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作者：王一今
内容简介： 本书文字简洁，内容丰富，语言优美，叙述生动，既富有知识性，又具有趣味性，是一部精彩纷呈、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的缩影。全书一扫传统历史读物的陈旧与沉闷，让读者在阅读中享受知祝的乐趣，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的真实。同时，其全新的视角和独特的剖析，也给读者以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与想像空间。”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51． 中英百日谈判会议
——站起来的中国人不好惹
炮击英舰事情发生后，英国驻南京大使于4月23日首先派三等秘书尤德来浦口，试图同我军接触洽谈救助“紫石英”号事宜。但浦口不是我军主攻方向，那里没有设立最高指挥机关，尤德未能找到我方有权受理此事的人员。
我方也正在进一步调查“英舰事件”。4月24日，中央军委指出，炮击英舰事件已轰动世界，指令有关部队迅速查明“紫石英”号舰现状(当时只有该舰还留在长江)，并报告各部队与英舰作战的详情，炮三团奉命南渡，准备参与研处有关“紫石英”舰的问题。
4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发表声明，斥责了丘吉尔要求英国『政府』“派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报复”的狂言，驳斥了爱德礼首相所谓人民解放军“准备让‘紫石英’号开往南京，并要该舰协助解放军渡江”的谎言。
李涛将军声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道歉和赔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并愿意考虑和各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
我们对英舰“长江事件”既已向世界表明了严正立场，没有必要再去作文章。总前委得到中央领导的同意，认为由冲突的双方就地解决为好。
5月18日，康矛召同志受命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炮兵第三团政委的身份致函“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少校：“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对于英国军舰于4月20日侵犯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之暴行及其所应负的责任，决定经由谈判解决，今授命康矛召同志为代表，请你方指派相应代表举行谈判。”
5月13日，克仁斯向我军镇江前线司令部袁仲贤将军转交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布朗特的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
一、“紫石英偶然事件”的讨论已由英国大使在南京开始，此属高级外交范围之事，我无权决定在“紫石英”舰长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作关于4月20日不幸事件的责任问题的任何讨论。
二、不予“紫石英”号舰安全航行的唯一理由可能是它的移动影响到军事行动或者可能使舰艇陷于危险。出于其他任何理由的扣留，当然会产生最严重的国际后果，最好是将“紫石英”号向下游航行的事，由有关海陆军司令官之间来解决。
三、我请求“紫石英”号安全通过所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控制的地方而下驶。我授权克仁斯少校解释此函中任何需要解释之点并安排该舰之安全航行诸事宜。
对此，袁仲贤将军指出，英国军舰侵犯中国内河及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的行为，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原谅的，在英舰未履行其应负的责任之前，我不准备讨论其安全驶离的问题，关于英舰应履行的责任问题可与我的代表康矛召上校谈。
这时，康矛召上校向克仁斯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列举了“紫石英”号及其他肇事英舰曾武装侵犯中国内河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造成解放军伤亡525人，及解放区人民之巨大损失，要求英国军舰履行下述责任：
一、承认英国军舰的上述行为是错误的，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道歉；
二、赔偿中国人民解放军及肇事地点人民所受之损失；
三、我方准备在贵方履行上述责任之后，即与贵方讨论肇事英舰及其人员移出长江之办法；
四、本备忘录所列各项，请即转报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
这场谈判的中心问题，是要英方承认侵犯中国内河及解放军阵地，并向我军道歉。但英方始终回避这个要害问题，并以种种借口推脱责任。布朗特说：“紫石英”号是被派往南京接替“伴侣”号的，该舰行驶时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业已同意互相『射』击之前开炮的。在我所述的此种情形下，英国诸舰是对此事没有责任的。
5月31日，康矛召上校约见克仁斯少校，对英方多次给我方的备忘录作出答复。我方重申：在英舰未履行其责任之前，袁将军不拟讨论英舰撤离长江的问题。康矛召上校问克仁斯，海军上将两次函电中提到的“国际上的严重后果”和“最不幸的纠纷”作何解释，并同时向他表明，中国人民经历了多年的艰苦作战，赢得了胜利，中国人民是有力量不为任何威胁所屈服的。
克仁斯当即否认有威胁之意，并转而解释英国当局并不想逃避责任。他说布朗特上校认为，无论4月20日长江上经过情形的最终结局如何，我对此事件竞造成中国军民及英国水手之伤亡，实深感遗憾。
每当谈到英舰应履行认错道歉和赔偿的责任时，克仁斯便推脱他无权讨论责任问题，反而指责我拒绝讨论“紫石英”号舰安全驶离的问题。康矛召上校不得不一再向他明确表示，只有在英舰承认其错误的前提下，方才允予讨论其驶离问题。并严正地向他指出：自己授命为镇江前线司令的代表已将近一月，而布朗特上将迄今为止还未指派他的代表，这从何表示他的诚意呢?希望他尽早派出代表开始正式谈判，英国远东舰队始终不肯派出正式谈判代表，以躲闪英国诸舰责任的谈判，而只想以“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少校同我们讨论该舰安全驶离长江的问题。作为海上大国的一支长期横行无忌的远东舰队，在这次“长江事件”中处境狼狈，但要它向我道歉赔偿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当时我军正乘胜解放全国；还有很多大事要料理，不想在这种主要表现为军事『性』的谈判中长期僵持，根据前委的分析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袁仲贤将军奉命作出让步，但坚持英方必须认错。
袁仲贤将军郑重表示，如果布朗特海军上将派出之代表确能尊重事实，承认英舰未得人民解放军许可，闯入我战区及内河的基本错误，则我方也可以考虑在英方代表以适当方式承认肇事英舰基本错误之后，将放行“紫石英”号与今后继续谈判道歉、赔偿问题分开解决。袁将军又表示，如布朗特海军上将同意此方案，双方即可研究在交换一项正式信件之后，立即放行“紫石英”号。换文内容包括：英方承认基本错误；我方允许“紫石英”号驶离；其他问题留待以后去谈。
布朗特致袁仲贤司令备忘录称，欢迎袁将军之提议，并希望由此达成双方同意互表遗憾而迅速放行“紫石英”号之基础。我方表示，我方没有什么要向英方表示遗憾的。不久，克仁斯送来布朗特致袁将军亲收函：正式请求允许“紫石英”号安全下驶；承认英国皇家军舰“紫石英”号未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当局之同意而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前线地带；深信阁下对所致双方之伤亡，将分感本人之深切遗憾；本照会不妨碍双方上级当局以后之继续谈判云云。
过了半个多月，克仁斯又转来布朗特致袁仲贤将军的电函。该函删掉了他前函所称“分感遗憾”的第三点，对第二点在“承认英国皇家军舰‘紫石英’号未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意而进入其前线地带”之后，加上了“以致引起误会”。其他内容未变。克仁斯并称该函是坚定不移的最后文件。康矛召上校当即向克仁斯表明，袁仲贤将军对此函深表不满，必须要有得到授权的双方代表磋商修改，在达成的协议上签字，授权书要由布朗特海军上将签字。
克仁斯竞称，海军上将签名的授权书无法获得。他也不拟再修改其电文，又说此种换文不能具有法律效力。
7月13日，袁仲贤将军再致备忘录敦促布朗特正式授予英方代表以举行谈判和签署协议之权，并附寄我方代表证书副本，要求具有同等身份之英方代表速来磋谈。如英方不及时授权谈判，以致本案继续拖延，则责任在于英方。
7月14日，布朗特致袁仲贤将军的电文称，他正指示董纳逊海军上校代他签发授权书，他想用克仁斯少校在两位将军问直接转送电报。
康矛召上校致电布朗特，向克仁斯提出了几点疑问：布朗特所称将由克仁斯直接传送两将军问信函，是否系不要谈判代表之谓?所谓“紫石英”号的进入致生误会，是否指因我方之误会引起此案?所谓调查是否也意味着调查英舰在侵犯中所受的损失?
克仁斯说，引起误会是由“我们方面的”，“双方面的”调查纯粹是说这个案件的全部，即提出来的全部问题，但他在回答中回避了是否要求谈判代表的问题。
康矛召上校表示，对上述这些问题，为免将来发生误解和曲解，必须通过有充分权利之代表获致协议。因此，请即将我方意见报告布朗特。
7月27日，布朗特致袁仲贤将军的备忘录承认皇家军舰“紫石英”号1949年4月20日出现于长江之中，虽曾获得当时在南京依法成立之『政府』的许可，仍致引起误会，他不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扣留“紫石英”号任何之权利，他不接受现有之讨论作为1949年4月20日及21日事件是非曲直之探究。布朗特提出了一个附件，作为可由双方签署的换文稿，如袁将军同意，则将授权克仁斯代为签署。文稿的内容是：
一、我要求准许皇家军舰“紫石英”号安全下驶长江出海。
二、我认为皇家军舰“紫石英”号未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意，于1949年4月20日进入前线地带为招致误会之基本因素。皇家军舰“伦敦”号、“伴侣”号及“黑天鹅”号亦均未得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同意而进入前线地带。
三、双方上级当局今后要求任何调查或谈判，英国方面皆不反对。本人同意，如任何一方要求进行此项讨论时，均可包括“长江事件”之任何问题。在此事件中，皇家军舰“紫石英”号、“伦敦”号、“伴侣”号及“黑天鹅”号曾牵涉在内。
布朗特还提出，如不能基于此电达成协议，则他愿乘一艘驱逐舰上溯长江前来，还请袁将军允许他派一架飞机将他的授权书送往南京。
布朗特这封伪装继续谈判的信，只是用做掩护“紫石英”号潜逃的一个烟幕。我们虽然不会同意布朗特乘坐一艘驱逐舰前来镇江，然而允许一架飞机将布朗特的授权书送往南京则不是不可以考虑的。康矛召上校紧接着于7月29日奉召前往南京商讨对策，而7月30日就接到镇江报告：“紫石英”号已于30日晚9时离开现泊处向下游逃逸。
在此之前，我最高当局鉴于英方并无谈判的诚意，而在此案中，我在政治军事上都处于主动地位，国际舆论也对我有利，英方虽狡赖拖延无已，我方不必与之纠缠，如“紫石英”号逃走，我沿江部队可不予拦截，而在事后发表声明予以谴责。这一命令只限沿江各高级指挥员知悉，“紫石英”号从南京获得英国海军所贮油料60吨的补充，证明我方原曾任其驶离，如无该项油料，“紫石英”号是驶不出长江的。
后来我们获悉，英国曾派出驱逐舰在长江口活动，有伺机潜入长江劫走“紫石英”号或配合“紫石英”号逃走之势，我们不能在英方的武力威胁下让“紫石英”号逃走。最高指挥部重申，如英国舰队溯江接应“紫石英”号舰，或“紫石英”号舰擅自逃走，一定要坚决打击。该项命令又要求各部队在打击“紫石英”号舰时，“也不要以击沉为目的”，“如英舰受伤停驶，我方即可停火，命其驶回原停泊处，以便继续谈判”。但这个命令执行起来显然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从『射』击技术上讲，将一艘军舰击伤而不击沉是难以保证的。
7月30日晚9时，“紫石英”号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该舰下驶之际，尾随潜逃。我监视哨立即通知我驻大港炮兵。9点50分，我大港炮兵向“紫石英”号发炮警告，英舰亦向我『射』击，双方发生激烈炮战。“紫石英”号在双方弹雨纷飞中赶上“江陵解放”号并强傍该轮左侧驶行，使这艘客轮及其所载的数百名乘客顿时陷入弹火交织之中。“江陵解放”号不幸被炮火误中起火下沉，乘客伤亡惨重。
“紫石英”号导致了“江陵解放”号的惨祸后继续东逃，我沿江步兵也用战车防御炮投入了战斗。“紫石英”号多处中弹，轮机发生故障，在天生港停驶修理，然后又继续下驶。当耐，台风使江水猛涨，江阴沿江的炮位被迫移向高地，紫石英舰停机熄灯顺流偷越江阴后仓皇东逃，又在黎明前撞沉我渡船一艘。该舰利用水涨之机，避开吴淞口航道，从崇明岛北口逃出了长江。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52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为新生的共和国绘制蓝图
为了尽快成立和建设好“人民的中国”，根据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隆重举行。
会场设在西柏坡机关食堂，布置在食堂的南半截。食堂北半截则是会场服务、饮水和休息的地方。会场正面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幅画像，两边是以镰刀、斧头为标志，写有“中国『共产』党”字样的红旗。整个会场布置得庄严、朴素、整洁。
『毛』泽东穿着新棉衣，脚步稳健、满面笑容地走进会场主持会议。他宣布会议开幕后，周恩来即报告会议日程、到会人数等事项。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有：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康生、张云逸、贺龙、陈毅、周恩来、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王明)、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
参加会议的候补中央委员有：
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云泽(乌兰夫)、赵振声(李葆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方、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
列席会议的人员有：
李井泉、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李维汉、高文华、陈刚、刘少文、李涛、傅钟、杨立三。(一说廖鲁言列席)
中央委员中有10人，候补中央委员中有9人因不能离开工作岗位而未到会。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还有这次未到会的黄克诚四人是这次全会由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的。
为了迎接这次会议的召开，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这时，华北的战争还在进行，西柏坡百里之外便有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为保证会议的绝对安全，周恩来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周恩来先找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要他汇报警卫工作的准备情况，并向他详细询问厂警卫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
周恩来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
方志纯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
周恩来望着他那信心十足的样子，以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
周恩来考虑得非常周到、细致，不仅想到敌人从地上来，而且想到了敌人如从空中来、投下空降部队怎么办的问题。因为此时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对敌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为此，周恩来设法从前方调来了几门高『射』炮，布置在西柏坡四面的山坡上。这些高『射』炮是东北野战军缴获的，来开会的不少领导人还饶有兴趣地观看了高『射』炮的『操』作表演。他们看后高兴地说，我们有了这种装备，敌机如果要来偷袭、轰炸，就可叫它有来无回了。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周恩来还就保卫工作向方志纯等郑重交代了三点，他说：“这次警卫工作很重要”，因此，“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不要神秘”。
西柏坡的条件较艰苦，住房条件更差。原有的平房本来都住满了人。这一次开会，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十位领导人，居住就更紧张了。为了保证来开会的领导都有床位，工作人员就设法在各房间里增加床铺，一个房间里能摆几张床就摆几张床。为此，工作人员又向参加会议的领导解释：因为这里住房条件差，所以住得挤，希望首长们谅解。
其实，来开会的人对『毛』泽东等五大书记居住条件的艰苦和简陋，早就看在眼里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毛』『主席』还住那么一个小平房嘛，我们这样住，也就很好了。这比在红军路上住宿和在战壕里睡觉，已经强百倍了。”
在医疗方面，开会之前，傅连和黄树则等组织了医务组，给到会的领导人检查了一次身体。
会议召开之前，各地区各战场的党政军领导人陆续到达西柏坡。来到党中央所在地，他们个个兴高采烈，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不仅为久别重逢而高兴，更为战争的胜利而欣喜。短短几个月，打了三个最大的战役，消灭了150多万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了大半个中国，全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已成定局，一个人民中国的建立已是指日可待了。对于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各位领导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高兴的事呢?
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
『毛』泽东在开幕当天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告。
『毛』泽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报告还强调了在革命胜利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以后，国民党作战部队仅仅剩下100多万人，如何消灭这100多万反动军队、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三种方式：
第一，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这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毛』泽东告诫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绝对不可稍微松懈自己的斗争意志。
第二，北平方式。这就是像解放北平那样，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第三，绥远方式。即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他原封不动或大体上不动，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等过一段时间后再将其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为了组织好这一胜利，特别是解决好新解放地区干部缺乏的问题，『毛』泽东再一次提出了要把人民解放军化为工作队的问题。他说，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战斗队，但随着战斗的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而且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有可能将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必须把210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
实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大决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深刻阐述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当然城乡必须兼顾，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斗争。
城市工作千头万绪，首先抓什么?『毛』泽东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必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
『毛』泽东还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提出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基本经济政策。
他说，中国已经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
『毛』泽东充分注意到，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而且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但是必须通过组织生产、消费和信用合作社的途径，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因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关于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毛』泽东说，它占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民主革命常采取参加或中立的态度，并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状态，因此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对于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必须有所限制而不能任其泛滥。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几方面进行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斗争的主要形式。
最后，『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经济形态作了概略的描绘。他说，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对新中国政权的领导力量、阶级基础和这个政权的任务进行详细的阐述，是『毛』泽东报告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我们也要尽可能多地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必须克服对民主党派的关门主义态度或敷衍态度。我们总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没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夺取革命胜利已经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那么如何巩固这个胜利呢?『毛』泽东高瞻远瞩，清醒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将要成为执政党，如何才能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是『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没有忘记在延安时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一次谈话。
那是1945年7月初的一天，黄炎培慕名而来延安访问。『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的感想怎样。黄炎培谈了如下一段看法。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韧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大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周期率。
黄炎培颇有感慨地继续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深表赞同地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三四年时间过去了，『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跟黄炎培说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条新路。所以，他把胜利后的中国称为“人民的中国”，把各级政权称为“人民政权”，把国家称为“人民共和国”，把对新中国的管理称为“人民的统治”。总之，是要让“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除了“让人民监督『政府』”之外，『毛』泽东在这次全会的报告中又特别强调要加强『共产』党自身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给广大党员干部及时地打“预防针”，增强他们对“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免疫力，防止党员中出现居功骄傲，不求进步、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可怕情绪。他特别告诫人们，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路程还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深信，我们只要能禁受得住执政的考验，就不但能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防止骄傲自满和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还具体作了几条硬『性』的重要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 (四)少拍掌； (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
代表们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热烈而认真地讨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3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
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还同彭德怀、贺龙、陈毅、邓小平等认真分析了战争形势，交谈了解放新疆、大军渡江等问题。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和电影摄影师程默，经得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批准，拍了不少照片，而且摄成了电影。但因当时无法冲洗，进北平后已不知去向，确实令人遗憾!
在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会议制定的路线及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革命的全国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它擘画的一幅幅瑰丽蓝图，激励和鼓舞着中国人民为打倒反动派、建设新中国而奋力迈进!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53． 组建北约组织会议
——西方共同x,1付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各国担心日后德国东山再起，也担心美苏在欧洲的争夺会影响欧洲的安全，因此迫切希望进行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
1947年3月4日，西欧的两个大国英国和法国在敦刻尔克签订同盟条约，目的是防止德国侵略势力的复活。条约规定，一旦遇到德国侵略，两国将采取互助措施。
1948年1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下院发表演讲，提出建立西欧联盟的建议。3月5日，在美国的支持下，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5国代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缔约谈判，17日签订《合作和集体防御条约》(又称《布鲁塞尔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各方彼此提供援助，如果任何一个缔约国遭到武装进攻，其他缔约国将向其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军事及其他援助。条约表面上是针对德国，实质却指向苏联。
《布鲁塞尔条约》签订的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表示“美国将以适当的方式，根据形势的需要，给予这些自由国家以支持”。签约五国都希望美国能与欧洲进行军事合作，而美国也正想控制西欧，以对付苏联，但美国对加入《布鲁塞尔条约》不感兴趣。
1948年3月22日至4月1日，美、英和加拿大三国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谈，通过了“五角大楼文件”，提出扩大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范围，缔结北大西洋防务协定。
6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范登堡决议案”，同意美国与西欧结成军事同盟，但西欧盟国必须有“持续与有效的自助和互援”。参议院的决定，为美国『政府』组建北大西洋军事联盟提供了支持。
1948年7月6日，美国、加拿大及《布鲁塞尔条约》5国的代表在华盛顿会谈。第一阶段的会谈于9月9日结束，通过了“华盛顿文件”，对即将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性』质、范围、缔约国承担的义务及其与欧洲其他组织的关系等，作了规定，交各国『政府』讨论。12月10日，第二阶段谈判开始，在解决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后，于1949年1月提出条约草案。
1949年4月4日，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意大利12国代表在华盛顿正式签署《北大西洋公约》。条约的第五条是核心，它规定：“对于其中一个或多个缔约国的军事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的攻击”，缔约国“应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必要行动，包括使用武力，协助被攻击的国家，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的安全”。
8月24日，签约各国将本国的批准书交给美国，条约正式生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成立。9月，北约理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理事会(最高权力机构，由各国外长组成)、防务委员会(由各国国防部长组成。下设军事委员会，由各国参谋长组成)。在第二次理事会上，又成立了防务财政和经济委员会。后来，防务委员会、防务财政和经济委员会并入理事会，由各国外长、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共同组成，并设立北约秘书长一职。北约的总部先是设在巴黎，后来迁至布鲁塞尔。
但北约成立后，没有建立一支联合部队，也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趁机宣扬苏联可能会侵略西欧，呼吁西欧加强北约的防务力量，建立统一的北约武装部队。1951年4月，北约主要的作战机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在巴黎建立，美国委派艾森豪威尔担任司令，增加了驻欧洲的地面部队，并将美国驻欧部队全部交给最高司令部统一指挥。其他国家也增加了供北约统一防务使用的部队，到1951年底北约的部队达到35个师。第二年，北约在美国建立大西洋盟军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