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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那些事儿第62部分阅读

    的鬼,你到底想怎么样?!”

    这算是以下犯上了,张首辅也不含糊,清清嗓门准备反击,可还没等他做好热身,一句响亮的话突然横空出世:

    “请张首辅即刻回避此案!”

    说这话的人是给事中孙应奎、曹卞。

    应该说孙、曹二位仁兄是很有点法律修养的,因为他们的话放在今天,是有特定法律称谓的——“当事人回避”。

    可惜他们虽有律师的天分,张首辅却没有法官的气度,准备送出去的骂人话被退了货,张璁气得眼珠都要蹦出来了,你们存心捣乱是吧!

    可张璁站在原地憋了半天,才发现竟然无话可说!掐架估计掐不过夏言,讲法律也讲不过这两个突然跳出来的二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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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般无奈之下,张大人只好走人,临走时抛下一句愤怒的留言:

    “你们等着瞧吧!”

    老板都走了,大家也别傻呆着了,一起撤吧!这场奇特的庭审就此结束。

    但张璁已经决定把小人做到底了,他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刻向皇帝打了小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反动团伙,此团伙组织严密,除夏言外,申请回避的两位法律专家也是资深的团伙成员。

    嘉靖表扬了张璁,把这三位仁兄一股脑关进了监狱。

    张璁闻言大喜,这事情看来就算解决了,可惜张璁先生忘了,嘉靖先生的智商比他要高得多,于是就多了下面这句:

    “让他们从速审讯,把供词给我,我要亲自过目!”

    这下子玩不转了。

    冤枉到家的法律专家孙应奎、曹卞自不必说,夏言更不是好惹的,想从他们口中得到供词,只怕要等到清军入关。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几个人还打不得,毕竟他们目前还不能划入敌我矛盾,这种领导主抓的案子,如果搞刑讯逼供,最后只会得不偿失。

    怎么办?没有办法。

    就这样,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多位同志们搞了几天几夜,绞尽脑汁,终于得出了一个上报结果:

    薛侃的奏折是自己写的,彭泽指认夏言指使,纯属诬陷(泽诬以言所引)。

    这是一个极其悲惨的结论,对张璁而言。

    很快,嘉靖就作出了反应,他释放了夏言、孙应奎和曹卞,并给予亲切的慰问。

    但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了解,嘉靖又一次发火了,他这辈子最恨的不是小人,而是敢于利用他的小人。

    张璁先生要倒霉了,这回不是降职就是处分,没准还要罢官,可他没有想到,嘉靖并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聪明的皇帝,他用了更为狠毒、别出心裁的一招。

    不久之后的朝堂上,在文武大臣的面前,嘉靖突然拿出了一份文稿,面无表情地对张璁说道:

    “这是你交给我的,现在还给你!”

    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于是张璁先生准备找个地缝钻进去了,这件事情办到现在,终于光荣谢幕。

    最后我们陈述一下此事的最终结果:

    张璁,因所设陷阱被揭穿,人格尽失,前途尽毁。

    彭泽,因参与挖坑,获准光荣参军(充军),为国家边防事业继续奋斗。

    薛侃,虽说并非受人指使,但是骂皇帝没有儿子,犯罪证据确凿,免官贬为庶民(黜为民)。

    夏言,监狱免费参观数日(包食宿),出狱,最终的胜利者(独言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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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木偶

    张璁算是废了,虽说他四肢俱全,没啥明显缺陷,但从政治角度上看,他却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残疾人。

    皇帝不喜欢,大臣不拥护,连他的同党都纷纷转作了地下党,唯恐被人知道和张大人的关系。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夏言先生却正红得发紫,热得发烫,但凡是个人,就知道这哥们了不得了,张首辅都不在话下,还有谁敢挡路?

    于是一时之间,夏言的家门庭若市,前来拜访者络绎不绝,什么堂兄表弟、远房亲戚、同年同门、旧时邻居一股脑全都找上了门,弯来绕去只为了说明一个古老的命题——苟富贵,莫相忘。

    而在朝廷之中,深夜(白天实在不便)上门攀谈,指天赌咒、发誓效忠者更是不计其数。

    这一切都被张璁看在眼里,抱着临死也要蹬两腿的决心,他使出了最后一招——致仕。

    这招通俗说来就是避避风头,等待时机,是一个极为古老的招数,无数先辈曾反复使用,这也充分说明了其可靠性和有效性。

    遗憾的是,这招对夏言并不管用。

    因为面对大好形势,夏言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始终牢记自己的打工仔身份,全心全意为领导服务,早请示晚汇报,从不结党,嘉靖先生十分满意他的服务态度,一高兴,大笔一挥就给了他一个部长——礼部尚书。

    于是张璁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嘉靖十年(1531)他退休回家,不久之后又跑了回来,几年之间来来去去,忙得不亦乐乎。

    可惜的是,无论他怎么闹腾,却始终没人理他,正所谓:不怕骂,只怕无人骂。混到了骂无可骂的地步,也着实该滚蛋了。

    嘉靖十四年(1535),张璁申请退休(真心实意,童叟无欺),经过反复挽留(一次),由于本人态度坚决(不想混了),皇帝陛下终于批准,并加以表彰,发给路费。

    黯然离京的张璁踏上了回家的路,十一年前(嘉靖三年1524),他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春风得意地迈入京城,十余年的风雨飘摇,由小人物而起,却也因小人物而落,世道变化,反复无常,不过如此而已。

    但张璁并不知道,其实他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对比后来几位继任者,这位仁兄已经算是功德圆满了,他亲手燃起了嘉靖朝的斗争火焰,却没有被烧死,实在是阿弥陀佛,上帝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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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张璁先生能够得到善终,还要怪他自己不争气,和即将上台的那几位大腕级权臣比起来,他的智商和权谋水平完全不在同一档次。

    张璁离开了,想起当年争爹的功劳,嘉靖也有几分伤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皇帝大人的感情是丰富的,心理承受力是很强的,而为了国家大计,要忘记一个人也是很容易的。

    所谓以天下为己任,通俗解释就是天下都是老子的,天下事就是本人的私事。

    所以对于胸怀天下,公私合营的皇帝而言,张璁不过是个木偶而已,现在第一个木偶已经用废了,应该寻找下一个了。

    嘉靖十五年(1536),皇帝下谕:礼部尚书夏言正式升任太子太傅兼少傅(从一品),授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

    第二个木偶就此登上戏台。

    夏言其实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他成为了第二个木偶,并且自觉自愿甘于担当木偶的角色,从这一点上说,他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机灵人。

    夏言的确比张璁聪明,所以他的下场也比张璁惨,因为嘉靖先生似乎一直以来都坚守着一个人生信条:

    活着是我的人,死了是我的死人,化成了灰还要拿去肥田!

    当然,在当时,夏言先生还没有变成饲料的危险,因为他还有很多活要干。

    成为内阁学士的夏言并没有辜负皇帝的希望,他确实是个好官,干得相当不错,至少比张璁强,虽说他的提升也有迎合皇帝,投机取胜的成分,但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是靠本事吃饭的。

    夏言是一个十分清廉的人,而且不畏权贵,干跑腿的时候就曾提议裁减富余人员,压制宦官,那时他虽然官小,却干过一件震惊天下的事情——痛骂张延龄。

    说起这位张延龄同志,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横行天下二十多年,比螃蟹还横。当然,嚣张绝非偶然,他是有资本的——孝宗皇帝的小舅子。

    凭着这个身份,他在弘治、正德年间很吃得开,无人敢惹。

    然而夏言惹他了,他上奏章弹劾张小舅子侵吞老百姓的田产,送上去后没人理,连皇帝都不管,要知道,当时是嘉靖初年(1522),皇帝大人自顾不暇,连爹都弄没了,哪有时间管这事。

    张延龄是个十分凶狠的人,准备搞打击报复,可他没想到,夏言比他更加凶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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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等张国舅缓过劲来,朝中的内线就告诉了他一个不幸的消息:夏言又上了第二封弹劾奏折,而且比上一封骂得更狠。

    张延龄气疯了,恨不得活劈了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不过对于夏言的攻击,他并不担心,毕竟此人人微言轻,无人理会,翻不起多大的浪。

    如他所料,第二封奏折依旧没有回音。然而没过多久,他又得到消息:夏言上了第三封奏折!

    这人莫不是发疯了吧!

    夏言并没有发疯,但张延龄却真的快被逼疯了,因为夏先生的奏章并不只是上中下三集,而是长篇连载。

    之后,夏言又陆续出版了奏章系列之痛骂张延龄第四、五、六、七部,这才就此打住。

    之所以打住,绝不是夏言半路放弃,而是因为这事解决了,奏折一封接着一封,连皇帝陛下也被搞烦了,于是他在忙于争爹的斗争之中,还专门抽出时间料理了张延龄,退回了霸占的田地。他宁可得罪张国舅,也不敢再惹夏先生。

    这就是夏言的光辉历史,当日的夏行人就敢动朝廷高干,现在成了夏尚书、夏大学士,估计除了阎王之类的传说人物,天地之间已然没有他搞不定的人了。

    除了刚正不阿外,夏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廉洁,对官员们而言,这可算是要了老命了,领导不下水,问题就难办了。偏偏夏学士反贪力度又格外凶猛,于是一时之间,朝廷风气大变,哭穷叫苦声不绝于耳。

    综合说来,夏言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这个人不贪财,干实事,心系黎民百姓,国家社稷,他的才干不亚于杨廷和,而个人道德操守却要远远高于前者。

    在他的管理下,大明王朝兴旺发达、蒸蒸日上,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但夏言毕竟不是雷锋叔叔,他也有一个致命的软肋。

    夏先生这辈子不抽烟、少喝酒、不贪钱,不好女色,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但他竟然十分享受这种郁闷得冒烟的生活。

    因为在枯燥单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诱惑——权力。

    征服所有的人,掌控他们的命运,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这大概就是夏言最原始的工作动力。

    不过我们还是应该赞扬夏言的,他虽然追逐权力,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干活,事实上,他的权力之路十分顺利,嘉靖十五年(1536),他接替李时,成为了内阁首辅,走到了权力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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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夏先生刚刚爬到山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发现那里还站立着另外一个人,很明显,这个人并不打算做他的朋友。

    夏言已经是内阁首领,文官的第一号人物,却偏偏管不了那位仁兄,因为这个人叫做郭勋。

    作为张璁的盟友,在朋友倒霉的时候,他十分忠诚地遵循了自己的一贯原则——落井下石。朝廷谁当政并不要紧,只要能保住本人的地位就行。

    可慢慢他才发现,这个新上台的夏言实在不简单,此人十分聪明,而且深得皇帝宠信,也无意与他合作,远不如张璁那么容易控制。为了将来打算,最好早点解决这个人。

    而郭勋采用的攻击方法也充分地说明了一点——他是个粗人。

    这位骨灰级高干平时贪污受贿,名声很差,人缘不好,脑袋也不开窍,竟然直接上奏折骂夏言,掐架票友居然敢碰专业选手,这就是传说中的鸡蛋碰石头。

    夏言自不必说,马上写文章反骂,双方拳脚相加,十分热闹,按照常理,这场斗争应该以夏言的胜利告终,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嘉靖腻烦透了,手下这帮人骂来骂去也就罢了,可每次都要牵扯到自己,一边是朝廷重臣,一边是老牌亲戚,双方都要皇帝表态,老子哪来那么多时间理你们的破事儿?!

    不管了,先收拾一个再说!

    夏言运气不好,他挨了第一枪。

    嘉靖二十年(1541),皇帝大人收到了夏言的一封奏折,看过之后一言不发,只是让人传他火速进见。

    接到指令的夏言有了不祥的预感,但他还比较安心,因为自己的这封奏折并没有涉及什么敏感问题,可他进宫之后,才发现问题严重了。

    嘉靖不由分说,把夏言骂了一顿,搞得首辅大人不得要领,然后才说出骂人的原因——写了错别字。

    夏言懵了,这不是故意找茬吗?

    换了别人,挨顿骂也就算了,皇帝故意找茬,你还敢抽他不成?

    可夏言兄实在是好样的,他不肯干休,竟然还回了一句:

    “臣有错,恰逢近日身体不适,希望陛下恩准我回家养病。”

    你故意闹事,我还就不伺候你了!

    当然了,嘉靖先生也不是好欺负的,他怒不可遏地大喊一声:

    “你也不用养病了,致仕去吧,再也不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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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了,这下麻烦了。

    玩笑开大了,可是话说出了口,也没法收回来,只能硬着头皮走人。

    夏言开始满怀忧伤地捆被子,准备离开北京,但就在他即将上路时,突然有人跑来告诉他:先等一等,你可能不用走了。

    夏言确实不用走了,因为出事了,而且还是大事。

    这件事情出在郭勋身上,夏言因为错别字被赶出了京城,郭勋很是高兴了一阵,但这位兄弟实在是不争气,很快就惹出了一个大乱子。

    这事具体说来是个工作作风问题,嘉靖皇帝不久前曾交给郭勋和王廷相(时任左都御史)一个差事,并专门下达了谕令。

    可是蹊跷的是,王廷相接到谕令后,四十余天都没有动静,不知到底搞什么把戏。

    这里顺便说一下,王廷相先生是大文豪,“前七子”之一,还是著名的哲学家。之所以不干活,没准是在思考哲学问题。

    可是郭勋就有点离谱了,王廷相虽然懒,也只能算是怠工,他却胆大包天,明知道有谕令,就是不去领!权当是不知道。

    郭勋虽说是皇亲国戚,但也是拿工资的国家公务员,既然拿钱就得给皇帝干活,而郭先生明显没有这个觉悟。

    于是皇帝发怒了,自己交待下去的事情,一个多月竟然没有回音,立刻下旨严查,王廷相也真算机灵,一看情况不妙,马上补交了工作报告。

    相对而言,郭勋的认罪态度就不怎么好了,活还是不干,只写了一封奏折为自己辩护,本来这事不大,念在他世代高干的份上,最多也就骂几句了事,可他的那份奏折却惹出了大祸。

    必须说明的是,郭勋的那封奏折并没有错别字,这是值得表扬的,不过他的问题比错别字要严重得多。

    这位仁兄真不愧是个粗人,他不但在奏折中狡辩,还写下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何必更劳赐敕”。

    结合上下文,此言通俗解释大致如下:

    这种事情你(指皇帝)何必要专下命令,多余!

    姓郭的,你有种,不废了你就不姓朱!皇帝终于发怒了,他痛骂了郭勋一顿,并召回了夏言,屋漏偏逢连夜雨,郭勋先生平日里贪污受贿,欺压大臣百姓,做尽坏事,人缘极差,朝廷中的言官眼看他倒霉,纷纷上书大骂一番,痛打落水狗。

    关键时刻,郭勋终于醒悟,立刻虚晃一枪,表示自己压力过大患病休养,希望皇帝恩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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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同意了,对这位老亲戚,他还是比较信任的。官员们见势不妙,也就纷纷缩手倒戈了。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郭勋成功避过风头,大概还能有个安详的晚年,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夏言回来了。

    在夏言看来,张璁多少还算是个干事的人,而这位郭高干不学无术,是纯粹的社会垃圾。要想平安治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须清除这堆垃圾。

    但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郭家从老朱开始,已经混了差不多两百年,根深叶茂,黑道白道都吃得开,一个普通的内阁首辅又能如何?

    普通的内阁首辅自然没有办法,但是夏言并不普通。

    他决心挑战这个高难度动作,搬走最后的绊脚石。为此他找来了自己的门生言官高时,告诉了他自己的计划,并问了他一个问题:

    “此事风险甚大,你可愿意?”

    回答如下:

    “为国除此j邪小人,在所不惜!”

    嘉靖二十年(1531)九月乙未

    给事中高时上书弹劾:武定侯郭勋,世受皇恩,贪污不法,今查实罪行如下,应予法司严惩!

    这是一道极有分量的奏折,全文共列出郭勋罪行十五条,全部查有实据,实在是一颗重量炸弹。

    嘉靖发火了,他没想到郭勋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壮举”,气急之下将这位亲戚关进了监狱。

    事发突然,郭勋十分吃惊,但入狱之后,他却镇定下来,因为他很清楚,凭着自己的身份,皇帝绝不会下杀手,无非是在牢里呆两天而已。

    他的这个判断非常靠谱,嘉靖只是一时冲动,很快就消了气,还特别下令不准动刑,看样子过两天他就能无罪释放。

    然而郭勋错了,他的人生将在这里走向终点。

    不久之后,高时又上了第二封奏折,内容如出一辙,要求严厉惩办郭勋,嘉靖未予理会,退回了奏折。

    这个行动隐藏着皇帝的真实意图——此事到此为止,不要继续纠缠。

    然而夏言的攻势才刚刚开始。

    与以往不同,这次司法部门的效率相当高,他们很快就汇报了对此案的预审结果——勋罪当斩。

    这下子嘉靖头大了,他本来只想教训一下郭勋,怎么会搞得要杀头?

    事到如今,必须开门见山了:

    “此案情形未明,发回法司复查!”

    首轮试探到此结束,第二轮攻击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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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时再次上书,内容还是要求严惩,但这一次,嘉靖没有再跟他客气,他下令给予高时降级处分。

    得到了处分的高时非但不沮丧,反而十分高兴,因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好戏即将上场。

    表明立场之后,嘉靖放心地等待者重审的结果,然而就在此时,给事中刘天直突然上书!奏折中弹劾郭勋大罪十二条,这次就不是贪污受贿那么简单了,罪名种类也更为丰富,包括扰乱朝政,图谋不轨等等。

    就如同预先编排一样,之前迟迟不动的法司立即做出了重审结论——除杀头外,还额外附送罚没个人财产。

    这一招实在太狠了。

    嘉靖原本以为自己发话,下面的人自然会听话,可事与愿违,更绝的是,他吃了闷亏,却还没法发脾气,人家有凭有据,按照证据办案,你能说他不对吗?

    皇帝陛下终于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冤大头,让人糊弄得团团转,被卖了还在帮人家数钱。

    不过没关系,对手虽然狡猾,但最终的决定权仍然在我的手上,我不发话,谁敢杀郭勋?!

    嘉靖这次学聪明了,他收下了法司的奏折,却根本不予理会,同时他多次召见相关大臣,旁敲侧击,要他们放郭勋一条生路。

    在他看来,只要他不点头,郭勋就不会死,而多坐两天牢对这位高干子弟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可惜他并不清楚,要杀掉郭勋,并不一定要经过他的认可,在这个世界上,要解决一个人,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皇帝传达了自己的意见,可是大臣们却出现了集体弱智症状,毫不理会上级的一片苦心,仍然不停地上奏要求杀掉郭勋。

    这倒也罢了,但几个月之后,嘉靖却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至极的消息——郭勋死在了牢里。

    这位精力旺盛的仁兄就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死因不明,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自然死亡。反正人在监狱里,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嘉靖终于出离愤怒了,这是赤裸裸的司法黑幕!是政治暗杀!

    但他仍旧没有办法。

    人死了之后,侦办此案的刑部、大理寺官员十分自觉,纷纷上奏折写检讨,在文中他们纷纷表示一定会吸取这次的教训,搞好狱内安全检查,防止同类悲剧再次发生,以后一定多加注意云云。

    总而言之,责任是有的,疏忽是有的,故意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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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歪了鼻子的皇帝陛下这次没有废话,他直接下令,对参与办理此案的全部官员予以降职处分,多少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夏言又一次大获全胜,他虎口拔牙,把生米做成了稀饭,活人整成了死人,不但杀掉了郭勋,还调戏了一把皇帝,甚至连一点破绽把柄都没留下。

    这次行动的成功,充分表明夏言的斗争艺术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他本人也就此迈入超一流政治高手的行列。

    好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登上了顶峰的夏言开始俯视着脚下的一切。终于走到了这一步,所有的人都听命于我,伟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将在我的手中实现。

    夏言终于开始得意了,毫无疑问他有这样做的资本,但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骄狂的开始,就意味着胜利的终结。有一双眼睛正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的错误。

    在那座山的顶峰,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存在,永远如此。

    自信的抉择

    其实对皇帝而言,朝廷中的腥风血雨并没有什么所谓,因为夏言虽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但和自己比起来,仍然有不小的差距。

    十五岁的时候,他登上了皇位,十七岁时,他用过人的天赋战胜了杨廷和,十八岁时,他杖责百官,确立了自己的权威,而事实证明,他在治国方面也绝对不是一个昏庸之辈。

    登上皇位不久后,他就开始打听两个人的下落:

    “江彬和钱宁在哪里?”

    大臣回报,目前仍关押于狱中,听候陛下处置。

    对于这个问题,属下们心知肚明,大凡新君登基,总要搞点特赦以示宽容,毕竟用杀人来庆祝开张还是不多见的。

    不过接下来的那句话和他们的想象有点差距:

    “j佞小人,留着干什么,即刻斩首!”

    嘉靖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不仅仅是他的智商,还有他的生活经历。

    与娇生惯养,混迹在大城市的朱厚照不同,朱厚熜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而他这位所谓藩王之子,实际上是比较惨的,因为除了吃穿好点外,他是一个基本失去自由的人。

    在明代,由于之前有朱老四(朱棣)的光辉榜样和成功经验,历代皇帝都把藩王兄弟视作眼中钉,如藩王不领圣旨擅自入京,就是造反,可以立即派兵讨伐。

    所以朱厚熜不能去北京,也不能四处闲逛,在他的周围,始终有人在监视着他,而他所平日能接触的人,也不过是些平民百姓而已。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朱厚熜,懂得猜忌和防备,也了解普通人的痛苦,所以每当他听到那位荒唐堂兄的事迹时,都不禁摇头叹气:

    “若我在朝,必当荡涤j邪,兴旺盛世!”

    现在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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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武宗的时代,太监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不要说刘瑾、张永这些大腕,一般的管事太监也是财大气粗,他们不但可以管理宫中事务,甚至还有兵权在手(镇守太监),连地方都指挥使也要听这些武装太监的话。

    可惜朱厚照不争气,三十岁就没了,上面换了领导,于是梦醒之后,心碎无痕。

    嘉靖对太监的身份定位很简单——奴才。在他看来,这帮子人就该去洗厕所扫地,安心干活,还想发财、带兵、操控朝政?

    他公开表态:奴才就该干奴才的事情,如果敢于越界,决不轻饶!

    刚开始时,太监们并不在意,也不相信。但是属于他们的悲惨世界确实到来了。

    嘉靖召集了司礼监,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召回所有派驻外地的太监,这道命令迅速得到了执行。

    人拉回来了,干什么呢?按程序走,先是训话,训完了就查,查出问题就打,经不住打的就被打死,这还算讲人道的。有两个贪污的太监由于数额巨大,情节严重,被打死后尸体还挂在外面示众,实在够狠。

    这是小喽罗的遭遇,大腕级的也没有好下场。

    当年的“八虎”中,刘瑾已经被剐了,剩下也无一幸免。谷大用被免职抄家,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朱厚照陵墓的门卫。另一个叫魏彬的,埋头苦干几十年,好不容易爬到了司礼监的位置,嘉靖一声令下,就被下岗分流了,据说连套房子都没给留,直接撵出了宫,流落街头当了乞丐。

    其余的人也很惨,个个被整得够呛,甚至连那个唯一不应该整的人也给收拾了。

    无论如何,张永应该算是个不错的人,他帮过杨一清,帮过王守仁,为人也比较正直,似乎不应该上黑名单。

    可是嘉靖先生太过生猛,在他看来,只要是豁出去挨了那一刀的,全都不是啥好东西。很快张永被降职处分,然后被勒令退休,眼看就要脑袋不保,杨一清站出来说话了。

    总算是好人有好报,杨先生信誓旦旦,拿人头担保,这才保住了张永,使他官复原职,成为了硕果仅存的掌权太监。

    除了对本地太监严加管束外,嘉靖先生还以身作则,着力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太监,比如那位后来十分有名的黄锦,从小就跟着他,鞍前马后可谓尽心尽力,可一到北京嘉靖就翻了脸,严厉警告他放老实点,不许玩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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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极其艰辛的选择,从此以后,他将失去秘书的帮助,独立对付狡诈博学的总经理,事实证明,他成功做到了。

    姓张的也好,姓夏的也罢,无论下面闹得多么热闹,他都是冷静的旁观者和最终的裁决者。

    二十年过去了,胜利一直牢牢地握在他的手中,各色人等,无论学历、民族、性别、星座、个人嗜好,只要是给他干活的,全都被治得服服帖帖。

    绝顶高手的生活是比较痛苦的,既然没有对手,那就得另外找事干,很快,嘉靖先生就找到了精神寄托——修道。

    要知道,道教是中国的土特产,是中国人自主开发研制的,而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这个宗教,那就是神秘。

    所谓神秘,就是搞不清,摸不透,整日捧着道经,四处搜集奇怪的材料,在烟雾缭绕的丹炉前添柴火,然后看着那炼出的鬼都没胆吃的玩意手舞足蹈,谁也不知道这帮人一天到晚到底在干嘛。

    总之一个字:玄。

    但你千万不要就此认为,道教的追随者们都是些吃饱饭没事干的人,因为嘉靖先生就是该组织的老牌会员。

    对于嘉靖先生的性格,我们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这人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对公益慈善事业也绝对没有丝毫兴趣,然而他却甘愿牺牲日常的宝贵办公时间,在宫中设置香炉,高薪请来一大堆道士天天烧炉子。

    看上去很奇怪,实际上很简单。

    与别的宗教不同,道教有着一个终极的目的——羽化成仙,道徒们始终相信有一天他们能够摆脱地球引力,突破空气动力学,超过机器人的寿命,想去那里就去那里,想活多久就活多久。

    嘉靖深信这一点,所以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修身学道,追求长生不老,他的这些行为被很多史学家下了一个定义——一心修道,无心从政。

    这是一个十分离谱的定义,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嘉靖先生的算盘是十分精明的:修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太上老君姓甚名谁他并不关心,对他而言,修道只是为了多活几年,为了他能够永远掌握统治天下,因为他还没有活够,他喜欢现在的一切——权力、操控、斗争,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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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结是个技术活

    自打嘉靖先生登基,无数人曾使用各种手段,试图控制或是影响他,却都未能如愿。

    无论是大臣还是太监,他都能应付自如,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那看似高不可攀的性命却差点在一个深夜被一群小人物夺走,而未能如愿的原因,只是一个绳结。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丁寅

    深夜,嘉靖皇帝如往常一样,住在他的后宫里,这天晚上,陪伴他的是端妃,这位端妃姓曹,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宠妃,皇帝长期在她这里安营扎寨,宠爱有加,皇后也恨得牙痒痒,却无计可施。

    就在皇帝大人和端妃熟睡之时,一群(注意,是一群)黑影偷偷窜入了寝宫,来到床边,那个带头的人伸出颤抖的手,拿起了绳子,套到了嘉靖的脖子上(睡得比较死),打了一个结。

    然后她慢慢地,用力向下收紧了绳结,勒住了皇帝的脖子,原来,那个君临天下的王者竟是如此的脆弱。

    这个正在打结的人叫杨金英,职业是宫女,具体情况不详,但我仍可以肯定一点——她不会打结。

    睡觉的人被勒住脖子是不太好受的,于是皇帝在半梦半醒之间,终于有了动静。

    可是由于长年缺乏锻炼,反应神经比较迟钝,他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就又失去了知觉。

    按说嘉靖先生是死定了,可他昏迷中那无力的举动却引起了凶手的恐慌。

    杨金英毕竟只是个宫女,估计平日杀鸡的胆量都没有,可是现在她手握绳索,套住了全天下最可怕的人的脖子。

    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于是在慌乱之中,她卷起了绳索,在原来的结上,又打了一个结。

    相信但凡系过鞋带的人,都知道这种结上打结的后果——死结。

    顺便说一句,我对此是有深刻体会的,由于缺乏系统训练,我的系鞋带技术很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经常会打出死结。直到高人指点,才最终系出了科学合理的绳结——蝴蝶结。

    和系鞋带一样,勒死人最好不要打死结,因为死结是勒不紧的,当然了,如果想把杀人灭口和追求艺术结合起来,那么打个蝴蝶结也是不错的选择。

    杨金英发现了这个问题,无论她怎么用力,绳结都没有变紧,手忙脚乱之下,却忘记了那个极为简单的解决方法——解开再系。

    按照犯罪规律,一般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只要不是力气活(搬运尸体),人都是越少越好,这次也不例外。

    杨金英慌张的神态吓坏了另一个同伙,她准备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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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胆小的帮凶名叫张金莲,看到这混乱不堪的一幕,她的意志彻底崩溃了。

    为了摆脱眼前的一切,她趁其他人不备,偷偷地溜了出去,向皇后报信。

    这是一个挽救了嘉靖生命的举动,却也是个愚蠢的决定。因为自打她潜入后宫的那一刻开始,她的名字就已经被写在了阎王的笔记本上。

    无论她做什么,都是于事无补的。

    被深夜叫醒的皇后得知了这个消息,说话都不利索了,情急之下亲自带着人赶到了案发地点,把犯罪分子杨金英等人堵了个正着,当时这位杨宫女仍然用力地拉着绳索,很明显,她觉得这个结还不够紧。

    皇后亲手为皇帝大人解开了那个死结,拿走了那根特殊项链,太医们也连夜出了急诊,经过紧急抢救,嘉靖先生除脖子不太好使外,命算是保住了。

    这案子算是通了天了,皇帝大人在自己老婆(之一)的床上被人差点活活勒死,而行凶者竟然是手无寸铁的宫女。这要换在今天,绝对是特级八卦新闻,什么后宫黑幕,嫔妃秘闻必定纷纷出炉,大炒特炒。

    但出入意料的是,在当时,这起案件的处理却是异常的低调,所有的正史纪录都讳莫如深,似乎在隐藏着什么。

    当然,结论还是有的,经过审讯,犯罪嫌疑人杨金英、张金莲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为争取宽大处理,她们还供出了此案的幕后黑手——王宁嫔。

    这位王小姐也是嘉靖的老婆,后宫重量级人物之一,这里就不多讲了,主谋的这顶帽子最终扣在了她的头上。

    至此,此案预审终结,也不用交检察院起诉了,以上一干人等全部被即刻斩首示众。

    这案子到这里就算结了,但真相却似乎并未大白,因为还有一个始终未能解释的问题——杀人动机。

    要知道,杀皇帝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事情,决不可能大事化小,根据惯例,敢于冒这个险的人,必定要遵循一个原则——收益大于风险。

    亏本的买卖从来没人肯做,那到底什么样的收益才能让她们干出这等惊天大事呢?在那年头,武则天已经不流行了。

    而最大的疑点是王宁嫔,她并没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根据成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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