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毛泽东用词的形式，将当时的情景描写得非常清楚。农民就是在这种得到实际利益的过程中，参加并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一直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然而，毛泽东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考虑，到底是什么？有人分析认为，除去毛泽东自己就出身农民，知道农民的疾苦，需要从这里入手之外，其智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历史文化的精华，特别是东汉王莽的一些政治主张。 在以往的历史上，大多数的史学家，一直认定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戚篡位建立国号“新”的窃国大盗。对此，毛泽东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在广东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据《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中记载，毛泽东当时是这样评价王莽的： “王莽，汉时一般做史的文人----范晔、班固、班超等----因为他们吃的汉朝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其实，王莽并不是一个怎么不得了的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很诚恳地的态度来研究。‘均田制’就是王莽时提出来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就是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岂非不明乎？ “以后的地主阶级看到王莽所引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人，取而代之。而刘秀于是就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刘秀取得了胜利，此盖因王莽所代表着农民利益耳。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闭，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及至兼并盛行、提地集中，逼得人不堪其苦。东汉末年虽有黄巾之乱。如秦末，二世大兴土木，人民的人力财力，耗费殆尽。汉刘邦、楚项羽、陈胜、吴广，应之而起。汉高祖先如函谷关，与秦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盖指少数地主阶级而言的。以后王莽出而提倡‘均田’，代表多数农民的利益的。这时高祖的外戚、宦官、王侯等人，辄取乡间收买土地，遂成地主。此时见王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他们恐慌了，遂起而勾结多方势力，以刘家宗族刘秀为号召，南阳一役，王莽遂大败，即农民阶级被地主阶级所败。 “王莽认为，土地兼并起于‘废井田’，造成贫苦农民下无寸土，甚至无立锥之地。他认为，只有恢复井田制、解决土地问题，才能使贫者有其田，人人有田耕、有屋住，才能均贫富。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确实是想解决中国数千年‘患寡不患均’的问题，这在中国历代君主中确属罕见。然而，这在当时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社会里，这种‘大同思想’充其量只不过是空想而已。” 毛泽东在对这个问题透彻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出了如下结论。他继续说道： “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 所以，他最后号召我们党的所有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地研究农民问题，并将这个基本的思想运用到“扩红”之中。因此，就有了文家市“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和口号。实际上，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政治主张。也正是这“六个大字”，才唤起了中国广大的劳苦大众起来，义无返顾地跟着毛泽东去浴血奋战！ 而王莽又是何许人也？ 王莽，（前45---后23）新朝的建立者（8---23）。字巨君，汉元帝后侄。初以外戚掌汉政，成帝时封侯。公元5年毒杀平帝，自称假皇帝。次年立孺子婴为太子。初始元年（8年）废汉称帝，国号新。托古改制，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为“私属”，均不许买卖，以图阻止土地兼并。实行‘五均六’，屡改币制，企图节制商人盘剥，缓和社会危机。恢复五等爵，更改官制。法令苛细，吏治腐败，赋役繁重，造成社会经济混乱，引发绿林、赤眉大起义。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被杀。新朝崩溃。 不管史学家当时或者现在怎么说，从代表农民阶级根本利益的角度来看，王莽作为统治者当时实行的“均田制”，应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政治的开明。王莽也应该因此而得到一定的肯定和褒扬。 毛泽东对此的评价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有见地的。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始终考虑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党性的一种表现和自然流露。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考虑，而老是按照当时封建社会的传统习惯，皇帝的外戚不能掌权的思维定势，那么，王莽的举措肯定是一种大逆不道，是一种窃国的行为。因此，也决不会有像毛泽东这样的评价！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是有新的体会。应该说，江主席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秉承了无产阶级政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本意志和基本主张，把始终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大方略。如果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和所有党员，不按照江主席的“三个代表”的指示去实践、去规范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那么，我们党就有失去执政资格的危险！&nbsp&nbsp
纪念孙中山及抗日阵亡将士联
1937年11月。 毛泽东在延安召开大会。一方面是纪念孙中山的诞辰，一方面是追悼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郝梦龄、刘家琪等将领。会议的名称是“纪念孙中山诞辰及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 开会的头一天的晚上，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找到郭化若，说是为了布置会场，请了几位老同志起草对联，要他去书写。 郭化若来到一座大厅内，由于天气很冷，屋里烧了一盆木碳火，笔墨纸张都已经准备好了。 郭化若看了一下起草的对联，觉得写得有点不太妥，但又不敢改，便建议送毛泽东审查。 大约凌晨一两点钟，送来了新的对联稿，这是毛泽东亲自拟的，不但内容格式好，写在白宣纸上的毛笔字也分外生动有力。 在座的都惊叹毛泽东精力充沛，愈到深夜精神就愈旺盛。 毛泽东自拟的对联一副一副地由通信员陆续送来，一副比一副妙。 郭化若一副一副地照写下来。 等他写完，连一副对联“稿”也找不到，都被大家抢光了。 郭化若当时的记性很好，毛泽东自拟的三副对联都能背出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能记起的是： 国共合作的基础如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 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云：侵略阵线是 和平阵线的死对头。 毛泽东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郝梦龄将军，也同样高度评价了平型关大捷。 郝梦龄，字锡九，1898年2月18日生于河北。 19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分配到皖系西北边防军第三混成旅任排长，该部居住在蒙古的乌兰巴托。 不久，乌兰巴托（旧称库伦）战役爆发，郝梦龄随军参战，平息了白俄煽动的叛乱。 后来郝梦龄投奔了东北军，参加了两次直奉军阀混战。 郝梦龄虽是军阀出身，却能洁身自好，严于律己，绝少军阀恶习。 他生活简朴，不吸烟酗酒，不赌博狎妓，不纳妾娶小。 在他的部下有一位军械处长是郝梦龄的叔父。因偷偷纳妾，被郝梦龄遣返回乡。当且叔父来求情时，郝梦龄说：“在家里你是我的叔父，我以长辈待你；在军中您是我部下，我不能徇私情。”一时传为美谈。 郝梦龄在任郑州警备司令期间，官场常有宴会一类的应酬。对此，郝梦龄深恶痛绝，却又不便指责同僚，便想一办法，每次赴宴之时带着八岁的女儿同往，同僚们不便在女儿面前狎妓，只得作罢。 郝梦龄有着深切的爱民之心，在中原大战期间，天下大雨，道路泥泞，炮兵行动困难，有一名士兵强征老百姓一头黄牛，双方发生争执。郝梦龄闻后大怒，即命令将该士兵就地处决。 1937年10月11日，忻口战役正式展开。 日军第五师团团长坂垣四郎集中全部精锐，以飞机、大炮、坦克等精良武器装备，组成“立体战争”的密集火力网，向忻口阵地发起猛攻。 郝梦龄部中央地区战斗最为激烈，阵地上硝烟弥漫，弹片飞溅，土翻尘扬。 郝梦龄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到各处阵地督战。 官兵们见军长不惧危险，士气大振，与敌血战，后终因伤亡过重，忻口西北的南怀化东北204高地被敌攻占。 南怀化是通往忻口的要道，其东北高地被敌人控制，将陷守军于极不利的地位。 郝梦龄随即组织部队反攻，以期夺回阵地，他来到在南怀化作战的第322团，对官兵们说：“一天不死，抗战任务一天不能算完。现在我都不怕死，你们大家都怕吗？” 官兵们齐声回答：“不怕！” 郝梦龄高兴地说：“将有不死之心，兵无贪生之意，这句格言，只有在凶杀恶战中才能体会出来。” 接着，郝梦龄来到第321团防守的桥头堡。 这是日军除南怀化外又一个主攻方向，战斗极为激烈，郝梦龄来到每一个战壕，慰问官兵，鼓舞士气。 南怀化东北204高地失守，事关全局，卫立煌与副总指挥傅作义令郝梦龄一定要夺回，并派陈长捷的晋军第61师前往增援。 郝梦龄与陈长捷相商，拟以优势兵力三面出击，从左翼进行迂回包抄，可稳操胜券。 13、14两日，郝梦龄组织了多次反攻，均未得手，第322团一营营长请求支援，郝梦龄指示： “站在何处，死在何处！” 这时，第322团仅剩下100多人，郝梦龄命令将其编为一个连，并对他们说： “先前，我们一个团守这个阵地，现在剩下100多人，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责任不算完。出发前，我已经给家里写了遗书。现在，我和你们坚守这个阵地，决不先退，我若先退，你们无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无论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就立即枪毙谁。” 15日夜，在一直未停息的枪声中，郝梦龄接到卫立煌的电话。 卫立煌说：“南怀化是第9军与友军的接合部，影响甚大，必须恢复。” 郝梦龄于次日凌晨，于刘家琪师长复临南怀化阵地。当有人劝他休息一下时，他说：“我是来休息的吗？” 这时，天已经破晓，日军又开始了猛烈的攻击，郝梦龄和刘家琪指挥作战，不幸中弹，双双死在阵地上。（背景资料：《毛泽东和他的军事高参》） 两位将军的牺牲，震惊了全国。同样，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赞扬。 于是，也就有了毛泽东亲自拟写的上述对联。&nbsp&nbsp
吟诗论“中苏”
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苏联大使尤金。 毛泽东当时是谈天说地，海阔天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包。说到高兴之时，毛泽东主席随口吟诵了这样两句诗：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说完之后，毛泽东没有对这诗句进行解释。 翻译不懂得其中的含义，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只好就句子而句子地直译了其中的意思。 当然，尤金听了以后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诗的意思。 然而，毛泽东在哪个时候----中苏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吟诵这样的句诗，寓意是极其深长的。 其实，当时许多人都不知道这首诗的来历。有人甚至认为是毛泽东所写的。也不好问毛泽东，只是在那里点头。（背景资料《落日余辉》） 原来，这首诗来源于“六尺巷道”的故事。 作者是清人张英。 张英，1627年---1708年，桐城人，康熙年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一次，他的家人修治府第。因地界不清，与方姓的邻家发生了争执，几乎酿成流血事件。方姓家族也是大姓望族，家里也有做大官的。于是乎，也不甘示弱，并自感有理，一纸诉状，告到了官府。因双方的家庭背后都有一定后台，县衙的县令不敢贸然断案。 张英的家里，知道方姓家族告到了官府，害怕自己家里吃了亏，便立即给张英写了一封书信，将家中的情况全部地告诉了张英，并说明，这府第的地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没有也不能有半点理由让给别人。一定要张英想办法，保住自己家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 张英在北京，接到家信后，认真地阅读，得知了其中的情况后，然后认真地进行了一番思索。感到事情就是那么简单。决定以诗代信，写了一首诗。诗云： “千里修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英的家人接信后，对他写的诗进行了认真地分析，仔细品位了其中的含义。随即遵嘱让出了三尺土地，以示不再相争。方姓家族看到张家这样处理这个事情，自感有不妥之处。也随即仿效张家的做法，亦让出了三尺土地。于是，就成了六尺的巷道。此事，一时传为美谈，人们津津乐道。 到目前为止，老百姓经常说道的“亲戚礼道”中的“礼道”，就是互让三尺土地而成的“巷道”。至目前，我国北方大部分村落的建筑，依然还都有“六尺巷道”的印记。 针对当时的中苏关系，毛泽东在接见苏联大使尤金时，吟诵这段诗句，寓意是非常深刻的。当然，当时的尤大使未必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深刻寓意。&nbsp&nbsp
“龙马”精神
我军的第一个工兵连，是以安源路矿工人组建的。 毛泽东当时还给这个连队讲了话，告诉我军第一个工兵连的同志们：要发扬白龙马的精神，把革命驮到胜利！ 那是1931年初，毛泽东针对长沙的战斗攻而不克问题，甚是费神。他认为，长沙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由于“敌之工事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八九层”，而红军“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因此，毛泽东等人都在考虑这个重大问题如何解决。 红一方面军开到安源后，毛泽东要郭化若等人去做群众工作，以筹款和“扩红”。 安源的工人们觉悟比较高。这使得郭化若等人非常高兴。 由于安源路矿工人，从1898年德国和日本在这里开工厂后，他们一直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工作和生活，加上工运搞的不错，所以，工人的阶级觉悟自然是高的。也正是由于他们所从事的产业，使得他们中间有好多人懂得“爆破”等技术。 有一天，郭化若等人找到了一些炸药，也找到了一些懂得爆破技术的工人。于是，他作为毛泽东的高参，心里在想，要把这些同志组建起来，不就是我们需要的工兵连队么！ 于是，他就将这个想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听了郭化若的汇报，眼睛一亮，说：“化若算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他知道我在想什么。” 朱德总指挥听了以后，也非常地高兴，说：“要得！” 他以特有的地方方言继续说道：“我们确实要有一个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能炸碉堡、能挖防空洞的工兵队。” 经过朱毛的同意，郭化若立即开始组建工兵队。 郭化若找到安源煤矿的工会，让他们将懂技术的工人同志逐一推荐出来。到了中午时分，一共推荐了140多人。 这些人全都衣衫破旧，蓬头垢面，参差不齐的年龄就像乞丐帮部落中的乌合之众。他们中最大的30多岁，已经儿女满堂；最小的10来岁，差不多等于他们的晚辈。而且，确实有一家老小被推荐出来的，但都是自愿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来参加呢？ 因为，当时红军的宣传使他们懂得了如果当了兵，不仅可以享受平等自由，而且还可以吃饱饭，有衣服穿、有田种。 郭化若将这一帮子人领到一处场地上，让他们自愿编组，推选出班、排长。就是这么一点小事，结果是东一堆、西一堆，吵吵嚷嚷了半天，才做完了这么一点小事。班排长也推选出来了。 这时，郭化若按照部队的规矩，喊了集合的口令，要他们集合。结果是一个动弹的也没有。因为，部队集合的“稍息”、“立正”、“向右看齐”等口令，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他们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当郭化若耐心地介绍了立正、稍息等口令的动作要领以后，并且要求他们照着去做时，他们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郭化若没有训斥他们，而是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用富有感情和煽动性的话语，大声说：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光荣的红军战士了！你们应该按照我们红军战士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动，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我们是人民的部队，因此，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应该有人民部队的样子！” 晚饭是在工兵连的食堂吃的。并不丰盛的饭菜，却使矿工们感到是在过年，人人都吃得很饱。比之于他们贫困潦倒的生活，这真得的是一步登天了。 被推选出来的代理队长是矿上的锅炉工，以力大无比在矿工中享有盛名。矿工们都喊他李长子，而实际上他的真名是李桂生。 郭化若领着他见了朱德、毛泽东。 毛泽东很和蔼的问他： “你认不认得我？大约在10年前，我曾经三次到了你们的矿上。” 略微遗憾的是这个高个子锅炉工，并不认得毛泽东。他摇摇头，说： “记不起来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郭化若带着这些懂得爆破的矿工们进行了训练，尽量使他们像一个红军战士。 工兵队自己成立了伙食单位，单独起伙开饭，每个人都有监督军官是否克扣伙食的权利。这一招，使他们感到非常的惊奇！许多人说： “自从生下来，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呢！这红军当得值！” 比之于大多数的农民士兵来说，工人的接受能力非常快，热情非常高，精神饱满。几天的所见所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也悄悄地向郭化若透漏了一些情况，郭化若高兴异常。 他们搞到了整整一百担炸药！ 同时，朱毛方面军总部驻在安源的这段日子里，没有像以往那样斗争那些剥削者，既没有没收他们的财产，也没有押着他们到处游街，使得那些剥削者感恩戴德。 作为回报，这些人也向红军捐送了大量的钱粮和其他物品。 毛泽东非常满意郭化若等人的能干。他看着堆积如山的一百担炸药，脸上重新露出了人们那种熟知的平和的微笑。 在朱德和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郭化若的工兵队编在了军团直属队中。这个工兵队，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第二团第一连。 正式成立工兵队，任命队长和党代表时，朱德和毛泽东不仅都参加了会议，而且都分别作了重要的讲话。 工兵队成立的大会上。 毛泽东站在主席台上，用他那特有的湖南口音讲了话。战士们听了很受鼓舞。因为，在台下坐着的人大都是萍乡人、安源人，与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只有一两百里路，同属于一个方言语系，话的方言和用词习惯都是一样的，他们一听就能听懂。 毛泽东说： “你们知道《西游记》吗？你们知道孙悟空吗？ “《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四人到西天去取经，其中，他们那里头还有一匹白龙马。这白龙马是大海的一条龙变成的。为了使唐僧取经成功，它宁可将自己变成一匹马。 “你们别看这马，起的作用可大了。历经艰难险阻，终于驮着唐僧取经成功。 “你们应该要像那匹白龙马一样，就是驮着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向前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直至把中国革命驮到最后的胜利。 “同志们，你们的使命重呀！我希望你们也非常坚定地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把中国革命驮到最后的胜利！直到驮出一个新中国来！” 毛泽东接着问到： “大家能不能做到？” “能！”台下异口同声地答道。 工兵队成立几天后，就受领了战斗任务。战斗中，他们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国民党士兵在战斗结束后惊呼：红军一夜间就有了新式武器，了不得呀、了不得！。&nbsp&nbsp
我们可以“骂娘”
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关系是世人都知道的。 特别是他们在庐山会议上的那一场争论，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同时，也经常有人因为那一场争论----利用毛泽东给彭德怀所写书信加了按语的“彭德怀意见书”事件，而不时地编撰和演绎出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种种猜测。 其实，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关系，早就非常清楚。毛泽东是湘潭人，彭德怀也是湘潭人，两人是同乡。彭德怀比毛泽东小五岁，与毛泽东基本是同时参加革命的。在多年的征战生涯中，两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也多次赞扬过彭德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宁夏“地头蛇”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跟了上来。毛泽东给彭德怀写了一封电报，主张给马家的骑兵一个有力的打击，以防把敌人带进根据地。电文中“山高路远沟深”之句。彭德怀随即率军对马家骑兵进行了有力的打击。毛泽东闻讯后，随即写了一首六言诗以赠彭德怀。其中，首句将电文中的“沟深”改为“坑深”：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弛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据《彭德怀自述》中说：彭德怀收到毛泽东的赞扬诗后，把“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把原诗送给了毛泽东。这说明了彭德怀的心胸，表明了他不居功自傲的品德。同时，也表明了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关系。 彭德怀心地坦荡，刚正不阿，敢于直言无忌，也是众人所知的。 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有的同志对彭德怀具体组织的“百团大战”提出了不公正的批评。对此，彭德怀十分恼火，越想越气。要周恩来做中间人，与毛泽东交换一下意见。毛泽东欣然同意了。 毛泽东说：“咱们定下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 “我先给你作检讨。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先没有向你通气，事后又没有向你解释。” “‘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从组织手续上讲，你战前对军委有报告，当时军委和我个人也是同意了的。如果讲到缺点的话，那就是军委回电未到，你就提前动作了。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若说有错，首先错误在我，我不但同意了，给你发了电报，还向你提出这样的大战役是否可以多搞几次。” 毛泽东说得真切，说得诚心，说得击中要害。 彭德怀听了毛泽东这些话，积在心里的不解和埋怨顿时烟消云散。因为，他觉得既然毛泽东这样高姿态，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因为，他毕竟是自己敬仰的领袖，是自己一直信赖的统帅，是自己一直拥戴的领导核心。 彭德怀愉快地表态： “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的奖赏，有主席今晚的这些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撼了。” “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是个直性子，倒是我对主席有误会，甚至有些埋怨情绪，还是请你原谅我这个大老粗呀！” 毛泽东听了以后，欣慰地点一点头，开心地笑了。 其实，毛泽东与彭德怀两个人的相互友谊和了解，是别人难以明白的。 有一次重要的会议上，彭德怀对那些自称有学问的人，郑重地说：“我敢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只有毛泽东一人。”在遵义会议召开的前夕，彭德怀还埋怨毛泽东说：“仗都打成这个样子，老毛你为什么不管呢？” 听了彭德怀的话，毛泽东只是苦涩地摇了摇头。因为，毛泽东这时在党内还没有决定权，说了不算数。 1947年6月，转移中的中央纵队在天赐湾宿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坐在火堆前谈古论今。毛泽东说：“小时侯，我喜欢看《三国演义》，读起来就放不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书里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就没有一个农民的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人为什么就没有人去赞赏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三国演义》是我读得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吧！可也受了一点骗。许楮（魏将）好象就不得了，现在发觉算不得什么，我们警卫排的战士都是种田的农民，我看那个都比许楮厉害，关云长就不如我们彭老总。” 再加上“唯我彭大将军”的赞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任和赞扬，是从心里出的，是真诚的，一点掩饰都没有！ 然而，遗憾的是庐山的那一场斗争，使得这两位领导人真挚关系留下了终身遗憾。 庐山。江西现在的一种代称。世人说，相传在很久以前的时候，有匡氏两兄弟不知为了何种目的来到了这个山上，或许是为了生存，或许为了寻宝，或许为了逃匿……。不管他们为了什么，他们两兄弟在这个山上搭起了一个茅草棚，过起了生活，而且过得很自在。后来，人们就把这里叫作“匡芦”了。现在，人们约定俗成称地把“匡庐”当作江西了。 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时，曾对周小舟说过：“小舟啊，等我老了，你就给我搭一个茅棚，以后我回来住住。”毛泽东当时说的茅棚，也就是从“匡庐”引伸而来的。 庐山，一个值得中国人思考的山，一个风景秀丽的山，一个历史文化遗产的山。 到目前，在庐山的纪念馆里，还留下了当时毛泽东1959年上山的时一个录像片。录像片是那样的真切。毛泽东当时是那样的从容和悠闲。他从武汉登上了轮船，上船时的情形是那样的真切，他迈着他那独有的悠闲步伐，很洒脱地走向轮船。随后上船的有来庐山一起开会的刘少奇夫妇和周恩来夫妇。 估计，他在上山时，是坐了汽车，而且车子开的很慢，会使人感觉到是走了一道弯又一道弯。上山后，他住在了蒋介石夫妇住的“美庐”，挥毫写下了著名的诗篇《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笼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园里可耕田。 从这首诗里，可以理解到诗人当时的心情也是洒脱的，同时又充满了一定的矛盾。“陶令不知何处去？”估计毛泽东心里是有一定的思考的。否则他为什么不知道“何处去”呢？ 而在这个时候，彭德怀又给他写了一封为民请命的书信。但是彭德怀为什么不去找他谈谈呢？这又是一个迷。 回想起他们在延安、在井冈山等地的革命友谊，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也不会还不可能发展到这种地步。&nbsp&nbsp
战术战法
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特别是1930年7、8月间，红军大规模的集中行动，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在湘鄂赣闽诸省的统治。10月，蒋介石在战胜冯玉祥、阎锡山之后，随即调集重兵，对我红军和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11月，蒋介石调集了10万兵力，以鲁涤平为总指挥，兵分八路，由南向北，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对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第一次军事“围剿”。 怎么办？如何迎敌、歼敌？ 毛泽东是：“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 12月24日，红军总司令部发现敌谭道源部第50师，于午前11时到达源头、上潮、芦峰岭一线，并有继续入侵小布之势。当即由朱总司令和总政委毛泽东签发了红字第9号命令：“决定明日（25）先歼灭来犯小布之敌”。 为了做好战前动员工作，第二天，总前委和红军总部在小布举行了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主席台的两侧挂着一副醒目的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据资料记载，毛泽东的高参郭化若曾经见到过毛泽东写的这一幅楹联，并且是经过毛泽东亲自手书的。当时，毛泽东还征求了郭化若意见。郭化若也就此提了润色建议。这幅对联是在一间民房里写成的。郭化若当时感到这副楹联是难得的珍品，就把它保留了下来。非常遗憾是，在不久几天的转战中给遗失了，成了我军历史上的一个憾事和值得回忆的事情。 誓师大会开的非常热烈，毛泽东在会上宣读了这个对联，并就联中所阐发的战术战法，讲了两个多小时的鼓舞人心的话。最后，他满怀信心地宣布： “由于我们实行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大踏步地进退，敌人已掉进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胜利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胜利就在眼前了。” 毛泽东那振奋人心的话语，给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 会后，红军立即由小布出发，轻装向北运动，在通往源头的道路两旁埋伏下来，“专候”来犯之敌。 不言而喻，第一次反“围剿”，我英勇的红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准确地说，这个胜利是毛泽东战术战法的胜利。 然而，这副对联的艺术魅力在哪？为什么是这个战术战法的胜利呢？ 其实，仔细地分析一下，你就会看到：这副对联最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把我军在那个大兵压境下的作战样式、方法和先后顺序，都全部的告诉了人们……。红军指战员知道仗该怎么打，不该怎么打。 特别是毛泽东的高参郭化若对此非常有领悟。郭化若又是什么人呢？据帝人、麦道著的《毛泽东和他的军事高参》（红旗出版社，1995年11月北京第二次印刷）记载： 郭化若，又名郭俊英，福建省福州人。1925年在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黄埔军校代区队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赴苏联入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二纵队参谋长，红四军参谋处处长，红一军团参谋处处长，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红军总前敌委员会秘书长，军委二局局长，红军教导师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一局局长、编译处处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校长兼中央军委四局局长，延安中央党校军事教育处处长，延安炮兵学校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九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兼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和第八兵团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共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郭化若在战争年代，曾较长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曾被人称之为毛泽东身边的高参。因此，郭化若曾多次说过，军事上的胜利，首先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因为，只要按照毛泽东制定的军事原则和方式、方法，我军就会胜利；反之，就是失败。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而如今，在世界范围高科技飞速发展，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应用到军事领域的今天，未来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很可能是“一天决定战争，一个小时决定战局，一分钟决定战斗”，在这种快速的战役战斗面前，我们还要不要因作战样式、手段和方式发生了变革而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原则和方法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现在我们的正确选择依然是，要毫不动摇地学习和领会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特别是要注意从他制定的战术战法中汲取营养。在研究和制定战法时，要注意学习和领悟毛泽东这副对联的精髓，不能也没有必要在那里整天琢磨一些只是朗朗上口而脱离实际的“四六句”，以至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