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他选中塑胶工业，但手中缺乏资金，向政府及银行贷款均遭拒绝。最后他找到尹仲容，尹仲容力排众议，决定给王永庆以大量贷款，终于使王永庆这个濒于倒闭的民营企业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塑胶企业之一。
那时，台湾政治经济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台湾政客官僚的口头禅是：“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尹仲容则挺身而出说：“人民的事，总要有人去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有人劝他明哲保身，少负责任。他正气凛然地回答说：“你知道责任二字的真意吗？责字头部是‘主’字，下面是宝贝的‘贝’字。只有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工作，只有负责才能生产宝贝的钱财。如果把责任推给他人，不就变成个‘债’字了吗？一个官员对国家负债，国家就要对人民负债了。”这就是性格耿直，勇于承担责任的尹仲容。他的座右铭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尹仲容行事一向大刀阔斧，而且眼光也看的要比一般人远，他所参与制定的政策，往往会影响到既得利益者，但他仍然大公无私，雷厉风行。他为台湾制订实施的“代纺代织”政策，是因他看到美援物资中有大量的棉花，而纺织者来台湾时带来了一些机器，于是他管制日本棉花与棉纱的进口，再批发大量的美援棉花给台湾的业者，还支付业者一笔加工费，最后的成品也由当局收购。当时，社会上对尹仲容的攻击之声响彻朝野，但是尹仲容却丝毫不为所动，终于使台湾的纺织业由原来的年进口一千余万美元，变成出口六千万美元。到一九五三年当局停止这项政策时，台湾的纺织业已经进入了稳定阶段，为以后十几年的纺织品外销，打下了很深的基础。
后来，人们总结：当时尹仲容大力实施的“代纺代织”政策，使纺织业者获得前所未有的巨额利润，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这些资本转而投资于其他工业，从而促使台湾经济全面飞速发展。台湾的远东、裕隆、六和、台南等大财团，没有一家不是起家于尹仲容的纺织政策的。对于台湾的电力与交通运输，由于其为经济运转之枢纽，尹仲容更是殚精竭虑。其时，台湾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国际上已出现拒收的的迹象，而尹仲容竟以不到二百万美元的外汇存贮购置了大量的发电机，供脆弱的台湾工业发展之用。一九五二年底，各项生产指标已达到日本占领台湾时期的最高产量，经济也趋于相对稳定。他常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本人就是一位勇敢的“谔谔”者。
尹仲容的经济思想，最重要的是主张经济全面改革与发展，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台湾经济在尹仲容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推动下，总的说来已经逐步趋于稳定，通货膨胀已基本解除。但台湾经济要想再进一步发展，则受到台湾较小的市场限制。突破这一艰难的瓶颈，唯一的途径是打开外销市场，改革外汇贸易政策。为此，尹仲容审时度势大胆地进行了三个十分重大、充满风险的改革。一、逐步建立自由贸易制度，取消数量管制和复式汇率，恢复价格机能；二、调整汇率，部分采取有弹性的机动灵活的模式，以取消对很多进口物资不必要的变相补贴，取消对很多出口物资的变相课税；三、采取很多鼓励出口的强有力的措施，刺激台湾内部经济的迅速发展。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很多人建议在台湾采用世界上普遍采用的凯恩斯以消费促进投资和生产的理论。尹仲容经过认真研究和科学思考，认为凯思斯这一世界普遍采用的理论并不适用于台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消费促进生产和投资，并非完全是纸上谈兵，但当时的台湾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是需要用台湾有限的可用资源去建立强大的生产能力。如果以冒险的方式即以增加消费的方式来刺激投资，将台湾十分有限的可用资源消费掉，还有什么可供投资方面的资源需要？经过科学论证，他坚决主张在台湾发展经济的复杂过程中，应当稳定币
坚决执行信用膨胀的政策。在尹仲容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台湾投资和生产都有十分稳定和良好的发展。
尹仲容生活非常节
兼职不兼薪，在对日交涉贸易事务方面获得佣金四十余万美
全部留归公用。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
尹仲容病逝于美
终年六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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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第七百零一章
第七百零一章
在南京蒋经国紧锣密鼓的在未来上海的金融整顿，而这个时候，相比起来，在上海，很多人的都对蒋经国这个行动相当的不看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孔令侃。
孔令侃是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子。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学。新生们欢天喜地地走进大学宿舍不久，便发现在二楼靠东头有一间空房。不久，这间空房里住进了一个相貌平平的男孩儿，灰布大褂，圆口布鞋，和大多数新生一样。一个新生住了一个单间，消息像长了翅膀立刻飞遍了校园。要知道，别说新生就是四年级学生也都是两三个人一间宿舍，只有老师才可能一人住一间屋子。一个新生怎么可能住单间呢。不久，谜底揭穿了，原来这个看上去其貌不扬的男孩儿，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
孔令侃生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日，是孔家的大公子，在家排行老二。后来人们渐渐发现，不仅仅是住单间，孔令侃比任何学生都享有特权。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学校的规章制度、校纪校规对他都如一纸空文，连美国校长都敬畏他三分。
如学校规定学生在校读书期间必须住校，不得在校外留宿。孔令侃当时刚学会跳交谊舞，舞瘾极大。每天晚上都出去跳舞，还常拉着一些漂亮的女同学一块去，一跳就跳到深夜。学校每晚十一点关门，孔令侃就从墙上跳进去，有时干脆就在外面过夜。他有的是钱，想到什么旅馆住就在什么旅馆住。开始还有同学反映，看到校方对此装聋作哑，也就没人管了。
一到星期天早上八点，必定有两辆轿车开到校门口接孔令侃回家。一辆孔令侃自己开，一辆上坐着几个“保嫖”。学校的学生和一般教职员工都在大灶吃饭，校方官员和一些教授吃小灶。为了照顾孔令侃，校方特别允许他吃小灶。可只几天，孔令侃就受不了。从小花天酒地的孔令侃觉得小灶的饭菜实在难以下咽，就和宋蔼龄讲学校伙食不好，叫家里到宾馆订饭送到学校里。于是，只要孔令侃一个电话，到时就有人用车专为他送饭送菜，风雨无阻。
存在决定意识，环境改造人，孔令侃从小就受骄宠。但孔祥熙、宋蔼龄对孩子管束得还比较紧。而到了大学，就可以天天不回家看老子的脸色，周围又全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孔令侃越发唯我独尊，飞扬跋扈，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到了大学二年级，他把宿舍里原来的旧家具换了个遍，重新布置购买了转椅、沙发、弹簧床，地上铺上了地毯，墙上挂上了壁画，并配备了电唱机、收音机等，伊然像一个高级酒店的客房。孔令侃虽是个执绔子弟，但也颇有点野心，这可能是从爸妈那里继承而来。在圣约翰读书时，他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起名“南尖社”。把那些成天在他四周左右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同学“团结”起来，以便形成自己的势力和网络。从这一点上讲，孔令侃比之孔祥熙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据说为这个团体取名时孔令侃还颇费了一翻脑筋，他不学无术，自然想不出什么好名字来。而他的左右提出的名字，也没一个让他满意。就在这时，孔祥熙第一次出访欧美归来，给他带回了有关希特勒和德国纳粹的消息。孔令侃对希特勒组织的纳粹党很感兴趣。于是，他就别出心裁地用德语nazis（纳粹在上海话中与“南尖”极相似）的译音作为这个团体的名字，“南尖”之名由此而来。南尖社成立初期，并没有多少成员。除了那些想抱住孔府大腿的小人外，就是孔府里的一些闲杂人员。但自从孔令侃大学毕业，在政府里任职后，南尖社就迅速扩大了。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很多人不论经商做官，都要走孔府的关系。而孔令侃就是孔府的“继承人”，谁愿意为加入一个不疼不痒的“南尖社”，而得罪孔大少爷呢？！
南尖社只是孔令侃自己鼓捣的玩意儿，使孔令侃真正走进政界和商界的当然不是“南尖社”，而是孔祥熙。宋家三姐妹，只有宋蔼龄有两男两女，而孔令侃就是宋家三姐妹最早的子嗣。宋美龄、宋庆龄包括蒋介石都时不常地恭维几句。所以孔令侃大学一毕业，就当了南京政府的“特务秘书”。这个职位原本没有，是专为他而设，也不好评什么级，实际上的权力却大得很。孔祥熙为了“锻炼”孔令侃，常拿一些公文让他审阅，并教他批改公文。后来孔祥熙觉得这样还不行，孔令侃在政界要这样混下去还很难较快发展。就又和宋蔼龄商量，出了一个主意－－在上海孔府成立了一个办事处，就叫孔府办事处，由孔令侃负责。
孔令侃即刻把自己在大学一些要好的和“南尖社”的一些好友邀到办事处，组成了一套办事机构，孔令侃当主任。孔祥熙又派了一个自己多年的亲信王梁甫当副主任。下设机要、秘书、财务、总务四个组。
就这么折腾了一阵子，孔祥熙觉得孔令侃积累了一些政治经验，就想让其进入商界。孔令侃也对成天看公文、写文件、上传下达极为厌倦。碰巧，这时政府决定成立中央信托局，由财政部领导，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或和国家有密切关系的信托业务。财政部还准备一次投给其启动资金一百万元。中央信托局成立时，孔祥熙任理事长，张嘉璈以中央银行副总裁的身份兼任局长。不久，张嘉璈被挤出金融局，孔祥熙就有意让孔令侃顶这个肥缺。
可那时，孔令侃刚刚二十岁，一下子当局长显然还不行。于是孔祥熙就想找个岁数大、老实听话的人当个傀儡局长，而让孔令侃掌握实权，他在幕后操纵。财政部的人和金融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孔祥熙的这种意图，结果有点本事的不愿意来，想来的孔祥熙又看不上。要说也是，说是让你当局长，上有孔祥熙、下有孔令侃，有好事是人家的，出了麻烦就得往自己身上揽，谁干呐？！找来找去没有合适的人，孔祥熙又不敢让孔令侃干，最后就把皮球踢给了蒋介石。还是蒋介石老谋深算，他没用孔家势力范围里的人，而是任命了一个蒋介石的同乡，叫叶琢堂的人当了局长。这个叶琢堂是个明白人，知道县官不如现管，到了中央信托局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孔府拜见孔祥熙和宋蔼龄。不久，抗战爆发，中央信托局由上海撤到武汉，又由武汉撤到香港。到香港后，叶琢堂任命孔令侃为常务理事，主管中央信托局的业务和人事大权。那时孔令侃不过二十四五岁，却成了中央信托局的太上皇，大事小事都要管，于是叶琢堂倒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局长。
轻易到手的巨大权力使孔令侃更加狂妄自大。除了少数个别人，如蒋介石、宋子文、杜月笙、叶琢堂外，他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对一些曾支持蒋介石上台的江浙一带的财阀，直呼其名一点不留情面。当时的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曾发牢马蚤说，这位孔大少爷给我打电话，就像训孙子一样，一点礼貌都不讲。要知道，我和孔祥熙是同辈份的人呐。
孔令侃倚仗自己的特殊身份，到处横行霸道。抗战爆发前，他有两部车子，尾号都很怪，是一连3个7。他经常驾车在上海和南京的大街上横冲直撞，警察后来都知道这个号码，所以任其违犯交通规则，无人敢问敢管。据说还有一次财政部正在办公，忽然从秘书办公室里传出枪声，大家惊恐万分，以为发生了意外事件或来了土匪刺客。后来才知道，孔令侃的抽屉里常年的放着两把，那天他突然心血来潮，说要和人比枪法，便从抽屉里掏出手枪，打办公室天花板上的灯泡。孔宋两家有矛盾，孔令侃对宋子文也一点不客气。他最崇拜蒋介石，而对宋子文则没放在眼里。小时候，宋子文常来看他，给他买些玩具、糖果，他还能叫声舅。长大了，他反而不叫了。他称宋子文为“tv”，即宋子文英文名的缩写。幸亏那时没有电视（电视的英文缩写tv），不然要闹出更大的笑话。有一次孔令侃听说美国市场猪鬃紧俏，就赶快叫人去收购猪鬃，准备运到美国发一笔横财。不料几天后手下的人报告，说猪鬃收购困难。孔令侃一了解，原来宋子文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正派人四处收购。他马上打电话给宋子文，让其让出一块地盘，让让他这个外甥，还说好处大家占、有钱你我分之类的话。
宋子文一直就看不惯孔令侃那股横不讲理的劲。自从孔令侃踏入政界商界后，除了必要的应酬，从不和他说话。这次收购猪鬃一事，自然不会相让，就回电话搪塞说，猪鬃收购一事他并不清楚，如查明和孔家有冲突之处，自会妥善处理。
孔令侃见宋子文不买帐，就直接驱车来到宋子文的办公室，和宋大吵了一顿，并布置手下的人到贵州云南等地收购，如遇到宋子文公司的人作对，就砸车绑人，然后一切由他负责。
后来，宋子文找到孔祥熙，二人商讨后最后划定了势力范围。四川、广西由宋子文收购，云南、贵州由孔令侃收购，才算避免了一场拳斗。
孔家有个习惯，每天晚上要搓麻。孔祥熙不爱玩麻将，主要是宋蔼龄，还有几个是孔家的好友。如清末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儿子盛升颐夫妇、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夫妇和税务局长樊光夫妇等，其中属盛升颐夫妇来得最勤。盛升颐的妻子虽已年近40，但保养得极好，看上去就像30岁左右一样，而且性格外向，极善辞令。只要她一来，满屋子就听她一个人在说话，而且她生得标致，皮肤极白，人称“白兰花”。孔令侃和“白兰花”可谓“一见钟情”。尽管他们年龄相差十几岁。盛升颐常来打牌搓麻，孔令侃就和“白兰花”借口散步出去约会。开始还只是搂搂抱抱，不久便上了床。孔令侃是个色鬼。以前，只要是漂亮的女孩，他总要想办法弄到手，到后来玩腻了，就觉得女孩子没劲，还是结过婚的女人更有魅力，就专门和有夫之妇约会。在和“白兰花”之前，他曾经看上宋子文妻子张乐怡的妹妹，鬼混了几次之后便提出要结婚。当即孔祥熙、宋蔼龄和宋子文、张乐怡听后都大吃一惊，觉得这绝对荒唐。孔祥熙、宋蔼龄夫妇专门找孔令侃，就这件事和他谈，并列举了种种不妥的理由，说明这件婚事的不合理性。孔令侃听后说：“娘舅怕什么，讨了他的小姨子，我和他（宋子文）不就平起平坐了。”当时，弄得孔祥熙和宋蔼龄哭笑不得。但在他们的强烈反对下，孔令侃的计划终于未成。另一方面，张乐怡的妹妹当初就不情愿，后见孔宋两家都真的反对，也就大着胆子拒绝了。实际变成了孔令侃剃头挑子一头热乎。好在孔令侃也多变，很快他对那位“小姨子”失去了兴趣，又开始向别的女孩发动进攻。
可以说，“白兰花”是孔令侃遇到的所有女人中，最令他。最令他动心的一个。她特别能理解（或者说操纵）孔令侃，知道怎样逢迎。她比孔令侃大十几岁，有着多年的生活阅历和交际经验，经常能为孔令侃出谋划策，并在孔令侃最需要帮助时，出现在他面前。
“白兰花”属于那种交际型的女人，她也清楚的知道和孔令侃的相遇，可能是她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机会。否则，就可能永远呆在盛升颐那死气沉沉的家中。孔令侃年轻英俊，充满了活力，而且前途无量。和孔令侃相比，盛升颐像是一具披着一层华丽外衣的僵尸。因此，她使出浑身解数，百般妩媚，赢得了孔令侃对她的好感和信任。
一天，盛升颐又携“白兰花”到孔家打牌，中途盛升颐觉得身体不适先回去了，说好了打完牌由孔家送“白兰花”回家。午夜两点，宋蔼龄觉得有些乏，便招呼收桌。吃过几道广东小点心后，几位牌友纷纷起身告辞，孔令侃主动提出要送“白兰花”回家。
孔令侃将车开到了自己的一幢别墅前，二人便进屋洗浴上床甜蜜一番。尔后，“白兰花”不知为何流下泪来。一时令孔令侃迷惑不解。他将心白兰花说：“我知道你对我是一片真心，可我毕竟是上人搂在怀中，一边为她擦泪，一面说：“美人，为什么要流泪？”
“白兰花”说，盛升颐已听到了些风言风语，近日来对她横眉冷对。今天要不是宋蔼龄打电话来，他是绝不肯带她来的，而且来之前还说，要是发现她有什么不轨，决不放过。
孔令侃听后笑到：“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有我在你怕什么，那个老家伙要敢对你非礼，看我不砸扁了他！”
盛的妻子。这事要公开了出去对你我影响都不好，不如就此了断了吧。”
“不！”孔令侃说，“我决不会让你离开我。我想好了，我要你和他离婚，我要娶你。”
“白兰花”一听心里像吃了蜜似的，她要的就是这句话。
“你和我结婚，你妈妈宋蔼龄会同意吗？”
“我的事他们管不着。”
“我怕…”
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孔令侃下定了要娶“白兰花”的决心，上一次要娶“小姨子”未成的创伤，开始在他脑海中浮现……这一次，他一定要实现自己的目标。
说是这样说，但一想到孔祥熙冷冰冰的面孔和宋蔼龄的心计，孔令侃还是有些担心。毕竟，他翅膀未硬、羽翼未满，离开老爹老娘还不能闯天下。通过张乐怡妹妹的事，他也明白了孔祥熙、宋蔼龄的意图，是想让他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名门闺秀。当时也确有不少热心人给他介绍，他出人交际场所也认识了不少漂亮女孩。可说实在的，他觉得那些女孩子大都有一股子令他讨厌的做作，而那些不大做作且能大胆向他表示“爱情”的又都浮浅粗俗。他已隐约感到孔祥熙和宋蔼龄不可能同意这桩婚事，况且，“白兰花”还没有离婚。而要想让“白兰花”离婚，自己首先就要做出承诺。
孔令侃和“白兰花”秘密约会同居的事终于暴露了。那是一天晚上，“白兰花”对盛升颐谎称去戏院看戏。盛升颐派人暗自跟踪，终于发现了她被一辆黑色轿车接进了一幢洋楼里。不久，在上层的家庭里，孔令侃和“白兰花”的事就成了热门话题，盛升颐也和“白兰花”摊了牌。“白兰花”哭着去找孔令侃，不料孔令侃正在家中受到孔祥熙的训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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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第七百零二章 （混混章 节）
第七百零二章（混混章节）
孔令侃也有个怪脾气，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弄到，想办的事一定要办成。那时，武汉已被日军占领，孔祥熙随政府一起去了重庆。孔令侃则被派到香港，做为中央信托局（该局当时设在香港）的代行理事长替孔祥照行使职权。孔令侃到了香港以后，办了一个刊物《财政评论》，办了一份报纸《星报》，利用这一报一刊为孔家歌功颂德。为了能及时和重庆联系，孔令侃违反港英当局的规定，在《财政评论》办公楼里秘密地设立了一部电台。不料这部电台被港英当局查获，而孔令侃却利用这一事件和他心上的美人“白兰花”成婚，因祸得福。
当时港英当局允许重庆政府在港设立的电台有两个：一个是中央银行的电台，设在罗湖深圳边界；一个是戴笠军统在西环海岛上军火库内设的。其它一些驻港机构要想开展无线通讯业务都要到交通银行公开设立的中国电报局办理。孔令侃觉得那样做不方便，特别是他想独立地搜集整理一些有价值的军事、经济情报及花边新闻，直接发给孔祥熙和宋蔼龄，这就必须设自己的电台。孔令侃设立秘密电台用密码向重庆发报的情况被日本在香港的特务发现了，这些特务多次截获了孔令侃的电报，在拿到了确凿的证据后，开始向港英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查办。一天上午，港英当局出动警察突然包围了《财政评论》办公大楼。不到一小时，就将孔令侃私设的电台、密码及有关资料起获，并带走了几名工作人员。孔令侃当时就在楼上，也束手无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下的人被英国人带走。更糟的是，第二天香港的几家报纸几乎同时报道了这一消息，说是破获了一个间谍情报电台，这一下孔令侃真有点跳进黄河洗也洗不清了。他想说自己不是间谍情报电台，人家反问他，不是间谍情报，为什么偷偷摸摸？为什么不到公开营业的中国电报局去发电报？孔令侃自知理亏，在香港这个地方，又没人买他的帐，他真有了落魄之感。于是，他舍出血本，向经办这件案子的港方人员大量行贿，又委托律师办理罚款交保手续。港英当局查来查去，也觉得难以处理。一是《财政评论》是政府的中央信托局办的，案子涉及到中国政府；二是该刊物的主要负责人孔令侃是孔祥熙的儿子。于是，港英当局就把该案的全部案卷和证词都移交给了中国驻香港的外交代表，并表示可以不追究法律责任；但孔令侃明知故犯，不能原谅，希望中国政府将其调回。消息传到了重庆，蒋介石指示要孔令侃回重庆，当面说清在香港发生的一切。宋蔼龄怕孔令侃一回来会成为众矢之的，一旦威信扫地就很难再爬起来。就说通了宋美龄，让孔令侃去美国留学。
这时孔令侃突然想起了“白兰花”，就给“白兰花”发电报，让她速来香港。“白兰花”自然心领神会，立即从重庆坐车到昆明，又从昆明转道去了香港。一九三九年秋的一个早晨，一艘美国公司的客轮在香港起锚了。在头等舱的房间里，孔令侃和“白兰花”相对而坐。茶几的花瓶上插着一束鲜艳的郁金香，空气中飘浮着温馨与甜蜜。几天后，船行至马尼拉，孔令侃突然对同行的几个随从说，他要在马尼拉与“白兰花”结婚。孔令侃的这一举动令他的随从大吃一惊，他们都知道孔祥熙和宋蔼龄是坚决反对这一婚事的，他们原以为孔令侃叫“白兰花”来，只是为旅途枯燥解闷。在马尼拉港，孔令侃打电报给宋蔼龄，通报了他的婚事。他早想好了，来个先斩后奏，生米煮成熟饭，同意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反正我们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为了把婚礼办得像点样，他还事先托在马尼拉的朋友帮他在一个旅馆租了个房间（船在马尼拉停了两天），并请了一个牧师做他们的证婚人。宋蔼龄在重庆接到孔令侃的电报后，立刻打电话给孔祥熙，孔祥熙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嘴里嚷到：“孽种，这个孽种！”宋蔼龄在电话里说：“光骂有什么用，得赶快想个办法。”孔祥熙说：“叫他立刻回香港，美国的事不办了。”还是宋蔼龄沉得住气，她立刻通过关系弄清了孔令侃在马尼拉的地址，然后发了一封措辞恳切的电报。大意是让孔令侃冷静下来，认真对待婚姻大事，并再次明确表示不同意这门婚事。无奈这封电报发出后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就在孔祥熙、宋蔼龄焦急地等着马尼拉电报的时候，孔令侃和“白兰花”已在旅馆如期举行了婚礼。孔令侃去美国是被迫的。这是他一生中极少遇到的情况，因为有“白兰花”，他才答应了这个要求。否则他是一定要回重庆的，看看那些“正人君子”能把他怎么样。孔令侃和“白兰花”漂洋过海，一路上花红柳绿，到了美国也根本没心思读书。无奈宋蔼龄发了脾气，拿不到哈佛大学的硕士文凭就别回来见我。孔令侃只好硬着头皮去读书，在“白兰花”问题上已经弄得老爹老娘很没面子，这学习的事说什么也得顺从。
可此时的孔令侃哪有心思坐下来读书呢，在教室坐了两天，就比坐了两年还难受。晚上他逛夜总会，早上就起不来，懵懵懂懂地赶到教室，老师的话一句也听不见，满脑子里还是在宇宙灯下大幅度摇摆扭动的红男绿女，这时“白兰花”给孔令侃出了个主意，说你真不想读也没关系，以孔家的势力和影响，找个替身应该说是毫无问题的。孔令侃一拍大腿说，是啊，这一层我怎么没想到呢。于是，他想起了吴方智。吴方智原是中央信托局在香港的一个职员。广东汕头人，大学毕业，英语讲得极为流利，脑子也很灵光。因和孔令侃年龄相仿，平时还能和孔令侃说上活。孔令侃立即发电报到香港，叫他速来美国。吴方智见到孔令侃的电报，自然不敢怠慢，立即乘船来到美国。到了以后才知道孔令侃要他来是为了当替身。孔令侃按事前和“白兰花”商量好的办法，让吴方智用孔令侃的名宇在哈佛大学缴费注册，攻读硕士学位，并对吴许愿说，这次拿到学位，帮了孔令侃的忙，将来一定重用。吴方智出身贫寒，能为孔令侃这样的大少爷效力也心甘情愿。于是他寒窗苦读，发奋忘忧；加上聪颖的天赋，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拿到了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的学位文凭。但文凭上的名字却写着孔令侃，当孔令侃把文凭捎回重庆时，孔祥熙和宋蔼龄还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以为这个捣蛋的儿子改邪归正了。“拿到”文凭后，孔令侃怕吴方智久居美国会带来麻烦，就让他回到了香港，并给了他一笔酬劳。抗战胜利后。孔令侃将吴方智提升为中央信托局购料处副经理。当时，一些知情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地下硕士。
孔令侃在美国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时期。在太平洋战场，美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并在中途岛、瓜岛等战役中重创日军，从海上完成了对日本本土的包围。苏联则进行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首次取得了一次歼灭德军精锐三十万人的重大胜利，从此扭转了苏德战场的局面。在北非，蒙哥马利领导的英美联军重创隆美尔的德国坦克部队，并一举攻占了意大利的门户西西里岛，这一切都表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孔令侃利用孔宋两家的努力在美四处活动八方串联，争抢美国各大公司在中国产品的经销权，为在抗战胜利后取代日本在华地位的美国商人铺平道路，也为自己将来大发横财奠定了基础。一九四五年，宋美龄访美，孔令侃担任了宋美龄访美代表团的秘书长。孔令侃利用这个机会，同美国著名大公司进行洽谈，并取得了很多大公司在华经销其产品的合同，为其回国建立扬子公司创造了条件。一年前，他的老爹－－执掌国民政府金融大权的孔祥熙因群起而攻之，被蒋介石解除了职务，孔令侃从政的阶梯失去了支撑。他本来还雄心勃勃想杀进政府为孔祥熙挽回面子，但宋蔼龄劝他，官场污浊，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不如趁现在年轻干一点实业。
于是孔令侃回国后，利用孔家的财产和影响，利用自己在美国多年建立的关系，在抗战胜利不久开办了一家扬子公司。扬子公司由孔令侃独资经营，实际上背后却有孔宋两大家族的背景。这事说起来叫人难以理解，孔宋两家的矛盾由来已久，怎么会在扬子公司上又利益一致呢？其实不然，孔祥熙被撤职后，宋子文接替了孔的位置，就像十年前孔祥熙接替宋子文一样十年又掉了个个儿。二人自然是水火不相容。关键是宋美龄。她一生不能生育，蒋经国、蒋纬国已渐渐长大成|人，她急需在下一代中找几个侄辈的来与之抗衡。宋氏一门几个兄弟，都是晚婚而且儿女稀少，只有孔家人丁兴旺，而其中孔令侃又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因此宋美龄对孔令侃“情有独钟”，并极力培养他来与蒋经国、蒋纬国抗衡。而且，当时宋蔼龄对宋美龄的影响也起了一定作用。到美国定居前，她曾专程拜访宋美龄，姐妹俩相对垂泪，心潮难平。临了宋蔼龄拜托宋美龄，多多关照自己留在大陆的儿子，当下宋美龄自然应允。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种背景，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才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崛起，大赚其钱，成为上海滩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孔令侃做生意，既有从老爹孔祥熙那里继承过来的手腕，又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如炒外币美金当年就是孔祥熙的拿手好戏，可轮到孔令侃手里。他玩起来也一点不比他老爹差。抗战后，外汇由中央银行统一管理经营，外汇价格由官方规定。当时一美元合法币一万两千元。但不久黑市涨到一美元换法币四万元。孔令侃一看这里头有油水可赚，就想尽办法套购官价外汇美元。他通过宋美龄，一次就搞到几百万美元。他还将两辆进口高级轿车送给中国银行外汇部主任，外汇部主任就源源不断的将平价美元卖给孔令侃。靠着这近千万美元的外汇，孔令侃在美元市场上进行炒做并大发了一笔。不过，孔令侃赚钱最多的，还是走私和汽车生意。二战期间，美英等国全力以赴进行战争，民用轿车生产都停业了一个时期，于是二战结束后便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为了保障供应，美英等国组织了汽车联合会的垄断组织，规定了汽车销售的两种价格，即组织成员可买到平价车，而非组织成员则要到市场上去买高价车。孔令侃发现了这一差价，立即在汽车生意上动开了脑筋。他翻开了所有关系单位中曾经和扬子公司、中央信托局有过业务往来的通讯名录，终于找到了利威汽车公司。利威汽车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的一家英国企业，是美英汽车垄断组织的成员，在上海经营汽车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为了能达到打人汽车垄断组织，搞到平价轿车的目的，孔令侃用一百三十万美金将利威汽车公司百分之九十五的股权买下。孔令侃买通了利威的老板后，却没有到香港去变更股权登记。所以从表面上看，利威还是英国的一家公司。孔令侃这样做是有目的。这既不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使一些竞争对手弄不清他的真实意图，又可以在表面上保持利威英国企业的性质，必要时又可以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于是，利威公司成为孔令侃在商战中的一件“秘密武器”。孔令侃在操纵控制了利威公司后，很快通过其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关系，购进了一批美英生产的新型轿车。要使这批汽车在黑市上卖出好价钱，当时孔令侃也颇动了一番脑筋。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凡是新车，其销售都不能超过一定的最高限价，旧车可不受限制。美国法律又规定，只要车里放有猫或狗，就说明这辆车已不是新车而是旧车了，价格也不再限制。孔令侃发现了这个破绽后，就去买了些猫和狗，放进购买的新车里，然后以高出新车最高限价几千美金出售。当时美国的汽车市场是供不应求，尽管孔令侃的价格较高、购车者仍十分踊跃。由于车里有了猫或狗，官方又不能说这是新是旧（实际上就是新车），孔令侃就靠这种手段大赚了一笔。另外，英、美汽车厂还有一种规定，凡是从中国去英美的人，不分国籍，只要与利威公司签有合同，事先由利威公司以电报形式向汽车生产厂家预约，这个人到达纽约或伦敦后，可以凭合同按优惠价格购得汽车一辆。这种办法被英美商人称为“本土供应”法。孔令侃在这上面也大做手脚。他派人了解即将到欧美定居的人员情况，然后选择对象，许诺说谁能与利威公司签订假的“本土供应”合同，就可以得到一笔好处费。很多出国人员到美英并不想立即买车或买新车，但一笔可观的好处费使他们成为孔令侃的驯服工具。于是他们行前先签合约，到美国后则由扬子公司驻纽约分公司的负责人“伴同”一起凭假合同取车。当时去美国的人很多，孔令侃就通过这种手段，源源不断地得到了价格优惠的汽车，然后再转手倒卖。孔令侃的精明狡诈，可以说有时令孔祥熙也望尘莫及。这一点从他的用人也可略见一斑。
当时，扬子公司恐怕是设官职最多的公司。这一点不仅令孔祥熙、宋蔼龄不解，连孔令侃的朋友和公司里的一些同事也颇为奇怪。公司除孔令侃当总经理外，共设有副总经理三十余人，其中多为洋人。如英、美军官各一人，英国勋爵一人，美国华尔街代理一人，买办若干人。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