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导、过度报导、歪曲报导、猜测性的谣言式的报导；同时，人们相信报导的原因不再因为事实，不再因为媒体具有公信力，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和阶层心态来相信于取舍。
爱情失败的相信世上的美女都已经成了二奶和妓女；事业失败的人坚信凡是比自己有钱的都是靠不光彩手段获得成功的；学业无着的认定别人都是靠后门和红包……社会弥漫着什么不良的情绪，无良的媒体就努力迎合什么；媒体迎合之下，心理失去平衡的大众就更加相信这些东西――如此反复的恶性循环，人们的心里塞满了种种负面的思想和情绪，中国的上空岂能不阴云？
我们的社会，需要徐未明这样的不肯泯灭自己的良心的好记者，既不逢迎上位者，也不迎合盲目仇富的低级趣味、偏狭心理，公公正正的写新闻，事实是什么样子就写成什么样子，不带自己的主观色彩，也不带自己所处阶层的阶级意识。
而社会更需要的，是有头脑的青年人。在种种云山雾罩的虚假信息中，能够有足够的智慧和觉悟，在纷繁的各种信息中凭着最基础的逻辑推理，得出有利于自己生命的判断。
其实大量的报导，都是针对人们内心最薄弱最容易引起共鸣的低级趣味和负面情绪而设计的，尤其是种种娱乐负面的报导，其逻辑简直混乱粗浅的连猪都骗不过，完全是马上可以拆穿的谎言；但关键是我们“希望”相信、“为了相信而相信”，它所说的就是我们自己潜意识里所想却不好表达出来的阴暗情绪，被他说出来了，所以大感有理，才能令人“不假思索”的深信不疑――《活色生香》就是试图告诉我们大家，只要我们肯把“不假思索”改成“稍加思索”，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就能把失去的公共诚信渐渐找回来。
5关于新书
新书和《活色生香》的关系，是《神雕侠侣》和《射雕英雄传》之间的那种关系。
新书开始的背景是易青获得第一届五龙金像奖最佳导演奖之后开始。在整个新书的故事中，大家喜爱的易青和依依等人将分别出场。
这本新书《表演女班男助教》写得是一个轻松、感人的小人物成长奋斗的故事，文字风格接近《活色生香》的前半部分，同时，继续写中国人和中国老百姓的平凡之中见真奇的故事，写一些可爱可敬的生动活泼的活在你我周围的人物；继续写小草精神，写来自底层来自我们中间的人身上伟大的品质和人性的光辉。
相信每个人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和亲切的共鸣。
我相信最伟大的精神、最高洁的情操和最牛b灿烂的生活情趣，未必就在那些高高在上的地方，而是深深的扎根在我们这些小人物、这些草根的心中，一如那石缝中坚强延展着的小草……
你，我才是主角，才是真正的英雄。
为天下草根，写真心故事。
第二卷 醉卧花丛君莫笑 中国电影简史
（ps：我已经尽量简略通俗了，汗！好象还是容易让非专业的朋友看晕了。
喜欢中国电影的朋友随便看一看吧！
不能算我原创，是很多材料组合起来的，大部分是我以前的笔记。）
中国电影简史（一）1896-1930
电影正式诞生于1895年末，很快被当作一种“新奇的玩意”输入中国。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的电影放映。次年7月，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来上海，在天华茶园等处放映电影。以后10年里，北京于1902年在前门打磨厂福寿堂放映《脚踏赛跑车》等短片；1903年，中国商人林祝三自欧美携带影片、放映机返国，在北京借打磨厂天乐茶园放映影片；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英国驻北京公使曾进献放映机一架和影片数套祝寿，影片在宫内放映，仅映3本，发电机发生炸裂，慈禧认为不祥，清宫内从此不准再映电影；但1906年起，电影放映在北京城内逐渐增多，如西单商场的文明茶园等场所(见彩图)。在香港，大约1904～1905年间，位于中环的云咸街建起第一家香港电影院──比照影画院。在上海，意大利商人a雷玛斯经营电影放映赢利颇丰，在1908年建起了一座可容250人的虹口大戏院，这是上海正式修建的第一座电影院，雷玛斯因放映电影发了财，从而吸引外国商人纷纷来上海争夺放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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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电影1900年，美、英等国都曾有电影摄影师在中国拍摄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新闻镜头;1901年，美国比沃格拉夫电影公司和法国百代电影公司曾派摄影师来北京等地拍摄短片；1907年，意大利人恩里科·劳罗除经营电影放映外，还在上海、北京等地拍摄新闻短片《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等。1905年，中国人也尝试拍摄了电影，主持人是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他购得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一架和若干胶片，由该馆照相技师刘仲伦担任摄影师，拍摄了由中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场面，共3本，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戏曲片，也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此后，“丰泰”还拍过其他戏曲短片，如谭鑫培的《长坂坡》、俞菊笙的《青石山》及《艳阳楼》、俞振庭的《白水滩》及《金钱豹》等，这些戏曲片选拍的都是一些武打和舞蹈动作较多或富于表情的场面。
1912年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依什尔和另一个美国人萨弗承办美国电影商人本杰明－布拉斯基经营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次年开始拍摄影片，聘美化洋行广告部买办张石川为顾问；张石川约请郑正秋组织经营新民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编剧、导演、雇用演员和摄制影片的全部工作，并于同年由郑正秋编剧，联合张石川导演了中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短片《难夫难妻》。影片以讽嘲的笔触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片长4本，1913年9月底在上海首次放映。亚细亚影戏公司随后又由张石川导演了《活无常》、《五福临门》、《一夜不安》等20多部滑稽短片，参加拍摄的都是和新民公司订有合同的文明戏演员。同年，上海在声讨袁世凯时，亚细亚影戏公司还拍摄新闻片《上海战争》，纪录革命军攻打制造局和吴淞炮台情景。1913年，在香港主持人我镜剧社的黎民伟利用该剧社的文明戏布景和演员，以华美影片公司名义拍摄了短片《庄子试妻》，长片2本，是《蝴蝶梦》中的“扇坟”一段，由黎民伟自己编剧，并反串扮演女主角庄子之妻。黎民伟的妻子严珊珊扮演扇坟的使女一角，她是中国影片中出现的第一位女演员(见彩图)。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德国胶片来源断绝，亚细亚公司即告结束。张石川在1916年又与新剧家管海峰合作，自办幻仙影片公司，用进口美国胶片把当时在新舞台几经演出的文明新戏《黑籍冤魂》搬上银幕，内容揭露鸦片对人民的危害，扮演角色的大部分是文明戏演员。影片制成后，曾先后在上海及外地放映，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已有20年历史的出版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购得一批美国电影器材，在董事会张元济、夏瑞芳、鲍咸昌等支持下，于1917年试办电影制片业务，聘留美学生--《138百~万\小!说网》--久历史传统的中国艺术受到世界各国观众的喜爱。中国有着古老的文化，其中包括极为丰富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而这些内容是最适于用美术片这种艺术形式来表现的。
建国以来，有27部美术片在国际上获奖40次，国际舆论认为，中国美术片已经形成了“中国动画学派”。例如动画片《大闹天宫》曾在44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放映，各国报纸评论它“完美地表达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风格”。
由于迅速发展的电视比电影更能及时地报道新闻，新闻片不得不探索一些新的途径来发挥自己的作用。新闻纪录片已经不能满足于单纯进行新闻报道的作用，必须向纵深发展，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料，系统地全面地编辑一些重要的文献片。对某一时期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与重要事件要进行综合报道、专题报道。新闻纪录片还注重表现人物和人物的精神世界，抓住真人真事中丰富的细节，以情动人，改变了过去新闻纪录片纪事不纪人，见物不见人的情况。《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它结合文献资料，表现了周总理光辉的一生，又表现了北京及至全国人民冲破“四人帮”的重重阻力在天安门广场和十里长安街哀送周总理灵车以及各地群众的悼念活动。
另一方面，纪录中国人民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奋起反击》，揭发经济犯罪、贪污浪费的《极大的浪费》、《触目惊心》以及纪录审判“四人帮”的《正义的审判》等，都给人以强烈的启迪和教育。而《美的旋律》、《美的心愿》、《莫让年华付水流》、《邻里情》、《老北京的叙说》、《我们所看到的日本》等，都力求真实、有较深的内涵、立意清新、以情动人、又有很强的艺术性、富有诗情画意，的确为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开拓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
在这一段时间里，北京、上海两个科教片厂也有了新的发展。上海科影厂拍摄了《高山植物》、《喜见光明》、《熊猫》、《蜜蜂王国》、《冠心病》、《中国冰川》等；北京科影厂拍摄了《黄鼬》、《古潜山油田》、《毛孩》、《生命与蛋白质──人工合成胰岛素》、《灰喜鹊》、《尼罗罗非鱼》、《崛起的第三金属──钛》等。特别是拍摄了一系列纪录中国著名老画家绘画技法的影片，如《中国花鸟画》、《李可染画牛》、《苦禅画鹰》、《浅予画舞》、《王雪涛的画》和《蒋兆和的画》等，对国内外研究、爱好中国画艺术的人们，提供了异常宝贵的资料。
当代电影事业至80年代，电影制片厂的分布已打破过于集中的现象。30多年来在建国初期的长春、北京、上海三大制片厂的基础上陆续增建新厂，如在北京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在上海建立了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在广东省建立了珠江电影制片厂，在陕西省建立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在四川省建立了峨嵋电影制片厂，在湖南省建立了潇湘电影制片厂，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了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了天山电影制片厂，在福建建立了福建电影制片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立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在深圳特区建立了深圳影业公司，在云南建立了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此外，北京电影学院还建立了师生教学实习基地青年电影制片厂；为了满足广大少年儿童的需要，还专门建立了儿童电影制片厂；农业部建立了中国农业科学电影制片厂，为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服务。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为满足各少数民族群众的需要，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都承担把国产影片和进口影片译制成少数民族语言影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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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外国影片，是中国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长春电影制片厂就曾译制过苏联电影。1957年，在上海建立了专门的电影译制厂，到80年代为止，长影和上海电影译制厂共译制外国影片1500多部，其中大部分是故事片，也有少量大型纪录片、美术片和科教片。中国现在每年进口影片50部，大部分是在国际上有影响有代表性或是获重要奖励的优秀影片。这对促进中外人民的相互了解、互相学习、增进友谊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国的影片译制工作，配有专职的导演、演员和翻译人员，配音力求保持原有风格，忠于原作，语言准确，发音口型尽量与原画面吻合，着重人物内心感情与性格的刻画。因此，译制片深受群众欢迎，并得到外国电影界的赞赏。
为适应影片进出口的需要，使中国影片尽快打入国际市场，建立了中国影片输出输入公司，中国影片已输出到近40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在1979年又建立了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开展对外合作拍片任务，先后与意大利合拍了《马可·波罗》，与日本合拍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见彩图)等，都受到国内外观众的欢迎。
为了积累国内外的影片资料，为广大电影工作者和爱好者提供借鉴，于1958年在北京建立了电影资料馆。1979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加入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进入80年代以来，资料馆先后举办了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苏联、瑞典、加拿大、葡萄牙等国的电影回顾展，并在上述相应国家举办了中国电影回顾展，进行国际电影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与各国电影工作者之间的相互了解。1984年，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并与电影学院合办了研究生部，招收电影史、电影美学、电影理论、电影剧作理论硕士学位研究生。此外，还经常举办观摩、讲座、学术研讨等学术活动，并创办了《当代电影》杂志和《电影信息报》。1985年，中心开办了电影函授学院，通过函授，培养了几千名业余电影剧作和电影评论队伍。
北京电影学院自成立以来，培养了大批电影专业人材，其中大部分已成为电影战线上的骨干。电影学院新址占地5万多平方米，设有6个系，开课70多门。为师生创作实习，还建立了青年电影制片厂，80年代以来，该厂拍摄的影片有多部在国内获奖。
在这一段时间内，中国电影事业在电影工业及科研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国产电影器材已基本上可以解决放映和制片需要，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为电影事业的发展准备了较好的物质条件，还先后研制成功了立体电影、环幕电影等。但由于长期的封闭政策和工业基础的限制，中国电影科技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一段差距。
到1985年为止，全国放映单位已达14万之多，比1949年增长了350倍。特别是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发展，在短短几年中，农村集镇新建影院2万多座。故事片、农业科教片在农村进一步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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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成立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1979年正式改组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在许多有制片厂的地方，如上海、长春、广东等地分别成立了分会。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电影工作者学习党的文艺方针，开展学术研究，保障艺术家的权益。协会每年组织理论工作者和艺术家对上年度优秀影片、导演、演员、编剧及其他创作人员颁发电影金鸡奖。影协编辑出版的《大众电影》每期销售量达数十万册。自1963年起，《大众电影》举办一年一度的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由读者自由投票，选举优秀影片，并颁发百花奖。1980年，每年由文化部（1986年起改由电影电视部）对上年度的优秀影片颁发政府奖。这3项奖对促进电影创作的繁荣起着很大作用。影协下设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外电影史、电影理论研究专著和中外电影剧本及电影科技方面的书籍。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电影有着广大市场。今后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提高影片的质量，挖掘与开拓新的题材和体裁，不断发现、培养新的电影人材，提高创作人员的修养素质，继承和发扬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学习和借鉴外国影片的宝贵经验。只要这样，就一定能创作出既有中国特色、民族风格又有国际水平的影片。
第二卷 醉卧花丛君莫笑 (zt)中国人,你怎能忘记!
(ps:这个帖子题目是我加上去的。帖子很长，但是希望身为炎黄子孙的每个人，都能耐心的读完它。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奠。我们，是死难者的不肖子孙。在我们享受和平和安逸的时候，要时刻提醒自己一句，中国人，你忘记了吗？)
不容忘却的史实
南京大屠杀指1937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其中日军战争罪行包括抢掠、强jian、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屠杀等。屠杀的规模、死伤人数等没有世界共同认可的数字，但一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万。
在中国，南京大屠杀往往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关注点。而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存在着广泛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日本部份极右份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也有人认为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修正主义、否认主义的表现。由于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意见着广泛的分歧，因此视乎讲话者的观点，南京大屠杀可能被称为“南京大虐杀”、“南京虐杀”、及“南京事件”等。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是中日外交及人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南京大屠杀一般英译为nanjgassacre（南京屠杀）或rapeofnanj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强jian）等字眼，但总体上人民对其的认知往往远不如对纳粹的种族灭绝过程的认知。
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但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34万同胞伸冤。
日期与地点：在南京审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时，亲历“南京大屠杀”，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梅奇牧师（返美后任耶鲁大学驻校牧师）、贝德士教授（金陵大学历史教授，后任该校副校长，返美后任纽约联合神学院教授）及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出庭作证。贝德士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另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司库和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也对南京审判法庭说∶“在最初的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有“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20万人以上”的裁定。据此，学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杀”只为期六个星期。“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六个星期，虽然这六个星期的屠杀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需要确切说明“南京大屠杀”的最严重阶段，那应该是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两天后，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复南京秩序。尽管有松井上将和天谷少将的允诺，日军在南京的屠杀、j滛、掠夺、放火并没有显著的改善。当时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乔治；罗森于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发往柏林外交部的电报还说∶“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于3月4日的电报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罗森还提到直到他动笔写信那一天（3月4日），南京还看不到一家中国商店。史迈士教授在其1938年出版的《南京战祸写真》中说，南京市区在1938年3月份，有许多大门还是封着的。再有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当时留在南京在德国大使馆工作，其遗稿中记有“一个日本兵于三月十九日在美国教会院内强jian一女孩”。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报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国人所作之记述。南京失陷后未及逃出的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及其科长蒋公谷两位医生于1938年2月15日搭美侨李格斯的汽车作南京陷后对市区的首次巡示，蒋氏于其《陷京三月记》有如下之记载∶“出新街口，经太平路，夫子庙，转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除敌兵外，绝对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我们不忍再看。”
蒋介石的卫队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郭岐营长于南京沦陷后三个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泪录》，连载于1938年8月之《西京平报》。战后，郭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对质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为“南京大屠杀”的疯狂刽子手。郭写到∶“有人说兽兵刚进来头三天总是放枪j滛烧杀的……结果过了一礼拜不见停止，过了三个月仍不见停止！”另一位教导总队的士兵营长钮先铭，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战开始时，正肄业法国军校，当即遄返报国。南京陷敌后，钮落发为僧，潜居八个月始逃出南京，现仍健在并息影于美国洛杉矶。在其所著之《还俗记》中，描述他化装和尚搭京沪火车脱险，在车厢内的情景∶“当时京沪沦陷已半载有余了，日军为了确保他们的统治权，宪兵当然已不便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地杀人，……在鬼子宪兵监视下，我不敢过分地东张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视线，闭上眼帘，一只手搓着颈项上所挂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状。”一位文化人李克痕于南京城西乡村躲避两个多月后，于1938年3月初入南京城，6月3日逃离南京，著有《沦京五月记》，连载于1938年7月的汉口《大公报》。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见∶“近来日兵j滛妇女的事，在白天虽少有见到，但在晚间仍多得很。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见之即趋前阻拦，籍检查为名，遍摸全身，百般调戏，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听其胡为，否则，刺刀举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没有一个妇女的影子。”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续到1938年的夏天，虽然明显的在3月中旬以后，屠杀和j滛的程度逐渐减少。可以说三月中旬到5月底是“小屠杀”时期。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两个慈善机关（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于1938年5月份埋葬806人的记载。林娜在其《血泪话金陵》中道出其缘由∶“从日本兵进城起，到我离开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尸骸的工作从未停止，其实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马上又有一批新的来补充。”南京虽早在1938年元月一日即有汉j自治委员会的成立，以陶宝庆及孙淑荣为正副会长，但未能使日军的烧、杀、j、掠稍搁，以致“小屠杀”继续到1938年的夏天。南京的秩序直到1938年11月梁鸿志的“维新政府”（3月成立于上海）还都南京时，始得恢复。客观地判断，“南京大屠杀”的期限应该说是“半年”，或者说三个月的“大屠杀”和三个月的“小屠杀”，才与事实符合。“东京审判”的判决说∶“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又说∶“在城外的人比在城内的人稍稍好一点。在南京四周200华里（66英里）以内的所有村庄，大体上都处于同样的状态。”“南京四周200华里”应即为上述之“南京及其附近”。这正好是东起于南京城东北，长江南岸之乌龙山，经尧化门、仙鹤门、麒麟门、马群、苍波门、高桥门、上方镇越秦淮河而西向花神庙、吉家凹，再越江南（即京赣）铁路，再东北上直趋江心洲对面之上河镇。实际上，这也就是保卫南京的防线，主要是南京之东南两方，也是人烟稠密的区域。同时，这一区域是南京防御的战场，村民多在日军未到前远走逃避。或入南京城避难，所留者多为老弱和妇孺。日军所至，未及逃避者，几乎极少幸免。
日军一路屠城杀向南京
日军20万分六路逼向南京，一路屠城j滛，屋舍城墟，人烟绝迹。日军第六师团于11月5日在杭州湾之金山卫登陆后直接北上破松江城。据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著名记者田伯烈报道一位英国记者于1938年1月14日亲赴松江考察后所发的电报∶“松江全城本来可以容纳10万人左右的居民，我却只看见五个年老的中国人，躲在法国教会的一幢宅子里，流着眼泪，他们已经断食，恳求我带到上海。”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为日军第三师团于11月19日攻陷。据1938年上海《密勒氏评论》一篇文章报导∶“美丽古雅的苏州城原有35万居民，日军占领该城后，只剩500人了。”但最痛心的事情还如下述∶“就是日军侮辱各种阶层的妇女。兽欲勃发的日本兵到底j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估计。”稣实在其最近所著之《中国妇女作日军慰安妇》一文中说∶“苏州城陷后有二千多妇女被掳。”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在其1939年1月15日重庆《中央日报》所发表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一文中证实，日军不仅将被掳妇女编号供j滛，甚至当众将被掳妇女“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一面又充当他们的兽欲的工具。”素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为一工业中心，平时人口达90万人，1937年10月下旬以来几乎每日均遭日机轰炸。据上述《密勒氏评论》文章所载，11月10日日军于一日之内竟投炸弹160余颗，全城工厂与商业区尽成瓦砾，军民死伤无算。恶名昭彰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所属之第二十联队（相当于中国的团单位）于11月26日陷城后，大施屠杀，纵火焚城达十余日。据该联队第三大队上等兵北山于1987年公布之《北山阵中日记》所载，日军入城后不分军民一律屠杀。上述稣实的文章里报导日军在无锡掳夺中国妇女3000人，其中为军官所占有，随军押向南京者为数不少。日军于11月29日陷常州（武进）。按《北山阵中日记》所载，日军接上级命令，所掳居民皆杀，结果四千余人被屠。镇江为南京之屏蔽，运河中枢，且系江苏省会，日军于12月9日破城后，数千未能离境之难民皆遭屠杀，妇女被致死者极多。后来红十字会收尸共3000具。当时年仅7岁的尹正美，全家五口居镇江城内，其祖母、母亲、大爷和哥哥皆死于日军屠刀之下，本人之后背被日兵刺了3刀，后被救活，现居北京，其背後3刀伤痕仍清晰可见。尹女士已撰文报导其受害经过，在《日本侵华研究》第十六期发表。田伯烈在其书中提到∶“中立的外国观察家曾赴日军占领下扬子江下游三角地带旅行视察。据他们的报告，破坏毁灭的情形，决非局限于上海及其附近。……生产和生存工具的全部绝灭比较几千几万人牺牲于j滛屠杀之下，其影响实在更为可怕啊！”田氏估计上海附近三个月的战事，造成中国官兵伤亡至少30万人，平民的死伤数目也不相上下。但是，最可怕的“南京大屠杀”继踵而至。
日军近八个师团约20万人，此外还有飞机助战，海军游弋长江（因其武器精良，火力优于中国军队的三倍），分六路围攻南京。守军约12万人（除教导总队及宪兵两团外，有十三个师）。日军第十三师团之一部连同第十一师团之一部编成之天谷支队于镇江北渡长江，先取扬州，再西向迂回南京对岸之浦口。第十三师团的六十五联队组成山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直趋下关。第十六师团于12月5日进据句容后，其第三十八及三十三联队绕汤水镇经紫金山（针山）北麓奔向下关之东煤炭港江边，以其第九及二十联队攻麒麟门经马群由紫金山南麓直逼中山门。第九师团第七、三十五、三十六，及十九各联队在第十六师团之南并进，奔向光华门及通济门。第十军所属之第一一四、第十八及第六师团自杭州湾登陆后即西向，经太湖之南，其中第一一四师团绕太湖南岸北上取宜兴，经溧水而攻南京城西之花神庙、雨花台、而中华门。第六及第十八两师团西进，于11月30日陷广德后，第十八师团及伪满于芷山旅继续西进，于12月8日陷江南重镇芜湖。第六师团之第十三、四十七、二十三联队即北上为第一一四师团之左翼进攻中华门；其第四十五联队由最左翼直奔下关。另有第五师团之第四十一联队，由国崎登旅团长率领之国崎支队未参加广德战事即北上，经固城湖及石臼湖之南，于马鞍山之北渡长江而东向浦口，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12月9日南京外围要地龙潭汤山、淳化镇、秣陵关尽失，于是环城防卫战开始。12日晨日军攻陷城西南之中华门。当日下午五时，自告奋勇保卫南京之投机军阀唐生智长官召集师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撤退，部队由下关渡江北上与正面突围南下；唐迅即渡江北逃。入夜后，南京彻夜枪声不停，各奔生路，无路可走的官兵多化装到老百姓家，特别是国际安全区藏匿。日军于13日晨9时许始由中华门及中山门涌入市区，三个月的“南京大屠杀”随即开始。
三十四万同胞惨遭日军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滛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jian、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jian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jian、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南京大屠杀惨绝千古人寰！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