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党从西面开过来的十万援军，硬着头皮抽调两个纵队、两个独立师、一个炮兵旅死守塔山。部队部署好后，还是不放心，又向塔山增派了苏静就地督战。对苏静的信任和期望可见一斑。塔山阵地指挥员们虽然在口头上戏称苏静为“监军”，行动上却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寸土寸血地守卫着防线。
锦州久攻不克，东北野战军高级将领都非常着急，苏静这个“监军”当然也难以静下去了。一天，为早日打下锦州，苏静和野战军炮兵司令朱瑞冒险深入到锦州外围的义县去收集情报，结果造成朱瑞不幸触雷牺牲。朱瑞是山东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也是人民军队炮兵的创始人。他的牺牲一度在屯集在锦州城下的数十万攻城部队心中笼上一层阴影。而在此前，粟裕将军指挥华东野战军一举攻下山东省会济南，显示了非凡的攻坚艺术，消息传到东北野战军，和部队的思想压力就更大了。
自解放战争以来，只要各战场出现僵局，出现新问题，粟裕总是第一个打破僵局，找到答案。也经常把粟裕作为各战区指挥员的样板和楷模，在全军范围内通电嘉奖。一向心高气傲的当然对此不是很服气。但他也深知，攻不下锦州，自己以后在心中的地位肯定要贬值，东北野战军在兄弟部队中也要感觉矮三分。就在这时，苏静帮助找到了答案。
原来苏静在深入前沿时发现，二纵五师在攻打义县时采取了坑道近迫作业的攻城方法，部队伤亡很小。苏静当时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方法可以在所有攻城部队中推广。十月五日，苏静向面呈以坑道近迫作业攻占锦州的建议。听后极为兴奋，攻城思路一下子就出来了。他当即电令攻城各纵队、师，每个师以三分之二的兵力抢挖高宽各为一米五至两米的交通沟至敌阵地五十至六十米处。
锦州很快陷入解放军纵横交错的坑道之中，攻城部队在坑道的掩护下伤亡大为减少，野战军的炮兵甚至能从坑道中抵进到离城根只有一百米的地方射击。当锦州争夺白热化之时，范汉杰一度计划乘解放军伤亡增大之机向城外反攻。可是看着城外的坑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却看不到解放军的人影，范汉杰的心中不由一凉，哀叹道：“守城无望了！”十月十五日，锦州城破，范汉杰兵败被俘，仍然对解放军的坑道抱怨不已。
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后，又指挥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用不到两天的时间就攻下敌军防守严密的天津城，给困守北平（即北京）的傅作义以极大的军事威慑。天津之战之所以打得很漂亮，其中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解放军在锦州之战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攻坚经验，攻坚信心也大大提高了。说到底，苏静的建议使东北野战军迅速成长为一支善于攻坚、敢于攻坚的部队。
对于上述功绩，东北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的主帅一直铭记在心，曾言：“一个苏静等于十万兵。”，而苏静将军却浓缩攻打锦州，自己只是提提建议而已，真是谦虚之至。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也有人非常佩服苏静将军。他就是曾经在华北拥兵五十万的名将傅作义。一九四九年一月，国民党军傅作义部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
一九四九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苏静代表解放军与北平守将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将军共同起草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当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以、罗荣桓的名义写了一封致傅作义的信。此信很可能跟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傅作义在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后在报纸上刊登过一封有侮辱性的《上书》有关。傅作义当时声称，如果胜了，他傅某甘为执鞭。谁知刚刚过了两年多时间，形势急剧逆转，解放军兵临城下，傅作义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够为自己的军事生涯划上一个体面的句号。在给傅作义的信中，历数傅作义在三年内战中追随蒋介石犯下的罪行，声称要追究傅作义的内战责任。胜利者的志在必得溢于言表。
的信措辞过于严厉，不仅邓宝珊将军看了大感意外，就连傅作义的籍女儿傅冬菊也担心此信会刺激傅作义。作为和平大使，苏静这时一方面敏锐地感觉到这封信可能是亲自写的，不能不送；但是又认为傅作义作为一代名将，也有极强的军人自尊心，万一看到信后思想发生变化，前面的努力可能要功亏一篑。思前想后，苏静向上级建议此信还是暂时不送给傅作义本人。、罗荣桓、聂荣臻等人表示同意。结果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信只送到傅作义的女儿那里。
后来事实证明，傅作义确实接受不了那封信。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该信全文。本来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已经宣布蒋介石等四十余人为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傅作义也名列其中。傅作义当时就对的“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表示怀疑。傅作义的亲信开导他说：“这一定是一批青年干部做的，毛先生一定不知道。”和平起义后，傅作义心中始终有个疙瘩——害怕算旧账。现在看到的信，傅作义情绪异常激动，更加认定不信守承诺，连忙写信给和罗荣桓，表示：“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举行北平入城式，经过前门大街与此同时，傅作义旧部在思想上也产生波动，事态开始复杂化。接信后连忙宴请傅作义，作了大量解释安抚工作，才使事态有所平息。傅作义还是不放心，决定亲自到西柏坡向负荆请罪，也是为了进一步摸一下的底。
一九四九年二月下旬，傅作义到了西柏坡后，受到和中央的热烈欢迎，再次郑重代表向傅作义作出既往不咎的保证，并当场列出傅作义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的功劳以及抗战期间为中华民族所做的卓越贡献。傅作义这才在思想上完全放下了包袱，全身心投入到争取绥远旧部接收改编的工作中去。
苏静的冷静变通尽管很微妙，但是随着傅作义思想认识上的进步和对北平和谈中细节的了解，对将他引向光明的和平使者苏静将军充满了感激之情，同时也为他的睿智和胆识所倾倒。倘若傅作义将军在起义前看到的信，很可能因一时义愤作玉石俱焚之举。解放后，傅作义将军送给苏静许多礼物包括毛衣、手表等当时的奢侈品，成为二人友谊的见证
苏静将军三次参加了与北平谈判代表的谈判，起草了《会谈纪要》、《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苏静将军穿长袍，戴礼帽，与北平谈判代表邓宝珊先生一道进北平城，与傅作义谈判，顺利达成北平和平解放十八条协议。北平和平解放，苏静将军功莫大也。
苏静非常注意细节，一生谨慎，又文而有节，在“特殊时期”中以高尚的政治品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特殊时期期间，苏静将军任铁道部任军管会主任期间，对两派群众“一碗水端平”。某日，陈伯达、谢富治等人至铁道部召开群众大会。会前，谢富治于台上手持麦克风，呼左派组织头头上主席台就坐，而置另一派于不顾。苏静将军见状，取麦克风大声呼另一派代表上台。陈伯达、谢富治等不悦，愤然离席而去，苏静与另一派于台上。而将军则泰然处之，也带另一派代表离席，独留下一张空空的讲台，顿时会场大乱。僵持不久，陈伯达、谢富治等人也只能重新上台勉强将会开完。会后，“打到苏静”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但苏静将军顶住压力，继续坚持保护余秋里在内的被打成右派的老同志。
苏静参加革命后，长期在手下工作，和的关系当然也不一般。平型关大捷后，被误伤，当时就是苏静将扶下马靠在了路边。解放战争后期，由于苏静的出色表现和的赏识，苏静又担任了第四野战军的副参谋长。
解放后，苏静家离家只有一条街之隔，步行也顶多十几分钟，然而苏静到家也只去过两次。一次是在编写《选集》有关东北战场的注释时，罗荣桓让苏静到家征求意见；另一次则是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不久，在家中召集参加军管干部了解军管情况，而且去之前苏静已经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按说，苏静即使经常到家走动走动也无可厚非。相互走动也是组织纪律允许，人之常情。苏静为什么没有继续保持和的亲密关系呢？是他早就看出在政治上要栽大跟头，还是另有隐情？然而，苏静在一次同子女的谈话时却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他说：“你们不懂，解放后与战争年代不一样，地位悬殊的多，我有直接领导，到他那里去，再加上战争年代的关系，别人怎么领导我嘛，再说林总很忙，就不好打扰他了”恐怕这是当时经常到红得发紫的家中串门的死党以及等人都没有考虑到的，他们考虑的只是政治利益。而苏静却不是攀龙附凤以求飞黄腾达的功利主义
在“九一三事件”后，苏静成为理所当然的审查对象。周恩来总理亲自就苏林关系向苏静问话：“你就去过家两次？你夫人和子女就没有去过家？”苏静回答道：“据我所知，他们都没去过。”周恩来经查证，情况完全属实。
为了整倒苏静，等专门罗列了苏静的一大堆材料送到那里。苏静自认为心底无私天地宽，一向寡言少语的他反而在批林批孔的大会上索性高声喊道：“我与的关系最密切！”这句话很可能是苏静一生之中嗓门最大的一次声明，也可能是最有快感的发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发泄很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政治运动中，墙倒众人推往往是众人选择的游戏规则。苏静此时的声明无异是引火烧身。奇怪的是，苏静的言行，更让人感到他人品的伟大，也觉得此人敢讲真话，人品可贵。则感叹地说：“过去我们对苏静同志也不了解，只知道他给当过副参谋长，现在一查倒成了好事，我们反而对苏静同志了解得更清楚了。”也有好心人为苏静捏了一把汗，苏静不以为然。他心里清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尽管文化水平较高、战功卓著，但在日常生活中一直保持低调。“九一八”事变后，苏静从海外回国参加红军，是当时红军队伍中少有的知识分子。红军缴获的照相机等高档战利品也只有他会使用。现在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的朱德元帅在机枪训练班上的讲话照片是红军时期拍摄的第一张照片，作者就是苏静。老首长罗荣桓元帅知道苏静喜欢摄影，在一次出国访问归来时，专门为苏静将军带了一部有长焦镜头的莱卡牌照相机。罗瑞卿大将曾戏言，苏静是红军中的第一部照相机。然而将军一生喜好摄影，为、朱德、周恩来等许多开国元勋照过相，却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过和首长们合影。心如止水的苏静，也没有感到有什么遗憾。不过，他觉得遗憾的是没有和傅作义将军合影，他们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
苏静将军历任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参谋、科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八路军师东进支队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师司令部科长、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战时工作委员会公安处副处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等职，参加了平型关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山东军区参谋处副处长兼情报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教育处处长等职，参加了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他作为我军代表进入北平同傅作义的代表及傅本人进行和谈，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特殊贡献。
第五卷 第六百六十六章 （混混章 节）
第六百六十六章（混混章节）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任总参军务部部长期间，他为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特殊时期”期间，他到铁道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做领导工作，积极与反革命集团作斗争。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了国家机关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工作。
苏静同志是中国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他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退休后的苏静对自己的历史功绩看得很淡，但对自己的老部队和老首长却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这种情结从未因为任何暴风骤雨而变味。在“特殊时期”中受审查时，他就冒着掉头的危险坦然表达过和的关系。解放后，苏静不喜欢当领导，编写四野战史是他最大的愿望。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罗荣桓就委托苏静组织编写四野战史的班子。可是随着在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四野战史的编写显得十分敏感，主要原因就是太不好写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陈云同志曾经提议让苏静担任四野战史领导小组副组长。一九七七年，由于苏静将军对编写四野战史持不同意见，又加上癌细胞已经严重扩散，遂主动辞去副组长职务。一个月后，将军病逝于解放军三零九医院，就像他名字一样静悄悄地走了。
苏静同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战争年代，他南征北战，功绩显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为加强我军建设，为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一生淡泊名利，谦虚谨慎，团结同志，平易近人，廉洁奉公，生活俭朴，充分表现了一个老人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高尚品德。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原部长，原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政工小组组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苏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七岁。
“张司令员，我没有听错吧，让苏静同志过去，苏静同志可是我现在的作战部的部长啊，要是苏静同志上去，那么，作战部的工作，又有谁来完成呢，这个也是一个事情啊。”听了张心的话之后，也给吓了一跳，因为这个时候实在是想不出来，张心为什么会派苏静上去，好像之前张心和苏静，并没有什么私人之间的关系，更谈不上什么熟悉了啊。
“，我明白你的想法，这次让苏静同志上去，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要知道，这次我们和卫立煌在东北进行第一次所谓的决战，战斗的进程怎么样，这个是我们无法所掌握的，但是，在什么时候进行这个战斗的进程，是我们所能够决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的建议是，让苏静同志过去，因为苏静同志在过去的时间里面，对于情报的搜集和分析这个工作，苏静同志作的非常的好，所以，我认为，这次让苏静同志上去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张心这个时候和苏静解释着为什么要把苏静派上去的一个理由，希望能够得到的支持。
“张司令员，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希望苏静这次作为一个前敌的纸盒，并不是说让他直接的过多参与一线的行动，但是，却要让苏静利用他的位置，和优势，来调整我们在前线的很多的部署，对不对。”这个时候向张心问到。也说明明白了张心的意思了，说到这里，就相当的佩服张心了啊，怎么自己就想不出来这个主意呢。
“没错，我们两个现在是根本的离不开哈尔滨，但是，我们离不开哈尔滨，我们的部队还要打仗啊，所以，我们两个离部队有点太远了，于是，在前线，我们两个就需要一个明白人，来替我们及时的发现现在的战场上面的情况，这个样子，就等于说我们两个现在也在战场的附近了，”张心这个时候详细的和解释着自己的安排。
“好的，既然你这么安排了，我就不说什么了，那就派苏静过去吧。”这个时候停了张心的话以后，对着张心说到。
“，这个时候你不仅要让苏静主要战场的动态，同时，一定要让苏静知道，这次我们打长春，对待里面的国民党部队，是要有所区别的，不能够一视同仁的。”张心这个时候对着说到。
“啊，这个还需要什么区别对待啊，里面的郑洞国的曾泽生，都是咱们黄埔的学生，还要怎么对待啊。”听了张心的话以后，非常的意外。
“你不也是咱们蒋校长的学生么，为什么不需要区别对待啊，曾泽生是黄埔生不假，但是六十军是什么啊，那是卢汉的老部队，所以，你懂得。”张心这个时候对着说到。
曾泽生，一九零二年十月生于云南省永善县大兴镇。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考入云南唐继尧开办的建国机关枪军士队。毕业后入云南讲武堂学习。一九二五年入黄埔军校任第三期区队长，一九二七年一月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一九二九年一月应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之邀回滇，在昆明开办军官候补生队，任副队长。后任滇军第九十八师军士队队长，第三旅六团营长、第五团副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一八四师团长，随军开赴抗日前线，一九三八年率部参加了台儿庄会战。一九三九年起任第一八四师副师长、师长，第六十军军长。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曾率部到越南受降。一九四六年率第六十军赴东北，先后任国民党东北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吉林守备司令、第一兵团副司令，并兼六十军军长。一九四八年十月率第六十军于长春起义，所部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任军长。后率部参加解放鄂西、进军西南作战。一九四九年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一九五零年三月任中南军政治委员员会委员。同年十月参加抗美援朝，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军长，率部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一九五四年回国后继任第五十军军长。
一九四八年辽沈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在“突围无望，固守待歼”之际，于十月十七日毅然宣布起义，率部退出长春，待命改编，并引导解放军进入其东城守备区。曾泽生的起义，使国民党残留守军陷入混乱，纷纷投降，长春在兵不血刃下宣告解放。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日，中央军委授予原国民党第六十军这支起义部队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的番号，并任命曾泽生为军长，徐文烈任政治委员。其原属第一八二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一四八师，由白肇学任师长。原属暂编第二十一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一四九师，由陇耀任师长。原属暂编第五十二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一五零师，由李佐任师长。全军共两万三千人，归第四野战军建制。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曾泽生认为，这是一名军人报效国家、捍卫民族尊严的关键时刻。他激愤地说：“暴日侵略土地，残杀人民，处国难当头时期，抗日战争为当前第一件大事，不容畏缩与退让，毁家捐躯，亦在所不辞，岂能坐视国土被践踏，同胞被残杀。”同年九月，曾泽生被任命为第六十军一八四师一零八五团团长。十月初，随全军奔赴抗日前线。一九三八年四月初，第六十军奉命增援徐州。在坚守台儿庄的战斗中，将士们以步枪、机枪打，用手榴弹炸，最后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工事随毁随修，第一道防线被突破，退到第二道防线继续抗击，击溃日军后又举行反攻，把失去的一线阵地再夺回来。正是滇军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的浴血奋战，不仅使敌军损失惨重无法突破禹王山、台儿庄防线，而且让日军在这种坚决的抵抗面前觉得胆寒。
日本报纸曾报道：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之后，曾泽生率部参加武汉保卫战、崇阳之战，参加了南昌会战、长沙会战。一九四零年九月，日军进占越南河内、老街、谅山各地，并围绕云南南部部署兵力。为阻止日军的进犯，第六十军移防滇南河口、个旧、建水、蒙自和屏边一带。一九四一年，曾泽生任第一八四师副师长，一九四二年升任第一八二师师长，一九四三年任第一八四师师长。一九四五年七月起，为配合滇西远征军的反攻，曾泽生在固守阵地的同时，根据上级指示，多次派部队向越南北部的日军开展牵制性进攻，并光复了越南境内的勐烘、坝洒、沙坝等地。罢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九月，曾泽生随卢汉率部入越南受降。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滇军在越南进行整编。曾泽生升任第六十军中将军长，辖一八二、一八四和暂二十一师。一九四六年四月，第六十军被调往东北。在东北，曾泽生先后担任第六十军军长、吉林守备司令、第一兵团副司令等职。蒋介石集团对滇军既想使用又不信任，第六十军到东北后，被分割使用，分散配置，三个师分散各地，不能相互照应，且不归曾泽生管。曾泽生只能指挥军直属分队和工兵营一个连，成了“空军”司令。曾泽生及许多中下级军官对把滇军作为蒋介石嫡系部队护卫的做法，既愤恨和不满，又为第六十军的前途担忧。
五月二十五日，第六十军到东北不到一个月，布防于鞍山的第一八四师五五一团就被东北民主联军歼灭。五月三十日第一八四师在身陷包围、援军不至的形势下，经长期的工作，在党和人民的召唤下，师长潘朔端率领师直属部队及五五二团在海城起义，并通电全国。第一八四师的起义“震撼了整个蒋军”，也给曾泽生以冲击。他曾率领第一八四师参加抗日战争，而这支部队却在海城起义，这使他对国民党嫡系部队那种盛气凌人和见死不救的态度非常气愤，对蒋介石阴谋在内战中消灭异己的方针感到切肤之痛；使他明白了领导的军队，绝不像国民党宣传机构所说的那样不堪一击。
一九四六年秋天，曾泽生率第六十军进驻吉林。一九四七年后，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第六十军接连受到打击。五月，新组建的第一八四师在梅河口被全歼；暂二十一师在撤退途中被民主联军伏击，全师剩下不到一个团的兵力。经过与民主联军的几次交手，全军实力损耗一半。惨痛的损失，如巨钟敲响，惊醒了迷梦中的曾泽生。
一九四八年三月，六十军粮弹殆尽，仍未见到增援，而东北人民解放军（原东北民主联军）却已兵临城下。曾泽生率部撤出吉林退往长春。三月十三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战略要地四平后，即准备歼灭长春之敌，并成立了由肖劲光为司令员、肖华为政委的围城指挥部，统一指挥围城战斗。六月，东北军区根据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将直接打下长春的作战部署改变为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军事打击、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位一体的久困长围的斗争方针，变短时间内大兵团强攻为以小部分主力与独立师久困长围，在围困的同时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守军粮弹俱乏、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
中央为了做好滇军的争取工作，从延安和南方局派员刘浩、陈方等十多个云南籍员干部到东北。朱德总司令还以滇军旧僚的身份，给滇军将领孙渡、曾泽生等人写信，以肺腑之言，要他们发扬滇军护国的光荣传统，站在人民一边。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十分重视策反滇军的工作，一九四六年五月在冀热辽分局成立了一个滇军工作委员会；一九四七年三月东北局成立了两个滇军工作委员会，分别在吉北和吉南开展工作；一九四七年底东北军区政治部成立前方办事处，在吉林和长春之间协同解放军开展对敌政治工作，并直接与第六十军中的地下党组织联系。各主力部队、各省军区都对滇军做了大量政治工作。中央和解放军与第六十军将领有关系的高级将领，包括时任松江省政府副主席、原滇军将领张冲和刚起义的原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也主动做第六十军工作。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派刘浩以公开身份到吉林做陇耀的工作，继而影响曾泽生。第六十军中的员杨重、赵国璋等人也对曾泽生等人做了不少工作。
经过解放军各层次、各种形式的工作，眼见士卒凄苦、百姓遭殃，曾泽生在经历无数的痛楚、无数的自责、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激烈思想斗争后，在解放战争不断胜利的大势所趋下，在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下，他终于认识到：“再不能这样下去了！为全长春十多万老百姓，为全军几万官兵的前途，必须走反蒋起义、向人民赎罪的路。”他毅然接受中国的主张，选择了反蒋起义。曾泽生下定决心后，于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十二日，先后七次与陇耀、白肇学密商，统一思想，进行准备。在讨论到起义后云南及眷属时，曾泽生认为：“革命是要发展到云南的，暂时受些痛苦，以待解放，而且现在蒋介石手忙脚乱，自顾不暇，从情况看，眷属说不定会遭到危险。但为了革命，也只有忍痛。何况中国目前在蒋管区的家庭，哪个又不是在水深火热中受苦呢！决定照原定计划实施，不计后方一切，等革命成功时再替受苦受害的人们去算这笔冤债。”
解放军大举进攻锦州时，曾泽生估计郑洞国及新七军的首脑们都在密切关注锦州方面局势的发展，对第六十军来说，这是一个起义的好时机。十四日，曾泽生派人携带由曾泽生、陇耀、白肇学三人联名要求同意起义的信，与解放军围城部队联系。
第五卷 第六百六十七章 （混混章 节）
第六百六十七章（混混章节）
十四日日，曾泽生派人携带由曾泽生、陇耀、白肇学3人联名要求同意起义的信，与解放军围城部队联系。十六日日，曾泽生正式派第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暂编二十一师副师长任孝宗带着蒋介石命令长春守军突围的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到解放军围城指挥部谈判起义事项。与此同时，曾泽生等人起草了第六十军起义通电，并连夜相继召集暂编二十一师、一八二师及军直营以上军官开会，进行鼓动，表明赞成起义；随后，下达了对新七军布防的命令。同时，曾泽生致信“剿总”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为使长市军民不致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共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日上午，曾泽生与解放军代表刘浩在长春第五四五团见面，共同商量了起义行动问题。入夜，解放军围城部队进入市区接防，曾泽生率第六十军撤出所守的长春东半部，开往九台，第六十军正式起义。一九四九年一月二日，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将起义的原六十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十军”，由曾泽生任军长。
第六十军起义，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与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配合，迫使困守长春西半部的蒋军嫡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的兵团总部及新七军于十八日晚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使长春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了。第六十军的起义，开创了在解放战争中迫使整军起义，实现大城市和平解放的光辉战例。第六十军起义使蒋介石撤退长春、回兵沈阳，全力增援锦州、锦西（今葫芦岛）的计划成为梦想，长春的和平解放，使解放军迅速彻底地拔掉了蒋介石在东北腹地的一颗钉子，使解放军能适时集中全部力量进行辽西会战，从而加速了整个辽沈战役的胜利进程，进而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二十一日，新华社评论指出：第六十军的起义，郑洞国部的投降，这是中国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将继续发生更大变化的象征。因为这一点，长春的解放不但加速了东北的全部解放，而且给所有据守大城市的国民党军队指出了一个前途。曾泽生将军深明大义，毅然起义，为长春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功不可没。
十一月二十九日，曾泽生偕第六十军全体官兵发表了《告国民党军官兵书》，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向国民党广大官兵指出：“摆在全国蒋军前面的只有三条路：或是被歼，或是向人民投降，或是站在人民方面来举行光荣的起义。蒋军官兵中亦不乏有识之士，何去何从，该是时候了！”希望他们毅然站到人民方面来，求一条光明的出路。第六十军起义对云南地方部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长期统战工作和长春起义的影响下，在解放大军逼近云南的形势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率部发动昆明起义，从而加速了云南全境解放的进程。
五十军前身是原国民党军第六十军，为滇军部队，在辽沈战役中于长春起义。一九四九年全军整编后，这支部队被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第50军，军长为原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五十军成立后，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部队进行了政治整训，又补入了许多解放军军官和战斗骨干，全军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
在四野的南下作战中，五十军参加鄂西战役，生俘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军代军长萧炳寅、副军长李维龙以下官七千余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五十军奉命配属第二野战军进军四川，参加成都战役，俘虏国民党军八千一百余人，迫降一万七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一九五零年初，五十军先是在湖北参加农业生产，后因朝鲜战事紧急，五十军又奉命开赴东北集结待命。
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五日，五十军作为第一批入朝部队参战。在第一次战役中，五十军与英二十七旅交手，攻进至铁山地区。因英军退得快，五十军斩获并不多。在第二次战役中，五十军于西线进攻英二十七旅和美二十四师一部，兜着敌军屁股追击，协助兄弟部队解放了北朝鲜全境。一、二次战役五十军的战略地位并不重要，因此少有亮点。
在第三次战役中，五十军较晚突破临津江防线，从正面向汉城推进。本来说兄弟部队都攻到前面去了，五十军该捞不到什么油水。然而这次却时来运转。在高阳以北的碧蹄里地区，五十军击破了美二十五师一个营的阻击，又在仙游里地区击退了英二十九旅皇家来复枪团第一营。这样一来，英二十九旅主力和其皇家重坦克中队被分隔开了。曾泽生大喜，命令一四九师部队抓紧时间攻歼，仙游里的部队则坚决挡住英军主力的救援。英二十九旅组织了一千余兵力和两百门大炮拚死反击，却均被志愿军击退。而一四九师部队则乘夜向皇家重坦克营发动猛攻。英军装备的都是“百人队长式”重坦克，火力充足，可到处都是提着爆破筒、扛着炸药包扑来的中国士兵，英军顾此失彼，防线终于被突破。志愿军杀得兴起，漫山遍野地追杀着英军。到了天亮，皇家重坦克中队被全部歼灭。五十军部队共毙伤俘敌三百余人，缴获击毁坦克三十一辆、装甲车一辆、牵引汽车二十四辆。对于一支急于立功的起义部队来说，这一战绩是足以自豪的。
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五十军一部同三十九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攻入了汉城，其前锋一直冲到三七线附近的水原地区。
在第四次战役中，为打破联合的北进攻势，志愿军采取了“西顶东攻”的战略，在西线以三十八军和五十军背水列阵，顽强顶住美军主力的攻击；在东线志愿军集中四个军兵力进行横城反击作战，以图击破敌军的北进。
五十军位于战线的最西部，在汉城以南地区，背临汉江，迎头挡住美三师、美二十五师、英二十九旅和土耳其一旅的道路。这种阵地防御战是没余地可讲的，守住就守住了，守不住就人地皆失。联合的火力太猛烈了，炮弹像下雨一样。面对优势的敌军，五十军部队昼失夜反，死战不退，以血肉之躯苦苦坚守着