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这个政治上的盟友商讨妥协之策。
秦王政见到武烈侯后，并没有就其回京所遭受的“冷遇”表示任何歉意，相反，在与武烈侯分析局势的过程中，直接把大秦政局今日的危机归结为源自武烈侯的国策变革策略。“冷遇”是秦王政对他的惩罚，是秦王政发泄不满情绪的一种方式。
的确，正是因为大秦国策由“郡县制”改为“郡国制”，武烈侯强行撕开了“分封”的口子，才导致了今日的危机。这一点毋庸置疑，宝鼎并没有反驳的理由。
宝鼎在昨夜的反思中，还是决定不顾一切代价把大秦推上“稳定”之路，让大秦提前进入“休养生息”的阶段，恢复大秦的国力，恢复中土苍生的元气，唯有如此，唯有让天下的普罗大众切身感受到统一带来的好处，切实拿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大秦才会得到天下普罗大众的认同，大秦的统治才会逐渐走上正规，大秦统一后所面临的巨大危机才会慢慢缓减直到化解。
“事实证明，我拟制的变革策略并没有错误。”宝鼎为自己辩解。
宝鼎改变了历史，宗室、老秦人的汹涌崛起彻底改变了大秦的政局，秦王政并没有像历史上那样通过关东系和楚系完全掌控朝政，所以即便没有实施“郡国制”，秦王政也会在事实上失去对被占领疆域的控制，中央的权威会遭到最大程度的削弱，大秦会更快地走向分裂和战乱。
宗室有与生俱来的号召力和政治优势，老秦人则控制着军队，这两个庞大的贵族势力对大秦政局的影响超过了新楚系，也超过了关东系，因此他们在统一大战中必然会肆无忌惮地掠夺权力和财富，公然与中央对抗。过去宝鼎就是这两个庞大贵族势力的“代言人”，宝鼎也借助这两个庞大贵族的实力达到了变革国策的目的。
然而，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永无止境。中原决战是个转折点，过了这个转折点，大秦政局便风起云涌，尤其宗室和老秦人这两个庞大贵族更是迅速走向了“分封”之路，而其他派系的贵族们也是不甘落后，在后面推波助澜。这不但违背了秦王政和武烈侯的政治理念，也对中央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威胁。
“现在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也不是讨论谁对谁错，而是要寻找解决的办法。”
秦王政听出宝鼎语气里的怨气，脸色顿时变得冷峻，语气也十分严肃。
“昨天几位宗室都去了蓼园，可有结果？”秦王政直接问道。
当前解决的办法无疑是打破贵族们的联合，以分化和拉拢的手段把脆弱的贵族联合体击垮，然后就可以各个击破了。
宝鼎微微点头，“王国的利益就是老嬴家的利益，这个道理很浅显，稍加提醒就可以了，但要让他们坚决支持咸阳宫，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拿出实实在在的利益。”
秦王政摇头，冷笑道，“除了分封，还有什么可以打动他们？世袭也重建了，土地也私有化了，如果再实施轻赋薄徭之策，他们所得到的财富会更多，但他们在乎财富的多少吗？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更大的权力，有了权力也就有了财富，所以寡人没有进一步妥协的余地了。”
宝鼎苦笑无语。
第一卷 崛起 第407章 鱼死网破
第407章 鱼死网破
宝鼎本想劝说秦王政在爵秩等级、世袭等制度上做出更大的变革，以顺应形势的发展，给予功臣们更大的利益，从而缓解目前朝堂上最为激烈的矛盾，但秦王政态度坚决，中央不能把更多的权力和财富让渡给功臣，让渡给地方，以免让功臣和地方势力乘机坐大，威胁到大秦的和平和统一。
宝鼎无计可施。一方要集权，一方要分封，这个矛盾根本不可调和。
秦王政忽然问道，“知道楚国的情况吗？”
宝鼎蓦然想到什么，微微点头。
“楚人正在迁都。”秦王政说道，“以我们目前的状况，即便渡淮成功，攻克寿春，但若想打过大江，难度相当大。”
“渡江作战，重要的不是军队如何杀进江东，而是我们如何长期占据江东。”宝鼎叹道，“我们并没有做好占据江东的准备，渡江作战要慎重。”
“我们短期内无法渡江作战，这一点楚人很清楚。”秦王政问道，“在你看来，楚人接下来应该应对？”
“议和。”宝鼎说道，“楚人当然要以议和来赢得喘息的时间。”
楚人议和，咸阳宫全力推进议和，以秦楚议和来做为咸阳宫推行“稳定”战略的基础，这可行吗？
宝鼎马上推翻了这一想法。
姑且不要说中央的公卿大臣们会设法阻扰议和，就以淮北前线的军中统率们和地方军政官长们来说，他们绝不会放弃渡淮的打算，绝不会放弃对分封的渴求，即便秦楚达成了议和的约定，他们也会想尽办法破坏和约，在两淮挑起战事，然后指挥大军杀过淮河，杀过大江。
咸阳宫到了这一刻，在大秦朝堂上的主要矛盾已经爆发的情况下，实际上正在迅速失去对前线军队和遥远地方郡县的控制，已经做不到令行禁止了，中央的权威正在被削弱，中央所确立的国策和拟制的具体政策的执行力度大打折扣，甚至在新战略的疆土上已经得不到执行了。
比如宝鼎这些年就在新占领疆域尤其在北疆，依据当地的形势和实际情况，迅速而灵活地实施一系列新政来稳定局势和解决矛盾，很多新政就与中央政策有直接冲突。宝鼎倚仗手中的特权，长期先斩后奏，给中央造成了很大的被动，中央的权威因此受损，这也是北疆边民只知武烈侯还不知道咸阳的重要原因之一。
宝鼎是大秦的标杆性人物，他的一举一动早已成为贵族们对当前局势做出判断的主要依据，比如贵族们对分封的攫取欲望就来源于他们对宝鼎变革策略的错误的理解。贵族们不在于宝鼎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他们只在意事实。在残酷的事实面前，不论宝鼎的政治理念是什么，最终都不得不屈服于事实，改变他的政治理念。
宝鼎在北疆形成了割据的事实，形成了分封的事实，那么功臣们当然紧紧“追随”，发誓要把“分封诸侯”这一“伟业”与统一大业一起进行到底。
秦王政把宝鼎召回咸阳，废弃两人之间的十年约定，某种意义上也是向朝野上下证明咸阳宫和中央的权威。宝鼎的实力大不大？北疆的武力是不是强悍？但只要咸阳宫命令一下，宝鼎就必须回咸阳，这就是绝对的权威。
这说明什么？正好说明咸阳宫和中央的权威严重不足，秦王政和中枢已经意识到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得不采用这种办法来昭显自己的权威了。
宝鼎想了很久，说道，“秦楚两国维持和约的时间不会太长。”
“这个时间虽然不长，但足以让我们确立国策走向了。”秦王政眼神凌厉，语气里也透出一股决绝之气，“给寡人一个答案，一个结果。”
三天后，武烈侯先在中枢议事上禀报了北疆现状，然后由北疆未来形势的发展分析和推衍了中土大势的发展，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大秦必须暂时停止统一战争，全力稳定疆土和恢复国力的原因。
又过了三天，武烈侯在朝议上，向文武百官详细陈述了这一观点，并提出了“稳定”之战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太傅公子宝鼎成了咸阳最“忙碌”的人，他与每一位中枢大臣进行商谈，频繁而广泛地接触中央府署的大小官员，常常在深夜赶赴咸阳宫向秦王政禀奏局势的发展。
宝鼎是回到了京城，但他迅即被咸阳的政治风暴所淹没，虽然这场“风暴”的规模看似不大，但内里暗流汹涌，宝鼎“孤军奋战”，其结果可想而知。
一个多月后，宝鼎筋疲力尽、心力交瘁，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下了很严重很幼稚的错误，自己拯救帝国的策略是建立在对政治浅薄而幼稚的理解上，自己的想法太简单太理想化了。事实上统一进程已经不可阻止，政治大势也已经不可逆转，自己正在做一件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蠢事。
历史上秦王政在统一的过程中，连续打击豪门贵族，把宗室、熊氏外戚，还有本土老秦功臣全部赶出了朝堂，虽然这有兔死狗烹、卸磨杀驴的意思，但秦王政的做法是对的，如果没有用这种残酷的办法建立起中央的绝对权威，统一后的大秦恐怕连十五年的国运都没有。假如没有中央的绝对权威，功臣们借助地方势力对抗中央，形成事实上的割据和分封，那么大秦在统一之初必然分崩离析，中土必然会再一次陷入分裂和战乱。
一个时代的结束，其标志是什么？
宝鼎现在知道了，那就是主宰这个时代的贵族们的彻底死亡，只有用武力把他们统统埋葬，只有让笼罩在这个时代上面的厚厚阴霾彻底散去，太阳才会出现，一个崭新的时代才会降临。
历史规律不可违背，天道不可阻逆。
深夜，御书房。
秦王政和宝鼎相对而坐，彼此沉默，各自想着心事。
良久，秦王政打破了这种让人极度压抑的沉默，“没有办法了？”
宝鼎摇摇头，神情非常苦涩，“现在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王兄是否信任我。”
秦王政望着宝鼎，两眼如炬，但始终没有说话。
他如何信任宝鼎？在政治上，信任是不存在的，唯一可以确保合作的就是共同的利益诉求，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之间的信任起不到任何束缚作用，个人已经被集团的利益所吞噬，那时候不是身不由己，而是不得不为之。
“理想终究是理想。”秦王政声音低沉，透出一股深深的无奈和疲倦，“事实无坚不摧，当事实摧毁理想的时候，你不再是你，而我也不再是我。”
宝鼎挣扎着，做出最后一丝努力，“我是老嬴家的子孙，我的身体里流淌着老嬴家的血液。”
“当年周武王分封诸侯的时候，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秦王政语调冰冷，眼里掠过一丝嘲讽，“武王有理想，建诸侯以屏卫天下，但武王崩，第一个举兵叛乱的就是武王的兄弟们，管、蔡、霍联合东方诸国涂炭天下。八百余年过去了，中土在分裂中痛苦挣扎，无数生灵在战乱中灰飞烟灭，这就是事实。事实摧毁了理想，而摧毁理想的正是姬姓子孙。”
宝鼎无言以对。
他本想说，我愿为周公，护卫大秦国祚，但周公正是“分封”的创建者之一，这话说出来只会让秦王政更加不相信自己。
屋内再次陷入沉默。秦王政凝神沉思。
宝鼎看了他一眼，暗自苦叹。秦王政是一代伟大的君王，他选择的路是正确的，假如再给他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秦王政或许就会在北疆形势稳定之后，实施“与民休养”之策，恢复大秦的国力，让中土苍生安居乐业，逐渐过上好日子。
自己错了，不仅仅是因为欠缺政治智慧，更缺乏对这个时代的深刻认知。自己想当然地认为，大秦的崩溃是源自高度的中央集权，是源自对豪门贵族的打击，只要在这两个问题上进行改变，那么即便大秦陷入深重的危机，即便陈胜吴广项羽刘邦之流揭竿而起，大秦也有能力护卫国祚，帝国也能继续传承下去。
然而，事实给了自己沉重一击。保全豪门贵族，阻止高度的中央集权，历史必然会走向另一面，那就是豪门贵族对分封诸侯的强烈欲望。只要豪门贵族存在，那么大秦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诸侯分封，要走向分裂和战乱。
豪门贵族和分封诸侯的政治理念形成了一股惊天波澜，这股波澜无坚不摧，可笑自己竟然幼稚地认为，凭借秦王政和自己就能阻止这股波澜，就能牢牢守住“法治”的堤坝，但现实无情地告诉自己，现在不管是秦王政的“堵”还是自己的“疏”，都无法守住“法治”的堤坝，这道堤坝要崩溃了。
宝鼎曾想过，假如自己始终如一地支持秦王政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让历史走在固有的轨迹上，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自己昙花一现，自己绝不会建下显赫功业，更不会和秦王政面对面地共商国事，主宰中土的命运。即便自己活到大秦崩溃的那一天，最终也没有实力力挽狂澜，只能无助地死在咸阳的大火之中。
宝鼎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不后悔自己改变历史。自己若想主宰中土的命运，必须建立自己的势力，拥有足以改变历史的实力。现在自己拥有了这样的实力，只要自己坚持理想，那么就算秦王政和功臣们大打出手，就算“集权”和“分封”的矛盾轰然爆发，自己也能仿效“周公”，辅佐秦王政或者扶苏最终实现天下一统的理想，让帝国世代传承下去，让中土苍生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今年秋收之后，大军开始渡淮作战。”
秦王政的声音在宝鼎的耳边响起，他再一次打破了屋内的沉默。
秦王政不得不接受事实，做出决策，虽然这个决策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对咸阳宫也会产生不利的后果，但他没有办法。事实很残酷，就算他不做出这个决策，豪门贵族们也会想方设法推动局势的发展，让局势来推动统一大战的继续进行。到那时咸阳宫迫于形势的变化临时改变决策，对咸阳宫就是一个沉重打击，秦王政和咸阳宫的权威将受到严重损害。
如其将来咸阳宫陷入更大的被动，倒不如现在掌控主动，最起码可以维持秦王政和咸阳宫的权威。
宝鼎已经预料到这个结果，没有任何惊讶，他想知道的是，秦王政做出这个决策后，如何阻止功臣和地方势力的壮大，如何阻御豪门贵族逼迫咸阳宫打开“分封”的大门。
“大军攻占江淮之后，肯定要停下来，为渡江作战做准备。”秦王政继续说道，“这个准备时间的长短决定于咸阳宫是否建立更多的封国，是否在分封上做出更大的让步。”
宝鼎神情微变，他需要知道的答案就在这里。
“寡人绝不妥协。”秦王政的语气斩钉截铁，神态异常坚决。
宝鼎心脏猛跳，眼前瞬间一黑，旋即金星飞闪，竟然无法看清秦王政那双可怕的眼睛。
“拿下江淮后，寡人将下令，以举国之力修筑直道，力争在统一之前，完成子午岭和白于山段的修筑，把北疆和咸阳连为一体。”
直道修筑，不仅仅关系到中央对北疆的控制，更关系到中央在拥有强大的北疆武力后其绝对权威的建立。只要中央建立了更大的权威，就能压制功臣和地方势力，就能以“集权”来抗衡和反击“分封”。
“如果渡江困难太大，准备时间太长，那么寡人将在大军拿下江淮后，下令开辟西南战场。”
开辟西南战场，不仅仅是中央对功臣和地方势力挟统一大业胁迫咸阳宫的一种反击手段，还是中央借开辟西南之功来进一步强大自身权威之良策。
秦王政望着宝鼎，郑重问道，“你告诉寡人，远征西南，需要多少时间？”
“最少一年，最多两年。”
宝鼎在这一点上非常自信。虽然历史已经改变了很多，但南岭大渠开凿成功，远征西南最大的阻碍清除，那么远征西南的历史就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远征大军有实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西南的开辟。
秦王政稍稍想了片刻，又问道，“给我一个相信你的理由。”
“东南熊氏若想在最短时间内东山再起，只有这一个机会。”宝鼎说道，“由东南熊氏辅佐公子峤，由杨端和做远征大军的统率，这一仗必胜无疑。”
秦王政的眼里掠过一丝惊讶之色。东南熊氏？原来宝鼎把东南熊氏彻底“击倒”，是为了迫使东南熊氏远征西南。好布局，好计策。
秦王政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
“谁去江南？”
“章邯。”宝鼎的口气很坚决。在这个人选上，宝鼎绝不让步。
秦王政微微皱眉，稍加思索后，再问道，“谁去江陵？”
秦王政让出了江南的控制权，不会再让出荆宛的控制权了。
宝鼎摇摇手，没有说话。荆宛是熊氏的根基之地，秦王政若想拿到荆宛的控制权，恐怕在朝堂上还有一番争斗。
“立储的事，不能再拖了。”宝鼎委婉提醒秦王政。
秦王政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他当然知道此刻立储的重要性，但山东镇戍对整个大势的发展尤其重要，而燕南封国一时间也没有合适的王子出镇，目下扶苏的位置无人可以替代。
“王兄，非常时刻行非常事。”宝鼎劝道，“值此大变革时期，太子理应承担辅国之重任。扶苏以太子身份，领封国，镇地方，为何不可？这对中央加强地方的控制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秦王政摇头，“谁去辅佐他？”言下之意，假如辅佐不力，岂不被居心叵测者所蛊惑？假如出镇在外的太子和中央对抗，那形势岂不完全失控？
宝鼎认为这不是问题，秦王政有足够多的亲信近侍可以去辅佐扶苏，关键还在于秦王政要绝对信任扶苏，但目下的形势让秦王政对任何人都抱着三分怀疑，这导致秦王政不得不置之死地而后生，先去完成统一大业，但先行完成统一大业会造成中央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所以秦王政又决定在完成统一大业的同时修筑直道，发展北疆武力，以北疆武力做为中央的后盾，威慑和镇制地方。
不过这又出现一个新问题，武烈侯和北疆武力是否值得信任？为了防止养虎为患，为了防止武烈侯和逐渐坐大的地方势力联手对抗中央，秦王政决定在统一之前开辟西南战场。
在中央财赋连统一战争都无法维持的情况下，秦王政竟然要进行渡江作战，要开辟西南战场，要修筑直道把咸阳和北疆连为一体，其所造成的问题不仅仅是统一大业的推迟，还直接造成了中央财政的崩溃。
如何维持中央财政？当然是最大程度地压榨中土之民，加重赋税的征缴和徭役的征发，如此一来，就加剧了中央和地方，地方府署和地方国民之间的矛盾，原本威胁到大秦未来的“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在秦王政的“乾坤大挪移”之下，迅速转化为“官府”和“国民”之间的激烈矛盾，这时候地方上的形势非常紧张，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发叛乱和暴动，这将大大阻碍功臣们对地方的控制，地方势力的壮大速度将因此而延迟。
秦王政以牺牲天下万民的利益给集权中央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机会。
宝鼎被秦王政的决断所震骇，他万万没想到，秦王政竟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功臣们以能否完成统一大业来要挟秦王政，而秦王政则气吞如虎，以统一大业的全面崩溃来要挟功臣。
要么你妥协，要么统一大业崩溃，大家鱼死网破，你选择哪一条路？
第一卷 崛起 第408章 我不再是我
第408章 我不再是我
秦王政的这个决策迎合了朝堂上各方势力的需要。
你要继续进行统一战争以加大对地方的控制权，可以，我满足你的愿望；你要修筑直道以发展北疆武力，也可以，我也满足你的愿望；你要开辟西南战场以图东山再起，可以，我同样满足你的愿望。
秦王政满足了所有贵族们的愿望，而唯一受到损害的就是普罗大众的利益。虽然今日朝堂上的君王和贵族们都知道普罗大众是大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在激烈的利益争夺中，普罗大众非常不幸地成为博弈的工具。
宝鼎试图劝阻，他穿越而来，知道普罗大众一旦爆发，其威力足以摧毁帝国，但这个时代的君王和贵族们不知道，在他们所熟知的历史里，还没有哪个王国是被普罗大众所摧毁，所以，在这个时代的君王和贵族们的眼里，普罗大众就是微不足道的草芥蚁蝼，在他们所认知的世界里，唯一威胁到王国生存的是贵族。
商汤灭夏，是贵族所为；武王伐纣，是贵族所为；秦灭周，还是贵族所为。今日大秦吞灭关东五国，谁是决定性力量？依旧是贵族。
宝鼎告诉秦王政：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亦载舟，水亦覆舟。这个道理在后世者看来极其浅显，垂髫幼儿都知道，但在这个时代，它不过是大贤荀子的一家之言，因为在这之前的历史没有给荀子的这个理论提供足够的证据。
宝鼎苦口婆心地告诫秦王政，普罗大众的利益必须放在第一位，否则帝国必将因此受到惩罚，甚至有亡国之祸。
秦王政听不进去，他承认宝鼎的说法有道理，但仅仅也就是有道理而已。在当前局势下，让秦王政把普罗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让秦王政与整个贵族集团做公开对抗，让秦王政暂时停止统一战争转而去实行“与民休息”之策，显然不现实。不是秦王政不想做，而是他做不了，强大的贵族集团会阻止他，即便秦王政强行下令实施稳定战略，贵族集团也会想方设法让这一战略彻底失败。
宝鼎苦叹，他穷尽心血改变了历史，原以为历史轨迹会在统一前后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谁知今天听到秦王政的决策，他才知道历史竟然奇迹般地又回到了固有的轨迹上，他的一切努力几乎全部白费。
历史上，秦军在赢得中原决战后，以摧枯拉朽之势杀过淮河，攻占寿春，俘虏楚王负刍。接着项燕和楚国贵族立熊启为新楚王，与秦军在淮南再次决战。这次决战项燕和熊启全部战死，楚国贵族逃亡江东。王翦率军杀进江东，灭杀楚国。秦灭楚之战，前后历时四年，耗费巨大。
然后就是王贲转战辽东，灭燕。接着南下直杀山东，齐国投降。再接着就是江南战场全面打响，屠睢、任嚣指挥五十万大军分五路杀向南岭，试图一战而定，击杀六国余孽，开辟西南。这一仗遭遇重挫，一打就是七八年。
南方远征大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北方开始征伐。秦王政和中枢当然不会狂妄自大到两线作战，虽然历史把北伐归结为秦王政的穷兵黩武，但稍稍思考一下，不难发现是匈奴人的入侵迫使大秦不得不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蒙恬在北方战场上连战连捷，攻克贺兰山，取河南之地，又杀到阴山脚下，取云中之地，然后就是大规模的移民和边塞屯田。
这时候直道修筑已经完成，蒙恬和三十万大军出塞作战，攻占河南之地，显然是受益于这条“高速公路”给他们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粮草和武器。
在秦王政死去之前，南征、北伐都已完成，而付出的代价就是对中土普罗大众的疯狂压榨，“官府”和“国民”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本来中土的战争总算结束了，大秦总算可以“休养生息”了，如果秦王政再活十年，大秦或许能延续更长时间，但秦王政死了，而国内最激烈的矛盾也就爆发了，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大秦轰然倾覆。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农民为首的普罗大众推翻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从此中国人相信了荀子的治国理论，历代君王和贵族们更是把“水亦载舟亦能覆舟”做为警世恒言。
秦王政和贵族统治阶级在统一后的大约八年时间里为了稳定和巩固新生帝国，完成了历史上所谓的全部“暴政”，其中南征、北伐、直道修筑和灵渠开凿所耗费的钱财与兴建六国宫殿、阿房宫和骊山陵的钱财相比起来，后者就是九牛一毛，根本不值一提。
南征和灵渠开凿需要耗费多少？北伐和直道修筑又要耗费多少？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刚刚统一的帝国中央财政根本支撑不了，最终逼得秦王政和贵族们不得不疯狂地压榨普罗大众，以“敲骨吸髓”来形容毫不为过。
现在中土距离历史上的统一时间还有三年，而现在秦王政竟然做出决策，把历史上本该用十一年时间来完成的事情，在未来几年里全部完成，这太疯狂了，疯狂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历史上的大秦在统一之前，其国内最激烈的矛盾肯定是“集权”和“分封”的矛盾，而统一之后，因为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官”与“民”的矛盾迅速成为国内最激烈的矛盾。
历史只记载结果，而结果背后的原因早已湮灭。宝鼎现在总算知道了在历史书籍上，大秦为什么统一之初有分封之议，而其后竟然相隔八年，才有淳于越借“师古”之名重提分封，接着便爆发了“焚书”、“坑儒”两大重案。这两大重案实际上就是“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再次爆发。
这八年秦王政在干什么？南征，北伐，修直道，修灵渠，最终南征、北伐胜利了，而秦王政则利用南征、北伐顺利地转移了当初国内最激烈的“集权”和“分封”的矛盾，挑起了“官”和“民”的矛盾，由此不但阻碍了功臣们对地方的控制，牢牢地压制了功臣们对“分封”的追求，而且籍此机会建下显赫功勋，增强了中央的绝对权威。
南征北伐完成了，分封之议再起，但看看秦王政和中央在“焚书”、“坑儒”两大重案中的表现，不难发现秦王政和中央已经在八年之后，拥有了绝对的权威，绝对的实力。
“焚书”大案看上去并不复杂，焚书而已，但仔细想一想，秦王政和中央以“私藏禁书”为借口屠戮了多少功臣？诛杀了多少妄图“分封”，妄图对抗中央的贵族？
扶苏在“坑儒”大案爆发后，直言劝谏，难道扶苏当真是为了阻止秦王政不要诛杀那一帮招摇撞骗的“方士”？其实想一想就知道了，秦王政之所以要杀“方士”，是因为“方士”已经成为秦王政和贵族们博弈的工具，杀“方士”不过是为了掩盖他诛杀“方士”背后的贵族而已。
历史上没有记载秦王政在“焚书”、“坑儒”两大重案中诛杀了多少功臣和贵族，但从几年后大秦的轰然倾覆中不难看出，整个大秦的贵族阶层尤其宗室、楚系和本土老秦贵族基本上看不到了，除了被历史所记载的宗室王子公主、关东系的冯氏和蒙氏被诛杀外，其他人呢？在大秦倒塌的那一刻，难道整个大秦朝堂上可堪重用的只有章邯一个大臣？宗室重臣呢？隗氏呢？熊氏呢？郿城孟西白、夏阳司马氏呢？他们当时都在哪？
由此可以做出推测，大秦在统一之初，虽然秦王政已经压制了宗室和本土老秦人，打击了熊氏，但“集权”和“分封”的矛盾还是来势凶猛，危害了大秦的安危，危及到了统一大业，所以秦王政断然决策，放弃休养生息之策，发动南征。
南征并不顺利，这其中肯定有贵族们的阻扰，于是北伐又开始了，最终中央财政崩溃，大秦不得不压榨普罗大众，竭泽而渔。
南征当真迫不及待吗？北伐当真一定要打吗？南征一定要开凿灵渠，让军队越过南岭开辟西南疆土吗？北伐一定要修筑直道，让军队出塞占据河南和云中吗？
大秦刚刚统一，当务之急是休养生息，是与民休养，是恢复国力，这是基本常识，秦王政和中央不可能不知道，既然秦王政和中央对此一清二楚，既然南边的六国余孽和百越蛮夷并不足以危及到大秦安危，既然北方有长城为阻，入侵的匈奴人暂时还不会危及到咸阳的安全，那么秦王政和中央为什么还要急不可耐地发动南征和北伐，非要把中央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非要把“官”与“民”的矛盾推向爆发的边缘？
唯一的解释不是秦王政要“穷兵黩武”，要实施“暴政”，而是当时国内“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功臣们控制军队和地方势力，与中央形成对抗，割据称霸正在形成，分裂和战乱正在来临。
于是秦王政发动南征，这也可以说是一个陷阱，把功臣所控制的军队和地方势力推进陷阱。功臣们本以为借助南征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实力，最终迫使秦王政和中央分封诸侯，哪料到南征消耗了他们的军队，吞噬了他们的地方实力。北伐也是一样，北伐虽然胜利了，但军队的消耗同样惊人，同时他们还要镇戍辽阔的边疆，而更重要的是，北疆军队严重缺乏粮食。秦王政和中央控制了直道，也就等于卡住了北疆军的咽喉。
秦王政利用南征和北伐狠狠的打击了功臣和地方势力，扩大了中央的权威，接下来当分封之议再起的时候，秦王政毫不犹豫地借助“焚书”、“坑儒”两大重案大肆屠戮功臣，彻底摧毁了功臣们对分封的攫取欲望。
正因为这两大案件的爆发，正因为秦王政和功臣们、中央和地方激烈厮杀，导致大秦再一次耽误了休养生息的宝贵时间。
然后秦王政死了，所有的矛盾都彻底爆发，大秦轰然倾覆。
宝鼎原以为自己所拟定的拯救帝国的策略都是正确的，一度还在为自己改变了历史而沾沾自喜甚至洋洋得意，现在他发现自己大错而特错。
扶苏做储君也罢，自己控制北疆军也罢，改变帝国国策将其偏离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也罢，这一切都不足以拯救帝国。
帝国崩溃的真正原因不是源自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而是源自帝国内部“集权”和“分封”的矛盾，正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贵族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分封”，试图在统一后的帝国中攫取到最大程度的利益，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最大的分配比例，结果他们的过度贪婪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历史上，帝国的倾覆证明了这一点，后战国时代项羽和十七位诸侯王的覆灭也证明了这一点。
秦王政为什么在帝国坚决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原因也在如此。
宝鼎因为错误地解读了这段历史，在来到这个时代后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于是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尤其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宗室和本土老秦人重新崛起，导致大秦贵族势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程度，由此导致大秦尚未统一中土，“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就已经严重危及到了统一大业，大秦的分裂和战乱伴随着汹涌的分封“大潮”正咆哮而来。
秦王政没有退路了，他已经被“分封”的洪流逼到了悬崖边上，他只有奋力一搏，置之死地而后生。
宝鼎感觉自己的心很痛很痛，那种极度绝望的情绪和懊悔的心理几乎让他崩溃。
他极力劝谏了，而秦王政也坦诚相告，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秦王政不是不想实施休养生息的战略，而是他无能为力，他没办法去实施这一战略。虽然他一直在努力阻止“分封”的洪流，阻止中土再一次陷入分裂和战乱，但宝鼎在“法治”的堤坝上掘开了一道口子，如今这道口子在“分封”洪流的冲击下越来越大，“法治”的堤坝已经摇摇欲坠，而他的力量十分有限，已经无力去堵住“缺口”了。
在秦王政的眼里，分裂和战乱将给普罗大众带来灭顶之灾，相比起来，压榨普罗大众，就算是敲骨吸髓，普罗大众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
这一点宝鼎不得不承认。
后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和血腥的时代之一，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但中土的普罗大众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几千万人死于非命。其后的刘氏大汉帝国虽然一度有“文景之治”和“昭宣中兴”，但其人口最鼎盛时期也不过与大秦帝国初期的人口相差无几。
秦王政以“冷遇”迎接宝鼎的回归，宝鼎不是没有想法，但现在他承认秦王政对他的惩罚是正确的，他“罪有应得”，他没有为大秦建下显赫功业，想反，他把大秦推向了分裂和战乱的深渊。
宝鼎在离开咸阳宫之前，曾想举起手中的镇秦王剑，向秦王政发誓，他始终忠诚于大秦，忠诚于老嬴家，忠诚于大秦的王，他愿意追随秦王政矢志不渝地坚持中央集权，以维护大秦的统一和中土的和平，但看到秦王政眼里的愤怒和坚毅，他还是放弃了。这种做法太幼稚，不要说秦王政不相信他的誓言，就连他自己都不相信。正如秦王政所说，“当事实摧毁理想的时候，你不再是你，我也不再是我。”
宝鼎坐在轺车里，把自己隐藏在黑暗中，浑浑噩噩，不知道路在何方。
这世上没有圣人，真的没有。既得利益者永远不可能成为圣人，因为既得利益者追求的是更大的利益，而圣人只会从一无所有者中产生，因为只有一无所有者才会梦想把所获得的利益惠及普罗大众，但当这样的圣人拥有了利益，成为既得利益者中的一员时，圣人也就不再是?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