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在他的后边散步。他忽然立住脚，回身望着我问： “你相信蒋介石吗？” “不相信！”我立即回答道。 “这就对了。”毛泽东点头，“这个人尽耍手腕，从来说话不算数！” 说罢，毛泽东继续散步，仍是带着深沉的思考。 那脚步是沉重的、探索的，继续向前的……。 毛泽东喜欢看京剧，不同的时期看不同的京剧。那一段时间，他喜欢看《霸王别姬》。看到西楚霸王项羽同他的虞姬生死离别的那一幕，毛泽东睫毛颤抖着，眼里湿漉漉的。 回来的路上，他对我说： “不要学西楚霸王。我不要学，你也不要学，大家都不要学！” 同时，他号召全体领导干部都要看《霸王别姬》。 他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重大的问题。 还有一次，毛泽东睡不安稳，起来散步，眉头紧锁，走哇、走。走了很久，他用沉重的声音问我：“有人劝我不要打过长江去，你说要不要打过长江去？” “要！到手的胜利哪能不要，对国民党蒋介石还有什么客气的！” 毛泽东以手抚着我的手背，点头说：“还是我们的战士聪明吆！” 1949年初，中共中央进入北京一个多月，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北京提出了所谓的建立“南北朝”，要求“划江而治”，解放军不要过长江。对于这个要求，毛泽东站在全局的高度，站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根本不予理睬。就是当时的老大哥苏联方面，也派代表米高扬到北京来，亦流露出这个意向：“停止内战”，以长江为界与国民党南北分治。因为他们担心再打下去，美国人会卷入这场战争。他们的提议也被毛泽东拒绝了。毛泽东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表达了他“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他要求他的部下，敌人不投降，就要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要解放全中国，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同时，他又全面地阐述了他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和明言。他举例说：我们攻打济南，已经进入青岛等地的美军第七舰队就没有敢动。我们打天津，住在塘沽的美国舰队没等我们打就逃跑了。请斯大林同志放心，如果他们和我们作战，我们会毫不客气地消灭他们！ 这就是毛泽东的回答----给当时所谓的老大哥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同志的回答，给美国政府和领导人的回答，给全世界人民的回答，也是给全中国人民的回答！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了中共的和谈协定。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2日下午，我服侍毛泽东起床。我军已顺利渡江，毛泽东很高兴，边朝衣服袖里伸胳膊边说：“蒋介石想拖延时间，重整军队、卷土重来。他以为我们还是好欺负的呢。你可不知道，我们也需要这段时间调整军队、修船造船呢。他在那边修防线，我们在这边架大炮，谁也没闲着。结果呢，他只落得个拖延时间、破坏和平协定的恶名，什么便宜也没沾上。我们利用夜色，利用炮火掩护，一下子就过去了30万军队。他们的军队垮台了，我们的军队就要打到南京去了！” 捷报频传，毛泽东也睡得安稳了。 4月23日下午，毛泽东起床后，来到亭里看的报纸是《人民日报》关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号外”。摄影师徐冰、侯波夫妇给毛泽东拍了一张照。毛泽东站起身，看到我们几个工作人员边走出凉亭：“解放南京了，不要我一个人高兴，大家都该高兴嘛。来照相，我们一起照。” 就这样，我们工作人员跟他合了一张。 为了纪念南京解放这一历史性胜利，毛泽东于4月写出了那首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一首诗，淋漓尽致地表述出革命领袖毛泽东在革命处于关键问题上的决心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雄才大略。 在那种关键的时刻，有对手提出的请求，有自己的盟友提出的劝说。是战斗下去？还是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确实是需要认真的思考。特别是在那个时候，苏联老大哥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对于当时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要想阻止他对中国的影响，必须有相当大的勇气！ 然而，毛泽东做到了。他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顶着这种巨大的压力，坚决地毫不含糊地作出了的回答： “一定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定下这种决心，需要的是政治家的远见、胆魄和勇气！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历史上曾经引发出令人难忘的两个主角所扮演出的故事-----那就是楚汉之争中刘邦与项羽的故事。 刘邦，一介平民，在秦末农民起义中一枝独秀，几经磨难，终于转危为安、反败为胜，夺取天下，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西汉”几百年基业。以他的出身而言，从夏、周、秦以来是第一人。《史记、高祖本纪》中说他“起微细”，晋代的嵇康还说他：“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意思主要是看不起他的出身。他实际上是一个“大老粗”。 然而，历史无情，平民出身刘邦却打败了贵族出身的项羽。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 “刘邦能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与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他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的心理。” 事实正是如此，出身卑贱这一客观条件，反而成了刘邦争天下的优势。正是由于刘邦来自于社会的下层，了解人民的心理，他才知道当一个统治者必须获得人民拥护这个普通的道理。这也成了他在入关后即刻“约法三章”；称帝后又重制律令，颁布“汉律九章”的思想基础。这是刘邦之所以成为一代开国皇帝----汉高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而贵族出身的楚霸王----项羽，则与刘邦不同。虽然他“力拔山兮气盖世”，神勇过人，却不懂得爱民的道理，甚至一怒之下还下令“屠城”（即杀光了全城的军民）。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残暴，这种草菅人命为后来他走向灭亡铺平了道路。这也就不怪他在逃亡乌江途中，问道渔夫，连渔夫也骗他向相反的路上逃跑，遂使他陷在大泽之中，为汉军所追及，最后不得不自刎身亡。这也应验了一句古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取天下者，先取人心。失天下者在于失去人心。 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时批注道： 项羽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 同时，也由于他们两个的出身不同和所采用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谋略不同，在楚汉之争的历史上，由刘邦和项羽演绎出了一串串动人的历史故事，自然也演绎出霸王“沽名钓誉”的典故。 毛泽东在1957年6月与吴冷西等人的谈话中又说道： 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讲道： 刘邦是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利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述描》（肖延中编著）中记载，毛泽东还说过：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大草包。 1964年1月的一次谈话，毛泽东很直率地说： “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都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的，何必要假的。……南北朝的宋、齐、梁、陈、五代的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 大家都知道，由于历史上制度的问题，在古代，高贵者文化高，贫贱者则很少识字。但往往不识字的文化低的却能打败文化高的人。这使毛泽东很感兴趣，尽管他并未否定知识分子的作用。刘邦似乎并无一技之长，但他却具有非凡的胆魄和过人的组织才能。当义军一开始推举首领时，知识分子出身的萧何、曹参等人生怕举事不成，累及身家性命，都谦让不就，而刘邦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敢当这个首领，而这些知识分子却也甘心归附。刘邦也知人善任，能够发挥各人的特长。 他说： “运筹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粮晌，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所擒也。” 张良、萧何、韩信，就是史称的“兴汉三杰”。其实韩信、陈平等原来都是项羽麾下的人物，因得不到重用而“弃暗投明”的。刘邦得道多助，又从善如流，他这个“老粗”能打败“西楚霸王”而取得天下，当然“不是偶然的”了。 刘邦当皇帝，在位12年，继承秦制，先后灭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王；迁六国旧贵族到关中，以加强控制；实行重农抑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释放奴婢、复员士卒等政策；修改《秦律》九章；定军法、历法和度量衡。前195年，平定英布叛乱后返故乡沛县，与沛中子弟欢饮，席间慷慨作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就是被后人称道的刘氏《大风歌》！ 而对于项羽，毛泽东也进行了认真地评价。 秦亡后，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其祖父项燕为战国末年楚国名将。项羽力能举鼎，少时学书、学剑兴趣都不大，要学“万人敌”，从其叔父学兵书。少有大志，曾在秦始皇游会稽时扬言：“彼可取而待之也”。在义军作战不利时他夺取了指挥权，率军“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大破秦军。奠定反秦战争胜利的基础。然而，他在楚汉相争过程中，以“妇人之仁”沽名钩誉，不杀刘邦，养虎为患，以致功败垂成。他并不认识自己终致失败的原因，说什么“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 其实，毛泽东曾多次评价过项羽。毛泽东认为，项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项羽不是政治家。他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远见卓识。在兵败之际，他缺乏斗争到底的韧劲和决心，而是一死了之，很看重面子，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 项羽，公元前233年----公元前202年，秦末重要的反秦领袖之一。秦亡后自封为西楚霸王，今江苏宿迁西南人，名籍，字羽。祖父项燕为战国末年楚名将，为秦将王翦所杀；叔父项梁，在秦统一后，项梁杀了人，于是他和侄子项羽暗中以兵法组织和训练宾客子弟。项羽力能举鼎，才气过人。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领导反秦起义，随即建立张楚政权。原六国贵族问讯后也纷纷起兵，同年九月，项羽与项梁杀会稽守通，举吴中兵反秦。项羽的叔父项梁自立会稽守，项羽为裨降。陈胜牺牲后，其部将召平矫令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二年三月，项梁率部渡江，东阳令史陈婴率义军来归，渡淮后英布、蒲将军又以兵相属，兵力一时达到了六七万人，成为当时反秦武装的主力。同年六月，项梁立楚怀王孙心，仍称楚怀王。项梁自号武信君。之后，项梁率义军大破秦军于现今的山东东阿、定陶。项羽、刘邦也攻占了城阳，略地至雍丘。不久，项梁被秦将章邯乘隙袭破。项梁阵亡，项羽、刘邦退保彭城（今江苏徐州）和砀。章邯又渡河北上击赵，与秦将王离、涉间军进围巨鹿。楚怀王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兵救赵。项羽以宋义与齐密谋反楚为由，袭杀宋义。怀王随命项羽为上将军，统帅全军救赵。项羽亲自率全军北上渡河，破釜沉舟，进击秦军。经过多次激战，楚兵大破秦军，当楚军救赵时，诸侯军皆作壁上观。战争结束后，诸侯军领谒项羽，都屈行而前，莫敢仰视，都表示听从项羽的指挥。接着，项羽又在污水上大破秦军，并招降章邯。他怕秦降卒不服，将降卒20万全部坑杀。 当项羽率军进入关中时，刘邦已先期进居咸阳。由于楚怀王有言在先，“先入关者王之”，刘邦理应为关中王。可是，项羽入关后，依持手中有40万大军，企图消灭刘邦，独霸天下。因刘邦卑辞言和，双方暂时和解。项羽随引兵西屠咸阳，秦民大失所望，汉高祖元年（前206年），项羽以怀王为义帝、都郴，又分封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据有梁、楚地9郡，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封刘邦为汉王。不久，田荣、陈余、彭越举兵反楚。刘邦也还定三秦，进逼西楚。于是爆发了历史上历时四年多的楚汉战争。 楚汉战争之初，刘邦乘项羽羁留齐地，于汉二年四月进占彭城。项羽随即挥师救援，大败汉军，刘邦随即退之荥阳（今河南省）。此后，楚汉两军在荥阳、成皋一线长期相持。项羽虽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但其政治、军事上的弱点却日益显露。他不都关中而都彭城，丧失了有利的战略地势，无法建立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一直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处境。项羽分封诸侯，举措失当，不公不平，促使那些在分封中没有得到满足的诸侯王倒向刘邦，使他在政治上日益孤立。此外，项羽虽然作战骁勇，却不善于用人，以至在政治上屡屡失策。汉五年十二月，楚军被围困于垓下（今安徽省灵壁县东南），人少食尽。汉军在四面唱起楚歌，项羽与虞姬对饮，慷慨悲歌。随即，与从者800余骑突围，至阴陵迷失道路，复至东城，从者仅剩28骑。汉将灌婴率5000骑追及，项羽引兵东向，至乌江（今安徽和县境）自刎而死。 汉刘邦以鲁公礼葬项羽于谷城。 这就是历史上相传诵的楚汉之争的大体概况。 从项羽与刘邦在政治、军事和领导艺术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思考、很多教益。 项羽在战场上曾经写下自己的千古绝唱： “力拔山兮气盖世， 势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姬虞姬奈若何！” 但这绝唱是好还是坏？是值得称道还是不值得称道？后人评说不一。 唐代诗人杜牧的观点是：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辱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为可知。” 杜牧的意思，是不赞成自杀的做法，赞赏他东山再起。 而山东济南的女词人李清照则对项羽做法给予了肯定，其观点是： “生当为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回江东。” 按照李清照的意思，项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宁肯自杀也不投降的行为是一种英雄主义气概，精神应该褒扬。 这两种观点孰对孰非？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江苏徐州----一座古老的城市。楚汉相争之地，淮海大战之地，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楚汉相争时，刘邦与项羽在徐州给人们留下了一串串历史的传说。特别是刘邦、项羽两个历史人物，深深印刻在了后人的记忆中，也演绎出许多优秀的诗与词。 其中，蒙古词人萨督剌留下的《徐州怀古》，就深受毛泽东的喜爱。有一次，毛泽东外出在火车上，多遍的书写萨督刺的《徐州怀古》，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蒙古词人，有一定的才华，就是一生不得志，在仕途上不顺利。但是，他的词写得比较大气。这是他50多岁到徐州写的一首词： “古徐州形胜， 销磨尽， 几英雄。 想铁甲重瞳， 乌骓汗血， 玉帐连空。 楚歌八千兵散， 料梦魂， 应不到江东。 空有黄河玉带， 乱山回合云龙。 汉家陵阕起秋风， 黍禾满关中， 更戏马台荒， 画眉人远张建封， 燕子楼空。 人生百年寄语， 应且开怀， 一饮尽千盅。 回首荒城斜日， 倚栏目送飞鸿。” 读着萨督刺的这首词，人们仿佛到了徐州这个历史的古城，仿佛看到了刘邦与项羽的楚汉相争。 毛泽东主席之所以对这个词人是给予了一定的评价。说他具有一定的豪放性格，词写的豪壮、豪气、豪迈。 毛泽东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度，对刘邦和项羽这两个历史人物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什么“划江而治”，我们必须断然地否定。这与项羽当年在灞上的“沽名”如出一辙，我们决不像当年的霸王项羽一样，应该尽将余勇而猛追穷寇。 所以，毛泽东在北京斩钉截铁地说：凡是不接受人民提出的条件的一切反动派，对于那些敢于与人民解放军为敌的反动武装力量，“我们就是将他们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之！”&nbsp&nbsp
打仗----打圈
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带部队上山后，经过向群众调查，了解了井冈山从前有一个“山大王” ----朱聋子的故事。 朱聋子叫朱阳，他在井冈山上当了几十年的“山大王“，官府一直捉不住他。因为，朱聋子对井冈山的地形、气候、敌我力量对比都做过详细的调查。井冈山上地势险要，到处都是悬崖绝壁，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里，有的地方连小路都没有，要靠攀登才能上得去。而且山里树密林深，气候多变，经常是云雾弥漫。朱聋子充分利用这一点，官府的兵一进山，他就跟官军满山转圈子。因此，他总宣传说：在井冈山不要学会打仗，只要学会打圈。 毛泽东在这个故事中受到很大的启发。他想，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摆脱敌人的追击，并迫使敌人暴露自己的弱点；而打仗是为了吃掉敌人，战胜敌人。总之，要把打圈与打仗结合起来，，才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样毛泽东便从朱聋子的故事中悟出了新的思路。 毛泽东对红军的干部战士说： 我们要把这位山大王的办法改一下，就是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敌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我们要退避三舍，你一退，敌人不知我们的去向，就得重新侦察。我们先领着他们兜几个圈子，把他肥的拖瘦，瘦的拖垮。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我们就来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打他个干净利索。总之，像做买卖一样，赚钱的就来，不赚的就不来，蚀本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时叫你打不着我，我打你时一定要把你吃掉。 据陈登才编著的《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中记载：关于井冈山时期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在1929年4月5日，代表前委给中央信中，做了如下的概括：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概括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后来毛泽东在领导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的战斗中，继续运用这一战术原则，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实践证明，这一战术原则是管用的、是经得起战争检验的制胜法宝。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战术原则，不拘泥古人，也拘泥于“本本”，一切从实际出发，经过调查研究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不断丰富和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战略战术原则，形成了具有毛泽东特点的战略战术理论。而且，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战术原则，既不同于我国古代的孙子，又不同于德国的克劳塞维茨；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斯大林，都没有不可能给红军准备这样一个现成的答案。应该说，这是毛泽东自己“悟”出来的，吸收前人文化精华、重新总结和概括出来的。它是毛泽东思想中具有活力的闪烁着军事哲学思想光辉的重要一页。&nbsp&nbsp
人必须吃、人必须走、子弹杀人
毛泽东说：战争有三大原则：人必须吃，人必须走，子弹杀人。 这是毛泽东对战争最原始的概括，也是最精辟的回答。 正式由于这个概括，才创造出了最辉煌的战略战术。 在《倾听毛泽东》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记载：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在给美国记者路医斯、斯特朗等人的谈话中说道： 我们开始不会打仗，不得不在战争中进行学习。“只有经过相当多的战斗之后，我们才明白战争的三大原则：人必须吃；人必须走；子弹杀人！你们以为我在开玩笑？一点也不！这些都是严肃的事情。正是在我们党内，有一些忽视它们的干部。他们给部队安排任务，就好像部队可以行军一周而不吃饭一样。他们划定路线，就好像我们不用走而可以飞一样，如果你与他们争论，他们至多会承认三大原则中的一半，即我们的子弹会杀死国民党士兵。但是如果你说敌人的子弹也可以杀死我们的人，他们就会说你缺乏革命精神。这很不好，其结果是我们失掉了江西的革命根据地，不得不进行长征。长征结束时，我们在贵州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停了下来，召开了我们的政治局会议，改变了领导。我们没有改变中央委员会，但改变了路线。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委员们已经看到了在错误路线领导下的巨大损失，首先在城市，然后在农村，并且有一个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我们到达延安后，”他总结说，“我们花了三年半的时间整风，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它需要时间……” “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得不丢弃错误路线采取正确路线，这不能以力压服，唯一的办法是劝说人们。我们必须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全党与敌人斗争。唯一可能的办法是摆事实，在事实的基础上讲清道理。”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版两条路线斗争的文件集。这就提出双方的观点。“我们发现，许多从来未被说服的同志，在看过并比较过双方的看法之后，被说服了。许多‘左’倾机会主义者，忘掉了他们几年前说过的东西，通过出示他们过去写的东西，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只有很少几个人，如王明，从不承认他们犯过错误，那没关系，我们并不开除他，他还留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 毛泽东的第一段话，说明了整风运动之前的情形；第二段话，回忆了反对教条主义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关系和意义。 特别是在对战争的定性和认知上，完全是正确的。其正确就在于它是唯物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它是一种客观现实，而不是一相情愿。如果战争只像个别人讲的一样，敌人的子弹不会杀人特别是有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的人，那么就不是战争了。而是一种游戏、小儿时节的游戏。 由于有毛泽东“人必须吃，必须走，子弹杀人”的精彩比喻和形象概括，才有后来的与之相配套的克敌制胜一系列战术战法：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失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鸡还没有蛋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大踏步地进退，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现今条件下，如何理解和把握毛泽东的这些军事原则和克敌制胜术？这些原则到底还有没有用处？细细品来，这些作战原则的精髓，现今依然有很多启迪，关键是自己如何“悟”。就目前看，其中有几根“筋”或者说战略战术的“主心骨”，一定要把握住： 一是要注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坚持“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方针。实践证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有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才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才能摆脱被动，掌握主动。只不过是“诱敌深入”的具体方式发生了变化而已。 二是要注意把握住运动战的特点，就是要“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没有也不必有固定的作战“线”，准确说就是现今时髦的“非线形”作战样式。因为，“怎么样能够消灭敌人就怎么打”是运动战的精髓。而运动战的核心就是，战斗样式不固定、不“格式化”。 三是要注意把歼灭战作为红军作战的根本指导思想来坚持。要打就要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不打则已，打则灭之。做到这一点：第一，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第二，要注意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迂回战术，运用袭击、伏击和围点打援等作战手段，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发起突然进攻；三是避强击弱，拣弱敌打。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也是要“必须吃，必须走，子弹依然是会杀人的”。离开了这些基本的东西，把现代科学技术说的神乎其神，也是不科学的。所以，我们在考虑现代战争时，还是要注意这些基本的常识。 特别是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单边主义十分嚣张，他们想打拿里就打哪里。这虽然也是一种现实，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害怕。事实上，也没有必要害怕。 我们----作为共和国军人，现在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要在以江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项事情做好，就是未来的战争来了也一定能够应付自如。胜利永远属于人民的军队！！&nbsp&nbsp
你懂什么？不就是凭着《孙子兵法》来指挥打仗…
贵州。遵义。 我们党在这里召开了历史上著名会议----遵义会议。 历史巨片《长征》展示了那已经过去了的历史镜头和令人难以忘怀的画面。 会议室里，气氛十分紧张。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站起来面带蔑视的神色一板一眼地对着大家说道： “你，毛泽东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那里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你还会什么，不就是凭着《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吗？ 然后，又朝李德和王明那边瞧了瞧，继续说道： “我坚决反对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这时的毛泽东，确实窝了一肚子火。他猛吸了一口烟，抬起头，看着这位同住湘赣边界的“小老乡”，不紧不慢地问道： “我说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吗？第一句是怎么说的？ “既然你没有读过，又怎么知道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的呢？” 凯丰一下子被毛泽东问住了，茫然不知所措，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整个会场，好不尴尬，气氛更加不融洽。应该说，这个凯丰说的这些话，是说出了当时以李德、王明为首的一些人的心里话。他只不过是那些反对毛泽东的人代言人罢了。 凯丰，原名叫何克全，生于1906年，卒于1955年。他是萍乡市湘东区老关乡三角池人。在萍乡中学读书时，支持“五四”运动等革命活动，1925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1926年夏，北伐军进军萍乡，他回到家乡，帮助组织农会。1927年2月回校后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2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巡视员。在青年团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到香港，担任青年团广东省委书记。1931年5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在狱中，发动难友进行要求改善非人待遇的绝食斗争，并取得胜利。3个月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1933年春受党组织委派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少年共产党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和书记。1934年1月在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1934年10月任红九军党中央代表，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遵义会议上不支持毛泽东，不久改正错误并恢复职务。1937年调任中央宣传部长，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叛党行为作了坚决地斗争。在洛川会议和同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先后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并参加党报《新华日报》委员会，配合周恩来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回到延安，先后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宣传委员会委员，并代理中央宣传教育部长。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参加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东北局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兼沈阳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3月在北京逝世。 凯丰，从开始坚决地反对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到长征路上，坚决地支持毛泽东。他在“支持”和“反对”的问题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他为什么这样做？ 现在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在长征路上血与火的战争实践中，凯丰亲眼看到了在中国、在中国工农革命的道路上，只有毛泽东领导，红军才能打胜仗，才能领导得了中国的革命。除此之外，任何一个人都是不能胜任的，这是被实践验证了的事实。 所以，凯丰在党内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又一次站起来说： “现在，我宣布收回我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坚决拥护毛泽东来领导我们的红军。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谁反对毛泽东我就反对谁！” 这是发生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真人和真事。 其实，毛泽东到底看了多少遍《孙子兵法》，谁人也不太清楚，也没人去考证。 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在被凯丰抢白了几句这之前，只是看过《孙子兵法》，确实没有很好地研读过它。由于这些“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毛泽东是靠《孙子兵法》指挥打仗，这就更加激发了他认真研读《孙子兵法》的的想法。1936年，毛泽东为此特地致函当时西安作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同志，嘱其购买一批书籍，特别是“要买一部《孙子兵法》来。”从这时起，毛泽东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了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开始认真地研读了《孙子兵法》和其他一些军事著作。如果说，在此之前，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对《孙子兵法》原则的运用，还处于不自觉的阶段，更多的是马列主义革命战争理论在军事斗争中的运用，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创造性发展，其战略思想与《孙子兵法》却有着惊人的不谋而合，那么，从此以后，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理解就更透彻、更深刻。运用手法就更高超，更为自觉了。 《孙子兵法》的作者，名武，字长卿，是春秋战国末期乐安（今山东惠民）人。由于孙子的功业是在吴国建立的，所以孙子又被称为吴孙子。孙子的生卒年代尚不可考，大约与孔子（公元前500年前后）是同时代人。《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最早最杰出的兵书，被誉为“兵学圣典”、“百世兵家之师”。在历史上，孙子出生在一个具有兵学渊源的军事世家中，从小受到良好的军事文化的熏陶。齐国是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姜尚（姜太公）的封地，又是政治家、军事家管仲大展宏图的地方，还一度是春秋时期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这一切，都为孙武研究古代兵法和写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