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装了大捆大捆的号外，在街上铺天盖地地撒；
五花八门的救亡团体竞相涌上街头，游行、喊口号、唱歌，即兴演讲，表演戏曲，尽情地丑化侵略军；
人们把台儿庄大捷的指挥官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脸，画在一张张三块门板那样大的画板上，抬着走在游行队伍前面。
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在这些活动中大显身手。他们发动和组织了各种庆祝活动，用以激发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等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亦走上街头，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号召人们团结御侮。
在陕北延安，毛泽东以这次大胜利的喜悦心情，发表演讲：国共两党兄弟和军队，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利，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打击敌人的精神，振起中国军队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日军大本营决心雪耻
为保存实力、长期抗战，5月19日中国军队决定放弃徐州，突围而出。
5月19日，日军侵占徐州，日军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第一（左）与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举杯祝捷。
日军在台儿庄战役失败后，尽管日军统帅部硬着头皮说：“这不是一个败仗，只是指挥官的一次小小的失误，第5、10师团的余部不是溃败逃跑，而是做新的战略转移。”但恼羞成怒的日本政府，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表示：日本政府不能蒙受如此羞辱。
其实，日本天皇原在2月16日的御前会议上说：“在8月以前绝不向新地区发动进攻。”台儿庄惨败后，日军大本营已经无法再考虑战略上深入与分散的问题了，日军必须立刻设法击败中国军队，以挽回“皇军无敌”的声誉。日本天皇立即决定：迅速向中国大规模增加兵力，发动更大的进攻，誓报台儿庄惨败之仇。
日军统帅部深知徐州不可轻取，非调集重兵，四面合围，否则断难打通津浦线。4月间，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自平、津、晋、绥、苏、皖一带，纠集了13个精锐师团，约30万军队（其中包括矶谷和板垣两师团从台儿庄撤退后，重新集结，补充休整兵力），并配有各种重武器，飞机数百架，兵分6路对徐州形成大包围，采取南北对进，侧翼迂回的战术，企图围歼云集在徐州一带的第5战区主力。
4月7日，台儿庄战斗刚结束，日军前线指挥官电告大本营：徐州地区有一股中国军的强大集团，据可靠情报，该集团约50个师，60余万人，几乎全部为蒋介石的精锐部队。
陆军统帅部顿时惊喜若狂，认为这是报台儿庄之仇的一次难得的战机。
杉山元陆相当即向天皇报告，强烈主张发动徐州会战。他说：“对于集中在徐州方面的中国军予以痛击，可以收到挫伤敌军抗战意志的巨大效果。因而，陆军准备实施对徐州的歼灭作战，由于该敌差不多是中国军队的精锐主力，并且已经处于孤立状态，我军应不失时机，以大的兵力，以大的规模会战，使之一举彻底歼灭该敌。本职认为，只要达到了歼灭这股敌军的战略企图，就能使武力解决中国事变，促使蒋政权屈服投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亦可挽回我军在台儿庄的不良影响。”
天皇见报，顿时喜出望外，亦认为这是刹住蒋介石正在进行的台儿庄胜利大宣传的嚣张气焰的大好良机，当即定案：围歼徐州中国军队，并要求：陆军此次进攻，定要取得巨大战果，不使徐州地区50个师的中国军队一人漏网，务求全歼。
为求速战速决，不失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大本营陆军部于当日向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寺内大将、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下达第84号命令：
一、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以有力之一部击破徐州附近之敌，占据兰封以东陇海线以北之地区。
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以一部占据徐州以南津浦线附近。
日大本营在动员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的主力投入这场战斗的同时，还下令关东军派军支持。由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与华中派遣军畑俊六大将的官衔相同，谁也不会接受对方的指挥，因此，只有紧急派遣大本营陆军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桥本群少将，率领参谋本部的参谋军官，在济南成立大本营派遣班，组织包括华北与华中日军的参谋军官，进行徐州会战的作战协调工作。
日军以第16、第144师团增援北线的第5、第10师团，沿津浦路向南推进，以引诱中国军队主力；以第14师团从濮阳渡黄河入鲁西南和豫东，断陇海路，从而阻遏援徐州之中国军队，亦断徐州守军退路；以第13师团在南线的蚌埠、怀远间集结；以第6、第9师团向凤阳、合肥进逼；以第101师团向苏北攻击。
5月上旬，南路日军开始北上，相继攻占徐州南面的龙元、蒙城、宿县，并攻陷徐州西边的黄口车站，包围并切断了徐州西南面的退路。
5月中旬，北路又一股日军，从淮阳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地区，迅速攻占了郸城、菏泽、金乡、鱼台等重要据点。该地区虽有孙桐萱、庞炳勋、商震等部队，但在广阔的鲁西平原上，无险可守，日军得以快速推进。北路日军与南路日军相呼应，自西北向徐州压来。此时，日军对徐州的大包围业已完成，正从四方八面向徐州突进。
蒋介石违心下撤退令
台独庄战役后，准备进犯、包围徐州的日军。
日军在河南的渡河口。
中国军队在临沂和台儿庄的胜利，大大刺激了蒋介石求胜欲望。蒋介石为扩大台儿庄胜利成果，采取与日军针锋相对的方针，从3月下旬起，从各战区调集大批军队，使第5战区的兵力由29个师增加到64个师又3个旅，共达60万人。同时，还将中央军胡宗南、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等部布置于豫东，作为徐州的后援力量，试图在徐州与日军一决雌雄。
蒋介石的上述想法，早在台儿庄会战之前就已表露。他亲临徐州督战时就对白崇禧等人说：“徐州是这次会战的核心。徐州位于黄淮之间，地界鲁、豫、皖、苏四省之交，为南北之通津，中原之屏障。在中国历史上，徐州之得失，有关国家之兴替。”
何应钦附和说：“委员长的指示极为重要，十分英明。徐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守可略豫、鲁，北守可瞰淮河，不可轻易放弃。”
“我们一定要死守徐州!”林蔚也跟着随声附和。
刘斐认为徐州应该守，但最终必然守不住。考虑到自己仅是个作战组长，不便公开与蒋介石“较劲”，只好用眼睛盯着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盼望他拿个好主意。白崇禧懂得刘斐眼光的意思，但也不好正面反对蒋介石的意见。他打了个迂回：“这次敌军的第10师团和第5师团进袭鲁南，气焰十分凶狂呀!”
不等白崇禧说完，蒋介石就说：“凶狂怕什么?我们可以增调兵力。徐州必须死守，因为在徐州决战，可以争取时间，保卫武汉。徐州守得越久，我们争取的时间就越多，就可以把保卫武汉的准备工作做得好一点。”
“委员长的远见，令人佩服之至!”何应钦又发出了赞美之声。
白崇禧见蒋介石决心已下，不好再说什么了。
台儿庄胜利后，蒋介石等人盲目乐观情绪更为膨胀。
但身为第5战区最高长官的李宗仁，对形势的判断并不乐观，他深知，徐州四周为平原地带，无险可守，日军是机械化部队，又多有空军助战，在此处打起来，中国军队要吃大亏。他认为：“我方在徐州一带平原，聚集大军数十万人，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李宗仁从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思想出发，认为在徐州同敌军作阵地相持的消耗战是愚蠢的。指出：“以中国军队的装备，只可相机利用地形条件，与敌人作运动战”。他为避免重蹈京沪战场的覆辙，提出撤离徐州的意见，而军事委员会中的少数人却陶醉于台儿庄的胜利中。李的意见被否定之后，即部署徐州会战。
第5战区在徐州附近地区进行了逐次激烈的抵抗，但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徐州处于日军四面合围的险恶形势下。
5月中旬, 前方越来越惨烈的战报不断传到武昌国民党军委会蒋介石的案前，徐州突然面临的严重危机，使他那因台儿庄的胜利冲得有点晕乎乎的大脑一下冷静下来。蒋介石突然意识到：日军的意图是要围歼徐州中国军队主力。若徐州那50个精锐师被日军吃掉，我还抗什么战？
蒋介石立即叫来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人一块研究策划。日军的企图已经暴露，再死守徐州已不现实，何应钦等人亦主张赶紧突围，决定放弃徐州。
蒋介石口授给李宗仁的十万火急电令：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军委会着令你部力避决战，撤离徐州，火速突围。
一、顾祝同第24集团军在苏北，第69军及海军陆战队在鲁中南原地坚持抗战。
二、刘汝明第68军为全军后卫，掩护主力转移。
三、第5战区其余各部，立即向豫皖边区突围……
李宗仁智唱空城计
黄河决堤后，中原百姓在水中逃难。
李宗仁根据蒋介石的电令，立即将部队分成五路，分别突围。
第一路：李宗仁长官司令部及廖磊集团军，由徐州沿津浦路南下，至宿县地区再折向西南，于界沟附近冲过涡河封锁线。
第二路：汤恩伯军团及机械化部队，由陇海路运河车站向西撤退，在符离集以北越过津浦路，突破宿县至永城间敌人封锁线，再从涡阳突破敌涡河封锁线。
第三路：孙连仲部及张自忠第59军，由台儿庄向西南退却，从徐州以南越过萧县以西的封锁线，在永城附近再次冲出封锁线。
第四路：关麟征部及川军一部，由徐州越过陇海铁路，向西北方向突围，突破黄口、李庄封锁线。
第五路：孙震部，由徐州以北柳泉向东南急进，跨过陇海铁路，经泗县折向西南而行，在固镇与蚌埠之间穿过津浦路，从怀远以西突破日军的涡河封锁线。
5月17日，李宗仁下令所属各部按序列，部署逐次突围。令汤恩伯军团向西突围，猛烈冲击日军；又令孙连仲、张自忠、庞炳勋在运河设防，凭险固守，以掩护大军撤退。
中国军队且战且退，阵形不乱，按部就班地向西、向南撤退。日军阻一处，中国军队冲一处，无所不破，大军向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集结，各路都相继冲出重围。为避免与优势之敌作消耗战，当各路敌军向徐州步步合围时，李宗仁令所部各路守军，作稍事抵抗后，即相机撤向山区、湖沼地区，进行“化整为零”的游击战，与敌人纠缠了月余。
5月18日黄昏，李宗仁与长官部官兵一应人员700余人，乘夜色经宿县、蒙城，越过敌之包围圈移驻潢川。
留守徐州城的刘汝明部在萧县一带伏击日军第9师团，对日军造成重大伤亡。日军见中国军队大部已走，企图于徐州城围歼刘汝明部。刘汝明部佯作死守状，及见各路大军撤尽，便弃城撤退，于19日离开徐州。敌军不但没有击溃刘汝明部，甚至连一个上尉也没有捉到。
5月下旬，各路大军按命令的路线，全部安全撤抵皖西、豫南地区。
日军的华中派遣军的13师团一路杀来，于5月底扑到徐州城下，发现李宗仁唱了一出空城计，又令一心想争功的华北方面军大感挫折，日军伤亡了万余人的代价，得到了一座空城。
会战结束后，桥本群少将带着大本营派遣班的高参们，垂头丧气地回到东京，向天皇和杉山元陆相报告：
“我军虽以主力自徐州以西切断了中国军队的退路，将徐州地区铁桶般地包围起来。但总计约50个师的中国军队，于5月中旬突然从西南方向跳出我军重围。战果之微出乎意料！”
郭汝瑰将军在回忆录中对徐州会战有如下评论：
我五六十万大军，离心退却，竟没一个师遭敌人歼灭，且向敌后退却的部队，都如入无人之境，事后安全而归。足见敌人虽构成战略包围态势，然而地广兵稀，到处都是空隙。我在国内作战，有人民协助，化整为零，随时可以安全脱险。
徐州大突围是抗战史上光辉的一笔。它使敌人的战略企图彻底破灭，为后来长江一带的抗战保存了精锐力量，对后来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取得，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张自忠勇挑重担再立新功
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
在徐州突围中，李宗仁指定张自忠指挥第59军和第21、27、139师等部殿后，掩护大军撤退；完成任务后开许昌集结。这既是对张自忠的信任，也是对他更为严峻的考验。因为自淮河作战以来，59军已连续作战3个月，全军5个旅只剩下不到2个旅，急需撤出战场进行整补。因此，以屡担巨艰、伤亡惨重的59军承担殿后重任，确属勉为其难。但张自忠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任务。
至5月17日，战区主力部队陆续脱离战场。18日，张自忠才命令各掩护部队放弃阵地，开始撤退。他让21、27、139师先行，自己率领59军殿后。
西行不久，将近黄昏时分，日军追击部队一部竟已先期在大路的北侧抢占了一个村庄，企图拦截中国军队撤退部队。中国的几支部队到达此地后，发现敌情，搞不清日军虚实，加之群龙无首，纷纷停止前进，观望形势，谁也不肯先行，更不愿殿后。张自忠来到后，各部队长纷纷前来请示办法，张自忠爽快地说：“我以一个旅监视该敌，你们立即撤退，开进时要有秩序，切不可惊慌。”随后，各部队按他指定的顺序迅速安全地撤退了。日军本欲趁中国军队撤退混乱之机发动袭击，但见中国军队秩序井然，并有准备，故未敢轻举妄动。当时在场的军事委员会联络参谋李诚一说：“张自忠予人以安，自己处其危境，真乃名将典型。”
21日，各部队相继进入皖东北。因渡濉河进展缓慢，各路大军拥滞于濉溪口一带。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加之后有日军追兵，上有日机轰炸，各部队乱作一团。这样一来，不但部队难于行动，而且混杂难分。许多部队失去控制。但张自忠自有妙计，他命令59军全体官兵一律将军帽反戴，以便与兄弟部队相区别。此法果然奏效。在混乱不堪的大军之中，惟独59军标记明显，井然有序。此事虽小，却反映了张自忠丰富的带兵经验和59军的训练有素。
退却中，他指挥部队徐徐开进，且战且退，始终保持着战斗队形和严明的军纪，并没有为摆脱险境而加快行军。凡遇有敌军驻扎村庄，张自忠一般是派部队乘黑夜将敌包围监视起来，掩护大军安全通过；倘被敌发觉，则先机制敌，以炽盛火力压制日军，候大军安全通过，然后适时撤出战斗。
在危急时刻，张自忠常常亲率手枪队走在全军之后。一次，部队在一个小镇上休息，突然飞来3架敌机，一阵狂轰滥炸，街道旁的几十所房屋顿成瓦砾。张自忠趴在路边，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气浪溅击着泥土，掀掉了他的军帽，泥土盖了他一身。敌机过后，他站起身来，掸去泥土，戴上军帽，说说笑笑继续行进。这种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态度，给官兵以极大感染，有效地稳定了军心。
作为高级将领，能够在艰苦而危险的远程突围中走在部队的最后，这在国民党军中是极为罕见的。因而，张自忠的事迹很快传播开来，连蒋介石也有耳闻，但他未目睹其事，心中仍半信半疑。后来在武昌遇到冯玉祥，便向冯打听：“徐州队伍退下来，张自忠走在最后是真是假?”冯答：“一点不假。”并把了解到的情况对蒋说了一遍。蒋听后连连点头说：“真是好干部!”冯玉祥接着话茬说：“你应当赶快拨五六个军归他指挥就好了。”蒋介石点着头说：“好，好!等我想想再说。”
徐州到许昌，相距500公里，全靠步行。官兵连续作战3个多月，再进行长途行军，其艰苦情形可想而知。张自忠解决困难靠的还是老办法——与士兵同甘共苦。冯玉祥在自己的著作中记载了这件事，他写道：张自忠将军的队伍，全是步行，官兵的脚上磨了很多的泡，有些士兵左歪、右歪地走不动。张将军就把队伍集合在一个地方，坐在地上，先对大家说明军人要忍耐困苦的道理；然后，张将军把鞋、袜子脱下来叫大家看他的脚上有多少泡，官兵们看见他满脚都是泡，这样张将军把脚抬起来向地下一顿，扑哧一声，血往四下溅。两只脚顿完了，队伍再走。那些官兵们连一个歪着走的都没有了，都是挺胸突肚地向前走去。
经过千里跋涉，59军于6月1日抵达许昌。
同样担负掩护撤退任务的刘汝明之第68军，完成掩护任务后，巧妙地跳出日军数十万大军重围，安全转移。
至此，徐州会战胜利结束。
历史意义(1)
被击伤的日军。
纵观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20余次会战，徐州会战无疑占有重要地位。正如周恩来所说的，以台儿庄为代表的徐州会战的胜利“虽然是初步的，但它的意义却很大”。
一、鼓舞了抗战的中国军民
自“七七”事变以来，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全国各族人民期盼南京国民政府能够组织、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抗战,将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的领土上驱逐出去，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南京国民政府也作了不懈努力。在“八一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首先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实行自卫,抵抗暴力”。紧接着,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自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一方面指挥军队抗击日军的疯狂进攻，一方面接受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承认其合法地位,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这些举措，对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是一极大的促进和推动,全国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
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南京国民政府几乎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对日作战,先后进行了多次重大战役,打了许多硬仗。但由于战争指导的失误和军队战斗力上的差距，对日作战基本上都以惨重的代价和失败的结果而告终。当时，全国上下弥漫着失败的悲观情绪。
徐州会战，在李宗仁的直接指挥下，经全体官兵的浴血奋战，共歼灭日军2万余人，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而且对手是日本的王牌师团，开了正面战场胜利之先河，使日军遭到自新式陆军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惨败。在此次战斗中,广大爱国官兵激于民族的义愤和强烈的爱国心,与日军顽强拼搏,涌现出众多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为国捐躯者,不仅有一般士卒和下层官兵,而且有高级将领。这些众多为国牺牲的将士,以自己的鲜血洗刷了旧日的民族耻辱,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民族精神,对形成强大的、一致抗日的高嘲和生气蓬勃的新气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功地扭转了国民党军屡战屡败的不利态势，遏止了失败主义思潮的蔓延，使中国人民从中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
徐州会战，特别是台儿庄会战，使国民政府及统帅部进一步认识到日军并非不可战胜，虽然短期内尚不可能，但中国的抗战最终必将胜利，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持久抗战的信心和决心。这时，希特勒对中国施加压力，德国宣布对中国禁运军火，5月间又下令召回驻中国军事代表团，而英、美等国仍无实际上的援助，国民政府及统帅部感到依赖国际外力战胜日本的希望暂时难以实现，认识到要靠自己下坚定持久抗战的决心。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发表声明，宣称当前战局的重点不在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防御成功与否，今后的战争将在山岳地带进行等，并于同日下令在武汉的政府各机关、中央党部、各大学及由沪迁来的工厂等向重庆、昆明转移，最后完成以西南为大后方的战略部署，贯彻执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表示“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抗战之目的”。
同时，徐战会战的胜利，也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以台儿庄大捷为代表的徐州会战的消息，苏、美、英、法、德、意等欧美主要国家都给予了充分报道和评论。据1938年4月9日伦敦路透社电讯说：“英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注意。最初中国军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英人心理，渐渐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于中国。”德国也报道说：“徐州方面中国抵抗力之强，殊出人意外”，“最慎重之观察者亦不能不承认日本必遭失败。”这些社会舆论对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争取外国政府的支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誓死抵抗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和胜利战绩，赢得世界正义舆论的高度评价，也使德、意法西斯不敢小视。各国新闻媒介对台儿庄大捷的报道，不仅使各国人民增加了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认识，也为后来中国赢得外援创造了条件。
二、持久消耗战略的完美诠释
徐州会战之前，中国军队所采取的基本上是单纯的阵地防御战，自己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加之武器装备等不如日军，所以屡战屡败。经过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中国统帅部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开始改用攻势防御新方针，即将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及游击战的袭扰密切结合。在预选的战场地区，以一部分兵力固守阵地，吸引和消耗敌人；以一部分兵力游击敌后，破坏交通，袭扰据点，牵制敌人；以主力兵团迂回敌军侧背，实施强有力的攻击，从而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于被动中争取主动。
李宗仁作为徐州会战的最高指挥官，以自己成功的战役战术行动，给当时最高统帅部业已制定的“持久消耗战略”作了完美的注解。早在抗战初期，李宗仁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庞大而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有效的抵抗外族入侵问题，就从战略上作过深入的思考。他曾在其《焦土抗战论》中，分析了当时中国工业、交通的落后状况，指出：“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但吾人必须避我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民众，山川险阻等条件，作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则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于泥沼之中”。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正值上海已失，南京危在旦夕。他从战略上判断：京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敌人攻击的目标。并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提出抗战的战略重点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南京失守后，面对日军三路大军以猛虎扑羊之势，向徐州的夹攻，李宗仁深知自己的部队难与敌军相火拼，他抓住敌军骄狂之弱点，运用自己数万之哀兵，与敌展开运动战，“敌进我退，敌退我打”。
历史意义(2)
1938年3月27日，由日军策动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此图为伪政府成员合影。
徐州会战虽然未能全部歼灭敌军,但它却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歼敌一部达到防御的目的,从战略上来讲是正确的。它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已由消积防御向积极防御的某些转变。正如陈诚所讲:“台儿庄之战胜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
徐州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而告终,但这一撤退是防守后的撤退,它使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全部落空,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目标未能实现。而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战略上符合持久消耗战的作战原则,并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
徐州会战对中国及其军队具有划时代意义，它证明，中国的军队虽然武器劣、训练差、缺乏统一性，但在一次“典型的战役中”毕竟能够以优越的战略策划击败日本人。对这次胜利贡献最大的部队之一竟是一些装备落后、缺乏训练的“杂牌军”。这次大捷还得力于其他战线的军队和游击队的积极配合和协助，他们阻挠敌人的运输线，在作战最关键的时刻拖住敌人的兵力。
三、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成为泡影
中国军队坚守徐州地区达5个月之久，充分实现了以空间争取时间的目的，从而为中国军队在武汉的集结、布防赢得了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台儿庄大捷是中国军民打破日军“速战速决”战略企图，坚持持久抗战的一个有力砝码。
日本大本营因兵力不足及准备不够充分，在占领南京、太原后本来决定暂时停止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制订了所谓“战局不扩大”方针，并下达了计划，以争取时间建立总体战体制及扩大军事力量。但由于台儿庄的失败和侵华日军当局为挽回面子强烈要求扩大战局，并由于发现中国军队大量集结徐州等情况，被动地改变了既定战略方针，在兵力不足及准备并不充分的条件下决定提前进行徐州会战。当时日军尚未完成扩军计划，根本无法从国内增派军队，只好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侵华日军中调集部队。在华日军共约15个师团的兵力，调至徐州作战约10个师团，结果造成投入徐州会战的兵力不足以完成围歼徐州附近五六十万中国军队的任务，而留置后方的兵力更有捉襟见肘之忧，连守备同蒲、平汉、京沪、胶济、正太、津浦几条铁路干线上的要点都不够用。如第1军抽调了平汉路高邑、安阳地区的第16师团和新乡、焦作地区的第14师团去徐州作战，致使冀南、晋南守备空虚，不仅被迫放弃了长治地区，而且导致已经占领晋南黄河北岸的第20师团遭到中国第2战区部队昼夜攻击。这些中国部队大多是在日军进攻下已退至黄河以南、徐州会战开始后又乘虚渡河返回晋南的。日军第20师团被迫又放弃了蒲州(今永济西)、芮城、平陆等地，保持运城、河津、闻喜，并将主力退缩至曲沃、侯马、新绛地区固守。又由于第2战区部队破坏了铁路和以炮击控制了机场，日军第20师团的补给完全中断。当时日军无任何兵力可供调动增援，不得不以空投进行补给，但飞机不足，无法满足1个师团的需要，因此，徐州会战时期日军第20师团不得不以抢掠民间粮食以及野菜、树叶、青草充饥。事实上不仅第20师团陷于困境，而且华北被日军占领的所有地区都呈现不稳。日军因兵力缺少，只能被动地进行防御，完全没有实施大规模出击的能力，更谈不上占领新区。
检讨日军的这场大败仗，以日军战斗的观点而言，可以说是相当的轻敌，最初日军的进逼徐州外围战，根本是日军大本营所不同意的作战行为。日军大本营特别下达华北方面军南下的禁止线，是在徐州以北百公里之外，所以，徐州会战是一个被中国军队掌握战机所诱发的一个意外军事作战，这个会战彻底的改变了日本对华作战的战略构想。
日军不是因为徐州战略地位重要，要打通华北与华中战区，因而准备进攻徐州，而是因为华北方面军的不服军令约束，以轻敌的心态，孤军深入，结果在台儿庄遭到惨败，迫使日军大本营别无选择地动员所有的军力，仓促地发动徐州会战，但是日军仍然没有捉到中国军队主力。
因此，从徐州会战之后，日军在战略的主导能力上，开始完全的失控，速战速决的战略成为空想。日本逐步地陷入中国的战略空间陷阱之中，日军只有继续发动武汉会战以及华南攻略作战，将日军绝大部分的部队，都投入了中国的战场，这时日本既不能击败中国，又不能退出中国，迫使日本最后铤而走险，发动太平洋战争。
原来日本企图围歼徐州的中国军队，是一个相当有企图心的战略攻击计划，但是日军仍然犯了低估中国军作战能力的错误，在徐州宽广的地区，投入了25万的日军部队，仍然出现兵力不足的现象，对于当时的日军而言，这已是其动员部队的极限。同时日军过于自信的判断，认为中国军队只能利用陇海铁路西退，因此，日本将拦截的主力，全都放在截断这条铁路的交通线上，而大部分的中国军队却从日军的背后，向西南方撤走，使得日军在徐州企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再次落空。于是日军又在匆促之中，决定全面深入中国，进行汉口攻略的作战计划。
基本经验(1)
两名日本宪兵唆使中国小孩向他们举枪敬礼。
一、注重调动参战官兵杀敌报国的积极性。
在徐州会战中，中国军队斗志高昂，士气旺盛，上至司令长官，下至普通士兵，皆抱定有敌无我的决心，浴血奋战，视死如归。这种英雄气概和抗战热情，首先来自于为正义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的责任感的充分激发。用张自忠的话说，我们是反侵略战争，我们被日本欺负得活不下去了，要想活就得和他们死拼!李宗仁在《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中指出：“我们是以哀兵作战，为着保家卫国，与入侵强寇火拼。所以抗战初期，士气的悲壮实亘古所未有。语云‘一个拼命，万人难当’，何况我们全国奋起，和敌人拼命。”
其次，高级将领率先垂范，为基层官兵树立了楷模。59军军长张自忠因“七七”事变后遭舆论误解，几乎无人相信他还能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岂料他临危受命，挂帅出征，与庞炳勋捐弃前嫌，合力破敌，打得板垣部队丢盔卸甲，溃退数十里。在台儿庄战斗的最后阶段，第2集团军已伤亡过半，孙连仲以大局为重，对李宗仁表示，死守台儿庄，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122师师长王铭章的表现同样出色，面对强敌的疯狂进攻，他力战不退，死守滕县，终至为国捐躯。高级将领的率先垂范使成千上万的下级官兵备受鼓舞。他们面对强敌，毫无惧色，在民族解放的战场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据统计，第2集团军和第59军的伤亡均在万人以上，第22集团军伤亡也在8000人以上。其中全排、全连、全营乃至全团战死者，屡见不鲜；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第三，严明奖惩。1938年1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全国发布了一条重要公告，一方面对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等抗日烈士重申褒扬之意，同时将对40余名失职将领的惩处情况公之于众。判处死刑的除放弃雁北天镇的61军军长李服膺外，还有旅长高仰如等8人，第19集团军副总司令香翰屏、师长邓龙光2人记大过一次；第39军军长刘和鼎和师长李松山、周祖晃、徐启明、潘文华、杨国祯以下10人撤职留任，戴罪图功；师长罗霖、巫剑雄、宋希濂、陈万仞以下10人撤职查办。此外，旅长以下受撤职处分的8人、受撤职永不叙用处分者2人、判处有期徒刑10年者1人。以上受惩处者共42人。如此大规模惩处以整肃军纪的做法，在国民党军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如果说这对国民党军队的震动还不够强烈的话，3天之后，即1月24日，山东省政府主席、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第3集团军上将总司令韩复榘以不战而逃的罪名被国民政府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的消息，无疑是一个更大的震撼和冲击。以韩氏军阶之高，职任之重，堪称显贵，只要违纪，依然就戮，这对全军将士尤其是高、中级将领自是一个强烈的震慑，从而使战时军纪得以树立，以致许多将领相互告诫：“宁死于战场，不死于国法。”在临沂
电子书下载shuba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