明的例子。
议会制对社会政治条件的要求比总统制更为苛刻。议会制的两难在于：先有发达的两党制，后才可能有稳定的议会制。
有强大的势力残余的国家，不能尽快建立两党制的国家，恐怕难以驾驭议会制。在这样的国家一旦实行议会制，肯定是势力当道。
从根本上看，议会制与总统制无优劣之分。在自由民主根基牢固的国家，选择其中的一种都能维持民主政治于不堕。没有自由民主传统，两种政体都很艰难。
总统制则较适合民主根基较为浮浅的国家，它有双刃作用，一方面能够凝聚民主转型所需要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
由于人类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比总统制和议会制更好的民主政体形式，故人们充其量只能对现有的总统制和议会制作局部的改良。
中华民国需要总统制，但不需要野心家，更需要在总统位子上，对总统制不断予以改变，这就需要李安生尽快上台。
若要求一个刚刚从帝制阴影走出来的中华民国从一开始就具备一个健全的、稳定的、良性的政党体制，这是非常难以做到的。
4月19日，国会选举结果，李安生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尘埃落定。
而第二日，段祺瑞就向李安生递交辞呈。
不过，李安生可不打算让段祺瑞辞去，他固然有权力在上台后重新制定内阁，段祺瑞辞职也是应有之意，但他还并不想放段祺瑞离去。
段祺瑞让人打点行装，与徐树铮一同坐在庭院中饮茶，看着那春花盛开，心内却有些萧索。
是啊，如此好韶光，却无心欣赏，也无意欣赏。
“又铮，只是可惜你了。”
对于徐树铮，段祺瑞心中始终存着一丝歉意。
两人很是相得益彰，他将徐树铮引为臂助，甚至惺惺相惜，本以为能大展拳脚，可是，却落得如此下场。
北洋系与他们产生了隔阂，如今北洋系冯国璋与王士珍等人都得重用，在权力分配中得到好处，但是只有他们两人，却不得不黯然退场。
徐树铮很是不甘，极为不甘。
他向来自负，桀骜不驯，也正因为这点，得到了段祺瑞的赏识。
他想要辅佐段祺瑞加强内阁的权力，从而实现内阁宰辅的梦想，名垂千古。
袁世凯撒手北去，让无数人都措手不及，段祺瑞也没有想到袁世凯会如此的决绝，更何况徐树铮。
徐树铮坐在桃树底下，双手撑在膝盖上，依旧是一付正襟危坐的架势，他向来注意仪表，从来就一丝不苟。
此时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几片桃花零落在他的肩上，衣服上，让他看起来不是那么的严峻肃穆。
“芝泉兄，此言差矣，只是可惜了你。”
两人都不须多说，一切尽在不言中。
不用太多的言语，这便是知己。
若是君臣，必定相得。
他跟段祺瑞一同递交了辞呈，不过，两人的辞呈都要给李安生批准后，人事命令才能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